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後中美關係將會如何？

 

美國大選投票已經結束，但馬上進入混亂狀態，美國主流傳媒判斷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已贏得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兩州，截至11月5日手握264張選舉人票，距離當選門檻只差6票。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暫只鎖定214張選舉人票，勝利之門收窄之際，其陣營接連在5個州份入稟發起司法挑戰，其中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內華達及喬治亞州要求暫停點票，在威斯康星則要求重新點票。相關爭端會否影響最終選舉結果，備受各界觀望。雖然多個傳媒機構的統計均顯示拜登會勝出，但特朗普揚言：「若計算合法選票，我會輕易勝出，但計算不合法選票，對方就可竊取選舉。」又稱自己一早預警，對手會寄出虛假的選票。

無論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勝選，都會進入法律訴訟戰。在2016年的大選，特朗普在選前民調和直選票均不敵對手希拉里，最終特朗普憑選舉人票反敗為勝。目前特朗普整體選情落後拜登，但仍然揚言，如果選舉是公平合法，自己應該輕易勝出。雖然作為現任總統的特朗普，應該比拜登有更多資源可用，如果最終需要訴諸法庭，恐怕又會再生不少風波。

美國主流媒體，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其實存在基本共識：

一是選後美國社會依然面臨着混亂和不確定性；

二是中美關係再也難以回到從前。

前者是美國的內傷，需要很長時間去療治。後者則是美國面臨的外部挑戰，同樣需要適當調整。

特朗普最得意的是他開啟了對華貿易戰，而且他也證明了美國經濟完全無懼對華貿易戰。同時，他還得寸進尺，對華開啟科技戰，甚至揚言要和中國完全脫鈎。

因此，很多分析都認為，若特朗普成功連任，中美關係會更加惡化，進入真正的「冷戰」狀態；相反拜登勝選，中美關係就會相對降溫。這也是很多反華分子，拚命支持特朗普的關鍵原因。不過，最後即使是特朗普連任，中美關係也未必如預料的那般糟糕。

了解中美關係惡化的人們只要稍微理智，就知道現在的中美關係死局，與其說是特朗普反華，還不如說是疫情所致。疫情發生之前，中美兩國已經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是特朗普對華貿易戰的最大成果，也是支撐其競選連任的最大政績。若無疫情滋擾，也許中美關係早就進入一段緩和期──特朗普在大選年會繼續通過不間斷但可控的對華施壓，以便從中國得到更多好處，確立選民支持，從容應對大選。

疫情讓中美關係逆轉。一方面，疫情雖首先在中國爆發，但中國有效防控疫情，而且經濟亦已復甦，預料中國會是二十國集團中，今年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而美國疫情失控，不僅讓美國失去了顏面，也令特朗普競逐連任碰上阻力。因此，特朗普只能通過一波波的反華來推卸抗疫無能的責任，何況大選年的反華也是美國的政治傳統。另一方面，中國對美的強硬態度，的確讓美國社會對華忌憚。

特朗普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反華也好、對盟友的保安訛詐和貿易戰也罷，都是基於「美國優先」，並非基於意識形態。

若疫情形勢好轉，或者中美在疫苗上進行合作，不論下任總統之位誰屬，在沒有疫情干擾下，中美關係還是會重回利益軌道。新一任美國總統最可能的手段，是對華繼續訛詐──只要能從中國獲得更多經貿好處，中美關係並不會脫鈎。還有就是，中美關係經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考驗，中國經受住了來自美國的壓力測試。即使下任總統使出更多招數，中國也會從容不迫。

當然，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那將更加肆無忌憚，因此會給中國更大壓力。但是聯合盟友對華施壓，並非特朗普的長項，他更喜歡對中國直接施壓以便獲得更多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而且，這種利益還要滿足支持他的選民的訴求。因此，關稅和科技依然是特朗普對華施壓的兩張牌。以特朗普浮誇、虛榮且又重視選民評價的個性看，特朗普更喜歡通過對華單打獨鬥，獲得符合他自己和選民的名與利。

因此，特朗普若有第二任期，中美關係雖前景不樂觀，但也不會太過極端，或者說，最大風險不在於特朗普而在於他的班底──如果極端反華的蓬佩奧依然在位，中美關係就會充滿不確定性。同樣情況也取決於拜登任命的班子。

不管如何，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前景已經有了充分準備。中美關係日後未必有建設性的安排，如果最終走上「新冷戰」的不歸路，不論特朗普是否連任，「美國再次偉大」也會成為泡影。

《八百》

 

昨日進了戲院看抗日戰爭片《八百》，電影橋段是真人真事的歷史故事。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片中敘述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國民黨八八師五二四團團長謝晉元，為牽制日軍，掩護國民黨軍隊後撤，率領四百八十青年軍官號稱八百壯士，固守四行倉庫，軍人英勇殺敵，這批國軍死守四行倉庫，蔣介石尤其想藉著他們的堅守，在西方列強即將在比利時召開會議時，製造新聞話題，展現出中國人民抗戰的意志和決心，爭取西方同情以至具體支援。

故事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幕，就是女童軍楊惠敏冒死渡河帶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國軍再把這面國旗豎立的一刻，也象徵了中國人在日軍的侵略下仍然屹立不倒。

面對日軍連番來犯，這小隊孤軍，最後卻奇跡地堅守了四天四夜，直到租界內的外籍人士，以及各國使節，加入斡旋，蔣才下令他們撤出，撤入租界。但他們在這四天的英勇表現，已經激奮全國人心，在這中國的最黑暗期間，重燃大家的希望。「八百壯士」也成了抗日戰爭史裏，不朽的一頁。

很多人都奇怪，四百多個士兵，縱然不畏犧牲，英勇抗敵，如何可以擋住當時日軍精銳的第三師連番進攻﹖關鍵是這批國軍除了有著戰意和鬥志之外，還佔有地利。當時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邊，而近在咫尺，河的南岸便是公共租界，住著西方僑民，為免誤中副車，開罪列強，因此日軍不敢派飛機或以重炮進行大規模轟炸，因此四行倉庫也較易守住。

在看影片之前，心裡已有準備，就是在台海局勢緊張時期，片中戰爭埸面應給予我們戰爭的可怕和血腥，讓我們感受前人不懼犧牲的精神，保家衛國的抗日史實。據內地傳媒報導：影片結束後，參加觀影活動的廣大青年團員和志願者紛紛表示，中國軍人保家衛國、英勇戰鬥、不懼犧牲的精神令人震撼，人民群眾覺醒後為抗日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令人感動。作為新時代的青年，要銘記革命歷史，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面對知識體系的更新和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必須立足當前，展望未來，自覺弘揚抗日先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把愛國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勇敢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在今天內地的政治氣候下，要拍套歌頌解放軍英勇戰鬥事蹟的電影，完全不難；但相反，要拍套歌頌國軍事蹟的，卻極為政治不正確，未免是「長對岸志氣，滅自己威風」。所以，本片上映也可謂飽經波折，甚至曾遭撤檔，最後歷盡艱辛，才能在國內上映。我們也實在要尊重導演管虎和該片製作團隊的勇氣和誠意。當然，片頭要稱讚一下共產黨抗日戰爭將領，以及片尾宣傳全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抗日，這些都在所難免。

美式民主出現亂象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戰况激烈，投票第一天選情已峰迴路轉，先是拜登在初步點票領先，至中段特朗普於關鍵游離州捷報頻傳，但主流媒體的各州選情即時更新顯示，拜登在關鍵的「鐵鏽帶」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反超前，牌面勝選機會轉佔上風。美國大選出現近年最激烈的選情，尋求連任的特朗普和挑戰者拜登選情咬緊，於多個搖擺州份各有優勢，未到最後一刻亦難言勝負。儘管特朗普率先宣布大勝，又聲稱選舉出現舞弊，擬尋求最高法院停止點票，預示變數仍多，好戲還在後頭，但姑勿論如何，今場選舉對美國和全球而言都起着分水嶺的作用，既標誌美國社會撕裂難補，民粹主義愈走愈遠；亦預示中美兩國將會長時間處於對抗狀態；而美式民主來到今天亂象叢生，更是路人皆見。

美式民主是否如某些人所想像那樣完美，從今場選舉已可見一斑。美國全國選前一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國民警衞軍和警隊高度戒備，嚴防選後出現暴亂；多個州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首都華盛頓市中心道路關閉，不准車輛駛入；紐約、加州等地商店紛紛用木板圍封和停業。多地連日來出現持槍民兵巡邏，部分更在票站外阻止選民投票；紐約等多個城市皆有反特朗普示威，民主黨支持者與警方爆發激烈肢體衝突；至於買槍民眾數量於今年更創下新高，不少人憂慮選後大亂，購槍自衞。有美國選民坦言，出生至今四十多年，從未見過一場選舉可以引發如此緊張和對立，兩名候選人都不會輕易承認落敗，特朗普更有敗選賴死不走之虞，引發憲政危機。美式民主顯然已由過去的文明精神、少數服從多數，演變成今天輸打贏要的民粹和暴亂。

這完全得力於特朗普及其背後的極右勢力推波助瀾。自2016年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其名曰美國優先，實際上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在其鼓吹下愈演愈烈。這數月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觸發全國多處暴亂，不知伊於胡底；更有甚者，特朗普視中國為敵，上台後遏華政策排山倒海而來，由貿易戰到華為、TikTok，以至疫情、香港和新疆等問題皆對中國極限施壓。特氏一旦連任，意味美國選民認同其遏華路線，在再無選舉壓力下，勢必更加瘋狂，不僅將重啟貿易戰戰火，更隨時撕破臉皮與中國脫鈎。外界焦點亦由中美新冷戰轉移至中美熱戰的可能性上，兩個最大經濟體直接碰撞，影響絕對是全球性。

事實上，歷史總有其周期，中美關係也不例外。1900年包括美國在內的八國聯軍攻破中國大門，1949年中美對抗，1979年中美建交，2020年中美競爭，這個周期短則30年，長則50年，激起的震盪一圈又一圈。現在又來到歷史周期的轉折口，早在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已見美國視中國崛起為最大威脅，來到特朗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見遏華已成「華盛頓共識」，不管特上拜落，還是拜上特退，中美對抗的主軸都不會改變，有人謂之為「修昔底德陷阱」，名堂如何多變，道理也是一樣。

可以看見，美國遏華一大手段是利用台灣圍堵中國。特朗普上任後已打破許多慣例，包括自中美建交、美台斷交數十年以來，首次直接與台灣的總統通電話；而對台軍售更是常態化，選舉同日又對台售出4架「海上衞士」無人機，價值6億美元。特朗普早就說過，其營商生涯一大法則就是火中取栗，市場愈糟糕，牟利機會愈多，一個穩定的市場，是沒有賺大錢的機會的。一節見則百節知，為了延續美國利益，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安於天下太平，必然無風起浪，以華制華正好起了亂中取利的作用。要是特朗普連任後與台灣建交，直接觸碰中國紅線，兩岸爆發戰爭勢必一語成讖。即使拜登上台，取態較理智，但利用台灣攪局一樣不會放鬆，中國如何應對？

當然，特朗普又好，拜登也罷，都不過是比爛而已。兩人皆年過七旬，老人政治反映美國政壇人才凋零。更致命的是，拜登兒子亨特的醜聞不絕如縷，絕對不比特朗普「遜色」；而遠在香港的壹傳媒黎智英也來攙一腳，疑涉造假抹黑拜登選情，更見美國政治之骯髒，絕非某些人所以為的民主典範、公平公正。兩個暮氣沉沉的老人對決，一個實行赤裸裸的霸權，毫無大將之風；一個平平無奇，沒有領袖魅力可言，美式民主窮到剩下甚麼，有目共睹。

此所以，有危便有機。對於中國而言，特朗普和拜登之別，可能只是真小人和偽君子之別，美國根本不會視中國為友，誰主白宮並無二致。尤其是特朗普抗疫無能，更凸顯民主政制並非能醫百病，中國走自己路益發正確。何況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得罪人多、稱呼人少」，與傳統盟友貌合神離，中國若加緊實行合縱連橫，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特朗普連任反而比拜登的假仁假義更好應付。至於備戰備荒，加強內循環，更見中國有備無患，已做好最壞打算的準備。

最關鍵是，堡壘往往從內部攻破。特朗普不僅未能團結盟友，連國內也嚴重撕裂，甚至有陷入內戰的危機，加上美債和赤字高企，疫後經濟重建困難重重，就算拜登上場，亂局不會停止，接手的也是一個爛攤子而已。美國色厲內荏，與中國經濟在疫後增長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已告訴世人，沒有一個政權能永續第一，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分崩離析已是鐵證。此一時，彼一時，不管誰主白宮，來到廿一世紀的今天，美國由盛而衰已是不能避免。

 

粵港澳大灣區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上日寫下《中西文明》的對照，下文用文明史視野下討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道出了在空間的一體化上，如何從與中國內陸相對的海洋的視野來看待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協同發展，以及內陸與海洋的大循環；同時也道出了在古今一體視角上，從長時段歷史來看，大灣區乃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的一部分，即大灣區從何而來。

一、國家戰略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及其對於美國灣區的超越

　　粵港澳大灣區的正式提出，是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一大灣區發展的基礎性文件正式發佈；2019年8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佈；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2020年10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印發。從一個個時間節點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及其加速發展，乃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下的戰略謀劃，這也顯示了中國對於自己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道路自信。由此，我們才能深刻理解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是廣東自己的事情，也不是大灣區本身力量就能促成的，而一定是國家戰略在大灣區發展中佔有絕對主導地位，大灣區發展也離不開國家在舉國層面全方位的戰略與政策支持。

　　立足兩個大局的新形勢，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是要把大灣區所具有的創新動能發揮到最大，是中國自身從高速發展轉向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當要以高質量的創新驅動發展來從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躍入中高端時，面對逆全球化風險、面臨個別國家的封鎖打壓，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更要提速，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的步子要邁得更大。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的世界第四大灣區。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東岸的紐約灣區、西岸的舊金山灣區都是在歷史中慢慢發展而成的。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在時間上呈加速度發展，在空間上更是不同于美國兩大灣區。按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說法，中國是在亞歐大陸與非洲大陸所聯結構成的世界島上，世界島才是世界的中心。那麼，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在時間和空間上依靠的是什麼呢？是靠巨大的縱深。

　　首先是歷史的縱深，大國不能沒有歷史，這是中國作為今天最古老的文明大國與美國作為最新的大國的根本差異所在。唐宋以來中國的發展從北方推向南方，從內陸推向海洋，從開發長三角再到開發珠三角。內陸是往內部看，海洋則是往外看。內外所構成的內循環與外循環成為整體。巨大的縱深的另一層意義，是粵港澳大灣區所輻射的廣大腹地的交匯。大灣區連接了沿海與海洋、沿海與內陸、大陸與島嶼、半島與海洋。廣大腹地的交匯，首先是灣區與泛灣區，即與兩翼的粵西湛江、粵東汕頭以及粵北清遠的泛灣區的交匯；其次是以歷史上形成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作為西南、中南腹地的交匯，大灣區要帶動中南的廣西、西南的貴州、雲南等地區的發展；再次是往南輻射，輻射東南亞、南亞。東南亞成為中國巨大的海外市場，東南亞國家也會意識到中國這一大國所具有的區域穩定與發展的力量。同時，輻射非洲這一廣闊的新市場；往北邊輻射則是中國台灣、日本、韓國、東北亞、俄羅斯；往海洋延伸則是美國、歐洲。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處於如此衆多腹地的連接點上，這是美國兩大灣區所無可比擬的優勢。

　　從宏觀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南方之表，而其所輻射的中國廣大內陸、腹地則構成巨大之里。從微觀而言，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大局中，雙城聯動、比翼雙飛的深圳、廣州又構成表、里的關係，即廣州是深圳的腹地；同時構成新、老的關係，廣州作為千年商都是老城市迸發新活力，深圳則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演繹"。這一老一新，就如同北京的老城與雄安新區的新城建設之為"千年大計"。一北一南，在國家戰略上遙相呼應。

　　粵港澳大灣區是將科技創新的中心與金融創新的中心以及新製造的中心三者結合在一起。而觀之美國兩大灣區，紐約灣區優勢在金融，舊金山灣區優勢在科技，二者相對是分割的。紐約金融的片面發展、過度追逐資本的全球利益最大化也給自身帶來一次次金融危機；主要依托科技創新的舊金山灣區，東邊橫亙沙漠，與其東部難以形成協同。而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與各大腹地的交匯，則使其具有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驅動的天然優勢。

　　中國文明作為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追求的是"可大可久之道"，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戰略正是對於新的"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粵港澳大灣區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同時面向內陸與海洋的輻射力，正顯示出其未來發展空間和潛力極具想象力。

二、廣州作為千年商都的文化傳統所具有的商業靈活性以及創新緊迫感

　　唐以降，廣州作為南方門戶、樞紐，形成了近兩千年的發達商業文化傳統。商業的底層邏輯是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首先生存下來，然後才談得上謀求第二步的發展、壯大。嚴酷的市場競爭也自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活力與經濟動能。改革開放40多年來，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發展能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創新區域所在，離不開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所具有的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廣交會"就是這一傳統的產物。

　　改革開放的國家政策極大地激發了珠三角固有的活力與動能。我們看到最初廣東人由於土地的壓力而被逼出來挑著貨擔到鄰省農村收購雞毛，我們看到順德等地的民營小家電是如何在模仿學習中由小到大不斷壯大，看到全國各地不同階層的人群湧入廣東求發展，看到華為等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搏殺中如何在科技競爭中通過競爭而學習競爭，從農村包圍城市，由弱變強。我們看到珠三角的商業文明傳統所具有的《周易》乾卦所說的"見群龍無首，吉"，以及各類民營大中小企業在市場中的遍地開花。同時也看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搏殺中自然形成的代表性的以大企業為主所構成的生態鏈，其中有代表數字文明的華為、中興、騰訊、大疆，代表工業文明的格力、美的、比亞迪等。

　　美國學者馬克·扎卡里·泰勒在《為什麼有的國家創新力強》中提出美國等國家的國家創新力是來自外部敵人的不安全感造就了其創新，這就是他所說的"創新不安全感"。明清以來，由於土地、人口等壓力，北方山西商人走西口，南方的廣東則下南洋，他們不只是下到東南亞，更遠至非洲島國的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廣東在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離不開衆多海外華僑的投資。現在面對國際形勢、世界經濟複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面對個別國家的施壓封鎖，我們對於"創新不安全感"會有更深的體會，這也正是粵港澳大灣區要加速發展且在卡脖子的核心技術上突破封鎖的動力所在。因此，立足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局，廣州要用好千年商都的優勢，以創新緊迫感使命感驅動發展，更好發揮核心引擎功能。

三、"執兩用中"與未來文明想象力：科技灣區另一端的人文灣區、休閒灣區

　　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于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落後、趕超，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可能再次領先世界，重回世界中心。未來大國的博弈，科技是主戰場之一。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承擔了國家科技創新的國家使命，尤其體現在作為數字文明代表的深圳、廣州的數字技術、數字經濟以及作為工業文明代表的東莞的先進製造業上。有數據表明，在全國50個5G商用城市中，廣州、深圳的5G網絡覆蓋程度在全國處於領先位置。

　　科技創新的最底層結構是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的底層結構又是以數學為基礎的數、理、化，其次是工藝作為實踐知識的常年實驗、實踐的累積，這兩塊都是我們目前的短板。科技需要產業轉化，需要工業規模化、市場化，要形成完整產業鏈的生態系統。科技創新一方面需要具有創新性的科學精神，另一方面還需要科技政策管理者、科研機構管理者、科技企業管理者的領導力、組織力。所以科技絕不是純科技本身的問題，而還有超越科技之上的戰略與管理。不管是科學精神，還是科技的領導力，都離不開人文教養。人文灣區不是點綴，而是具有實質性的。

　　西方的科技創新精神出自個人主義，而中國的科技創新精神的動力則來自中國文明深處的家國情懷。科學由於強調純粹客觀性，容易蕩而不返，科研工作者需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深厚的家國意識正是真正能安身立命所在，而這是人文、文史哲、中國文明原典所能提供的。

　　用"蘋果"改變世界的喬布斯所長不在技術，他喜歡禪宗、藝術，這也是他能超出純技術者的思維，而將蘋果手機做成了具有藝術品、奢侈品特性的電子產品的動力所在，從而塑造了蘋果的美學。廣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大港口，今天我們要深刻思考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向外輸出的絲綢、瓷器具有何種性質？穿越現象抵達本質，唐宋的絲綢、瓷器與今天的蘋果手機相似，即都屬於具有高技術含量的藝術品、奢侈品，差別只不過一個屬於工業文明與數字文明時代，一個屬於農業文明時代。絲綢、瓷器代表著農業文明時代的高端材料與技術，這在本質上與手機的高端芯片沒有差別。絲綢、瓷器、茶葉，還是領先的材料、技術與藝術、設計的結合。今天我們要深刻思考"一帶一路"中國輸出的絲綢、瓷器、茶葉帶來巨大的貿易逆差背後的原理。

　　中國在數字文明時代要像農業文明時代那樣再度領先，除了在科學技術創新上領先，還要在以藝術設計等為代表的服務業上領先。就拿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來說，在貨物貿易上順差，但在服務貿易上則有較大逆差。近年來，現代服務業發展受到高度重視。比如，廣州實現"四個出新出彩"要求中有一條就是在現代服務業方面出新出彩。如此，才能理解人文灣區包括藝術灣區構成了文明之為整全性的文明的極為重要的有機部分所在。

　　廣州從化生態設計小鎮正在試圖構建一種能匯聚全球人才、技術等諸多要素的設計生態，以打造全球生態設計策源中心為抱負。在此，有必要在文明史的戰略高度上深刻思考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的絲綢、瓷器與今天美國的蘋果手機所具有的內在相通性，如此才能小中見大，期于遠大。藝術不止于絲綢、瓷器、蘋果手機之"用"，更有超越之上的"無用之大用"，這就是對於人的性情的涵養。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人類的技術時代有深刻的批評，今天更清楚地看到，科技容易走向極端、"蕩而不返"，必須有藝術等力量來平衡，以期達到中正之道。因此，大灣區發展的數字技術不能只是技術，必須有藝術等文明的精神品質來加以心性的潤澤、滋養。我們要深思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科技、大都市與我們的土地、鄉村是怎樣的共融相生的內在循環流動關係，這是屬於超越簡單經濟意義上的更為整全的文明意義上的循環。所謂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所謂休閒灣區之休閒，應當是明末大儒王船山所說的具有餘暇的暇遠之心。

　　毋寧說，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所要展示的是一種舊邦新命、熔鑄古今中西的新文明，是建基於農業文明大國的思維，善用數字文明的技術，發展新的工商業文明。大灣區要提供我們對於未來的文明想象力，要在更高的層面上重新認識土地、歷史、家國在新文明中的根本性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將在科技與人文、藝術之間"執兩用中"。只有"執兩用中"，方可達到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司法應該改革，由引入社會監督開始...

 

在去年“8.31”灣仔暴動案中，有八人被控參與暴動，其中女社工陳虹秀今年9月29日被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裁定表面證供不成立、當庭釋放；前日，餘下七名被告亦被沈官裁定全部罪名不成立。就被告衣著方面，沈官亦稱“選擇服飾顏色純屬個人喜好”，而帶備“豬嘴”、口罩、眼罩或手套等用作“保護自己”也是“無可厚非”，更稱眾被告遇警即逃有可能是“應警方警告而離開”，甚或基於對警方的“恐懼”的“自然反應”。

當然八卦是人的本性，平心而論，一般市民大眾都好想見識大場面，更想親歷大時代，不過有些人怕死，也守法，更聽話，警員叫市民遠離暴動現場，免阻差辦公，免添煩添亂，他們都言聽計從躲在家裡。

不過，閱讀了沈官裁定案件的理由，我覺得他們是否過慮呢？

雖然這7人穿著跟暴徒一樣的黑衣豬咀頭盔眼罩，雖然這7人都是一見員警就逃跑最後被截獲，雖然這7人當中有身藏伸縮棍甚至汽油彈……但沈官的觀點卻與市民大眾有別，希望能夠得到詳盡的原由。

沈官裁定時說：

1. 疑犯蒙面，是擔心被誤認暴動者；

2. 選擇穿黑衫黑褲，是個人喜好；

3. 戴豬咀防毒面具、口罩、眼罩是無可厚非，遇到警方放催淚彈也可有保護作用；

4. 疑犯逃跑不一定是畏罪，他們可能出於對員警的恐懼，看到有人被警棍打頭，逃跑是自然反應；

5. 身處暴動現場未必一定是暴徒，很多人都希望見證歷史時刻。

基於疑點歸於被告的法律原則，沈小民法官裁定所有被告罪名不成立。

看完這判決，我後悔，當年沒有親身到在觀塘物華街感受大場面見證大時代，因為那天，葉繼歡等一眾悍匪手持AK47連環搶劫5間珠寶金行，並與到場警員激烈槍戰，雙方駁火超過40槍，是世紀駁火，此情不再。但我竟躲在家看新聞，沒有即時跑落現場觀戰，沒有戴上面罩背個汽油彈去以防萬一，錯過了歷史時刻，可惜啊可惜！ 

其實，三年前沈官曾經判過旺角暴亂裡一宗類同案件，當時三個疑犯也是在暴動現場被捕，一個辯稱只是來看熱鬧，感受大場面；兩個說自己只是見人跑他又跑，逃走是怕警員誤會。而三年前沈官是這樣裁決的：如果你真的無辜，真的怕被誤會，應該站在一旁或原地不動，人走你又走，只能說明你是參與暴動的一份子。

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到底判官審案是看心情？還是看立場？咦，其實法官不該是只看法律條例的嗎？

我只知道831暴動當日，警方由「藍旗」定性現場是非法活動，舉到「橙旗」警告將使用武力，再出動「黑旗」提醒會放催淚煙，那些被告仍要繼續留在大場面見證大時代，法律已定性，他們全屬暴動參與者。

這些年，我們常聽到「疑點歸於被告」這句話，但正義呢又到底歸誰呢？

日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出席「香港法律周」開幕禮時表示，司法獨立與政治無關，強調法官履行憲制職責的指導概念，又指無人可淩駕法律和幹預法庭裁決，法院作判決時要公平公正，並按法律原則審訊。

根據憲法第52條至第5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根據憲法第31條，國家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基本法第1條及第12條訂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上述憲制依據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須履行的憲制責任，「司法獨立與政治無關」論述亦絕不能與上述憲制責任有所衝突。在現今撕裂的社會，法官公平獨立性受到質疑，是因為我們缺乏監察司法機制。司法機關總不能只靠「我講你要信」，否則便變成人治。

加強客觀、理性的社會監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維護司法的獨立不等於放任「司法獨大」。在「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下，香港的司法權既要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解釋權的終端制約，也要接受公眾的社會監督。建立制度化的管道，吸收社會不滿，引導民眾理性表達訴求，加強對司法的社會監督，其根本出發點正是為了幫助司法機構認識存在的問題，確保司法裁判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更好地維護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

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是要維護司法公正、完善監督程式和流程，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本年10月8日，司法機構在其官網公佈了增加透明度的措施，即在網站公佈可能引起廣泛公眾關注的區域法院及裁判法院的判決摘要，以及投訴法官個案的投訴要點、調查結果及考慮因素。

司法機構可以進一步完善針對法官的投訴機制，以更好地釋除外界疑慮，進一步增強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司法的信心。目前，凡是針對法官的投訴，都由同級的首席法官處理，引發外界「自己人查自己人」、「內部暗箱操作」的質疑。司法機構對法官投訴調查結果難以服眾，市民對結果不滿又上訴無門，令社會對司法能否維護公平正義以及公信力產生動搖。因此，針對法官的投訴機制，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司法機構應對所有法官一視同仁，對於法官在裁決中發表不適當或無必要的政見的處理手法一致，不能給外界造成偏頗的觀感。

比如，去年以來一再有司法人員違背政治中立原則，參與「反修例連署」或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表達個人政治立場，但均未被追究，司法機構也從未就此事進行表態和澄清，令社會廣泛質疑其處理投訴和應對外界質疑的「雙標」。

從前面所舉的判例，我認為香港需要設立司法監察委員會和量刑指引委員會，引入公眾參與，從而將市民大眾的意見帶入司法機構，香港司法才能保持公正；因此香港司法改革，是刻不容緩的。

中西文明

 

最近讀了《中西文明的對照》一書，是許倬雲先生寫的。本書是「許倬雲說歷史」系列中的一本，主要探討的是中國和歐美兩大文化系統獨立發展、交流互動、猛烈撞擊的歷史過程。許先生希望通過這些討論，能夠拋出問題，最終尋找到兩種文化系統的融合之路。不過了解歷史就會知道，找到這樣的道路何其艱難。

許倬雲先生長期在台灣、香港地區授課，並在美國多所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既是中西方文化的研究者，也是生活在這兩種文化系統之中的親歷者。他的理性思考和直觀感受結合，對兩類文明的對照會真實。

該書的結構以時間為縱軸、兩個文化系統的發展和互動為橫軸，從古代、上古到中古、近代，每個歷史時期比較中西文化系統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經濟發展、國家形態等方面的不同，從而梳理兩個文明系統千年發展的異同，也解釋了中國和歐美何以形成今天「文明的衝突」。

該書認為，歐亞文化的不同從舊石器時代逐漸發展的社會制度就開始了。中國從中原到沿海，逐漸從漁獵、採集文化過渡到農耕文化，進而出現複雜的社會結構並發展出國家形態。新石器文化時代以後，中國農村居民安土重遷，因此容易形成核心。在從原始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不同文化區域之間內聚、融合，少有外來文化干預，外來移民也不多，發展成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文明體系。

歐洲則不同。歐洲的村落長期保持了漁獵和採集文化的特色，由戰鬥群落統治土著居民，這就需要保持長期的戰鬥精神才能完成戰爭掠奪和占領。後來西亞兩河流域文化和北非埃及文化傳入，歐洲本土才發展出農耕經濟。歐洲的發展是兩種文化疊加的產物——在歐洲古代原始文化基礎上，加了一層西亞和北非的農業文化。這個過程不是內聚型的融合，而是外來者的取代和演變。

中西方思想分野的痕跡同樣明顯。長期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人間的秩序。即便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後來傳入中國，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也未被替代：佛教刺激了道教的成長，也給儒家思想帶入新成分。儒釋道三家是共存的多元文化。這在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西方思想家早期研究的是純粹形上學的理論。蘇格拉底以降的學問傳統則是尋找知識以及建立求知的方法論。從中世紀開始，影響整個歐洲的是基督教。基督教雖然吸收了歐洲本土的許多信仰，但只認同上帝是唯一的神，是排他性的宗教。這一點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中國文化關注的是人間的次序，人生在世的意義；西方文化關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國的心態是追求和諧於宇宙之中，歐洲文化則是從對抗中求得勝利。面對變化時，這些差異影響了各自響應變化的方式，兩者交流時這些差異也常常決定了難以避免的誤解。

中西方國家形態的差異受到思想觀念、經濟發展和商業傳統的影響。前面提到，中國很早就進入了農業社會，人民安土重遷，容易管理並給政權帶來財政資源，因此容易形成統治核心。一旦王朝佔據了核心地區，龐大的農業經濟足以蓄積人力、物力，支撐內部行政運轉，抵抗外族的侵略。秦朝創立的郡縣制是一種非常高級的管理方式，與財政支持、儒家思想、科舉制一道帶來了長期大一統的國家。即便面對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強大戰鬥族群的入侵，最終不是將他們驅趕向了西方，就是將他們同化於中國文化之中。此外，農業和手工業合一的貿易網絡也有助於政治的統一。

反觀歐洲，由於長期堅持漁獵採集，分散的部落形態維持了很久。羅馬帝國雖然統一了歐洲、西亞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區，但是並未形成秦朝那樣的郡縣制，而是採取了行省制。羅馬的中央政權和當地原有的統治階層是合作關係，有的屬地只要繳納資源，依然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原有的統治階層還保持著原有的地位。這種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結合使羅馬帝國成為一個鬆弛的複合體。

後來，基督教會雖然在思想上統一了歐洲，但實際掌握權力的部落國家卻是各自為政、互不干涉，羅馬教會與地方諸侯結合成為一個接近於聯邦的組織，維持由神權加持的世俗秩序。每個王國的君主各自都有領地和百姓，他們只是在名義上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的管轄。這些不同國家之間複雜的土地歸屬關係經常導致領土糾紛，最終與宗教改革一道促成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到這裡，中西方文明無論從文化形成、主導思想還是經濟形態、統治結構都顯現了巨大差異。15世紀之前，這樣的差異讓中國文明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一直領先歐洲文明，但是一個偶然因素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也導致了近現代以來中國和歐美巨大的發展差距。這個偶然事件就是——地理大發現。

公元15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戰勝了拜占庭帝國，掌握了地中海東岸、紅海和波斯灣地區，這片區域是東方和歐洲貿易路線的必經之途。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王在這一地區徵收過路費，沒收船隻，導致中西貿易幾乎中斷。歐洲人於是開始開闢新的航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其中最為熱心的兩個國家，後來的事情大家都比較熟悉了，歐洲人發現了新航道和新大陸，並發展了海洋貿易。

通過在非洲建立殖民地，擄掠非洲人為奴隸並運送到美洲開發新大陸，歐洲人使用無償勞動力在美洲開礦、種植、劫掠當地人，獲取了巨額財富。這些導致歐洲交通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崛起。

城市崛起為大學和自由思想提供場所。一方面，這為近現代科學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另一方面，人們也從教會的宗教束縛中解脫出來，為宗教改革創造思想條件。最終，城市裡的新興消費需求孕育出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大地主、貿易商、工廠主為代表的人群發展出新的階層——資產階級。他們與貴族和國王爭奪權力，最終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改變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在國與國的利益爭奪當中，國民也會共享好處，於是新的民族國家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動員能力大大增強。

同一時期，中國正是明朝萬曆到清朝嘉慶的200年。在此期間，明清政府執行對內封、對外隔絕的統治政策，對世界的全新變化一無所知，還沉浸在舊日天朝上國的舊夢中，愚昧終將導致落後。

作者最終總結，歐洲內部長期族群林立，保留了歐洲文化的多樣性，在面臨內外挑戰的時候，他們有更多解決問題的選項；而中國形成一個過度同構的單一文化，這種文化模式相對減輕了內部衝突，但讓社會缺少更多可能的選擇，面臨變局時缺乏彈性的應對。

總之，這些自然環境、行為模式和社會結構的差異，最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影響中西文化的發展去向。中國文化一直是本土文明，所有外來的文化都會被內聚到以往的文化傳統之中，是個收斂性的、講求秩序與融合的文明體系；而歐美文化從古至今一直伴隨著外來文化的衝擊，從而演化出擴張性的、講求侵略與替代的文明體系。這種差異至今仍然存在。

最後說說書名：中西文明的對照。為什麼比較的是「文明」而不是「文化」呢？因為文明偏重於物質和技術，文化則涵蓋更大範疇的價值觀元素，例如信仰、道德、理想、藝術……文明可以衡量高下，而價值都是相對的，所以文化無從比較。

讀完這本書後，我會總結如下：

中西文明主要有兩個分別；

第一個分別是西方人較外向，東方人較內斂。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論述過這點，前面已指出那是源於海洋文明要征服自然、農耕文明則要順應自然。

第二個分別是西方思維較注重分析(analysis)，東方思維則較注重綜合(synthesis)。舉例：《周易．繫辭傳上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意思是：「聖人能看出天下萬物的動變，觀察它們融會和變通之理，設下典章禮制。」東方人傾向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問題，西方人則傾向在每個局部講求精確、嚴謹。

再舉例以說明：

在數學層面，古希臘發展出的幾何學，從幾條公理出發，通過嚴謹的演繹推論，一步步證明定理。中國古代的幾何學則沒有那麼多形式邏輯的色彩。古希臘於公元前500年左右證明的的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在平面上的一個直角三角形中，兩個直角邊邊長的平方加起來等於斜邊長的平方。如果設直角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長度分別是a和b，斜邊長度是c，那麼可以用數學語言表達：a^2+b^2=c^2

中國漢朝（或更早）的《周髀算經》也有記載，《周髀》周就是圓，髀就是股。「勾股定理」的最早文字記錄，即「勾三股四弦五」(a=3 b=4 c=5)。但那是以特例形式直觀呈現，至三國東吳才有人嚴格證明。

又例如印歐語系的文法普遍比漢語嚴謹。英文句子裏的詞性、次序有清晰規則，也有很多抽象的邏輯性語句，可以把不同部件串連成很長的句子，仍能準確傳意。中文句子的結構則較有彈性，字義較模糊和有想像空間。恰恰因此，中文適合用來寫詩，中國被稱為「詩的國度」。

在法律層面，西方較堅持一些嚴謹而清晰的原則。很多歐美法院都掛有「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這一格言，意思是「即使天崩地裂，也要堅持正義」。即使有些判決未必帶來最佳後果，仍要堅持根據法律來判案。東方的傳統法律觀念則沒有那麼條分縷析。古代的社會規範是以法律和軟性禮教來混合執行。這可以是一個優點，但有時候，這種模糊的態度會劣化為市儈功利主義，為達到目的而輕易扭曲或繞開法律條文。

最後，我必須引述一些學者另一種的觀點。他們認為，中西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但它們各有所長，亦各有不足，將來應互相取長補短，而不是鬥個你死我活。這樣人類才可以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

香港的政治人才在哪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勝出特首選舉後，曾與曾鈺成主席傾談，當時林鄭很不客氣地指出民建聯多年來未能為政府培養人才。曾鈺成反駁說：「民建聯自成立以來，從不認為有使命要為特區政府培養管治人才。」他強調民建聯是打選戰，贏取足夠議席支持政府依法施政，誰人做特首都不關民建聯的事。

由此說來，現在的建制派政黨，已經成了「廟頭鼓」，誰都不妨敲打了。藍營市民埋怨他們；黃營市民辱罵他們；傳媒不分紅黃藍任意鞭撻他們；特區政府早就看不起他們；最近，連內地的網紅也趕時髦把他們敲打一番。

建制派被指「三無」：無人才、無作為、無論述能力。「三無」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是人才。其他兩「無」，都是人才缺乏所致；有了人才，自會有所作為，長於論述。

話說建制派沒「人才」，是指政治人才，足以成為政治領袖的人才。要成為政治領袖，起碼要具備三方面的條件，即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敏銳的政治頭腦、管用的政治技巧。

政治理念，就是對社會發展目標和方向的看法和主張。高調一點，可說是對社會前途和人類命運的認識。回到香港今天的現實，就是對特別行政區未來的願景；對甚麼是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穩定？繁榮？……)，甚麼是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和管治模式，香港與中央、與內地應有怎麼樣的關係等問題，有一套完整的答案。

政治頭腦指的是審時度勢、知所進退的判斷能力。為政者不但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還要有「知難而退」的智慧。政治領袖憑他的政治理念知道「應該做甚麼」；但應該做的不一定都可以做，或者可以馬上做。做事成敗的關鍵，往往在於能否準確掌握時機：時機未到而冒進，要碰個焦頭爛額；時機成熟而退縮，只落得無所作為。

對應該做甚麼有了清晰的理念，並且對可以做甚麼有了準確的判斷，還要懂得怎樣做，即是要掌握奏效的政治技巧。最根本的政治技巧，就是爭取支持、消弭阻力的能力。你有最好的理念，找到了最合適的時機，卻無法贏得多數人的信任，無力抵禦反對者的攻擊，怎能成事？

人們批評建制派沒有政治人才的時候，也應該問：香港有這樣的人才嗎？如果有，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參加了反對派？入了政府？

如果批評反對派沒有政治人才的聲音比較小，那只是因為沒有多少人對反對派抱有期望，認為反對派在香港的政局裡可以有所作為。間中也會聽到有人慨嘆，今天的反對派裡找不到一個像司徒華那樣的領袖人物。事實上找不到。

至於特區政府裡，行政長官和一眾「問責官員」，理論上應該都是政治人才：他們負責制定和推行他們認為符合社會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推行政策遇到阻力時要化解矛盾、爭取支持。要「做好這份工」，怎能沒有政治理念、政治頭腦和政治技巧？可是，人們經常聽到這些官員抱怨社會「政治化」，彷彿政治是洪水猛獸，避之則吉。現任行政長官自稱「懂政策，不懂政治」，並以此為榮。曾有一位前任行政長官說自己的職業是「政治家」，立即遭人恥笑。由此看來，特區政府高層也不會否認政府裡沒有政治人才；這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是光榮正確的保證。

所以，與其說建制派沒有政治人才，不如說香港沒有。或許香港並不缺乏具有政治理念、政治頭腦和政治技巧的人；不過，要成為社會上的政治領袖，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條件：從政的抱負和決心。你有最好的理念、最強的能力、最高的技巧，卻收起來不用，獨善其身，韜光養晦，又怎會成為政治領袖？

香港人在多個方面的識見和能力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遜色，在政治方面應該也不例外。如果具有政治領袖潛質的香港人，沒幾個願意出來擔當政治領袖的角色，那是甚麼原因呢？這才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或者首先要問：我們真的希望看到香港有政治領袖嗎？誰最希望看到？市民大眾？特區政府？中央政府？

市民大眾恐怕不會關心香港有沒有政治領袖。如果進行一項民意調查，問市民香港最需要甚麼人才，叫受訪者把各類人才按重要性排列優次，「政治人才」大概要排到很後。市民對政府施政不滿，或者看到社會不公平現象，很少會認為那是因為沒有政治領袖，很少會相信多幾個政治領袖便可令問題得到改善。

特區政府既不認為政府內部需要有政治領袖，更不會願意見到政府之外有政治領袖；對於政府官員，政治領袖只會是麻煩製造者，政府施政的絆腳石。政府官員或許也覺得有需要學點政治技巧，以應付議員、政黨和傳媒；但政府不會覺得有責任要「培養政治人才」，也不會懂得怎樣去做。

中央政府是甚麼態度呢？這問題有點複雜。在「一國兩制」之下，內地培養的政治人才，對香港未必適用；在香港環境下產生的政治人才，又未必獲得中央政府信任。對中央來說，香港一旦出現難以駕馭的政治領袖，比沒有政治領袖要壞得多。中央官員從沒提過希望香港多出政治人才，也從沒鼓勵香港的年輕人從政。

據悉曾經有不少有志從政的年輕人找曾主席「問路」。他們一般都看到有三條路可以選擇：加入政府、加入建制派政黨或者加入泛民政黨。經過一番思考，得到的結論是：如果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三條都是死路。

2400年前柏拉圖提出了這樣的忠告：「不肯從政的人受到的懲罰之一，是要被比他們低能的人管治。」在香港，寧可接受比自己低能的人管治，也不去從政，可能是聰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