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代表

　　回顧過去三年，2019年3月31日，「民陣」發起第一次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主辦單位指有12,000人參與遊行，警方則表示最高峰時有5,200人。6月16日，「民陣」再次發起示威遊行活動。事後，「民陣」宣稱遊行人數達200萬人，創了歷史紀錄。而香港警方表示，最高數值為33.8萬人。

　　那一天，所有主腦現在已被刑判、已經潛逃、已在懊悔或依然靜默的反中亂港分子留在街上，透過電視螢光幕，來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以為就要迎來屬於他們的「偉大勝利」。

　　2021年8月15日，「民陣」正式發布公告宣布「解散」。公告書中，「民陣」儘管欲以浮誇的口號、煽惑性的文字遮掩其徹底失敗的真相，但香港社會早已讀懂其怯懦，識破其陰謀，預見其潰敗。

　　歷史的真相沒有湮滅。「200萬人」的「民意」，「毋忘初衷」的「民陣」，在陰霾被驅散、陽光透射後，都現出了其本來的模樣，在撥亂反正中、市民覺醒後，被扔到了時代的垃圾堆裏。

　　8月27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向傳媒表示，法庭上周在審理一宗有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案件時，案情披露有主腦人物付款誘使他人犯案，並利用所持媒體鼓吹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憎恨。他說：香港社會各界會清楚看到2019年的修例風波「並不是單純一些年輕人出來『發聲』」，而是有一些主腦人物存心危害國家安全，實施類似「顏色革命」的有組織犯罪行為。修例風波只是一場陰謀的實踐。

　　香港過去的「亂」，香港過去反中亂港分子的囂張，皆因這被綁架的「民意」。1997年回歸後，香港社會總體平穩。作為一個多元社會，又因舊有的社會制度被完整繼承，缺乏一次系統調整和整體革新，眾聲喧嘩與嘈雜注定是其常態。

　　社會多元，政治光譜亦廣泛。「藍絲」「黃絲」，「建制派」「反對派」，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政治事件，大部分市民被加上了政治的標籤。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通過一個個合法或非法的團體、一次次有序或無序的選舉，將市民推搡着擠壓到政治的跑道上，逼迫着他們一次又一次作政治上的「選邊站隊」。於是，香港政治持續升溫；於是，多元社會走向「二元對立」；於是，香港「泛政治化」，墮入了政治泥沼的深處。

　　當政治過熱，包容在香港便成為稀缺的品質，成為反對派眼中最大的「政治不正確」，那些「民主、自由、人權」曾經無比鮮亮的口號和理念，全部被異質，注入了反中亂港的基因，成為香港反對派刺破香港繁榮穩定的「兇器」。民主變了質。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被反對派視為障礙，他們開始不顧歷史、不顧港情地提出了更激進、極端的主張。他們無視香港回歸後實質性的民主進步，反而污衊這種進步為倒退，用不停的挑戰和挑釁，釋放出社會和人性中「惡」的一面。於是，香港已經取得的民主進步被消解，將要發生的民主進步被壓制，2015年走向普選的政改方案被「夭折」。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民主」，已經不是民主，而是「民怨」。

　　自由變了質。在國際組織所有有關「自由」的地區排名中，回歸後的香港都名列前茅。而在香港反對派所有有關「香港自由度」的評價中，香港都代表了「落後」的一派。一年發起萬餘場遊行，他們說沒有示威自由；政團社團野蠻生長，他們說沒有結社自由；當《蘋果日報》天天發表反中亂港文章時，他們說沒有新聞自由；2014年非法「佔中」後，他們又喊出「違法達義」的口號，要徹底打掉自由最後的底線。乃至2019年修例風波，他們打砸縱火傷人，嘴裏喊的還是「自由」。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自由」，已經不是自由，而是「自決」。

　　人權變了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載：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之歧視。而撥亂反正前世人所看到的是，內地人因說普通話被反對派打壓歧視，建制派因政見主張被反對派打壓抹黑，「香港人」被他們踢出「中國人」的內涵，「本土」在一個國際大都會裏竟成為他們主張「不平等」的理由。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人權」，已經不是人權，而是「奪權」。

　　他們將真實的意圖放在陰暗處，將鮮亮的幌子置於最前端，用所掌握的媒體工具和輿論手段長年累月地煽惑市民、誘導市民，刻意營造出一種荒謬的「危機感」、不實的「壓迫感」、虛偽的「神聖感」，以此塑造社會認知、製造社會撕裂、營造中央和特區所謂的緊張關係。

　　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恰恰是他們的作品，把民眾裹挾進來恰恰源於他們的威逼利誘，讓社會二元對立恰恰是他們的手段和目的。修例風波以來，上萬人因參與非法活動被捕，其中近四成是在讀學生，恰恰是市民被他們綁上戰車、被他們綁架的惡果。

　　「民意」在哪裏？在他們嘴上，在他們所掌控的反中亂港媒體上，只在他們實踐的各種陽謀和陰謀中。反對派煽惑民眾，亦直接製造「民意」。中聯辦前副主任楊健在今年7月出版的新書《風雨香江情與思》中，用一篇《民調的「玩法」》的文章剖解了相關問題：香港反對派民調機構，通過「操控樣本」「自創標準」「偷換概念」「改變方式」「暗置傾向」「調整權重」等手法，放大了他們想要的「民意」，呈現了他們想像的「民意」，不科學、不負責、不真實、不足為信。

　　在直接製造「民意」上，反對派的手法還有很多：

　　1、利用在特區政府、立法會等政權機構中的位置，代表「民意」；

　　2、利用所掌控的傳統保障和網絡媒體資源，渲染「民意」；

　　3、利用其所培植的輿論領袖KOL和網絡寫手，鼓吹「民意」；

　　4、利用西方反華勢力及其反華政客活動及言辭，歪曲「民意」。

　　用被設計的「民調」鋪墊反中亂港活動，用被包裝的「民意」動員反中亂港活動，再用被織造的「民情」施行反中亂港活動，一個個的事實與真相就在他們的大言炎炎中被漠視、被掩蓋、被絞殺，讓香港更顯得波詭雲譎了。香港社會過往的一切亂象與亂局，都與此有關，都因此發展。

　　當社會和市民被「代表」，選舉以及管治都被置於這巨大的謊言之上，失去了真實性與權威性，陷入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於是，世人才看到了反中亂港分子的登堂入室，看到了反中亂港活動的肆意橫行，看到了他們對特首的不恭、對法庭的不屑、對香港固有的憲制秩序和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的不以為然。當真相決定上場的時候，虛假只會步步怯退。

　　2020年6月，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立法消息一經傳至香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版圖就已經出現裂痕，顯出要崩塌的跡象。而在香港國安法生效的前一天，許多反中亂港組織宣布解散，許多反中亂港頭目宣布退休。

　　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實行，香港在中央支持下有力撥亂反正，選舉制度亦得以完善，補上了漏洞和短板，香港的形勢、情勢、趨勢已然明朗。《蘋果日報》猝然停刊，教協一夜崩壞，「民陣」終於解散，「支聯會」也隨之一同走進了歷史的角落。

　　香港一年巨變所呈現的，不僅是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不僅是撥亂反正、由治及興，更是社會政治生態的凈化、社會輿論環境的改良、社會發展方向的明朗，更是一種久違了的「安靜」與「協同」。

　　市民會突然發現：香港電台的節目由極端走向持平了，反對派KOL的聲音微弱了，那些一直用數字踐踏特區政府的民調機構「低調且慵懶」了。他們所謂的「民意」的聲音已經降噪，正在消失了。

　　一種「民意」在黯淡，一種民意已彰顯。邪不壓正，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定的「民意」終於露出其作為主流、主線的本來面目，把反中亂港分子所宣稱的「民意」擠出了香港社會的舞台。

　　市民才突然發現：民意原來在自己心裏，不在反對派的嘴上；民意原來在有序的社會生活中，不在《蘋果日報》的版面裏；民意原來在守法的大多數人一邊，不在違法的少部分人一邊；民意不在西方政客和媒體的說教裏，不在佩洛西那暴力肆虐的「美麗的風景線」裏，只在發展的信心和希望裏、在2047年的光明前景裏。

　　市民曾經被綁架的「民意」，不過是反中亂港分子注入香港社會的一劑「毒素」，挾持市民「心靈」和特區政府施政的一道枷鎖。這亦是歷史的教訓。

　　長久以來，香港社會一直被反對派編織的「民意」挾持，特區政府施政一直被反對派推出的「民意」掣肘。8月17日，特首林鄭月娥說：過去兩年多，經過「黑暴」和國安法，整個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課，包括特區政府和她本人。這「很深刻的一課」，理應包括面對「民意」的教訓總結和實踐反思。

　　9月19日，香港即將迎來選舉制度完善後的第一場選舉，選出新一屆1500人的選委會。面對這次選舉，以及面對後面的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乃至後面許多年的一場場選舉，如何以此集納真正的民意、彰顯真正的民意，並以此排除虛假的民意，都需要確立全新的認識論：

　　代表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代表；把握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綁架；呼應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煽惑；使民意推動社會發展，而不是推動社會撕裂；不畏浮雲遮望眼，重視民意而有判斷力，徹底終結原來那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認知，逡巡不前、瞻前顧後的狀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怪圈，從容應對一切可能面對的挑戰和局面。

　　並以此卸下選舉參與度和代表性的包袱，把推動香港的發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真抓實幹、敢於擔當開創的發展新篇，證明民主選舉的質量，托舉起那些嚮往「國安家好」的真正民意；以實績與實效，再厚植之、凝聚之、壯大之，全面夯實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而這，也將決定香港民意的最終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