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高效治理」不再

社會愈發衰敗 極右遂興起

匈牙利裔記者、幽默作家（George Mikes, 1912—1987），逃避納粹移民英國後，曾如此諷刺二戰後的英國社會，「統治階級不統治，工人階級不工作，以及中產階級不在中間」（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work, and the middle class is not in the middle）。想不到一語成讖，預告了二十一世紀極右派的興起。

二戰前後，歐美先選出自由主義的左翼政府，建設福利國家．其後由保守主義的右派奉行小政府、市場經濟和去規管化。自由主義中間派政府擷取兩者的主張，帶來數十年的繁榮。可惜，自從中間派冷待數碼科技、全球化及氣候暖化帶來的難題，政府頓時失去「高效治理」，出現「統治階級不統治」，勞工階級因工業空洞化及生產外判而無工可做，中產階級本是發達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石，如今都向下流，「不在中間」了！

到如今，恍如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在1919年的名詩《基督再臨》中所言︰「萬物土崩瓦解，中心搖搖欲墜」（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自由主義者已大喊：自由主義正面對「致命的威脅」（mortal threat）。威脅有來自外部，全球民粹主義泛濫，既有左翼的覺醒主義（wokism）和取消文化，也有極右派的專制主義。兩者都是極端派、專制主義者，主張相反，同樣要推翻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

推翻建制立新價值

威脅同時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衰敗。《經濟學人》前政治編輯及專欄作家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曾經與美國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合著《美國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America），在其《革命中心：喪失天才的自由主義》（The Revolutionary Center: The Lost Genius of Liberalism）書中指出，自由主義在十八世紀英國興起時，本如書名所指是「革命的」，即推翻當時的建制，創立新價值和新制度。自由主義之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政治主張包括人權論：即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並提出社會契約論及三權分立。彌爾（J.S. Mill, 1806—1873）提倡個人自由、代議制度、性別平等等、立法保護所有人思想、言論、宗教信仰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對異見人士寬……等等。兩人經濟上都支持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鼓吹全民教育與男女平權。

伍爾德里奇總結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個人主義、自由市場、多元主義及懷疑主義，即不認為有人可以擁有不容質疑及反對的絕對真理。自由主義主張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以防濫用。效益主義者的彌爾更認為，在保護個人不可剝奪的利益此前提下，必須把大多數人及社會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之上。

伍爾德里奇說，他在牛津Balliol College就讀時，曾聽聞一件真事，某出身統治階級的學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往見院長求職，希望留在大學做研究和教學。院長卻教訓他：「你身為學問才幹皆優異的社會精英，何以要在象牙塔裏浪費生命？快點踏入社會，貢獻所長。」伍爾德里奇慨嘆，今天的大學已成職業訓練所及學究的象牙塔，大多數大學生只立志向上流、謀利求名，全無貢獻、改革社會的雄心。牛津和劍橋大學不再為英國培育有遠見的統治階級，以致廟堂之上，盡是庸碌不肖之輩。

忘掉初心享受權力

伍爾德里奇還責備，如今的自由主義者早已把初心置諸腦後。古典自由主義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為什麼要給予所有人自由及平等的發展機會？自由主義信任人有能力自律、自學及自我「增值」，追求發揮自我潛能，提升自己。可是，歐美的自由主義精英，在二戰後掌握政權，享受到權力的滋味，卻忘掉初心，不再是「革命的」，而向既得利益、財團靠攏，成了建制。所謂為民造福，只限於增加福利。

自由主義精英無視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的左、右翼的興起，對於社會、文化與價值衰敗，束手無策。去規管化的市場成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所，任由大企業巧取豪奪，一如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資本家。立國時基督教道德及家庭價值土崩瓦解。財富與成功成為大多數人至高無上的價值，經濟成為衡量一切的標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令人民愈發愚昧，消費主義使個人成為「只追逐快感及謀取最大利益的實體」。如此焉能長治久安？

民粹主義成「風土病」

正所謂「物先腐然後蟲生」。伍爾德里奇認為，自由主義如今的困局，受極端左翼的覺醒主義與取消文化，以及右翼的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夾擊，束手無策，乃咎由自取，不過，他仍有信心，自由主義是「動態的、不是死板」的教條，而是「面對一連串實際的、現實世界的問題，可以給出一連串答案」的主義。

然而，現今的世界已比十九世紀更加複雜，Al和跨國大企業的力量，亦比「強盜大亨」強大得多。自由主義能否對症下藥、重建新秩序？尚未見端倪，亦未露曙光。伍爾德里奇的信心，是否只是夜行人吹口哨？

舉一例以明之：對多數人暴政，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已提出警告。他反對民主，主張「哲學家王」的賢人政治，正因民主會發生多數人暴政。彌爾主張代議政制，亦是為此。托克維爾也指出，在民主社會，多數人的意見不時會壓制少數人的聲音，甚至比帝王與教會的專制更可怕，皆因異見者的言論甚至思考空間都取消了。民主社會一樣會出現多數人的平庸化與反智，導致大眾拒絕信任權威與專家，發展為反精英主義，排擠具備崇高品味、精緻文化與遠見的精英。

獨立思考遭到擠壓

所以者何？人類是群體動物，天生有追隨「大阿哥」（alpha male）的「本性」。多數人不從眾，社會何來穩定？個人獨立思考、懷疑大多數人的定見是叫人辛苦的。眾人皆醉我獨醒，心理上是困難的。何況AI和社交媒體已經不鼓勵（discourage），甚至擠壓多數人獨立思考和批判理性的能力及機會。

當代人愈來愈愚昧無知，是不爭的事實。隨着AI普遍應用，可預見此趨勢有增難減。昔日洛克和彌爾主張教育普及可提高民智，近百年的歷史證明，民粹主義已成開放社會的「風土病」，如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詩所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