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以學易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論語》有不少孔子的訓誨意思含糊，各家註解均有不盡妥當之處。與其強解，不如遵從孔子的教導：「不知為不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是其一；其二是《論語．述而》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反觀余中學讀論語、大學接觸周易，可算是早起步，增廣中國文化。

「加」通假，加我數年，即給我數年時間。接着的一句就有爭議，大多解釋為：五十歲學《周易》。史記《孔子世家》的解釋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司馬遷只說孔子晚年學易，卻沒說在五十歲。朱熹採用此說，認為「五十」是誤抄。古書直寫，「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朱熹還為孔子代言：「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

這個解釋有點難明。整部《論語》沒提過《周易》，說孔子學易，只有此則。以孔子之好學又崇拜周公，沒道理要到晚年才學易，學易後又一字不提；其次，《易》基本上是卜筮之書，「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既不信鬼神，且如子貢說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孔子連天道也不講，很難想像他會像司馬遷所說：孔子晚年「喜」易，研究「說卦」呀！第三，孔子說：學易後「可以無大過矣」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大過是學易後不會犯的？

錢穆《論語新解》則認為，「易」並非指《周易》而通「亦」。他指孔子說此語時未到五十歲，全句應句讀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意思是：「如能再假我數年，學至於五十，此後出仕，庶可無大過。」此解釋有說服力嗎？

大老倌家英哥

羅家英，香港著名男演員。早年還是有很多知名的作品。兩日後是羅家英的生日，所以就從斗數來看看其命運人生如何，羅家英的生日是1946年9月22日。

羅家英最為津津樂道的角色有二，《西遊記月光寶盒》中的唐僧和《國產凌凌漆》中的達聞西。神曲《ONLY YOU》伴著師父喋喋不休的三寸不爛之舌，風靡大江南北。達聞西則頂著地中海式禿頭，穿著破舊工字背心短褲和人字拖，提著菜籃子登場。羅家英的這一出場是粵劇“走圓台”的方式，這源於他深厚的粵劇積澱。其實，羅家英最大的成就不在影視，而是在戲曲，在粵劇的傳承與創新之上。
貪狼星入命宮，照會武曲、破軍、七殺、陀羅及鈴星，是為殺破狼入天羅地網格。 古賦云：「貪狼星是一夥好動圓滑之星，主為人八面玲瓏，詩酒文雅，必定是一位演藝之人才」。而本宮照會武曲星，故此須要在三十歲後始能名成利就。
紫微斗數中的「殺破狼」命格，其性格外放、崇尚變動、不耐靜止，在事業上表現出強烈的求新求變特質。他們擁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創新思維，擅長開創事業、改革體制，並勇於突破傳統框架的限制。命宮貪狼主物欲，又主色欲。由於貪狼表現為物欲的爭取，所以又成為擅長交際應酬的表征，然其交際必傾向於酒色財氣。貪狼在辰獨坐，中年後始能發跡。煞忌並臨，少年多災難病患。三方會照鈴星，主有突然發達，獲得橫財跡象。無論火貪格或鈴貪格，貪狼居辰宮入廟旺宮位方真。此外貪狼不喜與陀羅同宮，易因色招災。
七殺居事業宮，主管理能力強，亦主辛勞，凡事必須親力親為。即使下屬從多，仍難安逸。七殺守事業宮者，必須注意後天培養，尤以人和為第一，技能訓練次之。缺此二者，則雖有作為，但同一星系，由於後天修養不同，影響實際命運甚大。有煞而無化忌會合者，則仍以應用利器為主的行業為宜。七殺與鈴同度，則以見金火的行業為佳。七殺與紫府相對，主工作獨當一面。
破軍守財帛宮，不擅理財，其本質為開創財源，其開創財源的方式亦與常人不同，唯財源開創之後，跟隨者亦必眾。會六煞，且易引起極大競爭。破軍守財帛宮，有多方面的財源。破軍守財帛宮者，多主轉變行業然後始能致富，即使見煞忌，轉行之後亦可改善環境。子午宮破軍，對宮為廉相，見廉貞化忌，同破財損耗極大，而且往往功敗垂成。
殺破狼命格者職涯發展中，適合從事富含創意的工作，例如：業務開發、創新設計、行銷企劃等。這些職務需要高度的變通與創造力，正好符合他們的性格與能力特質。他們勇於接受挑戰，擁抱變動，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如魚得水。
在團隊合作中，殺破狼命格者常擔任「點子王」的角色，天馬行空的想法源源不絕。他們擅於打破成規、提出創新方案，為團隊帶來突破性的契機。不過，他們也可能較缺乏耐心，急於求成，需要有穩定的夥伴或領導者適時協助，平衡他們的衝動與耐性。
整體而言，殺破狼命格者在職場上具備獨特的優勢，他們善於應對變動、創新求變，適合從事富有挑戰與創造性的工作。然而，他們的衝動與急躁性格也需要適當的調適與引導，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在變幻的職涯道路上取得成功。
廉貞守福德宮，主忙碌。．即使能自得其樂，其樂趣仍由忙碌而來。一般興趣在於繪畫及攝影。
廉貞與煞曜空劫刑耗同度，主煩躁不安，形神俱勞。或則無事奔忙。廉相與火羊空同宮，則心理上自然產生不可理解的憂慮。廉貞化忌，即主禮樂、文明、體制和理想崩壞，最惡劣的表現為從事非法活動。一般情況下，廉貞主心情，而牽涉的，較傾向於親人的感情；廉貞化忌則主心情翳悶，或者為來自親人的事情而煩惱、傷感。
羅家英身上大部份是傳統的廣東粵劇，但其實十幾歲就跟隨粉菊花唱京劇，日後雖然唱的是粵劇，但有京劇存在身上。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僅香港出品的粵劇電影就達近千部，佔當時香港有聲影片總數的23%。眾多粵劇名伶劇影雙棲，使粵劇的時尚氣質得到充分展示。羅家英也身在其；粵劇演員的表情也是電影的表情，粵劇的表情比較程式化，電影的表情則生動靈活、巧妙貼地。波叔梁醒波是其中表表者，直至周星馳和家英哥，已發揮淋漓盡致。
羅家英在外間經常說一句話，“我唱戲唱了40年，一間房子都買不到，我跟周星馳拍了兩部戲，就買了兩間房子”。做戲收益本就不多，粵劇市場開拓自然更難。還有一些做戲的，在市場上討不到好處，就反過來在藝術上劍走偏鋒，其目的還在於追逐商業利益。
從癸巳大運至甲午大運，事業宮都不錯，天同化祿會太陰運科，進入武曲運科，開始粵劇的演出；但兄弟宮和交友宮會忌煞，與部份拍檔有意見，演出所賺到的錢自然不多。命主自小參與務農工作令他培養出淡泊名利的觀念。因此他沒有因為粵劇發展大不如前而感到迷惘。在18至19歲時，羅家英逐漸當上文武生。期間父親帶他到不同地方，如啟德遊樂場和澳門演出以累積經驗。自1970年起，他組成多個劇團開始粵劇生涯，也是「家英之友」組織創辦人。當年武曲運科變成年權，更會運祿年科，行動造就名氣。
乙未大運，32至41歲命宮天梁運權，會天機化權變成運祿，但財帛宮太陰運忌；天梁化權令本身已經很重原則的天梁傾向於固執。不過，有時候固執可能是必要的，尤其是當天機化祿的機緣需要執行並落實的時候。某些需要監察性很強、原則性很強的工作，使不昏的天梁化權而執緊。
天機、天梁、太陰同屬「機月同梁」一族，所以很容易天機化祿、天梁化權和太陰化忌同見，太陰化忌主損失，也主計劃的勞神、拖延，而且未必得見成效。所以，乙干的天機化祿，提供的機緣是否實在便很重要。太陰主積存、主思慮，太陰化忌，便容易出現積存上的損耗，誘因很多時便由天機化祿而來。太陰化忌也主思慮，可因計劃一再拖延而令人思慮得形神損耗。羅家英曾說一句話，“我唱戲唱了很多年，但它不能令我維持生計。” 香港粵劇自七十年代起已步向式微，因而迫他轉型！粵劇觀眾數目不斷下降，出於生活考慮，他在八十年代曾在香港電台第五台當了4年公務員，成為該台「戲曲台」的開荒牛。這段經歷對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時期，因為當時香港的粵劇市場逐漸萎縮，他一方面可以推廣粵劇，同時亦需要尋找其他的工作來維持生計。
丙申大運，42至51歲命宮七殺，文昌運科，利用聰明才智而出名；父母宮疊祿，會天機疊權。
1991年決定參與電影演出。最初他都只是演繹一些平平無奇的配角，直到參與周星馳電影系列演出後才廣為人熟悉。該年命宮天梁會三重化權，福德宮天同三重祿曜；1994年羅家英在周星馳主演的《國產凌凌漆》中飾演「達聞西」一角，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該年福德宮雙重祿權科，財帛宮亦三重化權，氣勢之高，一時無兩。自此羅家英走紅起來，並多參與搞笑片的演出，其中有些都是周星馳電影，例如《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兩輯系列他都飾演「唐僧」。兩片為羅家英打開了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後期也因而開始多到大陸演出。另外他憑《女人四十》一片贏得1995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同年台灣金馬獎也獲同一殊榮。
戊戌大運，62至71歲命宮武曲，照會貪狼運祿、紫府及廉相。據書云：「武貪吉曜再相逢，祿馬扶身喜氣來」。即家英哥事業、愛情及財運，均屬最佳的狀況。惟武曲照會羊陀、天刑、地劫、廉貞化忌及火星於天羅地網宮位內，恐怕會在最風光的時刻，陷入生命上之大險境地。據書云：「凡晚年時份進入事業大格星系中，多數會出現凶險的情況，除非有吉星高照，否則多會出現病災」。其間仍拍了一些電影，其中以《唐伯虎點秋香2之四大才子》的禿鷹捕頭，為香港觀眾所熟識。

現行經己亥大運，命宮太陽會科忌，會流羊流陀，事業和財帛宮會天梁運科，天梁主原則、公允；也主服務、助人、解厄。文曲化忌主表達、溝通失誤，亦主心情不愉快，有時是涉及親人的分離。與巨門同度，則因是非口舌而煩惱；其間生活雖漸趨淡泊，但仍有其創新之作。

《大鼻子情聖》

2022年底，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演畢10場由羅家英根據黑澤明電影《羅生門》改編而成的粵劇獨角戲《修羅殿》，從劇本創作層面為香港粵劇發展編織新的故事、注入新的思想、探尋新的可能，這在香港粵劇史上恐怕還是“獨一份”。76歲的羅家英劇中挑戰一人分飾六角，用他自己的話說，“改編這部劇並不容易，像是一種自我極限挑戰”，談到箇中因由，他解釋道，對於鍾情故事情節與發展的粵劇戲迷而言，《羅生門》的故事過於單薄。但是想要將這部戲改編成粵劇，就需要創新，以適用於粵劇表演的劇情分割手法(內容銜接)，打破傳統的粵劇舞台與燈光，不斷轉換時空，進而引導觀眾用觀賞影視劇的情緒去了解其中妙趣。
“我相對保守，不會走的太遠。表演上依然是粵劇的樣子，都是按照傳統的程式在做，但故事內容的引進和改編可以大踏步往前走。”羅家英如是說。“2024年6月份，我還有個戲，叫《大鼻子情聖》，是醞釀十年的跨界創新之作，把法國故事搬到香港粵劇的舞台上，作為首屆香港中華文化節的開鑼戲曲節目。”“粵劇藝術是我一生的堅守！”在粵劇傳承創新之路上，“大老倌”羅家英初心不改。

為貝聿銘指路的人

　　　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築大師也非一日煉成的。正如貝聿銘所說：「建築師可說是一種老人的職業，因為你必須在工作了許多年之後，才會被人認可，才有機會讓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貝聿銘走向建築大師的道路上，除了許多年的勤奮工作之外，還要感謝領他入門、為他指路、引路的三位導師。

柯布西耶（左）、葛羅培斯（中）和貝聿銘。

　　俗語說：名師出高徒。把這句話放在貝聿銘的「大師前傳」中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三位導師是愛默生（W. Emerson）、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葛羅培斯（W. Gropius）。他們在美歐建築界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宗師。在這三位名師的影響下，貝聿銘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一個曲折的、富有哲理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八月，剛滿十八歲的貝聿銘帶着夢想，從上海乘船去美國留學。現在我們都知道貝聿銘實現了他的夢想，成為一名建築師。但你是否知道，他的夢想在到達美國的第一個月就破碎了？

　　貝聿銘入讀的賓州大學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其建築系以傳統的學院派教學模式而聞名。它曾培養出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樣的知名校友，因此賓州大學在中國建築界頗有名氣。然而，對於見過上海那些新派建築的貝聿銘，賓州大學那種老派的、因循守舊的建築課程令他感到非常沉悶和失望，把他的建築師之夢摔得粉碎。

　　僅在開學兩周後，貝聿銘就決定離開賓州大學，轉學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改學建築工程。當他站在事業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時，貝聿銘遇到他的第一個指路人──MIT建築學院的院長愛默生。他為貝聿銘指明道路，將他重新領入建築師之門。

　　愛默生是一位學識淵博、愛才好士的教育家。他發現了貝聿銘的藝術天分，於是親自帶他參觀城中的經典建築，終於讓他回心轉意。貝聿銘回憶說：「愛默生對我的早年有重要的影響。就是他說服我去作建築師……那是我的一個轉折點。」

　　不過，愛默生領導下的建築學院也是一座學院派的古堡，不能滿足青年人求新求變的要求。當貝聿銘站在新舊思想的岔路口感到徬徨時，他遇到第二個指路人──法籍建築師柯布西耶。他為貝聿銘指出了新建築的方向。

　　柯布西耶是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之父。一九三五年秋，他帶着歐洲的新學說去美國傳道。雖然柯布西耶在美國的商界和建築界中遇到冷淡的目光，但他在年輕的下一代建築師中看到熱情的面孔。在MIT和哈佛的兩場講座上，他給莘莘學子播下了新思想的種子。貝聿銘說：「在我的建築生涯中，那是最重要的兩天。」

　　柯布西耶毫不客氣地攻擊學院派的哲學。他嘲笑新古典主義和哥德復興風格是「插在女人帽子上的羽毛」。他把房屋稱為「居住的機器」，而不是「凝固的音樂」。他的新美學和對美國現狀的批評，給美國學生當頭一棒。貝聿銘去圖書館找到柯布西耶的三本著作，他說：「這三本書是我的聖經啊！就是這三本書讓我看到了建築的新理念。」

　　雖然看到了新方向，但貝聿銘失望地發現，保守的美國建築教育不可能引導他走上新建築之路。當他站在事業的轉折點感到焦慮時，他看到了那個能引領他大步前進的人──哈佛大學研究生設計學院的院長葛羅培斯。於是，貝聿銘決定去哈佛拜師。

　　葛羅培斯是另一位現代主義運動之父。他在德國創建了一所新式建築學院──「包浩斯」（Bauhaus）。一九三四年，他因受到納粹政權的打壓而逃到英國避難。一九三七年，葛羅培斯帶着一些前包浩斯的教師來到美國。他們給哈佛帶來一套新的思想和教學模式，吸引了各地的學生。貝聿銘說：「我去哈佛就是衝着葛羅培斯去的……後來證明，那個決定對我的事業發展至關重要。」

　　像愛默生一樣，葛羅培斯也十分欣賞貝聿銘的才華，對他精心栽培。不過，貝聿銘並不認同老師提倡的國際化建築風格。他認為，各國各地的氣候、歷史和文化是不同的，因此在建築設計中應體現這些不同的因素。面對學生的質疑，葛羅培斯既沒有壓制，也不反駁，而是鼓勵貝聿銘去探索：「你知道我的觀點，但如果你認為你是對的，那就去做、去證明。」

　　後來，貝聿銘通過他的設計作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證明了地域文化在現代主義建築中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他的設計獲得葛羅培斯的肯定和讚賞。再後來，他在北京香山飯店的設計中應用這個理念，建成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建築。

　　實際上，貝聿銘的求學經歷反映了建築思潮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從賓州大學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再轉到哈佛大學，貝聿銘實現了從學院派向包浩斯學派的轉變。儘管他背離了學院派，但古典式教育給他的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他說：「我非常感謝在哈佛的那些年……但我從不後悔在MIT的日子。」

　　貝聿銘除了在建築上受到大師的影響，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大師們的投影：衣冠楚楚的風格來自葛羅培斯的身教，圓框眼鏡則是柯布西耶式造型。其實，不僅貝聿銘，他那一代的青年建築師哪個不想有一副圓框眼鏡呢？

　　貝聿銘與梁思成是國際知名度最高的兩位華人建築大師。他們都是在美國學習建築，都接受過完整的學院派教育和訓練。在整理這個故事時，我常想：倘若貝聿銘留在賓州大學學習建築，他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梁思成？倘若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即回國，他會不會像梁思那樣，也是一個學院派的傳人？我想這是有可能的。

　　實際上，貝聿銘也想過這樣的問題。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倘若我當年回國，今天的我很可能是一個不同的人。」

　　倘若有人能對這兩位大師做一個比較研究，那將會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影響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對現代建築的民族化進行了長期的探索，並建構了理論框架。貝聿銘對中國內地建築的影響則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他把當代的國際建築潮流介紹給中國，同時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他們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為中國建築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禪修

 早年談過呼吸修行，是郭博士教的。博友曾問：日常呼吸，究竟用胸部還是腹部？這種呼吸二分法，不單是健康問題，可能事關重大。

兩種呼吸法，許多時候，更多人是兩種同時出現，有練過氣功或瑜伽，可能會多一點腹式呼吸；一般人下意識的話，胸式呼吸或會多一點。

腹式呼吸因為吸的量較多，適合運用在運動、唱歌。但兩者並沒比較好或比較差，而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腹式呼吸是橫膈膜跟腹肌參與，吐氣時腹肌微微收縮。每次平均吸入的潮氣量約800cc，每分鐘呼吸次數8至10下就足夠。

胸式呼吸用胸肌、肋間肌，打開胸廓；有統計女性大多用胸式呼吸。潮氣量約500cc，呼吸次數每分鐘14至18下；還要使用頸闊肌，把胸腔上提。當一個人驚恐緊張時，會自動收緊胸式呼吸的肌肉群；運動員要奮力吸入一口氣，例如舉重選手，會用盡肌肉群，引起筋肉橫張。

沒受過訓練的人，當劇烈運動大多使用胸式呼吸法，腹式呼吸的吸氣頻率比較少，這人看起來更加氣定神閒，並不會那麼急促，運動時候耗氧量、換氣量增加，亦不會容易累、感覺不夠氣。

早年南韓梨泰院人踩人事件，女性死者較多，專家指出，可能和男女呼吸習慣不同有關。大多數女性使用胸式，但氣體只進到肺部上方，底部大量肺泡，都沒充分利用，攜帶氧氣較少。女生胸腔容量較少，呼吸花費的工夫比較大，所以若做跟男生一樣的呼吸，女生是比較累，吸到的氧氣亦較少。

AI為您寫傳記

貴州

　　這幾年，素人寫作發展很快。我也有記錄身邊故事，真實樸實，清新可讀。不過，既然是「寫作」就須有文學功底，還需要創作時間。否則，縱有絕佳的故事，也難變成可讀的文本。對於一般人而言，人生是用來過的，而不是用來寫的。但若有了AI助力，就不一樣了。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創意：用手機隨時拍下自己生活的場景，整理之後，把照片視頻「餵」給AI助手，再給它一些提示，它便能把你經歷的場景轉化為文字。這些文字積攢連貫起來，就成了一部個人傳記。也就是說，在AI這個作者筆下，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留下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杜拜

　　幾十年歲月，不論借誰的軀體度過，記錄下來都不啻於一本大書。日記是個性化的史書，可補正史之不足。清末山西有位鄉紳叫劉大鵬，從一八九一年開始寫日記，連續記錄了半個世紀，整理出版為《退想齋日記》，讓後人通過傳統社會讀書人的日常看到了鄉土社會在近代的衰敗與轉變。國民政府普通官員陳克文的日記展示了民國官場百態。史學家鄭天挺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則豐富了我們對這所奇跡般的大學的認識。

　　或許有人會說，我的人生過於普通，不值得留給後人。實際上，沒有兩種人生完全一樣，沒有一種人生可以複製。寫一本自己的傳記，不一定要有補史的宏圖，不一定要給別人看，自己做自己的讀者，也不失為一樁美事。長期寫日記的人大概都有體會，翻讀自己早年的日記，得到的收穫並不比閱讀名家名作少。這就像在熟悉的道路上散步，所得之趣並不亞於在陌生的風景裏旅遊。與日記相比，AI結合場景圖像記錄的生活，或許更細緻更豐富。不過，作為非虛構的創作，傳記亦有其義理辭章。經受大量傳記文本訓練的AI助手已然問世，但如何根據傳主獨一無二的人生，寫出真性情，還是傳記AI面臨解決的課題。

惠州

印度電影教精你 教育真諦在於品德培養

印度電影《人生起跑線》觸動不少深層次問題，但發行到香港，焦點都集中於「怪獸家長」。其實電影真正諷刺對象是印度沒落精英階層，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鳴冤。主角發現不用再向舊精英屈服，也有可能打破現代種姓制度，這才是電影最重要的訊息。種姓是一種社會階層制度，其特點是通過內婚制、繼承的方式傳承某一特定階層的生活方式（通常包括職業、階級、溝通交流習慣、禁忌等）。雖然說許多不同的宗教中都有種姓制度，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種姓將印度社會的人們嚴格地劃分成不同的組別，這一習俗從古時一直流傳至今。印度電影《人生起跑線》(Hindi Medium)，開宗名義探討語言如何造成社會階級的人為分割。

沒落的婆羅門

婆羅門是印度教種姓制度的祭司，主要掌握神權和占卜禍福、壟斷文化教育、報道農時季節、主持王室儀典，在社會中地位是最高的。電影的諷刺對象就是沒落精英階層，只是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擊鼓鳴冤；從主角一家可見他們雖然在月光市場經營不大合法的Ａ貨生意，但單論財力，其實和那些傳統權貴精英階層相去不遠，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把他們劃分的除了虛無飄渺的言談氣質，就是電影的主題語言。印度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國民能否說出標準英語，確是研判一個人出生的最便捷方式，而不少世家大族雖然家道中落，但依然保留了一口標準牛津腔，就像電影那所排名第一的名校，硬件平平無奇，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成員貴氣。

新興中產階級的挑戰

電影主角雖然是市集大亨，但他象徵的街層包括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他們不少是印度ＩＴ新貴，並非傳統精英出生，因為難適應新時代而沒有傳統包袱，逐漸名成利就，乃是主宰社會命脈，由於他們依靠的是適者生存的才智、理工科的技術，以及能夠善用印度人口紅利的網絡經濟，對傳統精英靠「父幹」哪一套可說有先天的抗拒。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值得更多社會認同，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不是通過玩舊精英的遊戲去爭取他們接納；而是反其道而行，定義自己的時代規則，去證明舊精英的不合時宜。《人生起跑線》的一個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主角最終發現，原來英語精英教育的門檻很低，只要捐幾個錢到公立學校，將校舍翻新，買一些英語教材，窮學生就能學習英語。

似曾相識的女校長

至於電影最具可塑性的，最立體的角色，並非主角夫婦，或臉譜性的代表真善美的貧民窟的窮人，而是哪位名校的女校長，可惜並沒有得到深度發揮，否則定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根據角色設定，女校長本身內置窮苦家庭，通過優惠窮人的配額，才得到名校畢業，讀書時備被受歧視。誰不知道自己成為校長，享受了精英階層的特權，卻將教育變成一門生意，參與權貴剝奪窮人學額的密謀、似乎還是 主謀者。

校長角色之所以值得閱讀，除了是反映有印度特色的貪腐文化，還引証了某種古今中外通用的潛規則，他撕毀總理推薦信，趕走買學位的家長，雖然電影沒有交代原因，但我們作為社會生活多年的人，不難明白背後脈絡；不是他不給面子總理，而是根據江湖潛規則，實在太多人找達官貴人、校董、舊生、社會賢達寫推薦信，這些人也不希望得罪人，表面上裝作內者不佢，累積大量人情，但真正希望推薦的會另有渠道私下聯絡校長，於是看見不懂門路的人，校長就可以大模大樣走。同一道理，校長不是不愛捐獻，而是極度需要捐獻，只是捐獻界的潛規則相當成熟，通過哪些中介人，弄那些名堂，都有一個既定程序，不懂規矩的人反正不會是大魚，也就落得奚落他們做自己清廉的宣傳工具。

官僚主義式貪腐

到了最後，即使有學生、家長、老師為人証，指正校長的貪符行為，她也無所畏懼，一來正如她說政客、媒體、警察的子女都是他的家長，大家早已是命運共同體；二來就是被揭發根據印度官僚主義查案、結案，可能需時十多年，往往通過和解不了了之，這更是印度精英階層的強項，《人生起跑線》的主角作為商人，自然知道箇中巧妙，導演才不會像哪些講求惡有惡報的樣板戲，安排一場官司，將女校長收監，製造不符現實的童話高潮。結局其實毫不勵志，卻總算寫實，在印度大受歡迎的原因也許存在於此。

怪獸家長

從香港觀眾角度，可以說幾乎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就讀名校，將來有所成就。影片中的母親米圖也不例外，早早開始催着老公拉吉實地考察當地前五所名校。學校間拼的是資源和地位，家長之間的博弈也不過如此。於是，子女間的教育也隨着影片的主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上升為「階層區化、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

「學區房」在這問題上可謂「首當其衝」。想要闖進一片名校區，夠不夠格，先來看看硬指標：你在那裏買房了嗎？這道看似公平的招生硬杠，足以驅逐掉一大片買不起學區房的中下層。而影片中身為舊街區服裝店的老闆拉吉，雖然不明白妻子米圖為何要擠破腦袋送女兒進名校，但還是禁不住老婆將女兒未來有可能成為「吸毒犯」的假設與現在的擇校掛鉤。於是，他們選擇了最簡單、非暴力的方式，直接買房入住名校區。

不過，擁有「學區房」也只是拿到了在名校門口排隊的資格。這一點，直到拉吉淩晨排隊來拿入學報名表時才發現：他以為的早，遠遠及不了隊伍中熬夜守候着的那些家長。而這一點，對於中國的家長來說，或許並不陌生，有的地方甚至從幼稚園開始，就面臨排隊搶名額的緊張。

但這只不過是參觀名校入場券的開始，接下來的戰役不只是孩子一個人的事，更是考量父母經濟實力、學歷修養的階層之戰。就像影片裏說的，「你筆下的任何一個字和嘴上的任意一句話，都有可能毀了你孩子的前途」。所以「膽戰心驚」這四個字，不僅僅是螢幕上這對父母在學校筆試面試時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也是現實中許多家長面臨孩子入學考時所表現出來的焦慮。可惜這般不辭勞苦，換來的卻是「學校不想錄用店舖老闆的孩子」這樣不予以尊重的拒絕理由。換而言之，「拉吉，你的孩子想讀名校，先看看你自己夠不夠格吧！」

可是父母的資歷和他們的孩子又有何相干？如果教育是信奉所謂的「出生論」，那還要教育又有何用？如果教育只是為了階層固化，誰還願意相信教育公平這四個大字？不過戲劇性的是，拉吉未能送自己的女兒皮雅入讀名校，反倒無意幫了他店裏那位下層階級的孩子。也就是那時，拉吉才知道：名校也必須遵從印度政府的教育公平計劃，留25%的入讀名額給貧困生。

政策顧及到下層階級，卻鮮有考慮到大多數的中層階級，而這部分人也成了教育兩級分化進程中最無奈也最不甘心的一批人。沒政策優惠也沒辦法，心累之餘唯有頭破血流地奔波甚至不惜付諸能力以外的代價。這是現在中國大陸、香港教育界都面臨着的棘手現狀，暫且叫它「被忽略的中產子女教育問題」。或許有一天，各地政府會意識到，一個真正公平的政策在兼顧兩頭的同時，必須穩住中間平衡兩端的重要勢力。

暫不深究這一隱患，回到劇情本身：拉吉夫婦為了女兒前途，不惜造假奪取那25%的名額，甚至將家搬進了貧民窟，做足戲份，騙前來家訪的校方代表。不過，扮窮似乎比裝富更難。像電影裏說的，「如何在貧困中生存是門藝術」。它像一種遺傳病，隨着下層階級的基因，幾世幾代都難有翻身的機會。唯有抓住那25%的機會，他們的孩子們才有可能有那麼點改變他們命運的希望。不過，這個希望也可能隨時破滅，畢竟學校這個小社會裏到處充斥着階層排斥，校園管理上也可能碰到個唯利是圖的生意人校長，還有鑽空子強佔窮人名額的那些偽窮者。

還好拉吉沒有忘記他的出生，亦沒有忘記他的原則。當貧民窟那位教他如何適應窮人生活的鄰居，選擇相信他，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撞車，為皮雅博得入讀名校的課外費用後，拉吉的心被救贖了。而當25%的結果裏有自己女兒卻沒有那位鄰居的兒子時，拉吉的自責心和愧疚感再也無法使他為自己女兒的入讀名校而有絲毫喜悅了。拉吉和米圖醒悟的時候已經晚了，他們的錯已經無法彌補，唯有通過幫助那位鄰居兒子所在的公立學校來獲得一絲救贖感。可是，他們自以為的救贖在那位鄰居登門拜訪後徹底破滅。對於一個有尊嚴的窮人來說，他們渴望的是公平，他們信任的是真誠，可是拉吉和米圖的一再欺騙與演戲，叫那位鄰居徹底失望。「你這不是做慈善。我們不需要施捨！」那位鄰居的話，我想也會刺進那些因做過虧心事而有目的行慈善者的心裏。畢竟這不叫救贖。真正的救贖是在受害者決定給你一條生路的時候，像拉吉那樣，毅然決然地堅持早該走的對的方向：走進校長辦公室，坦白一切，要求學校將名額還給本屬於他的人，而讓自己女兒退學回到本不屬於她的位置。

電影甚至更大膽些，就在校長撕下真面目，稱教育不過一筆生意，勸拉吉現實些的時候，拉吉依然堅守內心，最終選擇在舞臺上撕掉這位偽教育者的假崇高面目，並當眾承認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承擔過去的一切欺騙行為，同時道明了內心最真實的反思。教育，應該是學校的幸運，而不是孩子們的幸運。如果學校的人格教育只不過是口號式的喊喊，那還不如回到平民窟，最起碼學到的是生活裏真誠的「分享即是關愛」。最後，米圖也是迷途知返，她不但沒有埋怨她的丈夫，反而將女兒皮雅送去了她之前一直看不上的公立學校。這一點出乎拉吉意料，但米圖的回答也是意味深長：「因為我以你為傲，所以我希望女兒也像她爸爸那樣勇敢。」是的，公立學校培養出了像拉吉那樣有自我反省意識，並能挑戰權威，勇於承擔錯誤的學生，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塑造作為人的品質！

特朗普與魯迅 綽號作武器

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曾被人起過綽號（港人謂之改花名），也給別人起過綽號。

綽號大概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無傷大雅，朋友間以示親切或欣賞；另一類則是有惡意的，旨在取笑、嘲弄甚至羞辱對方。

想不到這8年，特朗普竟以替別人起綽號，作為攻擊對手、爭取選票的武器。2016年，他給希拉莉起了綽號Crooked Hillary，當選總統；2020年，他稱呼拜登為Sleepy Joe，落選。今年，拜登退選，賀錦麗頂上，特朗普有點手足無措，一來堂堂男子漢給小女子起個羞辱的綽號，未免下品；二來，要給賀錦麗取個妥貼的綽號並不容易。他曾用Kamabla，但這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Laffin'（即諧音laughing）Kamala、Comrade Kamala……都不風行。

前兩屆選舉，希拉莉和拜登都沒以牙還牙，給特朗普起羞辱的綽號。民主黨沒聽取1960年代社區組織家和作家Saul Alinsky（1909－1972）所說：「Ridicule is man's most potent weapon.」（嘲笑是人類最有力的武器），若能激怒對方反擊，對自己更有利。今次，賀錦麗副手沃爾茲（Tim Walz）給特朗普起綽號Weird（怪誕，或港人謂之怪雞）。為了勝選，雙方都不講風度了！

洋場惡少

在中文裏，取笑、嘲笑、譏笑、恥笑、嘲弄……都是用言語貶低和嘲諷別人，再嚴重便是破口大罵了；在英語世界，make fun of（取笑）屬於比較輕微；ridicule（嘲笑）即低貶別人，抬舉自己；deride（譏笑）是以蔑視口吻嘲笑別人，激怒對方才罷休。脾氣好的人可以容忍嘲笑，卻難忍譏笑。Mock（恥笑）則是毫不留情的羞辱，如古希臘劇作家Aristophanes在《雲》（The Clouds）劇中恥笑蘇格拉底。起綽號屬於哪一類？視乎具體情況而定。

中國文人之中，喜歡和擅長給人起綽號者要數魯迅，尤其跟其他文人打筆戰時。魯迅曾用筆名罵施蟄存，施蟄存識破，在報上跟魯迅筆戰。魯迅給他取了「洋場惡少」綽號；解放後，施蟄存被打為右派，遭受批鬥，這個綽號是原因之一。

史學家顧頡剛曾指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激怒魯迅，遭他人身攻擊。顧頡剛患有紅鼻病，魯迅就稱他為「紅鼻」和「鼻公」；在講大禹治水的小說《故事新編．理水》，魯迅創作了一個鼻子紅到發紫的學者「鳥頭先生」，影射顧頡剛。這算不算幼稚的行為？

「起諢名也不易」 

魯迅喜歡和擅長給人起綽號，然而，他給別人起的綽號，沒多少個後世仍通行。誰會記得錢玄同綽號「爬翁」？許廣平叫「害馬」？可是，魯迅給小說人物起的綽號卻傳之後世，例如：阿Q、孔乙己、豆腐西施、假洋鬼子等等。這些人物的綽號，都由專名成了通名，即某類性格人物的典型。阿Q是用精神勝利法自欺的可憐小人物；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則是工作馬虎者的典型。

魯迅甚至認為，一部好小說，須為人物取個容易記得又傳神的綽號。他寫道：「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諢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諢名的罷，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他自己就很欣賞《水滸傳》人物的綽號，如宋江綽號及時雨，扼要地表達了宋江的成功之道；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孫二娘等，則以其外貌為綽號，讓讀者想像其模樣；浪裏白條張順、鼓上蚤時遷、智多星吳用、神行太保戴宗等，則以能力為綽號。

一個精準的綽號，可以省卻作者許多筆墨，形象已經活靈活現於讀者眼前。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亦有同樣文學手法，如Achilles的綽號是跟神行太保異曲同工的Swift-footed；Hector則有綽號「馴馬者」。中國皇帝死後有諡號，等於其綽號，西方並非每個君王皆有綽號，出類拔萃者稱「大帝」，殘民者如俄羅斯的伊凡稱「恐怖伊凡」。

魯迅曾在文中指出，舊時訟師若要控告張三李四，便在狀紙給被告加上綽號如「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縣官一看，不用審犯已覺被告是流氓地痞，大多數罪名成立。

有失斯文

魯迅小時候，原本字豫山，因為同學給他起綽號「雨傘」——豫山的諧音——魯迅受不了，改為豫才，可見綽號威力之大。他童年時，因偷買畫冊遭父親痛打，後來得知是弟弟周建人告發他，便給建人起綽號「讒人」，作為報復；讒人者，進讒言之人也，周建人不明白其意思，魯迅改叫他「十足犯賤」，這已屬於破口大罵。綽號須有一點機智，破口大罵無異於罵街潑婦，有失斯文矣！

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被戲稱為「富士山」，因日本的大清留學生，頭上盤着辮子，戴上白色學生帽，列隊而行，遠望去像行走的富士山。魯迅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國學，同班有錢玄同和周作人等；錢玄同總是坐不安定，無論聽課或下課後聊天討論，總禁不住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魯迅便給他取了綽號「爬來爬去」，四個字的綽號稍嫌累贅，後來簡化作「爬翁」。魯迅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道：「《新青年》二號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託爬翁矣。」此「爬翁」即錢玄同。

罕有白象

這類綽號沒冒犯意味，近乎暱稱。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錢玄同給魯迅起綽號「貓頭鷹」，以魯迅經常凝神默坐，雙眼瞪着前方、極像佇立枝頭的貓頭鷹；林語堂給魯迅起的綽號是「白象」，並解釋：白象很罕有，特別可貴云云。林語堂是否以英文White Elephant揶揄魯迅？則無從稽考了。魯迅倒喜歡這個綽號，暱稱兒子海嬰為「小白象」。

魯迅對親人也起親暱的綽號。他弟弟周作人的綽號是「都路」，日語意思是仙鶴；周作人頗喜歡這個綽號，曾用「鶴生」為筆名。魯迅曾給許廣平起兩個綽號，一是「小刺蝟」，因他喜歡刺蝟，有個石刻的刺蝟鎮紙，另一個綽號是「害馬」；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發起運動，趕走壓制學生運動的校長，校長公布：將許廣平「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魯迅自此䁥稱許廣平為「害馬」，即害群之馬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