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治一物
達爾文少時一如當時的英國人般是虔誠教徒,後來才不再信仰基督教崇拜的全能、全善、仁慈的上帝。他質疑,為什麼世間有那麼多無法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罪惡(evil)呢?
對人類製造罪惡,奧古斯丁解釋,罪惡是「善的缺乏」(Privatio Boni),即沒有光便是暗,失去健康等於有病。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既然上帝有絕對的自由意志,人類當然也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便可以背離上帝的意旨而作惡,作惡的代價便是有無辜的人受害而痛苦。這可以說得通,但自然界呢?
達爾文發現,自然界是殘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戰場。生物為了生存及繁殖子孫,難免令其他生物受苦,生物只按本能行事,並沒有自由意志,沒有濫用上帝賦予的自由意志這回事。達爾文觀察到,寄生蜂產卵在昆蟲(或其他節肢動物)體內,其幼蟲吞食宿主的內臟,直至化蛹成蜂才離開。宿主一生便廢了!
常見的寄生蜂,包含姬蜂、小繭蜂與金小蜂等,都是體型微小,沒有攻擊力,不會叮咬人類。其中,黑蟑螂蛋蜂常產卵在蟑螂卵囊中,其幼蟲以蟑螂卵為食物,成長至霸了整個卵囊,才化蛹成蜂離開宿主。
以演化論解釋,這是「一物治一物」的自然現象,無所謂善惡,甚至可以理解為:寄生蜂的存在,可遏止宿主過度繁殖,以免造成生態災難,維持自然界的動態平𧗾。從人類的角度看,寄生蜂是益蜂,因其幼蟲會以玉米螟、夜蛾蚜蟲、粉蝨、毛毛蟲或蟑螂等等農業害蟲為宿主,是害蟲的天敵。農夫養之除害蟲,好過使用農藥。教徒會否認為這是造物主的「善意」?達爾文則認為,這與上帝作為全善仁慈的造物主不相容,令他的信仰開始動搖!
一場革命?
達爾文提出的理論為什麼最後被說成是一場革命?主要是因為他的論點衝擊了基督教的教義,特別是關於人的形象。因為在基督教的宇宙觀中,上帝以自身的形象造人,人是萬物之靈,暗示了人擁有神性。著名的科學家萊布尼茲便曾說:「人最特殊的地方是靈性。上帝賦予人類理性,使人類與神近似。」因此,若說人與猴子有共同祖先,不就代表人類不過是野獸的親戚,人就從神的國度降到獸的世界,如此天差地別的思想模式怪不得會有思想革命的聲浪出現。
19世紀初,有本科普讀物談到蠕蟲時,表示「在所有的動物分類中,沒有一種被自然中可見的主人,即人類,從他的位置往下看時,是那麼地厭惡與輕視,以至於研究者遲疑把牠拿在手中觀察,並把牠視為自然界的一分子,如牠所應得。」從這個說法,可以清楚看到人類自認擁有高貴性格的想法已是根深蒂固。我們都是「從上往下」看其他生物,這是人類的自我定位,優越感的呈現。
雖然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並不忌諱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如猿(黑猩猩、大猩猩等)、長尾猴及狒狒的相似性,也提出了自然階梯等觀念的雛型,更把這些動物視為其他動物與人類的中介。但是他的主要關懷還是形態學的問題,而非演化論意義上的種系演化關係,因此比較不會牴觸到人類情感。
所謂「牴觸人類情感」,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美國曾有個以法律為背景的電視影集〈艾莉的異想世界〉,某集中演到一名患者因緊急換心手術而獲得一顆豬的心臟。她雖然痊癒,但還是狀告醫師。其中有個關鍵是,因為她從小就胖,常因身材被取笑霸凌。因此一想到身體裡有豬的器官,就渾身不舒服。或許這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牴觸人類情感的情況。人類總會認為任何的動物都比較低等,怎麼能夠把人類和「牠」混為一談呢?多少是這樣的背景,讓達爾文的演化論受到嚴厲的抨擊。
達爾文演化論的第一次革命,本質上是科學知識與傳統文化互動磨合的歷程。如果這樣的故事能促進讀者對科學家解謎與建構理論的動機及背景多些了解,進而分享科學知識的文化趣味,我想接觸這樣的達爾文一定比記住「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有意思。但願,歷史與文化的趣味能重新點燃民眾再次以驚嘆號與問號接觸科學的熱情,至少放棄背完就結束的句點式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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