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以學易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論語》有不少孔子的訓誨意思含糊，各家註解均有不盡妥當之處。與其強解，不如遵從孔子的教導：「不知為不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是其一；其二是《論語．述而》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反觀余中學讀論語、大學接觸周易，可算是早起步，增廣中國文化。

「加」通假，加我數年，即給我數年時間。接着的一句就有爭議，大多解釋為：五十歲學《周易》。史記《孔子世家》的解釋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司馬遷只說孔子晚年學易，卻沒說在五十歲。朱熹採用此說，認為「五十」是誤抄。古書直寫，「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朱熹還為孔子代言：「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

這個解釋有點難明。整部《論語》沒提過《周易》，說孔子學易，只有此則。以孔子之好學又崇拜周公，沒道理要到晚年才學易，學易後又一字不提；其次，《易》基本上是卜筮之書，「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既不信鬼神，且如子貢說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孔子連天道也不講，很難想像他會像司馬遷所說：孔子晚年「喜」易，研究「說卦」呀！第三，孔子說：學易後「可以無大過矣」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大過是學易後不會犯的？

錢穆《論語新解》則認為，「易」並非指《周易》而通「亦」。他指孔子說此語時未到五十歲，全句應句讀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意思是：「如能再假我數年，學至於五十，此後出仕，庶可無大過。」此解釋有說服力嗎？

大老倌家英哥

羅家英，香港著名男演員。早年還是有很多知名的作品。兩日後是羅家英的生日，所以就從斗數來看看其命運人生如何，羅家英的生日是1946年9月22日。

羅家英最為津津樂道的角色有二，《西遊記月光寶盒》中的唐僧和《國產凌凌漆》中的達聞西。神曲《ONLY YOU》伴著師父喋喋不休的三寸不爛之舌，風靡大江南北。達聞西則頂著地中海式禿頭，穿著破舊工字背心短褲和人字拖，提著菜籃子登場。羅家英的這一出場是粵劇“走圓台”的方式，這源於他深厚的粵劇積澱。其實，羅家英最大的成就不在影視，而是在戲曲，在粵劇的傳承與創新之上。
貪狼星入命宮，照會武曲、破軍、七殺、陀羅及鈴星，是為殺破狼入天羅地網格。 古賦云：「貪狼星是一夥好動圓滑之星，主為人八面玲瓏，詩酒文雅，必定是一位演藝之人才」。而本宮照會武曲星，故此須要在三十歲後始能名成利就。
紫微斗數中的「殺破狼」命格，其性格外放、崇尚變動、不耐靜止，在事業上表現出強烈的求新求變特質。他們擁有敏銳的洞察力與創新思維，擅長開創事業、改革體制，並勇於突破傳統框架的限制。命宮貪狼主物欲，又主色欲。由於貪狼表現為物欲的爭取，所以又成為擅長交際應酬的表征，然其交際必傾向於酒色財氣。貪狼在辰獨坐，中年後始能發跡。煞忌並臨，少年多災難病患。三方會照鈴星，主有突然發達，獲得橫財跡象。無論火貪格或鈴貪格，貪狼居辰宮入廟旺宮位方真。此外貪狼不喜與陀羅同宮，易因色招災。
七殺居事業宮，主管理能力強，亦主辛勞，凡事必須親力親為。即使下屬從多，仍難安逸。七殺守事業宮者，必須注意後天培養，尤以人和為第一，技能訓練次之。缺此二者，則雖有作為，但同一星系，由於後天修養不同，影響實際命運甚大。有煞而無化忌會合者，則仍以應用利器為主的行業為宜。七殺與鈴同度，則以見金火的行業為佳。七殺與紫府相對，主工作獨當一面。
破軍守財帛宮，不擅理財，其本質為開創財源，其開創財源的方式亦與常人不同，唯財源開創之後，跟隨者亦必眾。會六煞，且易引起極大競爭。破軍守財帛宮，有多方面的財源。破軍守財帛宮者，多主轉變行業然後始能致富，即使見煞忌，轉行之後亦可改善環境。子午宮破軍，對宮為廉相，見廉貞化忌，同破財損耗極大，而且往往功敗垂成。
殺破狼命格者職涯發展中，適合從事富含創意的工作，例如：業務開發、創新設計、行銷企劃等。這些職務需要高度的變通與創造力，正好符合他們的性格與能力特質。他們勇於接受挑戰，擁抱變動，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如魚得水。
在團隊合作中，殺破狼命格者常擔任「點子王」的角色，天馬行空的想法源源不絕。他們擅於打破成規、提出創新方案，為團隊帶來突破性的契機。不過，他們也可能較缺乏耐心，急於求成，需要有穩定的夥伴或領導者適時協助，平衡他們的衝動與耐性。
整體而言，殺破狼命格者在職場上具備獨特的優勢，他們善於應對變動、創新求變，適合從事富有挑戰與創造性的工作。然而，他們的衝動與急躁性格也需要適當的調適與引導，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在變幻的職涯道路上取得成功。
廉貞守福德宮，主忙碌。．即使能自得其樂，其樂趣仍由忙碌而來。一般興趣在於繪畫及攝影。
廉貞與煞曜空劫刑耗同度，主煩躁不安，形神俱勞。或則無事奔忙。廉相與火羊空同宮，則心理上自然產生不可理解的憂慮。廉貞化忌，即主禮樂、文明、體制和理想崩壞，最惡劣的表現為從事非法活動。一般情況下，廉貞主心情，而牽涉的，較傾向於親人的感情；廉貞化忌則主心情翳悶，或者為來自親人的事情而煩惱、傷感。
羅家英身上大部份是傳統的廣東粵劇，但其實十幾歲就跟隨粉菊花唱京劇，日後雖然唱的是粵劇，但有京劇存在身上。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僅香港出品的粵劇電影就達近千部，佔當時香港有聲影片總數的23%。眾多粵劇名伶劇影雙棲，使粵劇的時尚氣質得到充分展示。羅家英也身在其；粵劇演員的表情也是電影的表情，粵劇的表情比較程式化，電影的表情則生動靈活、巧妙貼地。波叔梁醒波是其中表表者，直至周星馳和家英哥，已發揮淋漓盡致。
羅家英在外間經常說一句話，“我唱戲唱了40年，一間房子都買不到，我跟周星馳拍了兩部戲，就買了兩間房子”。做戲收益本就不多，粵劇市場開拓自然更難。還有一些做戲的，在市場上討不到好處，就反過來在藝術上劍走偏鋒，其目的還在於追逐商業利益。
從癸巳大運至甲午大運，事業宮都不錯，天同化祿會太陰運科，進入武曲運科，開始粵劇的演出；但兄弟宮和交友宮會忌煞，與部份拍檔有意見，演出所賺到的錢自然不多。命主自小參與務農工作令他培養出淡泊名利的觀念。因此他沒有因為粵劇發展大不如前而感到迷惘。在18至19歲時，羅家英逐漸當上文武生。期間父親帶他到不同地方，如啟德遊樂場和澳門演出以累積經驗。自1970年起，他組成多個劇團開始粵劇生涯，也是「家英之友」組織創辦人。當年武曲運科變成年權，更會運祿年科，行動造就名氣。
乙未大運，32至41歲命宮天梁運權，會天機化權變成運祿，但財帛宮太陰運忌；天梁化權令本身已經很重原則的天梁傾向於固執。不過，有時候固執可能是必要的，尤其是當天機化祿的機緣需要執行並落實的時候。某些需要監察性很強、原則性很強的工作，使不昏的天梁化權而執緊。
天機、天梁、太陰同屬「機月同梁」一族，所以很容易天機化祿、天梁化權和太陰化忌同見，太陰化忌主損失，也主計劃的勞神、拖延，而且未必得見成效。所以，乙干的天機化祿，提供的機緣是否實在便很重要。太陰主積存、主思慮，太陰化忌，便容易出現積存上的損耗，誘因很多時便由天機化祿而來。太陰化忌也主思慮，可因計劃一再拖延而令人思慮得形神損耗。羅家英曾說一句話，“我唱戲唱了很多年，但它不能令我維持生計。” 香港粵劇自七十年代起已步向式微，因而迫他轉型！粵劇觀眾數目不斷下降，出於生活考慮，他在八十年代曾在香港電台第五台當了4年公務員，成為該台「戲曲台」的開荒牛。這段經歷對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時期，因為當時香港的粵劇市場逐漸萎縮，他一方面可以推廣粵劇，同時亦需要尋找其他的工作來維持生計。
丙申大運，42至51歲命宮七殺，文昌運科，利用聰明才智而出名；父母宮疊祿，會天機疊權。
1991年決定參與電影演出。最初他都只是演繹一些平平無奇的配角，直到參與周星馳電影系列演出後才廣為人熟悉。該年命宮天梁會三重化權，福德宮天同三重祿曜；1994年羅家英在周星馳主演的《國產凌凌漆》中飾演「達聞西」一角，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該年福德宮雙重祿權科，財帛宮亦三重化權，氣勢之高，一時無兩。自此羅家英走紅起來，並多參與搞笑片的演出，其中有些都是周星馳電影，例如《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兩輯系列他都飾演「唐僧」。兩片為羅家英打開了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後期也因而開始多到大陸演出。另外他憑《女人四十》一片贏得1995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同年台灣金馬獎也獲同一殊榮。
戊戌大運，62至71歲命宮武曲，照會貪狼運祿、紫府及廉相。據書云：「武貪吉曜再相逢，祿馬扶身喜氣來」。即家英哥事業、愛情及財運，均屬最佳的狀況。惟武曲照會羊陀、天刑、地劫、廉貞化忌及火星於天羅地網宮位內，恐怕會在最風光的時刻，陷入生命上之大險境地。據書云：「凡晚年時份進入事業大格星系中，多數會出現凶險的情況，除非有吉星高照，否則多會出現病災」。其間仍拍了一些電影，其中以《唐伯虎點秋香2之四大才子》的禿鷹捕頭，為香港觀眾所熟識。

現行經己亥大運，命宮太陽會科忌，會流羊流陀，事業和財帛宮會天梁運科，天梁主原則、公允；也主服務、助人、解厄。文曲化忌主表達、溝通失誤，亦主心情不愉快，有時是涉及親人的分離。與巨門同度，則因是非口舌而煩惱；其間生活雖漸趨淡泊，但仍有其創新之作。

《大鼻子情聖》

2022年底，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演畢10場由羅家英根據黑澤明電影《羅生門》改編而成的粵劇獨角戲《修羅殿》，從劇本創作層面為香港粵劇發展編織新的故事、注入新的思想、探尋新的可能，這在香港粵劇史上恐怕還是“獨一份”。76歲的羅家英劇中挑戰一人分飾六角，用他自己的話說，“改編這部劇並不容易，像是一種自我極限挑戰”，談到箇中因由，他解釋道，對於鍾情故事情節與發展的粵劇戲迷而言，《羅生門》的故事過於單薄。但是想要將這部戲改編成粵劇，就需要創新，以適用於粵劇表演的劇情分割手法(內容銜接)，打破傳統的粵劇舞台與燈光，不斷轉換時空，進而引導觀眾用觀賞影視劇的情緒去了解其中妙趣。
“我相對保守，不會走的太遠。表演上依然是粵劇的樣子，都是按照傳統的程式在做，但故事內容的引進和改編可以大踏步往前走。”羅家英如是說。“2024年6月份，我還有個戲，叫《大鼻子情聖》，是醞釀十年的跨界創新之作，把法國故事搬到香港粵劇的舞台上，作為首屆香港中華文化節的開鑼戲曲節目。”“粵劇藝術是我一生的堅守！”在粵劇傳承創新之路上，“大老倌”羅家英初心不改。

為貝聿銘指路的人

　　　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築大師也非一日煉成的。正如貝聿銘所說：「建築師可說是一種老人的職業，因為你必須在工作了許多年之後，才會被人認可，才有機會讓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貝聿銘走向建築大師的道路上，除了許多年的勤奮工作之外，還要感謝領他入門、為他指路、引路的三位導師。

柯布西耶（左）、葛羅培斯（中）和貝聿銘。

　　俗語說：名師出高徒。把這句話放在貝聿銘的「大師前傳」中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三位導師是愛默生（W. Emerson）、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葛羅培斯（W. Gropius）。他們在美歐建築界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宗師。在這三位名師的影響下，貝聿銘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一個曲折的、富有哲理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八月，剛滿十八歲的貝聿銘帶着夢想，從上海乘船去美國留學。現在我們都知道貝聿銘實現了他的夢想，成為一名建築師。但你是否知道，他的夢想在到達美國的第一個月就破碎了？

　　貝聿銘入讀的賓州大學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其建築系以傳統的學院派教學模式而聞名。它曾培養出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樣的知名校友，因此賓州大學在中國建築界頗有名氣。然而，對於見過上海那些新派建築的貝聿銘，賓州大學那種老派的、因循守舊的建築課程令他感到非常沉悶和失望，把他的建築師之夢摔得粉碎。

　　僅在開學兩周後，貝聿銘就決定離開賓州大學，轉學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改學建築工程。當他站在事業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時，貝聿銘遇到他的第一個指路人──MIT建築學院的院長愛默生。他為貝聿銘指明道路，將他重新領入建築師之門。

　　愛默生是一位學識淵博、愛才好士的教育家。他發現了貝聿銘的藝術天分，於是親自帶他參觀城中的經典建築，終於讓他回心轉意。貝聿銘回憶說：「愛默生對我的早年有重要的影響。就是他說服我去作建築師……那是我的一個轉折點。」

　　不過，愛默生領導下的建築學院也是一座學院派的古堡，不能滿足青年人求新求變的要求。當貝聿銘站在新舊思想的岔路口感到徬徨時，他遇到第二個指路人──法籍建築師柯布西耶。他為貝聿銘指出了新建築的方向。

　　柯布西耶是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之父。一九三五年秋，他帶着歐洲的新學說去美國傳道。雖然柯布西耶在美國的商界和建築界中遇到冷淡的目光，但他在年輕的下一代建築師中看到熱情的面孔。在MIT和哈佛的兩場講座上，他給莘莘學子播下了新思想的種子。貝聿銘說：「在我的建築生涯中，那是最重要的兩天。」

　　柯布西耶毫不客氣地攻擊學院派的哲學。他嘲笑新古典主義和哥德復興風格是「插在女人帽子上的羽毛」。他把房屋稱為「居住的機器」，而不是「凝固的音樂」。他的新美學和對美國現狀的批評，給美國學生當頭一棒。貝聿銘去圖書館找到柯布西耶的三本著作，他說：「這三本書是我的聖經啊！就是這三本書讓我看到了建築的新理念。」

　　雖然看到了新方向，但貝聿銘失望地發現，保守的美國建築教育不可能引導他走上新建築之路。當他站在事業的轉折點感到焦慮時，他看到了那個能引領他大步前進的人──哈佛大學研究生設計學院的院長葛羅培斯。於是，貝聿銘決定去哈佛拜師。

　　葛羅培斯是另一位現代主義運動之父。他在德國創建了一所新式建築學院──「包浩斯」（Bauhaus）。一九三四年，他因受到納粹政權的打壓而逃到英國避難。一九三七年，葛羅培斯帶着一些前包浩斯的教師來到美國。他們給哈佛帶來一套新的思想和教學模式，吸引了各地的學生。貝聿銘說：「我去哈佛就是衝着葛羅培斯去的……後來證明，那個決定對我的事業發展至關重要。」

　　像愛默生一樣，葛羅培斯也十分欣賞貝聿銘的才華，對他精心栽培。不過，貝聿銘並不認同老師提倡的國際化建築風格。他認為，各國各地的氣候、歷史和文化是不同的，因此在建築設計中應體現這些不同的因素。面對學生的質疑，葛羅培斯既沒有壓制，也不反駁，而是鼓勵貝聿銘去探索：「你知道我的觀點，但如果你認為你是對的，那就去做、去證明。」

　　後來，貝聿銘通過他的設計作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證明了地域文化在現代主義建築中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他的設計獲得葛羅培斯的肯定和讚賞。再後來，他在北京香山飯店的設計中應用這個理念，建成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建築。

　　實際上，貝聿銘的求學經歷反映了建築思潮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從賓州大學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再轉到哈佛大學，貝聿銘實現了從學院派向包浩斯學派的轉變。儘管他背離了學院派，但古典式教育給他的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他說：「我非常感謝在哈佛的那些年……但我從不後悔在MIT的日子。」

　　貝聿銘除了在建築上受到大師的影響，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大師們的投影：衣冠楚楚的風格來自葛羅培斯的身教，圓框眼鏡則是柯布西耶式造型。其實，不僅貝聿銘，他那一代的青年建築師哪個不想有一副圓框眼鏡呢？

　　貝聿銘與梁思成是國際知名度最高的兩位華人建築大師。他們都是在美國學習建築，都接受過完整的學院派教育和訓練。在整理這個故事時，我常想：倘若貝聿銘留在賓州大學學習建築，他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梁思成？倘若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即回國，他會不會像梁思那樣，也是一個學院派的傳人？我想這是有可能的。

　　實際上，貝聿銘也想過這樣的問題。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倘若我當年回國，今天的我很可能是一個不同的人。」

　　倘若有人能對這兩位大師做一個比較研究，那將會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影響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對現代建築的民族化進行了長期的探索，並建構了理論框架。貝聿銘對中國內地建築的影響則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他把當代的國際建築潮流介紹給中國，同時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他們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為中國建築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禪修

 早年談過呼吸修行，是郭博士教的。博友曾問：日常呼吸，究竟用胸部還是腹部？這種呼吸二分法，不單是健康問題，可能事關重大。

兩種呼吸法，許多時候，更多人是兩種同時出現，有練過氣功或瑜伽，可能會多一點腹式呼吸；一般人下意識的話，胸式呼吸或會多一點。

腹式呼吸因為吸的量較多，適合運用在運動、唱歌。但兩者並沒比較好或比較差，而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腹式呼吸是橫膈膜跟腹肌參與，吐氣時腹肌微微收縮。每次平均吸入的潮氣量約800cc，每分鐘呼吸次數8至10下就足夠。

胸式呼吸用胸肌、肋間肌，打開胸廓；有統計女性大多用胸式呼吸。潮氣量約500cc，呼吸次數每分鐘14至18下；還要使用頸闊肌，把胸腔上提。當一個人驚恐緊張時，會自動收緊胸式呼吸的肌肉群；運動員要奮力吸入一口氣，例如舉重選手，會用盡肌肉群，引起筋肉橫張。

沒受過訓練的人，當劇烈運動大多使用胸式呼吸法，腹式呼吸的吸氣頻率比較少，這人看起來更加氣定神閒，並不會那麼急促，運動時候耗氧量、換氣量增加，亦不會容易累、感覺不夠氣。

早年南韓梨泰院人踩人事件，女性死者較多，專家指出，可能和男女呼吸習慣不同有關。大多數女性使用胸式，但氣體只進到肺部上方，底部大量肺泡，都沒充分利用，攜帶氧氣較少。女生胸腔容量較少，呼吸花費的工夫比較大，所以若做跟男生一樣的呼吸，女生是比較累，吸到的氧氣亦較少。

AI為您寫傳記

貴州

　　這幾年，素人寫作發展很快。我也有記錄身邊故事，真實樸實，清新可讀。不過，既然是「寫作」就須有文學功底，還需要創作時間。否則，縱有絕佳的故事，也難變成可讀的文本。對於一般人而言，人生是用來過的，而不是用來寫的。但若有了AI助力，就不一樣了。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創意：用手機隨時拍下自己生活的場景，整理之後，把照片視頻「餵」給AI助手，再給它一些提示，它便能把你經歷的場景轉化為文字。這些文字積攢連貫起來，就成了一部個人傳記。也就是說，在AI這個作者筆下，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留下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杜拜

　　幾十年歲月，不論借誰的軀體度過，記錄下來都不啻於一本大書。日記是個性化的史書，可補正史之不足。清末山西有位鄉紳叫劉大鵬，從一八九一年開始寫日記，連續記錄了半個世紀，整理出版為《退想齋日記》，讓後人通過傳統社會讀書人的日常看到了鄉土社會在近代的衰敗與轉變。國民政府普通官員陳克文的日記展示了民國官場百態。史學家鄭天挺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則豐富了我們對這所奇跡般的大學的認識。

　　或許有人會說，我的人生過於普通，不值得留給後人。實際上，沒有兩種人生完全一樣，沒有一種人生可以複製。寫一本自己的傳記，不一定要有補史的宏圖，不一定要給別人看，自己做自己的讀者，也不失為一樁美事。長期寫日記的人大概都有體會，翻讀自己早年的日記，得到的收穫並不比閱讀名家名作少。這就像在熟悉的道路上散步，所得之趣並不亞於在陌生的風景裏旅遊。與日記相比，AI結合場景圖像記錄的生活，或許更細緻更豐富。不過，作為非虛構的創作，傳記亦有其義理辭章。經受大量傳記文本訓練的AI助手已然問世，但如何根據傳主獨一無二的人生，寫出真性情，還是傳記AI面臨解決的課題。

惠州

印度電影教精你 教育真諦在於品德培養

印度電影《人生起跑線》觸動不少深層次問題，但發行到香港，焦點都集中於「怪獸家長」。其實電影真正諷刺對象是印度沒落精英階層，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鳴冤。主角發現不用再向舊精英屈服，也有可能打破現代種姓制度，這才是電影最重要的訊息。種姓是一種社會階層制度，其特點是通過內婚制、繼承的方式傳承某一特定階層的生活方式（通常包括職業、階級、溝通交流習慣、禁忌等）。雖然說許多不同的宗教中都有種姓制度，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種姓將印度社會的人們嚴格地劃分成不同的組別，這一習俗從古時一直流傳至今。印度電影《人生起跑線》(Hindi Medium)，開宗名義探討語言如何造成社會階級的人為分割。

沒落的婆羅門

婆羅門是印度教種姓制度的祭司，主要掌握神權和占卜禍福、壟斷文化教育、報道農時季節、主持王室儀典，在社會中地位是最高的。電影的諷刺對象就是沒落精英階層，只是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擊鼓鳴冤；從主角一家可見他們雖然在月光市場經營不大合法的Ａ貨生意，但單論財力，其實和那些傳統權貴精英階層相去不遠，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把他們劃分的除了虛無飄渺的言談氣質，就是電影的主題語言。印度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國民能否說出標準英語，確是研判一個人出生的最便捷方式，而不少世家大族雖然家道中落，但依然保留了一口標準牛津腔，就像電影那所排名第一的名校，硬件平平無奇，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成員貴氣。

新興中產階級的挑戰

電影主角雖然是市集大亨，但他象徵的街層包括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他們不少是印度ＩＴ新貴，並非傳統精英出生，因為難適應新時代而沒有傳統包袱，逐漸名成利就，乃是主宰社會命脈，由於他們依靠的是適者生存的才智、理工科的技術，以及能夠善用印度人口紅利的網絡經濟，對傳統精英靠「父幹」哪一套可說有先天的抗拒。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值得更多社會認同，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不是通過玩舊精英的遊戲去爭取他們接納；而是反其道而行，定義自己的時代規則，去證明舊精英的不合時宜。《人生起跑線》的一個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主角最終發現，原來英語精英教育的門檻很低，只要捐幾個錢到公立學校，將校舍翻新，買一些英語教材，窮學生就能學習英語。

似曾相識的女校長

至於電影最具可塑性的，最立體的角色，並非主角夫婦，或臉譜性的代表真善美的貧民窟的窮人，而是哪位名校的女校長，可惜並沒有得到深度發揮，否則定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根據角色設定，女校長本身內置窮苦家庭，通過優惠窮人的配額，才得到名校畢業，讀書時備被受歧視。誰不知道自己成為校長，享受了精英階層的特權，卻將教育變成一門生意，參與權貴剝奪窮人學額的密謀、似乎還是 主謀者。

校長角色之所以值得閱讀，除了是反映有印度特色的貪腐文化，還引証了某種古今中外通用的潛規則，他撕毀總理推薦信，趕走買學位的家長，雖然電影沒有交代原因，但我們作為社會生活多年的人，不難明白背後脈絡；不是他不給面子總理，而是根據江湖潛規則，實在太多人找達官貴人、校董、舊生、社會賢達寫推薦信，這些人也不希望得罪人，表面上裝作內者不佢，累積大量人情，但真正希望推薦的會另有渠道私下聯絡校長，於是看見不懂門路的人，校長就可以大模大樣走。同一道理，校長不是不愛捐獻，而是極度需要捐獻，只是捐獻界的潛規則相當成熟，通過哪些中介人，弄那些名堂，都有一個既定程序，不懂規矩的人反正不會是大魚，也就落得奚落他們做自己清廉的宣傳工具。

官僚主義式貪腐

到了最後，即使有學生、家長、老師為人証，指正校長的貪符行為，她也無所畏懼，一來正如她說政客、媒體、警察的子女都是他的家長，大家早已是命運共同體；二來就是被揭發根據印度官僚主義查案、結案，可能需時十多年，往往通過和解不了了之，這更是印度精英階層的強項，《人生起跑線》的主角作為商人，自然知道箇中巧妙，導演才不會像哪些講求惡有惡報的樣板戲，安排一場官司，將女校長收監，製造不符現實的童話高潮。結局其實毫不勵志，卻總算寫實，在印度大受歡迎的原因也許存在於此。

怪獸家長

從香港觀眾角度，可以說幾乎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就讀名校，將來有所成就。影片中的母親米圖也不例外，早早開始催着老公拉吉實地考察當地前五所名校。學校間拼的是資源和地位，家長之間的博弈也不過如此。於是，子女間的教育也隨着影片的主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上升為「階層區化、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

「學區房」在這問題上可謂「首當其衝」。想要闖進一片名校區，夠不夠格，先來看看硬指標：你在那裏買房了嗎？這道看似公平的招生硬杠，足以驅逐掉一大片買不起學區房的中下層。而影片中身為舊街區服裝店的老闆拉吉，雖然不明白妻子米圖為何要擠破腦袋送女兒進名校，但還是禁不住老婆將女兒未來有可能成為「吸毒犯」的假設與現在的擇校掛鉤。於是，他們選擇了最簡單、非暴力的方式，直接買房入住名校區。

不過，擁有「學區房」也只是拿到了在名校門口排隊的資格。這一點，直到拉吉淩晨排隊來拿入學報名表時才發現：他以為的早，遠遠及不了隊伍中熬夜守候着的那些家長。而這一點，對於中國的家長來說，或許並不陌生，有的地方甚至從幼稚園開始，就面臨排隊搶名額的緊張。

但這只不過是參觀名校入場券的開始，接下來的戰役不只是孩子一個人的事，更是考量父母經濟實力、學歷修養的階層之戰。就像影片裏說的，「你筆下的任何一個字和嘴上的任意一句話，都有可能毀了你孩子的前途」。所以「膽戰心驚」這四個字，不僅僅是螢幕上這對父母在學校筆試面試時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也是現實中許多家長面臨孩子入學考時所表現出來的焦慮。可惜這般不辭勞苦，換來的卻是「學校不想錄用店舖老闆的孩子」這樣不予以尊重的拒絕理由。換而言之，「拉吉，你的孩子想讀名校，先看看你自己夠不夠格吧！」

可是父母的資歷和他們的孩子又有何相干？如果教育是信奉所謂的「出生論」，那還要教育又有何用？如果教育只是為了階層固化，誰還願意相信教育公平這四個大字？不過戲劇性的是，拉吉未能送自己的女兒皮雅入讀名校，反倒無意幫了他店裏那位下層階級的孩子。也就是那時，拉吉才知道：名校也必須遵從印度政府的教育公平計劃，留25%的入讀名額給貧困生。

政策顧及到下層階級，卻鮮有考慮到大多數的中層階級，而這部分人也成了教育兩級分化進程中最無奈也最不甘心的一批人。沒政策優惠也沒辦法，心累之餘唯有頭破血流地奔波甚至不惜付諸能力以外的代價。這是現在中國大陸、香港教育界都面臨着的棘手現狀，暫且叫它「被忽略的中產子女教育問題」。或許有一天，各地政府會意識到，一個真正公平的政策在兼顧兩頭的同時，必須穩住中間平衡兩端的重要勢力。

暫不深究這一隱患，回到劇情本身：拉吉夫婦為了女兒前途，不惜造假奪取那25%的名額，甚至將家搬進了貧民窟，做足戲份，騙前來家訪的校方代表。不過，扮窮似乎比裝富更難。像電影裏說的，「如何在貧困中生存是門藝術」。它像一種遺傳病，隨着下層階級的基因，幾世幾代都難有翻身的機會。唯有抓住那25%的機會，他們的孩子們才有可能有那麼點改變他們命運的希望。不過，這個希望也可能隨時破滅，畢竟學校這個小社會裏到處充斥着階層排斥，校園管理上也可能碰到個唯利是圖的生意人校長，還有鑽空子強佔窮人名額的那些偽窮者。

還好拉吉沒有忘記他的出生，亦沒有忘記他的原則。當貧民窟那位教他如何適應窮人生活的鄰居，選擇相信他，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撞車，為皮雅博得入讀名校的課外費用後，拉吉的心被救贖了。而當25%的結果裏有自己女兒卻沒有那位鄰居的兒子時，拉吉的自責心和愧疚感再也無法使他為自己女兒的入讀名校而有絲毫喜悅了。拉吉和米圖醒悟的時候已經晚了，他們的錯已經無法彌補，唯有通過幫助那位鄰居兒子所在的公立學校來獲得一絲救贖感。可是，他們自以為的救贖在那位鄰居登門拜訪後徹底破滅。對於一個有尊嚴的窮人來說，他們渴望的是公平，他們信任的是真誠，可是拉吉和米圖的一再欺騙與演戲，叫那位鄰居徹底失望。「你這不是做慈善。我們不需要施捨！」那位鄰居的話，我想也會刺進那些因做過虧心事而有目的行慈善者的心裏。畢竟這不叫救贖。真正的救贖是在受害者決定給你一條生路的時候，像拉吉那樣，毅然決然地堅持早該走的對的方向：走進校長辦公室，坦白一切，要求學校將名額還給本屬於他的人，而讓自己女兒退學回到本不屬於她的位置。

電影甚至更大膽些，就在校長撕下真面目，稱教育不過一筆生意，勸拉吉現實些的時候，拉吉依然堅守內心，最終選擇在舞臺上撕掉這位偽教育者的假崇高面目，並當眾承認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承擔過去的一切欺騙行為，同時道明了內心最真實的反思。教育，應該是學校的幸運，而不是孩子們的幸運。如果學校的人格教育只不過是口號式的喊喊，那還不如回到平民窟，最起碼學到的是生活裏真誠的「分享即是關愛」。最後，米圖也是迷途知返，她不但沒有埋怨她的丈夫，反而將女兒皮雅送去了她之前一直看不上的公立學校。這一點出乎拉吉意料，但米圖的回答也是意味深長：「因為我以你為傲，所以我希望女兒也像她爸爸那樣勇敢。」是的，公立學校培養出了像拉吉那樣有自我反省意識，並能挑戰權威，勇於承擔錯誤的學生，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塑造作為人的品質！

特朗普與魯迅 綽號作武器

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曾被人起過綽號（港人謂之改花名），也給別人起過綽號。

綽號大概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無傷大雅，朋友間以示親切或欣賞；另一類則是有惡意的，旨在取笑、嘲弄甚至羞辱對方。

想不到這8年，特朗普竟以替別人起綽號，作為攻擊對手、爭取選票的武器。2016年，他給希拉莉起了綽號Crooked Hillary，當選總統；2020年，他稱呼拜登為Sleepy Joe，落選。今年，拜登退選，賀錦麗頂上，特朗普有點手足無措，一來堂堂男子漢給小女子起個羞辱的綽號，未免下品；二來，要給賀錦麗取個妥貼的綽號並不容易。他曾用Kamabla，但這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Laffin'（即諧音laughing）Kamala、Comrade Kamala……都不風行。

前兩屆選舉，希拉莉和拜登都沒以牙還牙，給特朗普起羞辱的綽號。民主黨沒聽取1960年代社區組織家和作家Saul Alinsky（1909－1972）所說：「Ridicule is man's most potent weapon.」（嘲笑是人類最有力的武器），若能激怒對方反擊，對自己更有利。今次，賀錦麗副手沃爾茲（Tim Walz）給特朗普起綽號Weird（怪誕，或港人謂之怪雞）。為了勝選，雙方都不講風度了！

洋場惡少

在中文裏，取笑、嘲笑、譏笑、恥笑、嘲弄……都是用言語貶低和嘲諷別人，再嚴重便是破口大罵了；在英語世界，make fun of（取笑）屬於比較輕微；ridicule（嘲笑）即低貶別人，抬舉自己；deride（譏笑）是以蔑視口吻嘲笑別人，激怒對方才罷休。脾氣好的人可以容忍嘲笑，卻難忍譏笑。Mock（恥笑）則是毫不留情的羞辱，如古希臘劇作家Aristophanes在《雲》（The Clouds）劇中恥笑蘇格拉底。起綽號屬於哪一類？視乎具體情況而定。

中國文人之中，喜歡和擅長給人起綽號者要數魯迅，尤其跟其他文人打筆戰時。魯迅曾用筆名罵施蟄存，施蟄存識破，在報上跟魯迅筆戰。魯迅給他取了「洋場惡少」綽號；解放後，施蟄存被打為右派，遭受批鬥，這個綽號是原因之一。

史學家顧頡剛曾指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激怒魯迅，遭他人身攻擊。顧頡剛患有紅鼻病，魯迅就稱他為「紅鼻」和「鼻公」；在講大禹治水的小說《故事新編．理水》，魯迅創作了一個鼻子紅到發紫的學者「鳥頭先生」，影射顧頡剛。這算不算幼稚的行為？

「起諢名也不易」 

魯迅喜歡和擅長給人起綽號，然而，他給別人起的綽號，沒多少個後世仍通行。誰會記得錢玄同綽號「爬翁」？許廣平叫「害馬」？可是，魯迅給小說人物起的綽號卻傳之後世，例如：阿Q、孔乙己、豆腐西施、假洋鬼子等等。這些人物的綽號，都由專名成了通名，即某類性格人物的典型。阿Q是用精神勝利法自欺的可憐小人物；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則是工作馬虎者的典型。

魯迅甚至認為，一部好小說，須為人物取個容易記得又傳神的綽號。他寫道：「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諢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諢名的罷，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他自己就很欣賞《水滸傳》人物的綽號，如宋江綽號及時雨，扼要地表達了宋江的成功之道；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孫二娘等，則以其外貌為綽號，讓讀者想像其模樣；浪裏白條張順、鼓上蚤時遷、智多星吳用、神行太保戴宗等，則以能力為綽號。

一個精準的綽號，可以省卻作者許多筆墨，形象已經活靈活現於讀者眼前。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亦有同樣文學手法，如Achilles的綽號是跟神行太保異曲同工的Swift-footed；Hector則有綽號「馴馬者」。中國皇帝死後有諡號，等於其綽號，西方並非每個君王皆有綽號，出類拔萃者稱「大帝」，殘民者如俄羅斯的伊凡稱「恐怖伊凡」。

魯迅曾在文中指出，舊時訟師若要控告張三李四，便在狀紙給被告加上綽號如「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縣官一看，不用審犯已覺被告是流氓地痞，大多數罪名成立。

有失斯文

魯迅小時候，原本字豫山，因為同學給他起綽號「雨傘」——豫山的諧音——魯迅受不了，改為豫才，可見綽號威力之大。他童年時，因偷買畫冊遭父親痛打，後來得知是弟弟周建人告發他，便給建人起綽號「讒人」，作為報復；讒人者，進讒言之人也，周建人不明白其意思，魯迅改叫他「十足犯賤」，這已屬於破口大罵。綽號須有一點機智，破口大罵無異於罵街潑婦，有失斯文矣！

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被戲稱為「富士山」，因日本的大清留學生，頭上盤着辮子，戴上白色學生帽，列隊而行，遠望去像行走的富士山。魯迅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國學，同班有錢玄同和周作人等；錢玄同總是坐不安定，無論聽課或下課後聊天討論，總禁不住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魯迅便給他取了綽號「爬來爬去」，四個字的綽號稍嫌累贅，後來簡化作「爬翁」。魯迅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道：「《新青年》二號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託爬翁矣。」此「爬翁」即錢玄同。

罕有白象

這類綽號沒冒犯意味，近乎暱稱。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錢玄同給魯迅起綽號「貓頭鷹」，以魯迅經常凝神默坐，雙眼瞪着前方、極像佇立枝頭的貓頭鷹；林語堂給魯迅起的綽號是「白象」，並解釋：白象很罕有，特別可貴云云。林語堂是否以英文White Elephant揶揄魯迅？則無從稽考了。魯迅倒喜歡這個綽號，暱稱兒子海嬰為「小白象」。

魯迅對親人也起親暱的綽號。他弟弟周作人的綽號是「都路」，日語意思是仙鶴；周作人頗喜歡這個綽號，曾用「鶴生」為筆名。魯迅曾給許廣平起兩個綽號，一是「小刺蝟」，因他喜歡刺蝟，有個石刻的刺蝟鎮紙，另一個綽號是「害馬」；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發起運動，趕走壓制學生運動的校長，校長公布：將許廣平「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魯迅自此䁥稱許廣平為「害馬」，即害群之馬的簡稱。

北約與俄戰

美國總統拜登9月13日與訪美的英國首相施紀賢會晤，2人在會中就一系列共同關心的外交政策議題進行深入討論。拜登和施紀賢重申，英美兩國將堅定不移地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並且對伊朗和朝鮮向俄方提供致命武器以及中國支持俄國防工業基礎表示深切關注。

白宮：無意改變限制烏克蘭使用遠程武器的立場

在拜登與施紀賢會晤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同日表示，美方不打算在當日宣布任何改變烏克蘭使用遠程飛彈限制的新政策。

拜登與施紀賢隆重開會討論的，不是怎樣解決各自國家的經濟困境。美國債台高築，實際已瀕臨破產。英國的支出也遠大於收入，無法找出財政資金來填補缺口，兩國經濟已處於危急階段。可是，他們開會的內容卻不關乎這些議題，而是應否用遠程武器攻擊俄羅斯。表面上，應否讓烏克蘭用北約供應的武器遠程攻擊俄，似乎是英美審慎，希望約束烏克蘭。但澤連斯基政權是眾所周知的傀儡政權，沒有最終決定權，權在於北約，在於美國。英美所談的不是應否襲擊俄羅斯，而是衡量後果，害怕觸發大戰，一發不可收拾。英國是附從，只供參謀和作開路先鋒。美國的衡量不是會打擊俄羅斯多少，而是遠攻俄羅斯帶來俄羅斯的反制會否把民主黨的總統選舉希望打掉，是美國政治內部的權力問題，此中當然包括對俄羅斯反制的估計。
庫爾斯克突襲中，佔領了俄部分土地，但代價不小，且沒法固守，反導致烏東頓涅茨克的烏軍陷於被包圍之危險。若遠程侵俄，當然可破壞俄的設施，打擊俄的士氣和普京的威信。然而，俄羅斯已一再設下紅線，即使上幾次被破了紅線，俄的反應還是克制。可是一逼再逼，俄不會絕地反擊嗎？俄還未到絕地，實際還可堅持持久戰。它的考慮便不是單一戰役，而是全盤戰略。哪一條紅線可放，哪一條不可放，主動權在俄羅斯。俄現時的戰略已轉為全面破壞烏克蘭的作戰能力，摧毀烏克蘭國內交通和能源供應的基礎設施，使北約援烏之力不能發揮效果，讓俄軍在戰場上取勝。北約是無力扭轉戰場劣勢，若用北約僱傭軍代替烏軍，一是哪來這麼多兵力？二來後勤供應不繼的話，僱傭軍並不比烏軍強大。
因此，英美商討的結果，即使讓北約與烏軍用英美等武器遠程攻俄，不會佔領俄領土。目的便只是軍事、政治打擊，但也不敢動用核武。俄對之未必可完全防衞，會有所損失，但空襲打不垮普京政權，反會刺激起俄羅斯民族的鬥志。而俄的反擊卻可把烏克蘭與北約的邊境用火力封鎖。波羅的海、波蘭、羅馬尼亞都未必可免受襲。俄的反制，不會是毀滅性，還會有節制，再次示警，讓英美以外的北約國知難而退。

另方面，北約與俄之戰打到這地步，足以顯示未來中美台海之戰亦大有按如此模式演化，中國可及早準備防範，有所針對。

中美之戰

烏克蘭的北約與俄羅斯戰爭，實際是美國與俄羅斯之戰。俄羅斯尋求復興，美國則是堅持和鞏固它的全球霸權，美俄之間便成生死之戰。俄羅斯之後，美國霸權主義最大的敵人是中國。美俄之戰後，若俄敗，便是中美之戰。中美之戰會在短時間出現。一是美國打敗俄羅斯之後，勢必追擊中國，借戰勝之勢，也怕中國借美俄戰爭消耗來突襲美國。二是中國發展迅速，一日千里，美國競爭不過，只能趁早一戰，希望可在中國還未進一步強大之前，壓服中國。
以烏戰為例，中美之戰大致會循烏克蘭模式。一是美國引中國開戰，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有利對華作各種制裁。以俄羅斯的例子，美國現時便要開始經濟圍堵中國，與中國脫鈎，引誘中國開戰只有台獨，美國必然與台獨勢力合作觸怒中國，例如對非台省籍人士迫害，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大權集中於台獨手裏，或轉讓給美國日本等。目的是迫使中國武統，從而把現在開始秘密準備的軍力在台灣戒嚴，對北京作戰。金門、馬祖、澎湖首成戰場。
二是美國以中國開戰為由，召集歐美日韓諸國群起而攻擊、制裁中國，排斥中國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形成多數國家對華聲討，對台聲援的聲勢，以增強內外對華的政治壓力。
三是倣效炸德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的例子，破壞中國與外國最主要的合作項目。一是中俄天然氣石油管道，再來是連接中國與最大外貿夥伴東盟的關鍵基建，中老鐵路作為中國與中南半島各國的核心連接，當會是受襲對象。
四是打擊中國的金融。制裁的力度會比對付俄羅斯為大。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便成為金融攻擊、制裁的首要目標，務必迫使人民幣與港元大貶。
五是在中國包括香港發動顏色革命，製造政治動亂，從中國內地牽制對台的武統行動。
六是一旦開戰，美國用北約或名義全力援助台灣，必然介入華對台灣的封鎖衝突。美國或間接用台獨名義與中國作戰，或用聯軍參戰。甚至如庫爾斯克例子，進攻大陸，擴大戰爭。中國東南沿海，上海以至粵桂或都成戰區，大大重創中國的工業生產與對外貿易，戰爭便大大擴張了。
這樣的中美大戰，中國會是最大損失者，因而中國不能依烏克蘭之戰爭，讓美國牽着走。

龐德公亂世保全術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故事新說──藏明代人物畫名品」展覽第四期（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4，即日至11月30日），包括5件國家一級文物，其中倪端《聘龐圖》取材自三國荊州刺史劉表，聘請隱士龐德的故事。

倪端畫法繼承南宋院體，山石多用「小斧劈皴」、樹杈多用「蟹爪枝」，筆力有勁、連擦帶染。劉表、龐德、僕人等造型細膩，形象鮮明，被譽為明代院體人物畫代表作。身為宮廷畫師的倪端借畫頌今，讚揚皇帝禮賢下士的謙謙風度。

倪端，字仲正，杭州人；代表作有《朝陽臥龍圖》、《捕魚圖》等。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在京城建成20英里長的城牆，廣招天下畫家、工匠為朝廷服務，使南京變成藝術中心。蘇杭等地自南宋以來盛產畫家、文學家，倪端等遂成宮廷畫師之一。

既為御用畫師，作品均為歷任皇帝服務，透過畫作盡顯帝王風度，增加統治合法性。一旦冒犯聖上權威，動輒關進天牢，甚至處死。繪畫《春山讀書圖》的「元四家」之一王蒙（1309－1385），就因胡惟庸案死於獄中。倪端的《聘龐圖》自然亦一筆一驚心。

出身乞丐（一作和尚）的朱元璋，豈能與畫中的荊州刺史劉景升相比？東漢末年，先有黃巾之亂、後有中原混戰，劉表的荊州乃中部地帶，卻是天下太平之地。儘管羅貫中《三國演義》筆下的劉表無大志，卻甚有墨水，把襄陽建立成文化、學術中心。

《聘龐圖》取材

劉表辦官學、設學官、搜集亂世典籍等舉措，使戰亂下文人雅士紛紛避禍荊州，漸漸形成所謂荊州學派；當地高士輩出，最出名莫過於臥龍諸葛亮、鳳雛龐統、水鏡先生司馬徽，其他則有徐元福、尹默、潘濬、王粲等。

《聘龐圖》取材自劉表紓尊降貴，落鄉聘請龐德公（因年齡最長，獲司馬徽稱為公）出山。龐德公一身布衣、腳踏草鞋，雙手支着鋤頭，可見之前正務農，劉表到訪才稍息見客。尊貴的劉表微微欠身，手捧聘書，態度畢恭畢敬。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當地植物以水杉、銀杏、珙桐為主；倪端用「小斧劈皴」技巧畫山石，以「蟹爪枝」畫樹杈；畫中有流水、有蒼松、有茅屋、有高山，把當地自然景觀畫得仔細。畫中人還有附近迴避的僕人，以及站在劉表旁邊的助手。

從《聘龐圖》的氛圍、景色，不難聯想到劉皇叔三顧草廬，可見荊州能人多，潮流興下鄉覓良才。只是當時沒有臉書、LinkedIn，需要像水鏡先生那樣的「agent」，他們的風評足以影響一個人的仕途；龐德公是荊州頭號agent，水鏡、臥龍、鳳雛皆出自他的評價，本身則是龐統的叔父。

龐德公對出仕無興趣，劉表過去多次延攬，皆為其所拒，甚至有傳發死訊相避。不過，他和劉表的確有過一番對話，堪稱亂世保身箴言。有趣的是，這段文字記載，很可能就是倪端創作《聘龐圖》的根據，唯一不同是，畫中沒有龐妻的身影，莫非朱元璋歧視女性？

《後漢書》逸民列傳第73《龐公》記載：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人各有志

劉表在對話中勸龐德公，不要只顧保全自己，要保天下之安危。龐德公笑着回答：樹上的鴻鵠，深海的巨鱉，都求安身之所。人各有志，天下並非一人能保。劉表仍不罷休，指一指旁邊的龐太，表示應當官為家人留些東西，龐德公說：「世人把禍害留給子孫，我卻留下平安給子孫；留的東西雖不同，卻不能說我什麼也沒留下。」

與其說龐德公淡薄名利，毋寧說他不看好劉表。

事實上，曹操208年（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揮軍南下吞併荊州，劉琮率劉瑁、張允等當地強豪投降；龐德公之子龐山民，娶諸葛孔明姐姐為妻，也隨荊州幫北上許都，官至黃門吏部郎；孫龐渙晉朝時擔任牂牁太守。看來，龐德公的子孫都頗叛逆。

好好先生

談起龐德公，不得不提小十歲的司馬徽，正是他把識時務的諸葛亮和龐統推薦給劉備。不過，也許很多人不知道「好好先生」4個字，其實來自司馬徽處世為人的態度。這並非因為他人特別好，樂善好施、風度翩翩，而是別人問他什麼，答案都是一個字──「好！」

《蒙求》徐子光補註記載：「（司馬徽）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司馬徽和龐德公皆不為劉表薦才，《世說新語》註引《司馬徽別傳》，提到他知道劉表個性陰暗，會加害善良之人。所以，每問及當世人物，他絕不下評論，更不揭短，每答必「好！」這大概就是亂世之下，既不害人，也不害己的難言之隱了！

德國成功經驗 啟發本港職教

香港正積極推動以創科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對技術人才，特別是高級技術人才必將有龐大的需求。所以建立多元貫通的職專教育體系尤為必要，一方面有助更具系統性、連貫性高效地培育高級技術人才，另一方面也能為學生提供清晰的發展路徑，吸引年輕人選擇職專教育。對此，德國的經驗對香港如何釋放職專教育潛力有重要啟發。

貫通中學本科 多元進修路徑

以創科為主導發展高增值產業是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服務於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術、數據分析等高增值領域的高級技術人才，既需要掌握精湛的技能，也要具備足夠的理論知識，還要有技術創新能力，單憑職專教育文憑或高級文憑期間的訓練和學習恐有不足，有必要持續進修至本科階段，並在進入職場後持續深造。

事實上，職業教育與傳統學術教育是同等重要但是定位完全不同的教育類型，學生不但要學習理論知識，還要訓練技能，所以要從進修路徑、課程設計、職業晉升階梯等領域着手建立多元貫通的職專教育系統，讓有意成為技術人才的學生盡早進入職業教育體系，並提供多元化的進修路徑，讓學生能根據自身特點和目標選擇適合自己的進修路徑，從而系統、連貫地向上進修。這有助於多元化培育具備不同技能和不同水平的技術人才，將更有助應對香港未來發展對技術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也能為年輕人擴闊發展空間。

德國是全球職業教育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成功之處在於「雙軌制」與多元貫通，即傳統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雙軌並行，以及校內學習與企業學徒訓練雙軌並行，職業教育系統提供多元的持續進修路徑。在德國，小學畢業生便可選擇進入學術教育或職業教育體系，當中有多種不同類型的中學供學生選擇，包括傳統學術中學（Gymnasium），畢業生可獲得有資格升讀學術型大學的高中畢業證書（Abitur）；還有中學（Realschule）和普通中學（Hauptschule），主要提供職業教育。還有綜合中學（Gesamtschule），學生可以自行決定獲得學術大學或職業教育高校入學的資格。

即使是提供職業教育的學校，也有多種類型，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特點選擇不同的進修路徑，比如可以在中學畢業後直接升讀應用科學大學，也可以選擇預先修讀高級職業課程之後再升讀大學，未來還可以進一步修讀碩士學位。此外，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如獲得相應等級的職業資格，也可以申請入讀學術型大學。而全德國約有兩百餘所應用科學大學，超過德國高校總數一半。

在課程科目設置方面，政府、院校、與業界緊密合作，提供與市場需求密切相關的課程，確保學生具備足夠的競爭力，同時滿足業界及本地發展對技術人才的需求。

數據顯示，德國總人口中約有56%擁有職業教育培訓學歷。而入讀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學生中，Abitur持有者的比例逐年攀升，不少持有Abitur的中學畢業生，選擇預先接受職業教育然後再入讀學術型大學。可見，德國社會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並且對職業教育體系高度認可。

德國多元的職業教育體系，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歷進修階梯，既能做到各類型職業教育學歷貫通銜接，也能做到職業教育及學術教育連通，畢業生從初中開始就可以在職業教育體系內拾級而上，既可以獲得企業認可的職業資格，還有資格升讀大學。這種系統性的職業教育架構，令學生根據自身興趣和能力選擇適合的教育方向，並能夠隨時調整，為他們的職業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也為德國培養了多樣化且具有高技能水平的專業人才，對於滿足不同行業的需求起到了關鍵作用。

本港職專訓練多元 系統性不足

本港的職專教育可稱得上有歷史基礎，有質素保障，有發展潛力。特區政府近年也做出過不少努力改進職專教育，除了涵蓋各個行業的高級文憑、文憑、證書，還推出過多種多樣的職專教育學歷，包括中三離校生即可入讀的職專文憑；讓高中生在文憑試框架下，同步修讀職專教育相關課程的職專教育文憑先導計劃；推出應用教育文憑取代毅進課程等等。

不過，本港職專教育體系的進修路徑不夠貫通，各層級職專教育學歷之間的銜接、連通不足，導致人才培養系統性、連貫性不足。學生倘從中學起進入職專教育體系，持續向上進修直至獲得學士學位並不容易，因為高級文憑等職專教育學歷成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難度很大；而本港又缺乏知名應用科學大學，因此成績優異成功報讀銜接學位的學生，傾向進入知名學術型大學。德國的研究已經發現，傳統學術型大學追求卓越的學術成就，科目設置、課程內容的重點在於學術性、理論性而非實用性，這與職業教育的目標有明顯的差異，因而職業教育的參與度較低。

鼓勵轉型應科大 完善學歷階梯

所以本港學生普遍選擇以參加文憑試升讀學術型大學為主流，只有在難以透過文憑試被大學取錄時才會將職專教育視作出路，這也是學生和家長普遍認為職業教育「次一等」而不願修讀職專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德國的經驗，對於香港釋放職專教育潛力有很大的啟發。首先，本港應該謀劃建立多元、貫通的職專教育體系，在中學文憑試之外建立專門的職專教育升學階梯，令學生可以從基礎的職專教育文憑或應用教育文憑，更加順暢的逐步通向應用科學學士學位。也可以考慮設置專門的職專教育升學考試，較文憑試科目少、難度低，學生可憑考試成績加上職專教育文憑直接申請應用科學學士學位課程。

與此同時，也應該開展研究試點建立「應用科學中學」作為職專教育中學，具有中三水平的學生即可入讀，長遠可以考慮小學畢業後即可入讀。學校的科目設置聚焦香港人才緊缺的行業，以及「新型工業化」策略的重點方向，升學機制以升讀高級文憑、或直接升讀應用科學大學為目標。

第二，應該鼓勵更多有潛力的自資院校轉型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從而讓更多職專教育學生有機會接受系統的高等教育，這既有助培養更高水平的技術人才，也有助提升職專教育地位。招生方面，應該設置固定比例，取錄由職專教育體系升學的學生。

第三，現時職專教育院校中，幾乎未見有學校聚焦「新型工業化」開辦課程。事實上，職專類課程開辦新課程成本高，準備周期長，學校承受有關成本相當吃力，特別是與創科藍圖中提出的發展方向緊密相關領域尤為明顯。因此政府應透過給予更多的資助、貸款，或快捷審批等政策誘因，鼓勵學校開辦此類課程。

除此之外，成熟的職專教育體系還需要依託細緻的資歷架構、職業資歷階梯；完善獎學金計劃，以鼓勵學生報讀職專教育課程，還有深度的產教融合、密切的校企合作等一列問題，這些都需要繼續深入規劃、部署。

從大壯卦看美國減息：是禍還是福？

　　最近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回答會否減息時提到，等到通脹回到2%才減息為時已晚，所以現時美國9月減息之說甚囂塵上。聯儲局下次議息日期是9月19日（美國時間9月18日），屆時便知分曉。

　　一般來說，聯儲局開始減息的原因，一是失業率大幅提升，另一是通脹回落。聯儲局看通脹是參考兩個指標，一是CPI(Consumer Price Index)，即消費者物價指數，二是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即個人消費及支出價格指數，前者針對家庭，後者針對企業，而以後者更為精準，因為PCE剔除了石油和食物這兩種價格較為波動的產品，更能體現物價是否平穩。

　　事實上，在過去的18個月，聯儲局已加息11次。由於美國在高通脹壓力下，聯儲局自2022年起重啟加息周期，息口打破自2008年以來新高，使消費者物價指數由高峰期的9%，回落至2024年中約3%。

　　市場原本普遍預期，美國將於2024年步入減息周期。事實上，當7月美國非農業就業數據公布，顯示失業率升至4.3%時，就引發「薩姆(Sahm)效應」，股票市場大挫。所謂「薩姆法則」，是由經濟學家Claudia Sahm提出，作為衡量經濟是否進入衰退的指標，認為當美國3個月平均失業率從12個月低點上升0.5%，便意味經濟進入衰退。

 

「薩姆法則」由經濟學家Claudia Sahm提出，作為衡量經濟是否進入衰退的指標。

　　其實美國7月的「薩姆指標」已達0.5%衰退閾值，所以一些經濟分析師指出，美國當時不減息是錯過時機，如今即使減息也太遲，尤其是接近11月5日的大選，減息與否已滲入政治因素。

　　減息有利民主黨，但聯儲局要如何減息令經濟軟著陸，也很考工夫。而對共和黨的特朗普來說，他已明言不想現階段減息，何況特朗普的政綱，如關稅、減企業稅及反移民政策等，都有利通脹，如果現今減息，而特朗普萬一當選，或會招致美國經濟一片混亂。

　　美國減息是禍是福，在2025年便知結果，所以不妨觸機，以2025年起卦看看。以20為上卦，卦以8除得餘數4，是先天八卦的震卦；以25為下卦，卦以8除得餘數1，是先天八卦的乾卦。上震下乾，即雷天大壯卦。

　　大壯卦的卦義有三種不同的解釋，剛好也反應出大壯卦的三個不同面向：一是陽氣壯盛；二是大撞，嚴重衝突；三是大戕，嚴重傷害。大壯卦，即雷天大壯卦。本卦外卦為震為雷，內卦為乾為天。驚雷響徹天際，便是大壯卦最大的形象。外卦震雷有急於奮起之勢，內卦乾天也如果二者能守正而行，且行為不過度，就能有所作為；如果二者放任過度，就會招致災禍。

　　卦中初九交在最初自身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的時候，就企圖前行，這樣必然有凶險；九二陽爻與六五陰爻相應，即遇事能做到剛中有柔，不會有災禍；九三爻告訴我們在自身力量強大的時候，不要一味地使用蠻力， 而應用智慧取勝；九四爻雖然自身實力強大，但卻十分謙虛，實在難能可貴; 六五爻不在乎眼前得失，而追求長遠利益；上六爻在外在形勢於己不利的時候，堅貞自守，不盲目行動，所以吉祥。

　　大壯卦之所以有「傷」，因其形是兌卦的擴大版，兌卦是一陰在上，兩陽在下；而大壯卦是兩陰在上，四陽在下。兌卦之兌字，可變為悅字，也可變為傷人的銳字，與減息的利弊相應。

　　事實上，減息是雙刃劍，適度使用能激勵經濟，過度使用則可能導致通脹和資產泡沫。而大壯卦的初九是減息之始，爻辭曰：「壯於趾，征凶，有孚。」說的是一定會發生凶禍，而結局是上六爻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羝羊是公羊，只會蠻幹，盲目衝向籬笆，進退不得，若想經濟好轉，過程艱苦。

大壯之歸妹

　　至於變爻，可將上下卦總數相加，20+25=45，爻以6除，得餘數3 ，即三爻變。九三爻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用壯是硬著陸，君子用罔（與網同）是軟著陸，又是「羝羊觸藩」，即硬著陸居多，結果是「羸其角」，即羊角受困，形勢不妙，在自身力量強大的時候，不要一味地使用蠻力， 而應用智慧取勝。九三爻變所得變卦是歸妹卦， 歸妹卦代表立家興業。震為動、為長男；兌為悅、為少女。以少女從長男，產生愛慕之情，有婚姻之動，但老夫少妻卦，難以長久，可見減息周期，由開始至終結，時間不會太長。

內存告急

有什麼東西是你永遠覺得不夠的嗎？答案可能是錢。調侃自己「窮得只剩下錢」的人恐怕也很難放棄對金錢的追逐。答案也可能是時間。明知道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卻總學不會量入為出，和秒針賽跑注定失敗。還有一個答案，那便是手機內存。有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有手機存儲焦慮。身處逼仄的陋室，我們或許尚可泰然待之，面對內存不足的彈窗，我們卻焦慮慌張。

曾幾何時，我們的手機內存已是128GB起步，它的64GB前輩悄然退場，但翻倍到128GB依然不夠用，即便再翻倍到256GB也嫌太少，有些廠商乾脆推出了1 TB的手機，據說2 TB的也已提上了日程。即便如此，內存不足的警報依然時常出現，佔用內存的「罪魁禍首」是APP。手機對於我們的意義，早就不只是通訊，而是它裝載的各類APP。辦事時出行，居家時購物，社交時聯絡，獨處時閱讀，哪一樣離得開APP呢？作為活在手機裏的物種，對我們來說，APP有時候比腳下的星球還真實。而隨着版本不斷更新，APP越來越「胖」，卻也不是「虛胖」，各種功能列隊整齊，等候你的檢閱。這些功能未必是每一個用戶都真實需要的，卻都真實無比地存在於每一個用戶的手機裏。

每個APP裏存儲了大量信息，還有隨手拍下的照片、錄的視頻、截的圖片。你搞不清這些東西什麼時候會用到，而正因為搞不清，它愈發顯出一種神秘的重要性，這就讓你每次起意清理時猶豫不決，手指總是戳不下去，越清理越焦慮。任何一件本應即時捨棄的東西，只要一念之仁留了下來，就有了繼續留下去的理由，留得久了，更無法捨棄。家裏的雜物、水池裏的斑漬、手機裏的信息，無不如此。「存在即合理」這句話，用在這裏正合適不過。內存告急，有時候是內心告急，解決之道，除了換個大容量手機，還需要換個好心情。

手機存儲越做越大，是行業現狀導致的，軟體體積的增大、手機攝影的進步、聊天記錄的增多，讓使用者不再滿足於16GB、32GB記憶體，隨後推出了64、128以及256GB，甚至512GB手機比比皆是，而且到了2022年估計1 TB記憶體手機會越來越多。

 那麼在2024年買手機記憶體選多大合適呢？內行人教你正確選擇，確保手機三年內不會落伍。

 明白自己使用手機的需求

想要知道自己應該買多大記憶體的手機，要先明白日常使用手機都在做什麼，不同的使用方式記憶體佔用也完全不同，但如果你的預算非常充足，那麼不用多想，直接買某一款手機記憶體最大的版本，比如18GB+1TB版本即可。

為何要來香港旅遊?

2024年上半年，香港入境旅客人次超越2000萬，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64.2%。然而自第二季以來，零售數據乏善足陳，遜於市場預期。旅客數量固然可觀，然而他們的消費習慣與模式能否帶動本地經濟增長，則是另一問題。事實上，旅客的來源地與其消費力也必然會掛鈎。

去年首10個月，日本旅客訪港人數跌至疫情前不到四成。過去數年的地緣政治動盪、香港在國際社會上所遭到的聲譽創傷（有不少收看了某些新聞評論的歐美朋友跟我聊天時，經常就着我身處的這座城市提出怪論，為我人身安全「感到擔憂」，讓我啼笑皆非）、內地經濟周期性與結構性的障礙，皆令香港觀光、餐飲、零售業面臨嚴峻挑戰。
疫情過後要振興零售與餐飲業，談何容易？更關鍵的是，我們應當「易地而處」，以旅客角度出發。綜觀全球，為何旅客要來香港觀光？

有好友跟我說，每年都起碼得去巴黎、北海道及峇里島各一趟。巴黎，是為了趕上時裝界與文化氛圍。北海道，是為了在冬天滑雪與體驗「白色聖誕」。峇里島，則是因為其陽光與海灘，充滿着炎夏氣氛與度假「感覺」。她卻反問我，香港又有何「不可錯失」之處，讓旅客每年起碼都要來香港一次？
一、 香港旅遊範式不能是「廉價競爭」，必須為「獨佔性競爭」。
有不少內地金融與學術界朋友跟我說，20年前來香港，是為了體驗內地望塵莫及的開放土壤及文化多元國際性，不介意在這裏花數天甚至一兩星期去感受「香港情懷」。然而，現在除了為公幹開會而來，基本上不會花錢來香港。論廣東省，深圳商店與餐廳種類更多、更具國際特色（雖然香港在精緻餐飲方面還是佔上風），服務相對友善而周全、價錢更為實惠，更甭提包括廣州、中山、珠海在內的大灣區其他城市，又或是廣東以外，福建、浙江、江蘇等發達沿海大省的旅遊熱點。固然眾多內地品牌進駐香港，能為本地居民帶來「體驗內地文化」的機遇。然而，一來有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二來到港旅遊的往往是為了感受內地沒有的特色，香港日益增長的「內地」元素只會令我們在內地旅客眼中相對褪色，失去一定獨特性。
與此同時，香港本應為國際旅客提供前往內地前後的「緩衝地帶」，讓他們在這座對外開放的華洋雜處大都市中，適應中國環境與文化習俗。然而時至今日，英美歐旅客對港有所卻步，而香港旅遊業的「全球化」卻依然是停留在30年前由「全球北方」所壟斷的想像。我們清真食肆數量有限、餐廳服務業普遍對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顧客需求意識不高，何來迎接中東及東盟地區遊客？對於來自於發達地區的旅客，香港服務業的普遍中英文水平堪虞；在上海或北京等內地一線城市的高等學府近年非常積極推動英語教育之下，與當地服務業相比，香港也有所不足，更別說法語或西班牙語的訓練，又怎能迎接歐洲諸國的旅客？
歸根究柢，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以經濟術語來說，國際旅遊業不純粹是一個以「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作主導的市場。也就是說，價錢並非也不應該是最主要的競爭標準。早前跟柬埔寨與印尼負責旅遊政策的官員分別聊天時，我提出了一點：柬埔寨及印尼物價遠比日本低，去年前者卻只錄得540萬人次的旅客數量，後者則為約1100萬左右人次。兩國相對於日本的2500萬人次，都顯得有所落後。此3個國家可比性也許不高，但起碼能說明一點：價錢高低並非旅客作決定的唯一或最主要標準。
即使香港房地產市場再怎麼不景氣，我們的商業租金、物價、勞工薪酬也沒可能會低於深圳、東莞等地（我們也絕不應希望這個情況出現）。更關鍵的是，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固然有局部競爭關係，然而實際上絕對能通過相互協調而促進「共贏」，毋須把自己作繭自縛在一個零和遊戲中。
旅遊業其實是一個「獨佔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市場，沒有任何一處地方能獨攬全世界的所有旅客，各處都是憑着自身質量上的獨特性，利用針對市場有限的影響力去提高自身利潤。用俗語來說，必須是「人無我有」，方能促進旅遊業的經濟實力。
當然，現時香港要面對的，乃「獨佔性競爭」市場中長期必然發生的轉變──也就是其餘競爭者不斷縮小與我們之間的優勢差距，深圳城市規劃的現代性與宏偉性日益鮮明、廣州的「精緻飲食」在「黑珍珠文化」的牽頭下也有所大幅進步。理論上，長期而言獨佔性競爭趨近完全競爭，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絕不能認命，而須發掘新興的「質性區別」（qualitative difference），維持產品差異化，方可重新確立優勢。
二、 香港獨特性基礎依然健在，必須保育發展。
早前去柬埔寨首都金邊開會，在某五星級酒店中，聽到酒吧鋼琴手彈起王菲《容易受傷的女人》旋律，然後便是優美旋律配以絕妙歌詞的陳奕迅名曲《富士山下》，「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走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新興酒吧區中，我聽到梅姐的《夕陽之歌》及羅文的《激光中》。泰國好友會跟我說，每年5月8日都會悼念鄧麗君忌日，並收聽其粵語歌《漫步人生路》。這些都是香港文化及軟實力的代表之作，原因也相對簡單：這些巨星把深厚的中華文化，配以粵語流行曲市井卻不庸俗的氣質，加上來自西方或東瀛的音樂（比方說，林子祥《每一個晚上》），從而創作出一首首時代象徵。
今時今日香港的時代象徵又在哪裏？我們文化多元性的根基理論上依然健在。高度的人才及資訊流通、發達而一等一的硬件配套，甚至不乏市場推廣方面的奇才。樂壇上仍有不少有心有力的中青代，或是獨立創作人，或是以自身價值觀拿捏迎接大眾商業化口味而必須作出的妥協讓步。然而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似乎再也不能如當年般風靡中外。站在旅遊業角度出發，日本和南韓的樂團文化讓他們能吸引大批的星迷去追星，泰國與印尼也成功地把傳統文化融入了旅遊戰略與方針。
反觀香港卻似乎不進則退。事實上，要讓文化旅遊貫徹全座城市，把文化價值融入人民與旅客的主觀經驗，需要的不只是公關或擺設，而是徹底策略性規劃，從這座城市每一個角落、每一街道中皆可找出它們的獨特性，將其保育並同時創新。具體點說，正所謂水清則無魚──若過分側重被賦予過於政治化含義的單調文化建構，忽略了香港與西方、東南亞等地的歷史聯繫，又或是抹去香港的粵語與南嶺文化，這只會令香港變成一個既「無魚」也「無水」的旅遊與文化沙漠。我們必須善用包括M+與故宮博物館在內的建設，鼓勵更多的草根文化革新，把流行文化產業化，為年輕人創造新的就業機遇；同時也要把普羅市民融入文化觀光與旅遊當中，讓旅客感受到我們能海納百川，包容多元。
同時我們也要大聲地跟世界宣告，香港絕非純粹的「購物天堂」與「食點心的地方」。「Shopping and Dimsum」乃屬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口號，沒可能是我們今天的主要推銷口號。有心人提出「城市散步」的學問，為港人及旅客提供了重新認識香港的上乘方法。從西營盤高街到銅鑼灣崇光的步行，只需不到75分鐘，過程中旅客卻可深刻體會到傳統海味店、甲級寫字樓林立、走在時代尖端的豪華酒店，以及街市球場的百態萬象。又或是強化我們在歷史旅遊的意識與空間，給予資源讓從事本土歷史教育的朋友們在業餘時間帶領旅客進行深度歷史遊。
香港擁有豐富的殖民歷史與中華文化的交織，我們不應躲避或隱去過去，而須光明正大地批判及反思歷史。飲食方面，必須認真就着監管條文拆牆鬆綁，發放更多的大牌檔牌照，同時推動精緻粵菜，從而把香港傳統中西合璧的菜式傳承下去。我曾有幸嘗過獲金庸認可的「射雕英雄宴」，糅合了文學、烹飪、流行音樂等元素，正是反映出旅遊業推陳出新所需的創意與靈活。
至於我們的郊野公園、眾多離岸島嶼，更是香港旅遊政策久未開發的「大西部」。保育與旅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對立，需要的卻是謹慎而有效的計劃，把關心郊野公園的一眾持份者連結起來，推動以大自然為基礎的生態旅遊。面對氣候變化，香港有責任也有空間在驅動環境保育意識方面出一分力，不應把動植物視為炒作對象或可以買賣的商品（這也是西方極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個陋習），而要把自然環境視為一體，展示出應有的敬仰與尊重。世界上有不少國際大都市，卻只有香港能讓商業旅客在十分鐘車程內從頂流寫字樓（金鐘）去到飽覽世上最迷人夜景之一的地方（太平山頂）。
方便、高度連結，這依然是今天的香港。
三、 最真摯的香港故事，乃由普通市民說出來的真話。
旅遊，本質上就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心態。過程需要的是一個適合的引子，心態則取決於期望及期望管理。說到這裏，也離不開在政商界市場出現的一句術語，也就是「說好故事」。有聲音認為，若要說好香港故事，最好邀請一些天王巨星來宣傳香港，把我們最佳一面向世界呈現。我不否定名人宣傳的重要性與潛在作用，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其局限性。
事實上，香港的普羅市民便是香港最佳的宣傳大使。選擇在香港定居，以這裏作「避世鄉」的朋友，絕大部分都是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那就是我們的務實及靈活態度、對世界的渴望與好奇，以及對生活素質的追求。我們能見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到頭來依然是按着香港核心價值去走、去做、去說。我們懂得走位，更懂得看不同國家與社區的旅客的具體需求與偏好是何，對症下藥。而無論是本地商界精英、內地到港的金融專才、從歐美回流過來的學者，我們只要認同這一套價值，認可香港是我們的共同家園，相信香港的可能性與未來豐富性，深信香港仍然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機遇──那我們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一種精神，更是一套價值。由普通港人向世界說故事，更具說服力，也更有感染力。讓一百位毫無背景也沒有包袱的普通市民向世界各地解釋為何要來這裏消費與購物，相信更能釋除國際社會的無理批判與猜疑。同時，我們必須切忌把自身的論述與話語構建「樣板化」、「官僚化」、「形式主義化」──這相信不是北京想看見的趨勢，也對中國往世界進一步開放毫無益處。
正正是「一國兩制」所賦予我們的任務，驅使我們必須用世界的語言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從而讓中國故事更為充實而立體，同時也要以內地熟悉的語言向中國人民說好世界故事。這就是今天的香港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