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糖店長

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成爆料紅人後，也成為了香港泛民各政黨的一罌蜜糖，大家圍著他團團轉，組織遊行、在中環鬧市搞街站收集簽名支持他，比搞立法會九月換屆選舉的選舉工程更出力，原因何在？也許是泛民至今在選舉中找不到大議題，因此寄望能炒熱林榮基，成為選戰的一個出路。

泛民陣營在9月選舉前表現勇銳，以「我們都是林榮基」作為口號，本來無可厚非，正如社民連所言：「『我們都是林榮基』，不是陳述，而是祝願。但願我們都可以像林榮基先生一樣，威武不屈，抗命自強。」可是有一點現在卻顯得尷尬，因為林先生居然講出了支持港獨的言論。

林榮基接受新加坡傳媒Channel NewsAsia訪問，主持人問到：「有香港年輕人認為『一國兩制』不能成立，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語音未落，受訪者隨即表示：「獨立吧。」主持人追問林榮基是否支持港獨，他說：「我自己個人看法，不怕公開，是可以的。」

既然林榮基不怕公開支持港獨，以夫婦不和便尋求離婚為比喻，那麼尷尬的情況乃在於，莫非聲稱「我們都是林榮基」的人都是港獨分子？香港的泛民陣營，除了最激進的一小部分之外，大多數口裏說不支持港獨，如果因為要力撐林榮基而被撥歸為港獨分子，恐怕會招來不少麻煩，最低限度難以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講清楚其理念，畢竟港獨在選民心目中未必有很大的市場。

據聞泛民火速印製了大量T恤，標語恰恰是「我們都是林榮基」，準備在七一遊行時大派用場，忽然之間來了一個出自林榮基之口的港獨言論（雖然他後來又改了口風，但其實已抹不掉），那一大批T恤不知如何是好，說不定要報廢，浪費金錢尚在其次，無端白事製造垃圾有損環保嘛。如果不想讓T恤淪為垃圾，總不成狗尾續貂，多加一句將之改成「我們都是林榮基，但我們不是港獨」吧。也許，那些T恤索性送給實牙實齒的港獨分子，才可以在不損環保的原則下免除尷尬。
也許泛民心底裏希望林榮基能夠成為突襲建制陣營的一大炮彈，有機會成為成為泛民陣營選舉造勢的一大主題，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林榮基前言不對後語，逐漸變成了一個負資產，到了昨天，再要炒起林榮基是一個受害人，已見乏力，這一罌蜜糖似乎變成了糖衣毒藥，不知還有幾多人會走近林榮基？
另一邊廂，激進「本土派」亦「食住個勢」狙擊傳統反對派。「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就揶揄道︰「『泛民』總是說得不夠，要我們加以補充：『我們都是林榮基。』這句話，最有公共性的演繹是『我們都支持港獨。』不是生安白造的，是林榮基親口說的。所以，大家要支持他，就要旗幟鮮明地推動『港獨』。」

親激進「本土派」的仇思達亦接連發出多個帖文狙擊傳統反對派，先是揶揄社民連掛直幡說「我們都是林榮基」，是否代表社民連也認同「港獨」，「直幡可以亂掛，口號不能亂說。叫喊『我們都是×××』的口號，要不是對該對象有百分百的認同，那將會是多麼難堪的行為。」

其後他又貼出民主黨黃碧雲與林榮基的合照，以及民主黨一眾成員日前遊行力撐林榮基的圖片，並揶揄該黨何俊仁開始「縮紗」，承認無證據顯示事件涉及跨境執法，「買定離手啦『泛民』，幾百支鏡頭望住你，想彈弓手縮注？早幾日成班笑逐顏開，以為執到寶，可以靠呢件事翻盤，不斷加注，仲要特快搞遊行『收割』。抵死吖，奸有奸輸，我真係恭喜你呀！」
林榮基由上周被捧成為一個人民英雄，到今周極速跌Watt被質疑，對泛民陣營是一大教訓。牽涉內地的政治錯綜複雜，相關人士對泛民陣營而言是友是敵，難作評估。若他們未掌握實況而急於押注，後果難料。

事實上，政治議題是否仍然是香港選民選立法會議員的主要考慮，泛民陣營實有需要好好考量，重政治而輕經濟、民生，有可能會拖低泛民選情。畢竟，市民選議員是希望議員能做實事，若參選者不講市民貼身，貼心的議題，能夠引起多少共鳴呢？

公投

泛民喜歡提倡公投，但香港沒有這樣的法制，西歐個別國家有：最近的要算瑞士、英國和加拿大；六月中英國更以「是否脫離歐盟」公投。

作為退休教師，負責過學生會選舉，經常思考一個問題，同學的眼睛是否雪亮的？當時校長安慰我，民主就是這樣的，一些限制必要時要提出。學校一定不會公投「學生應否穿著校服上課？」但一年有一兩次便服日。早前有家長抗議子女考ＴＳＡ，要減少他們功課數量，教育局建議試考一年；如果將議題公投，結果會點？當然還有全民退保，又或者每位市民無條件地從政府手上獲得六千蚊。結果會點？我認為市民一定會舉腳贊成！

瑞士日前公投，似乎有點異數，它否決了讓國民可以無條件地從政府手上獲得每月2,500瑞士法郎作為起碼的收入，以維持每個國民都應該有的生活。
有人預期，如果這個法案拿來香港公投，結果會很不一樣，2,500瑞士法郎約等於20,000港元，而港人的平均收入平均只有每月15,000港元，因此，大部分人都可能基於自己的利益投贊成票。香港人平時大都「返工望放工，最好打大風」，若然不打風也不用返工，很多人都會舉腳贊成。
有人說，瑞士的國民質素高，既勤奮又理性，所以否決了這項議案。現實是瑞士有87.5%的國民收入都高於每月2,500瑞士法郎，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他們不但沒有得益，還要承擔供養12.5%國民的責任，他們當然投反對票。
很多調查研究都顯示，大部分人在投票時，都會先從自己的利益去考慮，而不是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去考慮。大部分人都不贊成在自己的後園建垃圾站，而住在離島的亦會認為小輪公司即使蝕本也不應該削減班次。此外，除了地鐵公司的股東與員工外，大多數人都不會贊成地鐵加價。學生喜歡穿便服上課，甚至標奇立異，他們不喜歡做功課，考試，任由他們投票決定，結果可以預計。 然而，這些由個人利益出發的決定並不一定符合學校和社會整體的利益。所以，我並不贊同把所有問題都拿去選舉、拿去公投，因為弄得不好，可以害苦社會。希臘就試過用公投的方式去決定國家要不要還外債。結果，國民大都贊成不還。沒想不還外債可導致銀行的戶口也被債權人凍結，政府連養老金也發不出，害到老人家每天一早去銀行門口苦候。
由此可見，公投不一定都有好結果，人民的眼睛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是雪亮的。所以我並不認同別有用心的人，提倡要在香港推廣「電子化公投」的意見。這樣雖然可以方便市民經常做公投，讓政府可以知道市民對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的取態；但問題是市民的選擇是否正確？會否因而投多錯多？
 隨着電子數碼科技的進步，要遙距確認一個人的選民身份與投票意願並不難；問題是經常地把社會上的問題拿來公投是否一定對社會有好處。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彭定康曾在接受ＢＢＣ電台訪問時表示：把社會上的事情都拿來公投，有違代議政制的原意。選民需要做的，是選一個他們信任的及有才能的代理人，在議會內為選民代議，維護選民的利益。
我擔心，動不動就來一個電子化的公投，只會損害代議政制的功能，甚至會導致社會作出不適當的選擇。有時，我真的懷疑，人民的眼睛是否真的雪亮？特朗普如此狂妄自大，既不懂經濟，又不懂外交，且在言行上嚴重背離美國的一貫價值，但美國人卻選他做總統候選人。他如果還不調整他的立場，可以為美國帶來厄運。
有美國的朋友對我說，美國的先賢之所以在制定憲法時，堅持總統只能間選，不能直選，就是要避免人民因一時視覺模糊而作錯選擇，這次初選可能是個好例子，最後希望選民能夠踢走特朗普。

香港人的責任

後天是六月四日，有人會到維園悼念，也有大學生宣稱不會出席，他們認為當晚支聯會只注重立場的顯示，只會喊口號、唱歌，但沒有實質果效，所以表明不支持平反六四，不支持建設民主中國。施老板今天發表文章，很有道理，與博友分享：

香港人應建設民主中國嗎﹖                          施永青

香港的年輕一代，站在本土的立場，公然挑戰泛民的建設民主中國理想。他們認為，香港人應先爭取香港人的利益，要爭取民主也應先爭取香港的民主，而不是爭取中國的民主。這不是香港人的責任，正如香港人沒有責任去爭取北韓民主一樣。
這種想法的基礎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所以中國是否民主不關香港事，香港人可以不理。然而，這條界線真的可以任意劃分的嗎？那港島的人可不可以說九龍的民主不關我事，我只有責任爭取港島的民主？
現實是香港人與中國人有緊密的血緣關係，香港人大都有親戚仍在內地生活。歷史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亦千絲萬縷，孫中山在香港籌組辛亥革命；新界的東江縱隊亦積極參與了抗日戰爭。此外，在經濟與商業上香港與內地更交往不斷，互為依賴，各有得益。另一方面，在文化藝術上，香港亦與內地互相滲透，互相推動。因此，要將香港從內地割裂出來，並非個別人士的主觀意願可做到的。
現實是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想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分開，只有外來勢力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我們的世界仍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國與國之間無可避免有利益衝突，所以，外來勢力都傾向把別國弄到分裂，以削弱別國的力量。這樣既可以減少自己所受到的威脅，又可以找機會把別國吞併。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在自然狀態下，血緣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最緊密聯繫，美國常有黑人自發地回非洲尋根。香港的年輕人竟想切斷與內地的關係，屬於一種異象，他們可能受到外力的影響而不自知。
現實是中國的發展一向以來都主導着香港的發展。中國弱，香港才會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中國要收回香港，香港才有民主發展的機會。否則，英國人會樂於以殖民地的方式來管治香港。而香港的一些意見領袖，亦會繼續宣揚他們那種自由比民主更重要的理念。
如果回歸期間中國是四人幫當權，而不是在推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那香港人回歸後的命運會很不一樣。而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北京的政治氣候。
這亦非說香港人自己不用去努力，而是要知道時空對我們有甚麼制約；這樣，我們的努力才會產生最有效的成果。政治力場一如電磁場與引力場一樣，可以對周圍的事物產生無形的影響，距離愈近，影響力愈大。
因此，中國有民主，香港的民主才有保障；否則，香港人辛苦爭取得來的民主也只會是短命的。所以，我不認為本土派那種只顧香港不理中國的民主道路是可行的。香港人應關心中國的政治，並為建設民主中國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五十年前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電台播出一些回顧的節目，很駭人，因為它勾起一些歷史黑暗面；最不安的是一句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當年的革命小將他們只要自以為真理在手，便可以無法無天，但真理人人演繹不同，於是世界從此便會亂了套。歷史不斷循環，五十年前出現的口號，台灣又重新響起。

台灣民進黨的蔡英文甫一上台，即撤銷了對太陽花學運一百二十六名被告的檢控，此舉短期內或可為新政府贏得一點掌聲，但得於一時，卻可能失諸永久，為政者不思慮及此，隨便去收買人心，真是愚不可及。

不少台灣和香港人對於文化大革命談虎色變，但自己則偏朝着這個方向走。太陽花學運打着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旗號，參與者佔據立法院、衝擊行政院，把當時的台灣政壇弄得一團糟。但服貿協議是中國大陸向台灣讓利的一項舉措，即使有未盡善處，也斷不是甚麼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根本沒必要用非常手段作抗爭。事後，馬英九政府對一百二十多個參與者提出檢控。年輕人對所做的事承擔後果，這本是合情合理之事，但蔡英文剛上任總統，便以反對服貿協議已成社會共識為名，旋即撤銷了對上述百多人的檢控，此舉猶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往後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

法律是神聖而莊嚴的，不應因是否符合短期的社會共識而隨便寬宥違法者。而社會共識時時不同，此時符合共識，過一段日子可以變得不符合，到社會共識有變時是否又該重新提控？如此朝三暮四，豈非十分荒謬？

況且，民進黨素來是個善於選舉而不善於管治的政黨，蔡英文上台後，說不定就會出亂子。如今他們為抽國民黨後腿而赦免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將來如有人不滿民進黨管治，再次佔據立法院，甚至衝擊總統府，蔡英文政府是否也聽之任之？台灣是否會步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的後塵，這些都是台灣人要深思的問題。

命中注定？

新相識一位台灣來的朋友，據他回憶多年前，曾慕名來港一試鐵板神數，特意訪尋高人推算。他驚嘆神數之準繩，因為在推算出生刻數時，能夠準確計算父母與兄弟的生肖，所以他把「命書」視作人生指南，事無大小也以此參詳。但因為大運的推算，均以詩句批註，所以很多時，不一定能參透箇中玄機，往往在事發後，才可洞悉當中意思。

關於鐵板神數的神奇，大多在於六親的生肖推算。因為在提供八字（出生的年月日時）後，鐵板神數師傅會為客人推算出生時刻，在這個過程中，就是以父母的存亡、兄弟數目及生肖等等，確定出生的刻與分，如果已婚有兒女者，配偶與子女的生肖，也會用上推算出生時刻。話說回來，當中應該有真正的師傅懂得正確的推算法，但也不乏濫竽充數者，以推敲手法取得客人的六親生肖，再裝作計算。

我們以已知的事情來推算，這樣得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確，但尚未發生的事情，那樣就有待商榷的。說回那位台灣朋友，他過往認為人的一生早已注定，後來他的想法卻改變了。因為當年他到港推算鐵板神數時尚未成親，所以「命書」中的妻子生肖是預測，並非以果求因。可是現在的妻子生肖與「命書」所說的是截然不一。他笑說在成親之前也曾感苦惱，因為害怕錯配鴛鴦，幸而現在夫妻之間琴瑟和鳴。所以後來他沒有再深信「命書」內容，同時他自行悟出內裏詞句是可以多方面解讀，或許命主在關鍵時刻是有選擇權。

假如我們人生的高低起伏如烙印般詳列「命書」內，不容半點更改，那樣就是宿命論。如果我們的一輩子早已注定，那樣風水算命卜卦便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因為怎樣也不能改變。

在西方玄學內，有西洋手相法、占星及生命密碼等，在他們的研究中，多以心理及性格層面出發，按當事人的性格優劣作出建議。如果希望改善運勢的話，可以通過性格的改變，從而達到目的。

中國術數卻多以斷事作準繩的標準，例如何時喪父、是否二婚及從商或受薪等。因為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大家重視的東西不同，因此術數的研究重點也衍生不一。在中國的術數內，時間的區分是以兩小時為標準。在兩小時內可以有很多生命誕生，他們的命盤也必定一樣。在紫微斗數的起盤方式上，經常發生相同命盤，縱使不同日子出生，命盤也有機會一樣。既然相同的命盤存在這麼多，是否代表算命不準？非也，而是代表算命是給予建議，同時通過算命可以清楚了解自己，所以先賢孔子有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當中是不存在宿命論。因此命運確是存有改善的空間，只需適得其法，當中所說的「法」，不是所謂的法術，而是我們的心態及性格等，這點可以參考洋人的論命方式。我們中國人也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後三者也是改善命運的妙法。

 　

禁語

下星期六是佛誕，是紀念佛陀出生的日子，我必然到跑馬地香海正覺蓮社，參加浴佛儀式。早年覺光長老未圓寂時，記得他為我主持皈依典禮，更在不同佛教法會的開示，至今難忘。最深刻是第一次同席的齋飯，原來要禁語，我不懂得，要師兄提點。今天恒生執董馮居士在報章提到禁語背後的意義，很值得分享：

自信‧減去‧常樂

三月參加了慈山寺舉辦的「禁語一天禪修」，雖然是幾百人一起學習，但期間只聽到法師的開示和指導禪坐和行禪，從早上到黃昏踏出佛殿之前都不說一句話，更不能開手機。
終於在吃了一頓「完整」的午飯後，對為甚麼說「禪」是「減去」的功夫有點了解。我已忘記上次吃飯時沒說一些不打緊的話是何時了，不看手機，或胡思亂想，因為減去所有吃飯時不需要的事情，只專心地吃飯，所以能欣賞到素包和素飯糰的美味，感覺到實在地活在這一刻的幸福。所以，禪宗語錄裏常見禪師叫人「吃飯去」、「喝茶去」的公案。
我們在嬰孩時是最接近「本來面目」，無雜念的心，赤裸裸的來，餓了就哭，吃飽了就開心，累了便睡。直至長大後，體會到「擁有」的樂趣，也開始有了「失去」的痛苦和恐懼。慾望是動力，但不理性的慾望卻會變成癡想和缺乏安全感。
禪修如果有成的話，我們便能減去人生裏一些沒需要的包袱，甩掉無窮盡的慾望，學會知足的幸福。
因為知足，做事時較能作出理性的衡量和決定，以及把握自己的實際能力，自然就可以有安全感及自信心。但是要克服無止境的慾望真的不易，我也是紙上談兵，就算家裏鞋櫃已經擠滿，每次看到心愛顏色的網球鞋還是有購買的衝動。
雖然生來和逝去時都是一個人來，一個人走，但我們偏偏就是害怕孤單寂寞。我們需要伴侶、朋友，需要別人的認同，在生活上或多或少要作出一些妥協。寂寞容易打擊我們的自信心，也可能激發我們無窮盡的擁有慾。
韓國的法頂禪師最嚮往玄幽的寂寞，除了要管理佛寺和廣宣佛法的時間外，他都獨居於深山裏，觀察和融入自然，沒有恐懼的感覺。他說：「一切恐懼皆源自內心。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不會因白天、黑夜而有所改變，如有差別，只是陽光照射的明暗不同而已。所以懼由心生，害怕與否，皆歸因我們內心瞬間生起的動念。」（摘自《山中花開》）
能面對寂寞而活得自在也是自信的訓練，不妨從自己一個人躲在圖書館看一天書，到郊野公園觀賞沿途風光，或出外旅遊開始。

《紅高梁》

1988年同老婆睇《紅高粱》電影版，它是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紅高粱》。轉眼廿多年了，三色台轉播前年國內制作的《紅高粱》電視劇，初時睇電視沒有抱任何要求，想欣賞一套高質素的作品，原來我錯了！再翻查報章，原來當電視劇《紅高粱》在國內開播伊始，就贏得超高人氣和口碑，不僅四大播出平台（山東衛視、北京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收視齊齊破，最高收視率亦破，更以網絡播放量在三周突破25億的成績，創下國內電視劇多個收視記錄，成為2014年當仁不讓的“壓軸大戲”，飾演九兒的女主角周迅更獲多個頒獎禮的視后，例如第21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第30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等等。

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中國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戴老三因起了貪念，擅作主張將家中十九歲的女兒戴九蓮（九兒）許配給患有痲瘋病的酒坊主人兒子單扁郎換100大洋。在迎娶當日，抬轎的槓子班領頭余占鰲起鬨「顛轎」整新娘九兒。九兒嫁給單扁郎後，是她不平凡一生的開始…

《紅高粱》真的值得收看，每個人物都很立體、飽滿，每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情節、歸宿合情合理，符合人性。就連小日本也有讓人信服的邏輯和值得欣賞的點了。大的歷史背景下，各種人物都鮮活地生長著，發展著，交錯著，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已經不符合當下的價值觀了。

電視劇版明顯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電視劇《紅高粱》中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傑、單家大嫂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

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電視劇版《紅高粱》確實充滿驚喜。該劇成功塑造了一批有趣味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亦莊亦諧、特立獨行的高密縣長朱豪三，潑辣倔強、敢作敢為、深明大義的九兒，集霸氣、匪氣、豪氣、義氣、孩子氣為一體的余占鼇，“吃喝嫖賭抽、姦懶饞猾壞”俱全的戴老三，恪守傳統、內心壓抑、精于算計及貌似善良的淑賢……

電視劇版《紅高粱》不僅復活了原著中一筆帶過的朱縣長，更順應現代觀衆需求，添加了原本沒有的單家大嫂淑賢、放大了“任副官”——張俊傑，這些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電影及原著小說中留下的缺憾，被認為是文學作品改編的成功案例。

除此以外，與電影版《紅高粱》大多荒涼的場景相比，電視劇版的高密縣給人“煙火氣”的熱鬧感，劇中融合時尚潮流與山東農村風情于一體的服裝設計，也成功吸引當代觀衆眼球，成為全劇一大亮點。

電視劇版仍然包含了《紅高粱》小說當中對中國傳統人性的某些反思，對情感、愛情的一種渲染，但沒有了當年那種人性解放，對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氣魄。作為小說、電影的《紅高粱》，和當時尋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時代背景相契合，也跟當時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相一致。但在今天，這些條件不再具有，文化變得更加消費、更加娛樂。這種變化很難簡單地評價好或不好，與其說這是電視劇的妥協，不如說是適應。

劇中男主角余占鼇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而在歷史上，余占鼇其實是有原型的。小說《紅高梁》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一九三九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鼇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莫言筆下的這位“傳奇英雄余占鼇”即小說里的“我爺爺”，他的原型就是曹克明。他是高密西鄉人，在北京讀書期間加入共產黨，畢業後受組織委派回鄉開展工作，擔任了中共高密縣南郭莊支部書記。期後在日本侵華後成為游擊隊，1938年，他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 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梁》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曹克明部被解放軍擊潰，他孤身一人跑到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手下當了高級參議。後來，曹克明還幹過國民政府國防部山東登萊青地區“人民剿匪義勇軍總隊”的副總隊長，但不久以後即去台灣，據說1970年前後病故。

“青殺口”本是“孫家口”電影《紅高梁》中有個地方叫“青殺口”，《酒神曲》中這樣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由此可知此地是個凶險所在。其實“青殺口”的原型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孫家口。《紅高梁》中伏擊日寇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即著名的“孫家口伏擊戰”。

最後談談鞏俐主演的電影版與電視版周迅的高下分別。《紅高粱》 堪稱經典，面對挑戰， 周迅比較淡定，因為電影和電視呈現的方式不同，容量也不同。小說中的 “九兒” 是高粱地長大的女子， 雖然身高不高， 可有一副北方人的歷練和潑辣爽利。 不管是身材還是性格， 鞏俐顯然都占盡了優勢。

不過在電視劇版本中，周迅呈現的是一個聰明潑辣、 敢愛敢恨的“九兒”， 一襲紅衣坐在毛驢上， 渾身洋溢著 “九兒” 身上的堅韌和潑辣。 而在高粱地里和余占鼇的一段激情戲也尤為火辣， 風情指數不輸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