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6年9月20日 星期日

瀕臨絕種數學家

自從認識了愛抱石、跳K-Pop的朋友,我每天對數學和人工智能都知多一點點,因為對方在牛津大學研究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理論。最近他給我看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發表的文章Learning more about Claude's mathematical capabilities,顯示AI模型的數學能力進展神速,在一天半內嘗試拆解數學之謎Riemann Hypothesis,已突破百多年來數學家的引證。最逗笑的是,起初Claude機械人失敗了650次,氣餒地說:「Im ngmi [not gonna make it] bro」於是發指令的員工鼓勵它:「Bro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機械人便振作起來。所以這句激勵語變成朋友的口頭禪,無論在工作或玩樂時,四處替人打氣。

以下是一段對話

 >告诉克劳德解决黎曼假[註]

>失败了650 

>克洛德:我是ngmi(not gonna make it) 兄弟...

>兄弟,相信自己吧

>克劳德:好吧

>锁定

>召唤60个自己

>3100万代币之后

>自己也感到惊讶 

>数学家已证明了41.6%的假说

>克劳德将这一比例推至67.2% 

数学家们:

我们请一个未发布的研究版本克劳德尝试验证黎曼假说。

它没有解决该假设,但在相关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它将黎曼ζ函数中满足假设的零点比例下界从41.6%提高到67.2%

他對數學家的前途,卻看得黯然:「我熱愛解決數學問題,假如一個沒科學底子的高中生,按一鍵就能取得終極答案,我們便完全被代替。」愈抽象的領域,愈可能是AI最擅長的。「去年到NeurIPSICML等國際會議,最頂尖的學者估計兩年後才會被AI取代,今年的晚宴氣氛齊悲,連保守的思想派數學家也感到地位動搖。」朋友扮出哭臉,再舉例道,今年其中一位「數學界諾貝爾獎」Fields Medal得主Jacob Tsimerman教授,幾年前已擔憂純數學家會瀕臨絕種,停止了招收研究生,說無謂令他們失業。獲獎當日,這位教授公布離開多倫多大學的教席,加入OpenAI公司。

我想,朋友和他的同事條件優厚,科技公司更會重金禮聘邀請他們帶領這個新時代,但他們最哀傷的原因,是失去了數學界小圈子的快樂——他們原本像比武般,交流各自鑽研的課題,彼此欣賞,從切磋和競爭中探索奧秘。現在洩氣了,我唯有跟着說:「Bro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註:

黎曼假說(英語:Riemann hypothesis,RH)由德國數學家波恩哈德·黎曼於1859年提出。它是數學中一個重要而又著名的未解決的問題,有「猜想界皇冠」之稱,多年來它吸引了許多出色的數學家為之絞盡腦汁。

1 則留言:

  1. 真正AI素養包括3能力
    我曾在美國的大學教授代數。課堂上真正顯示學生是否理解的,往往不是最後一行答案,而是他能否說明為何選擇某個變量、某一步變形需要什麼條件,及結果是否符合原題情境。學生偶爾算錯,並不可怕;更危險的是得到一個看似漂亮的答案,卻無能力判斷它是否荒謬。這正是AI時代數學教育應重新守住的核心。
    香港正加快推動「全民AI」及數碼教育。這個方向有必要,惟「懂得用AI」不應只等於會輸入提示詞和整理輸出。真正的AI素養至少包括3種能力:把模糊問題轉化為可檢驗的問題;識別AI模型輸出所依賴的假設;在答案不可靠時提出反例或另作驗證。這些能力,恰好也是數學訓練最珍貴卻最容易在追求標準答案時被忽略的部分。
    3改革訓練學生
    因此,第一項改革應是把部分評核由「交答案」改為「解釋判斷」。學生可以用AI完成初稿,但必須在短時間口頭答辯裏解釋方法,回答教師臨時改動條件後結果如何變化。這不是要增加考試壓力,而是要區分理解與複製。即使AI寫出一份完美解答,學生若不能說明其中一個關鍵步驟,教師便知道學習尚未發生。
    第二,課堂應增加「找錯」而非只有「做對」的任務。教師可提供一份混有合理步驟與細微錯誤的AI答案,要求學生找出錯誤、構建反例,並判斷錯誤會在什麼條件下放大。於金融、工程或醫療情境中,錯誤往往不是明顯的算術失誤,而是資料分佈改變、樣本帶有偏差,或AI模型把相關性誤認為因果。學會診斷錯誤,比再完成10道同類題目,更接近真實世界。
    第三,院校應把評核分成清楚的兩類:一類容許並要求使用AI,重點是設定問題、驗證和反思;另一類則在沒有AI協助下檢查基本概念、計算能力與邏輯推理。全面禁止AI,既不現實,也會令學生失去學習如何負責任使用工具的機會;全面放任則會使教師無法知道學生究竟掌握了什麼。兩者並行,方能兼顧工具能力與獨立思考。
    這也要求大學重新理解教師角色。教師不再只是答案的提供者,而更像推理過程的教練——追問假設、設計反例、要求學生比較不同方法的代價。相應地,院校需為教師提供時間和培訓,讓他們重寫題目、建立口試規則,並處理不同學科使用AI的界線,而不能只頒布一份統一的禁止或申報守則。
    院校需重新理解教師角色
    AI確實能夠降低取得答案的成本,但教育的價值從來不止是答案本身。當答案變得便宜,提出好問題、辨認壞答案及為判斷負責,便更昂貴,也更重要。倘香港希望培養的不止是AI使用者,而是能夠在AI環境中做出可靠決策的人才,就應從評核制度開始,不是讓學生證明「我有一個答案」,而是「我知道為什麼可以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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