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又稱溫莎公爵),為愛情主動放棄王位的「不愛江山愛美人」故事廣為流傳,但他與德國納粹暗通款曲的經歷卻鮮被提及。近日英國電視台播放了一部新拍的紀錄片,再次揭出他背叛國家的黑歷史。
這部名為《愛德華八世:英國的叛徒之王》的紀錄片,改編自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洛尼的同名作品,講述了他如何與納粹勢力相互勾結。與以往公開的愛德華八世是希特拉的支持者,甚至是納粹間諜的質疑有所不同,該片提供了保存在皇家檔案館的一批德國外交電報,證明他確有效力納粹、出賣國家的行為,很多內容都是首次披露。
比如愛德華八世向一名納粹線人提供有關法國軍隊弱點的信息。當時已退位的他住在巴黎,專門寫了四份關於法國第一軍的報告,描述了其糟糕的領導力和低迷士氣,並通過自己的密友、納粹線人查爾斯.貝多(Charles Bedaux)轉交給希特拉政府,事後從德國入侵法國的戰爭來分析,都是按照愛德華八世提供的法國弱點進行的。此外,隨着二戰歐洲戰事升級,愛德華八世和辛普森夫人逃離英國,他們在海外繼續與德國特工保持交往,並曾鼓勵納粹德國持續猛烈轟炸英國以使其屈服,然後他可以返回英國重新登上王位。
實際上,多年前英國作家馬丁.艾倫在《隱藏的日程》一書中也曾披露:
1936年,愛德華八世執意要娶辛普森夫人為妻,英國上下表示反對。愛德華沒辦法,只能將王位讓給弟弟。這一消息傳出,無數痴男怨女為之嘆服。很可惜,真相總是殘忍的。1996年,有英國媒體曝光,溫莎公爵當初放棄王位,並非為了迎娶佳人,而是因為他與納粹德國的關係非同一般。當時納粹德國蠢蠢欲動,英國王室和政府無法允許一個親納粹的國王在位。為了保住王室顏面,只能編出「愛情至上」的謊言,堵住普通大眾之口。
溫莎公爵曾與德國納粹有微妙的關係,這一點,英國人一直不認同。此前的消息,指向了溫莎公爵迎娶的辛普森夫人,說她才是納粹的狂熱支持者。她將國王拉下水,也是她將一些重要情報泄露給德國,辛普森夫人才是間諜。
之後,英國作家馬丁·艾倫寫了一本書,《隱藏的日程》披露:溫莎公爵實為英德雙面間諜。他利用去法國的親善之旅,為英國打探法國的防禦情報,還把這些情報告知希特拉。德國因此修改計劃,一舉攻陷法國。
這對「神仙眷侶」,到底誰才是間諜?一直沒有結論。
英國為溫莎公爵吵翻了的時候,俄羅斯人躲在一旁,暗笑不已。半個世紀以前,他們已經得到了溫莎公爵的相關情報。發送情報的這個人,叫安東尼·布蘭特(Anthony Blunt)。
安東尼·布蘭特,1907年出生於英國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牧師,母親則與英國皇室有著親戚關係。小時候,布蘭特在法國生活過及幾年,能說流利的法語,經常出入羅浮宮,深受油畫藝術的薰陶。
1926年,布蘭特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拿到了英國大學學位最高的等級。有學生曾經回憶,布蘭特頭腦非常好,極其克製冷靜,甚至是有些冰冷,總是在思考各種問題,是個純正的搞學術的材料。
「Still water run deep」,靜水流深。布蘭特看似冷靜的外表下,隱藏著一座火山。他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有才幹、家庭背景獨特、有共產主義傾向,很快布蘭特就成為蘇聯情報部門門的發展目標。在密友的引薦下,布蘭特成為了蘇聯間諜。
二戰開始後,布蘭特加入了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在此期間,布蘭特和其他四人組成的「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堪稱間諜史上最牛逼的組合。他們成功地破壞了軍情五處的一次反間諜行動,保護了一架在英國秘密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蘇聯飛機,還向蘇聯提供了上千份文件,甚至包括關於諾曼第登錄的絕密資料,由於「劍橋五傑」的存在,斯大林比丘吉爾消息靈通多了。
這些情報中,有一份格外引人關注,那就是溫莎公爵醜聞的絕密情報。這份情報,就是由布蘭特親自取得的。
二戰即將結束,英國王室坐立難安。如果被盟友知道溫莎公爵曾與希特拉通信,將是莫大的醜聞。於是,英國情報部門接到密令,要找回當年溫莎公爵與希特拉之間的密信,為了徹底杜絕醜聞,還要找回維多利亞女王與她的德國親戚之間的通信。
這一任務極為特殊。取回這些密信,意味著知曉王室秘密。執行者既要絕對忠誠,還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知識。情報部門思來想去,只有布蘭特最合適。他與英國王室有血緣關係,知曉王室秘聞,也不為過,另外他藝術涵養深厚,足以找到這些密信。於是,他被派往德國執行這項秘密任務。
布蘭特不辱使命,最終取回了這些高度敏感內容的信件。英國王室心中石頭落了地,那邊蘇聯也笑開了花。蘇聯本打算公開這些資料,趁機羞辱英國人,但當時二戰還未完全結束,蘇聯和英國還是盟友,這份情報最終被封存了起來。
1945年二戰結束後,布蘭特被聘為英國王室藝術品管理員。英國王室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油畫藝術品,需要布蘭特這樣有藝術修養的人來管理。英國王室萬萬沒想到,他們招了個蘇聯間諜,而且他在這個崗位一干就是27年。
布蘭特性格冷靜克制,和王室的人保持著完美的距離。他和伊麗莎白二世王太后關係不錯,王太后經常請他喝茶。王太后有一次還打趣地說,「打賭,信不信布蘭特是個蘇共分子!」
布蘭特在藝術領域頗有建樹,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戰後,他做了最大的努力,保護了「劍橋五傑」。
1949年,「劍橋五傑」之一的唐納德·麥克萊恩最先暴露。布蘭特想了一招,他安排麥克萊恩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宴會上設置化妝晚會這個環節。當天晚上,「劍橋五傑」中的伯吉斯將麥克萊恩帶出晚會現場,布蘭特則在碼頭安排船接應。
當天晚上,布蘭特盡了最大努力,說服尚未暴露的伯吉斯與麥克萊恩一起出逃。他冷靜的分析出,如果麥克萊恩被盯上,伯吉斯的身份很快會暴露,留下來必然被捕。只要伯吉斯被捕,那麼菲爾比馬上面臨危險,整個「劍橋五傑」會被一網打盡。
正是布蘭特的堅持,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一起乘船逃跑,幾經輾轉到了蘇聯。直到1956年,他們兩人才在莫斯科公開露面,他倆的成功逃脫,使西方情報界顏面盡失。
事實上,布蘭特的間諜生涯也一直在暴露的邊緣。
隨著「劍橋五傑」成員身份的暴露,1951年—1963年,軍情五處對布朗特進行過11次詢問,但最終都因沒有確鑿的證據而作罷。
在此期間,布朗特被任命為科陶德藝術學院院長。1956年,他還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騎士爵位。1964年,一個名叫米高·斯特雷特的間諜供出了布蘭特。
米高·斯特雷特是美國人,也有共產主義傾向,後來被布蘭特吸收為間諜小組成員,並被派到美國搜集情報。斯特雷特對間諜並不十分喜歡,也不喜歡生活在謊言之中,他最終向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的軍情五處自首,並交待出布蘭特的身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斯特雷特與布蘭特當面對質時,布蘭特十分痛快的承認了自己的間諜身份。他沒有責怪特雷斯特的背叛,反而說自己「大大地解放了」,他對特雷斯特說「感謝上帝,你這樣做了」。
此後的8年,英國情報部門不斷對布蘭特進行秘密審問。布蘭特沒有出賣其他同伴,只是交代了21個間諜的名字,這些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已經暴露。布蘭特是「劍橋五傑」中第四個暴露的,他始終沒有吐露「神秘的第五人」。
由於布蘭特身份特殊,英國情報部門做了特殊處理。直到1979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才公佈了他的間諜身份。他並沒有被審判,王室剝奪了他的爵士頭銜,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榮譽院士也沒了。
媒體記者的蜂擁而入,讓布蘭特不得不多次搬家。有一次,新住處被媒體獲悉,他不得不翻牆逃跑。記者們更感興趣的,還有他的性取向。在當時,人們對同性戀,並不寬容。
解脫了的布蘭特,過的並不輕鬆。1983年3月底,布蘭特去世,享年75歲。
布蘭特對17世紀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研究頗深。普桑的作品,力求嚴格的素描和完美的構圖,作品構思嚴肅理性,透著一股冷峻。有人覺得他的畫太刻板,很無聊。布蘭特曾說:在我看來,普桑作品的背後,是他最強烈的感情和對理性的熱愛。
冷靜理性的布蘭特為何會成為間諜?或許,正是他最強烈的感情和熱愛不被世人所知,他才走向了另一條隱秘的路。
從紀錄片提供的這些證據來看,與愛德華八世支持納粹的過往基本脗合,最令他臭名昭著的無疑是一九三七年他訪問德國時被拍到行納粹禮,而翻看英國王室歷史,會發現這股親納粹之風曾大行其道。二零一五年,英國八卦小報《太陽報》從神秘渠道獲得一段黑白錄影,拍攝時間約為一九三三年,當中可見年僅七歲的伊麗莎白二世在愛德華八世指導下,伸出右手行納粹禮,她的母親和三歲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也做出同樣動作,並引來家人一片笑聲。
時隔幾天之後,電視台又播出一部名為《菲臘親王:成王大計》的紀錄片,披露女王丈夫菲臘親王的家人也是希特拉的擁躉,他的三個姐妹都嫁給了納粹高官,其中一個還在黨衛軍中擔任上校。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菲臘親王去德國參加一個姐姐的葬禮時,穿着納粹制服的家人還安排他在致納粹敬禮的人群中走過,以示歡迎。雖然菲臘親王之後辯稱他本人是堅定的納粹反對者,但家族成員的親納粹之舉還是給王室帶來不小的負面觀感。
客觀講,王室與納粹關係曖昧並非偶然,可謂擺脫不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段黑暗、偏執和動盪的時代背景。就像英國布魯內爾大學歷史系講師托馬斯.萊恩漢在《法西斯主義: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一書中所說,英國法西斯主義和歐洲大陸的法西斯主義在起源上頗為一致,都是戰後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綜合反映,英國的納粹支持者們反對自由主義,嚮往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希望維持大英帝國,軍事上要求強化海軍;強調種族主義,要求所有國民自覺地維護殖民帝國等。
這裏要順便提一下熱播的英劇《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裏面有位操控黑幫的大佬莫斯利爵士,他的原型便是聲名狼藉的英國法西斯首領莫斯利,其於一九三二年組成了英國歷史上最具影響的法西斯團體「英國法西斯聯盟」,巔峰時期在全國有六百多個支部,有十萬多名成員,他們除了使用納粹標誌和擬定法西斯主義政綱,還模仿德國黨衛軍穿上黑色制服,形成「黑衫隊」,並以反猶太人、反左翼和暴力著稱。諷刺的是,當時該黨獲得了不少上層階級支持,其中還包括軍官和中上層人士,尤其是倫敦的支持者最多。
但很快他們的兇殘便暴露無遺,一九三六年數千名黑衫隊成員在倫敦舉行集會時,被當地反法西斯組織阻止,雙方發生激烈衝突,釀成著名的「卡布爾街之戰」歷史事件。今天倫敦東區還隨處可見紀念此次事件的牌匾和紀念館,提醒人們這裏在二戰期間曾爆發過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反法西斯主義運動。
雖然莫斯利身敗名裂之後逐漸消失在公眾視線,但納粹陰魂並未退出歷史舞台,數十年來總是以不同形式不斷冒起。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被公認為納粹黨的英國國家黨(BNP),隨着多年來歐盟持續東擴,移民和種族問題在英國日益突出,該黨變得十分活躍,二零一零年黨派首領還夥同一批歐洲右翼政客參拜了供奉甲級戰犯的日本靖國神社。
正如很多社會學者指出,新納粹的共同特點是逆流而動,像在歷史問題上顛倒是非,以及狂熱排外傾向,而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等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往往為納粹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用傳記作者史蒂芬.多里爾的話說,如果莫斯利還活着,他會支持甚至投身於當前高漲的英國民粹主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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