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鏈衞星系統武器化

俄烏戰場上，俄羅斯面對着美國全力的打擊，不但是武器、顧問與僱傭兵、情報等，更多了名為民間，實際與美國軍方勾結的SpaceX公司的星鏈(Starlink)衞星系統的支援，使到俄軍沒法禁制烏軍的通訊與遙距偵辨作戰系統。例如無人機便借星鏈衞星的互聯網絡平台，攻擊突襲俄軍。由於是衞星通訊系統，無遠弗屆，就連深藏地下堡壘和隱蔽的位置，都可通過星鏈衞星與烏軍的指揮連上，也可對俄軍的行動一目了然。甚至相信星鏈系統可干擾俄軍的通訊與全球定位，乃至探測俄軍將領的行蹤，方便偷襲。星鏈系統的參戰是從開戰之前已準備供應烏軍。俄羅斯試圖黑客侵入亦告失敗。俄烏戰場上，最突出的武器除各種大小導彈外，便是無人機與星鏈衞星系統提供的全面訊息覆蓋、導彈與無人機，以至傳統的炮火。但若無不受干擾的訊息指引，不可能產生作用。星鏈衞星應是此仗的明星，把戰爭的模式從根本上改變。

其實SpaceX早年已計劃建造軍用火箭，用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運送「武器」，傳聞SpaceX 承諾五角大樓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一小時的武器交付。SpaceX 和五角大樓已簽署了一份合同，共同開發一種新型火箭，該火箭可以發射到太空，並在一個小時內將多達 80 噸的貨物和武器運送到世界任何地方。據《商業內幕》報導，最早已於2021年開始對火箭進行測試。預計它在世界各地穿梭武器的速度比現有飛機（如美國 C-17 Globemaster）快 15 倍。

美國運輸司令部斯蒂芬·萊昂斯將軍在會議中曾說過：「考慮一下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將相當於 C-17 有效載荷的載荷移動到全球任何地方。」這份新合同進一步證明了 SpaceX 正在大力發展軍事合作夥伴關係。早前這家私營航天公司贏得了與軍方空間發展局的合同，製造四顆導彈跟踪衛星。及後陸軍與 SpaceX 接洽，希望將其 Starlink 寬帶衛星星座轉變為新的軍事導航網絡，而太空部隊官員早前也透露，在與 SpaceX 簽訂合同後，他們已經與 SpaceX 密切合作。新的武器運載系統類似於 SpaceX 首席執行官在 2017 年提出的軍事化版本，當時他談到了載人太空旅行。當時，馬斯克提議將乘客送入太空，然後迅速將他們降落在離目的地更近的地方。新計劃非常相似，只是用武器而不是人。

星鏈提供服務的項目已實現將超過 1,000 顆衛星送入軌道。一年和數十次成功發射後，星鏈擁有 2,000 多顆功能性衛星在頭頂運行，亦已向客戶運送了超過 100,000 個衛星互聯網終端在十多個國家。這份名單包括烏克蘭。在俄羅斯入侵期間（以及俄羅斯試圖干擾信號），烏克蘭正在增加衛星互聯網終端。雖說星鏈衞星系統名為民用，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受美國軍方與政府的扶持。一如Internet始源自二次大戰的通訊技術和軍方體系，演變為企業，覆蓋全球，成為美國對全球訊息連接最大的控制和威脅。星鏈衞星系統是在低太空中建立Internet式系統，更完善地覆蓋全球，不單止是Internet的升級版、完善版，鞏固美國壟斷，更且形成在低太空中的主宰力量，可排斥其他國家的衞星，進而壟斷低太空與地球的訊息連接，軍事與經濟壟斷趨勢更為嚴重。

現時地球上空只有4,900個衞星運作，星鏈已發射了1,900個，計劃在幾年內增加至42,000個，都經美國規管機構批准。星鏈也計劃每5年替換新衞星。SpaceX的老闆已是全球首富，星鏈的壟斷業務可助其財富更上一層樓。投資在星鏈及相關技術便沒有多大限制。對各國來說，不但新的Internet仍會由美國壟斷，軍方已全面介入。而在太空裏，星鏈已開始威脅其他衞星和太空站（包括中國太空站）的安全，且超越軌道逼近其他衞星的情況亦趨嚴重。於是，戰時或準戰時星鏈衞星用幾十個至幾百個來衝撞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衞星，便可以即時壟斷太空與地球的訊息連接，例如中國軍方的互聯訊息中斷，北斗衞星隨時會被星鏈衞星全殲。由於星鏈衞星有數萬個，也去中心化，攻擊它們不容易，太空與地面的互聯被美國壟斷，戰爭怎樣打呢？

雍正帝

早前談了三位清代皇帝，最後免不了雍正，雍正的命盤是據清宗室出生紀錄玉牒排出。生於1678年康熙十七年，十月廿二日。

命造天相地空獨坐，科忌夾，會地劫、火星、鈴星、咸池和大耗。天相化氣為「印」，印璽是行使權力的象徵；天相取像為丞相，可是這個相位並不好坐，上有喜惡隨心的紫微，下有滿朝文武，萬千黎民福祉所繫。天相這個夾心基層不容易兩面討好，於是為求自保，寧願事事謹小慎微，小搞花招，久而久之養成各方都不得罪的個性。天相的父母宮有挑剔尖銳的天梁，還有難以捉摸的天機化忌，代表來自父執輩的猜忌和機謀；天相的兄弟宮有一顆沉潛暗藏的巨門，還有化科的太陽，代表來自同輩間的搶奪爭奪；天相中間存活，稍一失措，左右夾擊即至，自然要「醒醒定定」。同宮地空會照丑宮地劫，皆具挫折和波動，本質再給天相雪上加霜，以從命宮三方望去，主動盪的火星在卯，鈴星在巳，兩面會照明損暗損俱在。天相忌煞，雍正命盤卻見齊空劫火鈴，又遭科忌夾命：刑忌夾印和財蔭夾印，已存有隱憂。不過另一方面，雖然諸煞紛陳，令雍正感覺草木皆兵，八方為敵，更令本性慎小慎微的天相上性格近乎尖刻，律己尤嚴，步步如履薄冰，然而正因這點戒慎惶恐，兢兢業業，令雍正處身這個極其波瀾雲詭，一步也不能走錯的奪嫡過程中最終勝出，登上皇位。

皇帝與印璽

原以坊間命書來說不是好命，但本命會祿存在財帛宮，而天府與祿存同宮，借會貪狼化祿，會齊左右魁鉞在官祿宮。

給酉宮的天相上定了位，就可以解釋雍正的霸業何來？乙丑大運1722年壬寅年十一月十三日登基。經原官祿宮，祿權科忌會，成皇之路不易。

雍正的父親，也就是康熙大帝，一共有35個兒子，但是等到康熙駕崩的時候，年滿20歲並且還在人世的僅剩15人，他們分別是大哥胤褆，二哥胤礽，三哥胤祉，老四胤禛，五弟胤祺，七弟胤祐，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弟胤誐，十二弟胤裪，十三弟胤祥，十四弟胤禵，十五弟胤禑，十六弟胤祿、十七弟胤禮。當時四子胤禛與其他兄弟爭奪帝位，形勢異常緊張，最終胤禛在隆科多，年羹堯等人的幫助下順利登上了帝位，雍正繼位以後，便對他的十四個兄弟展開了清理行動。
在奪嫡的過程中，「表面上」分為三大陣營，分別是：皇太子胤礽一黨，皇長子胤褆一黨，皇八子胤禩一黨和皇十四子胤禵一黨，而胤禛從未表露心迹。

皇太子胤礽被康熙幽禁，但是雍正即位後對他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縣鄭家莊蓋房駐兵，將胤礽移居幽禁。
皇長子胤禔其實對雍正沒有造成什麼威脅，因為早些年就已經被康熙奪了爵位，幽禁於自己的府中。當皇太子被廢時，曾請求手刃親弟，如此露骨行徑，令康熙心寒而幽禁之。
皇八子胤禩的出身不是很好，但是卻非常有能力，曾經和雍正爭奪皇位，所以雍正繼位以後，將他視作自己的眼中釘，於是便尋找機會階級除掉他。最後，雍正以「結黨營私」這個理由將胤禩打入天牢，最後由於感染疾病死於牢所之中。
皇十四子胤禵：雖與胤禛（雍正）為一母同胞，但因黨同胤禩，又與雍正有帝位之爭，故為雍正所忌。雍正即位後，不許撫遠大將軍胤禵進城弔喪，然後奪其撫遠大將軍之職，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後將其父子禁錮於景山壽皇殿。親兄弟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乾隆繼位後，於十一月將其開釋。
在奪嫡過程中，表現得過於積極，邀功倖進，上惹康熙猜忌，平招兄弟憤懟，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反之表現得過於消極，慵懶退避，無功職又難得康熙青睞，委以天子重責。如何審時度勢，掌握進退之道，不謹慎怎成?天相就是謹慎，天相坐命的雍正心地周納密彌，行徑才可近妖，幾乎沒有行差踏錯，而福德宮的紫微七殺，驅使雍正緊執信念，志不在小，誓要攀上權力之顛，做個實體紫微。

雍正天盤的火鈴，命宮和福德宮也見，火鈴動盪，若並見則極其騷擾；雍正福德宮見之，刺激了的紫微情緒，傾向極端偏執。雍正勤政，歷史上罕見，雍正撿拾國家大小事務，滴水不漏，此既出於天相的謹慎，不容易怠誤，更大的源頭來自雍正福德宮的紫微七殺。

紫微七殺見祿存，亦見貪狼化祿，氣質主調和。見貪狼化祿者常喜在交際場面中擺闊。見煞則必多酒色財氣之嗜好。貪狼化總則時起爭奪之心。與火鈴，天空同會，則主困擾勞累，易於中年後感到人生空虛。

雍正是天府守財帛宮，祿存同宮成富局，會貪狼化祿錦上添花。天府守財帛宮，亦喜見輔佐諸曜，則增加其儲財能力，亦增加其進財能力。同時影響福德宮紫殺要事事過問，對下屬嚴苛，外派大臣要經常發回廷寄互相告密。又事事恭親，故在位十三年辛勞過度病歿。雍正為清吏治，在位期間多個重臣涉大案受刑。雍正在位不過十三年卻為積下可供乾隆揮霍六十年之資財。

清代黃金管理與使用

故宮博物院收藏清代大量黃金製品，從金印、金冊等典章文物，到「金甌永固」杯、金編鐘、金角端、金香筒等工藝品，金盆、金碗、金盤等日用品，它們在管理上其實都像金錠、銀錠等一樣，歸屬金銀財寶，由國家戶部銀庫（即如今金庫）或內務府廣儲司等財務部門管理。

外庫銀多金少

戶部銀庫在北京天安門外，千步廊東廊以東的戶部衙署後院，故又稱「後庫」，原址大致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大樓中北部一帶；廣儲司銀庫在紫禁城太和殿西配殿弘義閣內。清初文學家、詩人吳偉業之子吳暻曾任戶部主事（處級官員），撰《左司筆記》記載康熙三十九年（一七零零至一七零一年初）即十八世紀第一年外庫庫存數：金二千六百六十八兩，銀四千零五十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兩；此期間銀庫歲入數：金四百一十九兩八錢，銀九百七十萬七千四百零九兩五錢。盛京庫總目：金三十三兩六錢，銀八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二兩二錢。後來乾隆時期，庫存銀由三千萬兩增至七千萬兩；鴉片戰爭翌年一八四一年國庫虧銀九百餘萬兩。

明末銀庫曾遭李自成起義軍洗劫，入清仍有前明零星遺產。《左司筆記》記載：「一日，偶從大司農吉水李公（李振裕）、少司農興化李公閱視後庫，見銀庫有一元寶重一千六百兩者，色黝黑如漆，上鐫『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晉藩南山主人造』十三字。」是晉王進貢嘉靖皇帝的。清後期張培仁《妙香室叢話》所述更為誇張：「初白翁（金庸先生的先祖查慎行）云，北京戶部節慎庫（應為工部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鎮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尚高於人，上刻『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年）。」

國家銀庫裏黃金存量比白銀少得多，而且主要用於賞賜、製造器物。但黃金始終是國庫裏居首位的財富，直到晚清改制，戶部改為度支部，下設金銀庫，職能仍原銀庫職能：「金銀庫，掌金帛期會。」

戶部銀庫、內務府銀庫，俱派皇帝的親兵鑲黃旗官兵看守，但銀庫貪污、虧空案時有發生。《養吉齋餘錄》卷八稱：銀庫管理積弊已久，以往主管者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是嘉慶時新上任的趙佩湘管理稍微嚴厲一些，一日從銀庫下班回家突然暴亡，人們都懷疑是被人投毒。因此繼任者更不敢過問銀庫的事。嘉慶、道光時御史陳鴻（號午橋）在都察院時，曾奉命稽察銀庫。陳鴻受命後親自現場監視銀庫出納，杜絕虛收虛放諸弊，庫吏們恨得咬牙切齒，他卻奮然不顧。但有一點：在銀庫不敢飲那裏的一勺水。數年後，假照截留案發，由銀庫牽引致千餘人獲罪。至此有人悔嘆：假使人人都如陳御史，我輩怎會落到如此地步耶！

內庫金銀並重

弘義閣為上下兩層樓，樓閣建築本身高二十點一一米，連同基座通高二十三點八八米。上下層之間為「廡座」層。下層面闊九間計四十三點六八米，進深三間計十六點七零米，面積約七百三十平方米。作為太和殿的配殿，其地面一層並未採用大殿隔扇門結構的金扉、金鎖窗，而是直欞窗、木板門庫房配置；二樓則是金扉、金鎖窗。與之相對的東配殿體仁閣也是庫房，也採用這種工程作法；相鄰的太和殿東、西、南廊廡因為都是庫房，也採用體仁閣、弘義閣一層的標配。考慮到金、銀、銅錢的巨大比重，銀錠、銅錢等重量、數量都很大，應該主要放在下層，而上層存放數量較少的黃金、寶玉石及分量輕的東西。以黃金儲存最高峰的嘉慶四年四萬一千多兩計，也不過三千斤，合今一點五噸，帶「廡座」的上層足以承受。

內務府銀庫真正是皇家的錢袋子，各朝皇帝都再三降旨申誡，儘管在太和殿院內，也要派兵在庫內外駐守，並且多次增加巡邏人數。嘉慶十四年（一八零九年）五月上諭提到：「銀庫內每日章京一員，護軍校十員，進庫直宿；又護軍十名，於庫門外巡邏。」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又諭，晚上太和殿庭院封門後，值班更籌（類似接力棒）通過後左門門縫傳進，依次經過中左、昭德、貞度、中右門，最後由後右門門縫傳出，接續巡查。

根據《內務府奏銷檔》等檔案記載，各時期內庫庫存數為：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實存頭等金至六成金七項，重一萬九千零三十五兩六分；不計成色並自成螺形生金二項，重五百八十六兩八錢；銀一百二十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兩三錢四釐。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零零年初）也就是十八世紀最後一年，各色金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二兩六分一釐；造辦處存貯各色金一萬三百十兩三錢五分；由甯壽宮領出交廣儲司銀庫，二兩平各色金一萬兩，折庫平金九千四百兩。以上三項，共各色金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二兩四錢一分一釐。這一年內極務府存金登峰造，應該就是查抄和珅的家產所得。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當年即道（一八四零年），內庫存金八毫二兩七錢三分五釐二萬九千五百四十，銀六十一萬五錢五釐七毫八千八百六十九兩。看据來道光時國庫拮，但嘉慶時的余財尚存，內庫庫存頗豐。當然這與道光帝厲行節儉、壓縮內廷開支不無關係。林則徐《軟塵私劄》稱，道光帝在位期間尤其節儉，「某公主下嫁，治奩限以二千金。」宮中妃嬪們，不到過年過節不得食肉。還有以往慣例，皇上御膳格外預備四桌，以其中兩桌賜給御前值班的大臣，兩桌分賞給妃嬪們，道光時賞妃嬪們的兩桌免了。在道光帝看來，不能眼睜睜看着值班的大臣中午沒飯吃，這兩桌應賞；但妃嬪們明明都有自己例份錢，為什麼還要揩皇帝的油、慷國家的慨呢。

內庫經費不從外庫出

鮮為人知的是，同治之前，內庫資金不是從戶部國庫裏劃撥，而是由海關、鹽課收入中直接抽取。光緒八年（一七八二年）八月總管內務府奏摺稱：「我朝定製，內務府錢糧，俱在正供之外，內無關於部庫，外無涉於地丁。宮中、府中，界線分明。是以同治以前，外廷從無議及內府經費之事者。」這種作法可能始於唐朝，南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市舶門》、潘自牧《記纂淵海．提舉市舶》，均引唐廣州司馬劉恂《市舶錄》稱廣州海關：「市舶者，其利不貲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從那時起，廣州外貿關稅之一部分，就成為皇帝的私房錢。

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侵犯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等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清政府逐步失去海關主權，海關、鹽課收入大減，已不能支撐內庫預算。從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開始向各省、粵海關募集資金：「撥及各省銀六十萬兩，粵海關銀三十萬兩，並內府雜款約計百一十餘萬兩。至內府用款，一年需用銀一百二十三萬兩，每年約虧銀二十萬兩。」《清宮述聞》收錄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即甲午戰爭那年內庫收入金兩數目：「由討領得足金四百兩，粵海關監督交到四季分足金二千兩。以上共進足金二千四百兩。」還有各省、粵海關「共進銀一百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三釐」及「共進錢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串」的清單，正是「每年約虧銀二十萬兩」。該年用足金二千零四十四兩，用銀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錢十五萬九千二百三十二串。因為經費緊張，戶部與內務府互相指責，戶部堂官參奏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抱怨撥款三十萬兩太多。慈禧太后降旨：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到了宣統元年（一九零九年）為溥儀的父親載灃鑄造攝政王金印，需用五成金，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竟然無金可提。最終通融結果，是由外庫度支部金銀庫提出一百五十兩純金，熔化為三百兩五成金。

金銀匯價一路走高

中國自金代出現銀本位制後，白銀價值提高，黃金主要製造奢侈品，但仍是最貴重的貨幣，而且在實際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着金銀折算的匯率。清代金銀匯價：前期二百年間一兌十，光緒初一兌二十。光緒三十年（一九零四年）前後討論實行金本位、鑄造金幣期間，戶部提出「金一兩抵銀三十二兩」的金銀兌換價，即一兩黃金兌換白銀二斤。好比如今香港實行的聯繫匯率。因當時中國基本不產黃金，金、銀、銅錢匯價很難控制，政府無力「貼平」固定匯率帶來的不可預測的巨額匯兌差價，金本位最終並未實行。而清末金銀匯價飆至一兌五十。

瀟灑離世？

娛樂周刊封面標題《曾江瀟灑離世》，其圖片標示：曾江一生活得精采，每天都在享受生活，瀟灑離世確是一種福氣。

主編看似頌揚。諗深一層，曾江是獨自酒店隔離期間猝逝的，死因要調查，大筆一揮訴諸瀟灑，怎還亡者公道呢？作為丈夫和父親，若能選擇，曾江會無聲拋下妻兒而視為瀟灑嗎？即使調查結果死因無可疑，隔離措施構成的風險仍值得反思。周刊把事情美化，毋寧風涼話。

何謂瀟灑離世？大概就是看透生死，曾江受訪說過：「見唔到面走，留在心更耐。」事到臨頭真處之泰然？瀟灑包括走得不辛苦，更無從控制了。

另一方面，曾江的第二任妻子鄧拱璧接受周刊訪問時，透露當日收到女兒曾慕雪來電哭着說父親離世，她嚇到整個人跌坐在梳化上。鄧拱璧說︰「太突然，為什麼走得那麼快？令人難以置信。雖然他已經80多歲，但精力充沛非常健康，頭腦清晰思想敏銳，每次出來腰板也很挺直，只是聽覺退化，說話比較大聲。想不到說走就走，太意外了﹗」

鄧拱璧指曾江為人瀟灑，生前曾表示做人最怕受病痛折磨，能夠無病無痛走得瀟灑，也是一種福氣。雖然兩人當年離婚收場，鄧拱璧與曾江多年來關係友好。她表示已轉告焦姣，曾江的後事安排如有任何需要，她與丈夫阮兆輝會盡力協助。

心如明鏡

要完全控制幾時走、怎樣走，唯有自殺。但自殺絕非正確行為，自殺者往往心懷怨念，亦根本談不上瀟灑。

博友與我討論拈出臨刑不懼，的確，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耶穌基督坦然接受釘十字架，很接近了。但耶穌目的為世人贖罪，且預知必將復活，於祂，死亡不等於撒手塵寰，以瀟灑來形容並不恰當。凡人遇極刑，毫不害怕甚至毫不痛苦，也是有的，史載，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和英王陳玉成兵敗遭千刀萬剮凌遲，臉不改色。博友指，那是悲憤迸發出的大無畏，窮兇極惡罪犯高呼「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壯膽，都處於亢奮狀態而非修行至化境。

這樣說來，唯獨文天祥堪稱瀟灑。古往今來抗敵成仁的烈士不少，文天祥情況特殊，經歷被擒，逃脫，舉兵復起，再被擒囚禁，蒙古多次以高官厚祿勸降，他多次拒絕，終受處斬，過程長達二十多年，中間完全有機會隱遁避世或投靠元朝大富大貴，他可能曾思想掙扎，最後心如明鏡，鬧市臨刑，沒大聲疾呼什麼，只對吏卒說：「吾事畢矣。」（見《宋史．文天祥傳》）人生自古誰無死，敬佩文天祥，不單轟烈犧牲，更在從容就義。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究竟怎克服？他留下一句詩：「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序言：「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大光明法』來源出自國學大師南懷瑾所著《論語別裁》一書所述。

大光明法的具體內容已無從考證，但根據身心修行的原則來看，是針對文天祥個人而應時應性的開導和點化。修行人所謂的『世間八萬四千法門，諸法平等，法法無二，唯在揀擇。』，用現在人的説法就是『適合的即是最好的』。

此大光明法也的確讓文天祥很快看破了生死，了悟了生命真諦，進而堅定了信念，保持了名節，成就了令後人敬仰的千古英名。因為用了神秘隱語標示年月日，後人聯想大光明法是高人傳授給文天祥金蟬脫殼般幻術，劊子手所斬只不過軀殼，所以如此淡定啊。直至清代著名散文《梅花嶺記》仍提及民間相信：「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足見流傳之廣。實情嘛，大光明法應該屬於精妙佛理，精神上療癒，失傳已久。

百折不撓

我們無從修習大光明法，大吉利是也不會被殺頭，卻總有一天面對死亡，眾生平等，唯願學到文天祥平靜吧。潮流興講安樂死，長期病患放棄治療算不算超然解脫？請注意，文天祥並非選擇自我放棄，能夠存活就百折不撓拚到底，實在回天乏術就保持尊嚴，從容不迫，才是大光明法的奧義，才叫瀟灑離世。

 

乾隆一生作詩四萬多首

《三月初八日幸圓明園》

[清] 乾隆

秉時禦氣暮春初，靈沼靈台豔裔舒。
似毯綠茵承步輦，含胎紅杏倚玫除。

下空回雁無憂弋，畫水文鱗底用漁。
滿眼韶光如有待，東風著意為吹噓。

中國是個詩國，古往今來「詩人」多矣。「詩人」多，那誰是寫詩最多的人呢？說出來你也許會大吃一驚：中國歷史上寫詩最多的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清帝乾隆。早前談過三位清代皇帝的命盤，他是其中一位，自稱《十全老人》。

清朝第六帝乾隆本名愛新覺羅．弘曆，他享壽八十八，為帝六十載（加上太上皇三年，實際統治中國六十三年），在中國歷史上創下了皇帝中命最長、馭天下時最長兩項紀錄，如果再加上他的詩歌創作數量，乾隆保有再也無人打破的三項歷史紀錄。

乾隆帝一生喜讀詩、尤愛寫詩——「平生結習最於詩」。他的御制詩集共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詩四萬一千八百首──這還只是他在位六十年間所寫之數，如果加上他當皇子時的《樂善堂全集》和他當太上皇時的《御制詩餘集》，他的詩作總量當在四萬五千首左右──接近一部《全唐詩》。

乾隆自言「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蒞朝將事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莫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這可看作是他詩歌內容的夫子自道。對於自己的寫詩特點，乾隆用「拙速」來概括：「拙速由來我所能」。確實，乾隆作詩，「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乾隆寫詩很快，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遊覽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鐘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里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御製詩二集》）然而藝術作品的質與量往往成反比，從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詩，從自來水管里一擰就出來的，只能是自來水。由於平均每天寫兩首詩，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詩作不過是「分行的日記」，隨手記心情、記風景、記事件而已。

乾隆詩作產量大，除了他自己勤於寫作外，也有一些作品是他吟了一兩句並未完篇由詞臣續成的，或臣下代筆後經他改定乃至完全由臣子「捉刀」的，最後都算是他的「創作」。著名詩人沈德潛就曾經為乾隆爺代筆，不過他後來把這些「捉刀」之作收入自己的詩集，這就犯了大忌，死後不但被奪官爵，而且墓碑也被「撲」。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一個片斷：乾隆率大臣們遊園，詩興大發，順口吟道：「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這裡，突然卡殼了。幸好劉羅鍋在側，繼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才完成了一首御製詩。事雖誇張，卻惟妙惟肖地摹寫出乾隆許多「御製詩」的「創作」過程。事實上，為了記日記方便，乾隆皇帝什麼時間都可以寫詩，什麼事都可以入詩，為了押韻對稱，任意增詞減字，創作出了不少中國詩歌史上最沒有詩味的「詩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經寫下了這樣一首一般人無法讀懂的「詩」：

閣報例應隔日至，均稱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謂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頭兩句，對歷史特別熟悉的讀者也許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內閣每隔一天送給皇帝一次閣報，通報國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閣報上說，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後兩句如果不看詩注，任您知識多麼淵博，也不可能讀懂：過幾小時，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報告，說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報是十八日的事情，看來當時他們還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勢更加喜人啊！

當然，任何事情總歸會有例外，在寫作四萬多首平庸作品的過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帶著寫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過，這些作品大多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御製詩二集》

其來不告去無詞，兩字平安報我知。

只有叮嚀思聖母，更教顧復惜諸兒。

醒看淚雨猶沾枕，靜覺悲風乍拂帷。

似昔慧賢曾入夢，尚余慰者到今誰？

一個獨眠之夜，皇帝突然夢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來，驀然而去，只是告訴皇帝，她在那個世界裡過得很平安，囑咐皇帝不要惦記。除此之外，就是打聽婆婆和孩子的情況，叮嚀他用心照料。一覺醒來，皇帝已經淚透枕巾，只聽到風吹帷幔的聲音，更襯托出子夜宮殿的寂寞悲涼。皇帝不禁悲問：當初慧賢皇妃去世後也曾入我夢，不過好在夢中哭醒後，還有你在身邊溫柔地勸慰。如今，再也沒有你這樣的人可以安慰我，我只能一個人在漫漫長夜承擔痛苦……

這首哀婉動人的詩，真切樸實，不輸於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其中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婦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擁有三千粉黛的皇帝所作。這首詩證明，乾隆確係一深情之人。

這首詩，就是寫給他的結髮妻子孝賢皇后的。這樣的寫作姿態自然不會把藝術性放在重要地位：「豈必練研求警句，興之所至筆因拈」，詩作難有精品也就順理成章。不過，乾隆詩的藝術水準不高，歷史價值卻大，小自「正月望雪」，大到「十全武功」，乾隆的人生都在他的詩中留下了紀錄，「七字聊當注起居」，信然。

晚年的乾隆也意識到「五集篇成四萬奇，自嫌點筆過多詞」，他到底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在乾隆晚年，中國的西南雲貴川一帶發生了大規模的白蓮教大起義，來勢兇猛，遍及數省，給清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清政府多次派兵遣將征討鎮壓，結果起義軍越來越強大。這時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帝也束手無策，一籌末展，整日憂心忡忡，心力交瘁。嘉慶四年正月初二日他有了病。初三日這天，臥病在床的乾隆帝仍在念念不忘鎮壓白蓮教起義的事，心急如焚，這時他已預感到自己在世的時間不多了，大限將至，但他對自己在生前不能親眼看到白蓮教起義被鎮壓而心不甘。在這種心情下，他做了一首五律《望捷詩》，全詩如下：

三年師屢開，實數不應猜。

邪教輕由誤，官軍剿復該。

領兵數觀望，殘赤不勝烖。

執訊迅獲丑，都同逆首來。

做完詩時間不大，他帶著無限的遺憾和無奈，離開了人世。終年89歲。乾隆帝一生做了四萬多首詩，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做詩最多的人。這首《望捷詩》是他一生做的最後一首詩。

這首詩不僅載入了《清高宗實錄》，也收錄了他的御製詩文集。乾隆帝在清朝皇帝中是最享福的皇帝，也是掌實權最長的皇帝。他晚年號稱古稀天子、十全老人，對自己一生的文治武功十分滿足，可以說是志得意滿。他實在沒有想到這首《望捷詩》竟成了他詩作的收山之作。

 

康熙大帝

上月寫了順治帝，自然要算算他的兒子康熙。順治命宮太陽獨守，算是君王命格，但康熙卻來一顆天同，進駐命宮，多少令人怏怏不樂。其實沒有一個人的一生是十全十美的，包括人中之龍。斗數反映人生，因此本命無全美，總有瑕疵。康熙的命盤，本性得到適當激勵和優化，又與干化諧合，細節呼應巧妙，而且勞逸有度，俾能持之以恆，實在堪稱隹構，無怪乎成就了一代明主，然而康熙命盤中的缺點大概也令他一生留憾，特別那些關乎骨肉血脈間的衝突。

康熙生於1654年三月十八日，命宮天同守亥，科權夾。他是清朝第4位皇帝，清朝自入關以來的第二位皇帝，也是清兵入關後首位出生和首位自幼生長於北京的清朝皇帝，清代乃至中國歷史上最享負盛名傑出的皇帝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國皇帝之一。八歲登基，十五歲智擒鰲拜，正式執掌大權，19歲徹藩，23歲三藩之亂剛平，旋開博學鴻儒科，不分種族，招攬天下賢才，堵塞明朝遺臣悠悠眾口，中年收台灣，定新疆，三次親征準噶爾，奠定大清版圖，六次南巡，拜孔子、謁明陵，垂範大清導統。在位61年間，勵精圖治，奠定康雍乾盛世。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駕崩，康熙帝得其祖母孝莊文皇后擁立以幼年繼位，因此康熙初年，朝廷不得不交由四大輔政大臣幕前主持政務和孝莊文皇后幕後的支持和監督，而康熙帝年幼喪失雙親，孝莊因而肩負康熙帝監護人的重責，康熙帝的成功和順利離不開孝莊背後默默的裁培和襄助。後來其中一位輔政大臣鰲拜桀傲不馴，功高震主，引起少年時期的康熙帝忌憚，後在獲得孝莊文皇后和索尼家族等滿洲權貴支持下發動「政變」智擒權臣鰲拜後，開始親政。雖然親政，但前期的政局孝莊文皇后的身形一直存在，孝莊文皇后致力平衡各方勢力，時常對康熙帝進行提點，為康熙帝締造良好環境，因此康熙帝對孝莊尤為孝順。

天同守命宮，主人白手興家，即須留意其父母有無破敗，或少年運程有無破敗。天同主情緒，所以當昌曲，魁鉞會照之時，反而未必是吉，因為可以產生依賴性，使人生容易因小成就即耽於安樂。天同只會一顆煞曜，正是主激發的擎羊，擎羊為利刃，刺激天同的追求，餘煞卻巧妙地一一避開了，令天同得以「健康成長」，盡展所長。天同天刑、大耗，但不見天虛、陰煞等雜曜，主戒律和激發。也與月德同宮，表徵為受女性的蔭庇甚深。四大輔政大臣幕前主持政務和孝莊文皇后幕後的支持和監督，顯示了天刑的修正和月德的蔭庇。
天同的福德宮，必然是太陽，它給天同埋藏想頭極大的種子，驅動了天同坐而起行；至於可否發芽，還在適合的星曜配合和大運的天干四化如何栽培和催化。太陽太陰守福德宮，太陽化忌落陷者，招是非口舌，且煩躁不寧，亦主人好動不好靜。太陽太陰的組合，為陰陽調和，主雖奔忙而仍能樂享受。最能忙裏偷閑，忙中得靜趣。唯若太陽化忌，則有自卑感。此外，太陽貴氣也是不凡，對星雲集，天貴見恩光，天官見天福，天魁天鉞，文昌文曲，又平衡照入，增添胸襟氣度，宮內天魁、龍德加強優越和自信，丑宮的太陽稍暗，盡管不夠入世，卻也少講人人都懂的膚淺道理，同宮的太陰稍亮，由不安而生計謀，思想較具層次。合宮的天府武曲：一謹慎一行動，武曲因化科而位置較顯，主行動明確而順遂。康熙的一生都也想了和幹了不少名留青史的事，少年智擒鰲拜已是一例。

父母宮有天府武曲化科見天相，凡此結構以為外戚舅的介入，受他們的壓力而成事；若以太陰星曜為本位，兄弟宮必為天府，當太陰有幸限得寵，必拉攏外戚鞏權助勢，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康熙生於甲干，破軍化權在兄弟宮，武曲化科在父母宮，形成科權夾命之局，凡科權夾命，命主皆感受到來自父執和同輩間的壓力和競爭力，左右表現出色，自己也不甘後人，於是發奮圖強，給容易耽於逸樂的天同上進自強。

天梁文昌守遷移宮，一般主出外得文人蔭庇。會天魁，在外多機會，且主受人敬畏，因而自多助力。天梁居巳，太陽在丑欠缺光芒，無力解天梁之孤，反令天梁之孤高和獨見得以保存；與文昌文曲得以提高見識和涵養。康熙愛讀書，強調興禮教，深諳「衣食足而知榮辱」之道，而且身體力行。

關乎骨肉血脈間的衝突，要看田宅宮和子女宮。貪狼入廟主有祖業，更見鈴星天馬，則家底豐厚。見祿馬交馳，也同見火貪鈴貪，主橫發，也主橫敗。對宮廉貞關乎血脈，化祿是將此本義才性增繁，變得加倍重視，偏偏鈴星主陰冷和隔膜，容易造成感情暗損，導致關係疏離；同宮天馬易令情況不穩定，總總星曜相加，刻劃了康熙田宅宮不良的基調。廉貞喜入子女宮，一般情形下，主兩代感情濃厚，有隔膜亦能互相諒解。所以廉貞化祿，往往便代表感情上的喜悅，故可表征為得佳兒佳女。雖則康熙總共有35位兒子，但能夠繼其宏志者，數目則寥寥可數。

子女宮的奴僕宮是原福德宮，太陰太陽同度，主交遊廣闊。這是由於太陰的緣故。太陽化忌居奴僕宮，落陷，見煞忌，主恩反成仇。康熙的子女有55人，其中35人還是皇子，雖然他一世英名，但在晚年也發生了爭儲問題「九子奪嫡」事件，搞得皇子四分五裂。各皇子有他們的皇親國戚和附從的奴僕，可從命盤看到端倪。

子女的父母宮是原夫妻宮，天機巨門不見煞亦主遠離，或兩代人際關系不佳，或不利父母。見煞者主刑克，或父業破敗。然酉宮者優於卯宮。 所謂不利父母，乃指出生後父母境遇欠佳。持此以驗上司和父上，亦主他們在官職上境況不利。皇長子胤禔的母親是惠妃，權臣明珠與胤禔一夥，協助大阿哥，因貪污被貶。太子胤礽，與舅舅索額圖一夥，索額圖參與“謀逆”，太子其後被廢。 

踏入第一個乙亥大運，會天機運祿，天梁運權，也會太陽太陰疊忌，與干化諧合，父母在這十年先後去世，造就其成皇之路。1661年，玄燁登基，只有八歲，次年正月（1662年2月）正式宣佈新年號為康熙。命宮疊忌會文昌年忌，但也有太陽年權，會文曲年科，天機巨門疊祿。當年他能順利繼承大統，不用動刀動槍搶奪皇位，原因竟然是他在幼年得過天花，而且躲過天花的侵襲，八歲小孩因此登上寶座。

走完第一個乙干大運後，便重覆行丙干和丁干兩次，如是者共40年，亦即人生的少年、壯年以至晚年，皆在丙干和丁干中度過。這兩個干化的影響，對康熙的一生起了支配性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康熙的本性正與干化契合，堪稱如魚得水。

康熙本命天同，踏入第二個大運，適逢少年奮發的時候，正是天同化祿的丙干大運，讓進取本性得以加倍發揮，情況就像把一架馬力強大的跑車，放進一條沒有車速限制的公路上任其狂飆，讓性能盡情展現，中途稍事歇息，相同環境又再出現，如是者四十年不輟，令康熙的天同，進取不息，一生有用武之地。

丙子大運，在子宮先遇上南斗星系之首天府，接著是丑宮的兩大中天星系太陽太陰，走到寅宮是主進取的貪狼，會齊火星和鈴星，火貪鈴貪同見。踏入卯宮天機巨門，主依賴及沉潛，宮內卻有擎羊激發，再到下個大運入辰宮天羅之內，宮中卻是霸主紫微行經的干化，又是十干四化中擴張力最強的戊干得貪狼化祿，直照大運事業宮的廉貞化祿，成就攝人光彩。如是者干化的匹配，星耀光芒的積累，對照康熙一生氣勢恢宏的視野和政績，完全有迹可尋。

以下有幾個年頭，剛巧都經過寅宮貪狼—廉貞線。

康熙十三年(1674)對宮廉貞運忌，鍾愛之孝誠仁皇后難產致死，為表報答和哀思，康熙冊封仁皇后之子胤礽為皇太子，刻意栽培教養，日後繼承王位。

康熙29年(1690)康熙大運命宮踏入田宅宮的貪狼，丙寅大運，因之重遇天盤之羊陀夾，火鈴會照，對宮廉貞在大運卻極不適當地化忌，直照命宮。廉貞化忌主血脈，化忌易變骨肉情仇。與原局呼應，當時康熙親征噶爾靼，途中染疾，召皇太子胤礽和皇三太子胤祉至行宮，不料胤礽面無憂色，康熙傷心錯愕，派遣他先返北京，父子之間裂痕乃現。胤礽並未反省，反而表現日趨驕傲，不利於他的流言四起。

康熙37年(1698) 命宮貪狠年祿會對宮廉貞運忌文昌運科，子女宮天同運祿。康熙分別冊封各已成年皇子爵位，並派遣諸皇子差事，予以鍛煉和考核，此舉變相削弱了皇太子權力，間接令他和諸皇子的關係更趨緊張，兄弟情冰炭。這埸諸皇奪嫡之戰，正在這貪狼丙寅大運揭起序幕，一直延伸至康熙晚年，前後橫跨三個大運，到康熙入土為安方止。

康熙分別在康熙四十七和四十八年，先後將太子胤礽再廢再立，當年子女宮疊忌，繼而次年，子女宮破軍化權沖貪狼運祿變成年權，廢後重立。終至康熙五十年，永廢胤礽，再不公開冊立皇太子；其失望之情可知。當年命宮天機運忌，會太陽化忌，福德宮（也是子女宮的奴僕宮）文昌年忌，蓋作出永廢太子決定。面對著太子間相互傾軋，精明如康熙也是一籌莫展，甚至要將曾經寄望甚殷的太子送進宗人府，永久囚禁，又把曾經以巫術鎮魘的皇長子胤禔 築高牆幽死。康熙生為人父，下旨重懲一眾親兒至此，大底其哀痛不在兒子之下。

康熙六十一年駕崩，終年69歲，其時正在天梁己巳大運，會照天盤太陽化忌，大運文曲雙化忌，流年命宮貪狼在寅，羊陀夾，火鈴會照。康熙自八歲登位，14歲親政，稱帝長達61年，為中國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中國古籍文獻的流傳與保護

近來參閱周易，對於古籍文獻，能夠流傳至今，實屬難得，對中國文化傳承，非常重要。書籍是人類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化傳承數千年而不斷，古籍文獻的保存延續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是世界上保存古籍文獻最為豐富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存古籍總量達5000餘萬冊（件），共計20餘萬種，這些古籍門類繁多、包羅萬象，囊括了自先秦至清代中華民族所創造的輝煌文明，是極其重要的文化遺產。但在這浩繁備至的背後有多少艱難保護歷程？中國古籍流傳的歷史就是歷代先賢以百折不撓的意志使中華文明得以傳承不斷的真實見證。

巍巍鄴架述傳承：

中國古代書籍保護舉略

縱觀歷史，歷代先賢為保藏古籍可謂煞費苦心，“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術愈精”。先賢或建造專門建築保藏圖籍，或對所收古籍進行精心編目裝點以便觀賞查閱。與之相關的事例比比皆是，限於篇幅，此處僅兩漢、隋唐間舉數例以示之。

西漢伊始，蕭何在規劃建設長安城時便專門興建儲存圖籍的閣樓，為防火災，還在其周圍“礱石為渠”，並命名為“石渠閣”。在石渠閣之旁又興建與之相對的天祿閣，整個西漢時期，石渠閣和天祿閣都是作為收藏圖書典籍和交流討論經典之重要所在。在藏書樓旁建水渠或水池以防火的做法也為後世公私藏書者所效仿。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將自己所藏圖籍的著錄直接命名為“石渠寶笈”“天祿琳琅”。

至東漢，洛陽城南宮中的東觀成為收藏典籍及撰修史書的重要處所，據漢人所記，其建築“上承重閣，下屬周廊。前望雲台，後匝德陽”，其結構“房闥內布，疏綺內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其中收藏“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可見東觀之規模。優越的保藏條件和豐富的藏書還曾引得皇帝親自前來閱視典籍和選拔人才，《後漢書》記載，永元十三年（101年），漢和帝劉肇還駕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

隋代平陳後，收得陳朝藏書，在檢視過程中發現其書籍紙墨不精，品質拙惡，於是將原書作為古籍收藏，又召能書善寫之士，補殘續缺。為防丟失，分為正、副兩本收藏。隋煬帝更加注重藏書保護，其下令將所有書籍精心分類裝飾，上品裝以紅瑙璃軸，中品裝以紺瑙璃軸，下品裝以漆木軸（隋唐及以前書籍皆為卷軸裝）。又將書籍分為甲、乙、丙、丁4類，在東都洛陽觀文殿東西建屋分別予以收藏，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觀文殿后又建東、西兩台收藏古書畫，東為妙楷台藏書法，西為寶跡台藏繪畫。

唐玄宗時，將國家所藏之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庫，按照甲、乙、丙、丁排列次序，抄寫有正、副二本，分藏于長安、洛陽，並各設管理員（時名知書官）8名。每卷書的書軸都帶不同顏色的標籤以區分，“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書成之後，令百官入東都乾元殿觀賞，眾人“無不駭其廣”。《大唐新語》記載，開元二十三年（735年），侍中裴耀卿入庫觀書，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於此矣。”四庫名稱及分類也為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所直接沿用。除官方藏書外，私人藏書在唐代也異軍突起，保護方法也因人而異、花樣百出。唐代名臣李泌（世稱李鄴侯）雅好藏書，在家中建書樓，積書3萬餘卷，經、史、子、集四類書分別以紅、綠、青、白牙籤以區別。韓愈曾有詩贊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唐憲宗時宰相柳公綽（柳公權之兄）家中尤富藏書，且每種書都置3本，品質上乘、裝幀華麗者用於鎮庫觀賞，品質裝幀稍次者用作自己日常閱覽，品質裝幀平常者用於家中子弟日常學習，並將3本書都製作了專門的櫥格以區分。以上種種，皆見於中華民族盛世時期的唐代對於圖書典籍保藏之盛之精，足為後世所深思借鑒。

歷盡劫波有遺篇：

中國古代國家藏書的流傳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文化傳承的責任和意識。正是因為意識到圖書典籍自身所具有的非凡價值，歷代對圖書典籍異乎尋常地重視，尤其是國家層面的藏書更是古籍保護傳承的重點。今人考證古籍在歷代的聚集散佚情況，就是根據文獻記載的國家藏書數量而比較的。

由於歷史原因，秦代及以前國家藏書的具體狀況已不可確考，但藏書作為一種政府行為自夏代即有之，商周承繼。劉邦佔領咸陽後，諸將皆爭分金帛財物，唯有蕭何收集秦王朝所留下的圖書。漢朝建立之初，依靠蕭何所取圖籍，對天下要塞、地理、戶籍等基本資訊才得以初步瞭解。至漢武帝時，“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西漢末年，經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國家藏書達33090卷。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遷都洛陽時，用於運載圖書典籍的車達2000餘輛。此後不斷豐富完善，在最盛時達到光武帝時聚書數量的3倍，雖具體卷數失載，如若以車載而計算，應達6000餘輛，足見當時國家藏書之盛。東漢末年，董卓移京，司徒王允裝載圖書西遷長安，由於道路艱遠，途中不斷散失，運抵的僅有一半。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地方軍閥李傕、郭汜與董承、楊奉為爭奪皇帝而交兵，大戰之後，“禦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曹魏代漢，“采綴遺亡”，得書合29945卷。西晉永嘉之亂後，圖籍大多蕩然無存，時至東晉時僅存3014卷。其後劉宋建立，不斷訪求，至宋元徽元年，存書增至15704卷。梁武帝大興文教，時稱“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存書23106卷（尚不含佛家經典），然而好景不長，梁末侯景之亂，兵火中不僅滿城百姓遭難，“城中積屍，臭氣聞十餘裡”，圖書典籍也被焚毀殆盡，“秘省典籍，盡從兵火”。

隋代統一後，為彰顯文化，文帝不斷致力於訪書聚書，據文獻記載，隋代藏書多達37萬卷。唐朝建立後，從洛陽運載隋代遺書自水路西至長安，半途中碰到河底石柱，書籍“多被漂沒”（《隋書·經籍志》），十不存一二。以殘存圖書為基礎，唐高祖又于天下費心搜羅，才得89666卷，而且還“重複相糅”。此後經130餘年不斷徵集收藏，至唐玄宗時達到最盛，開元時曾將所藏圖書分為四部並編四部書目保存，合計125960卷。惜好景不長，天寶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亂爆發，“兵火交焚，兩都灰燼無存”（柳宗元語），百餘年辛苦積累收藏至此全部被燒毀。安史之亂後，又經過110餘年的徵集聚攏，至唐僖宗時已達7萬餘卷。唐末數次大亂，先前辛苦大都化為烏有。至後樑建立時，接收唐朝所遺圖書竟不足1萬卷。縱觀中國古代書籍之保藏，隋唐最富，而損毀亦稱最巨。今天人們所能看到且真偽無誤的唐代以前所遺留圖書典籍內容，竟不足1%。即使如此，就10世紀以前的典籍保留狀況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仍然是遺存最多的。

北宋時期，雕版印刷術開始流行，書籍由過去的寫本變為刻本，宋人所持圖書大多為刷印而成。這使得圖書製作效率較之前代大大提高，同一種書籍副本增多，使得文化知識的廣泛流傳成為可能。然而，由於唐代在戰亂中損毀書籍過多，使得整個宋代的藏書總量始終未超越唐代，足見亡佚之程度。北宋建立初期，三館藏書僅1.2萬卷，皆是順承五代舊藏及平定地方所得。經數代努力，至慶曆初年（1041年），仁宗皇帝以為搜羅廣博，仿照唐代開元四部書目編寫了一部崇文總目，僅得30669卷，尚不足唐代最盛時的1/4。此後至徽宗時，雖大加訪求，其總數不過如此。靖康之變，金人掠奪圖籍北上，“秘閣圖書，狼藉泥中”，損失甚巨。高宗南渡後，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仍然在江南不懈訪求圖書，竟然聚書44486卷，總量較之北宋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緣於雕版印刷技術在宋代的流行，圖書在兩宋交替之際雖有損毀，但大量印刷副本的存在使得在戰亂後重新聚集成為可能。至甯宗時，南宋國家藏書達到119972卷（《宋史·藝文志》）。元滅宋後，將宋朝藏書由臨安解運至大都，整個元代國家機構藏書數量至今未發現相關記載。但從元世祖時設置興文署及不斷搜求江南書版來看，其藏書定不在少數。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政府聚書不斷，但書籍也在歷史流轉中不斷亡佚，以至於到元順帝為宋、遼、金修史時，竟苦於素材不足而下詔到民間訪求遺書。

明滅元後，太祖朱元璋命大將軍徐達將所收圖籍運回南京，“複詔求四方遺書”，成祖朱棣即位後，以國家藏書為基礎編纂《永樂大典》，修成後總數為22937卷（含目錄60卷），裝訂為11095冊，約3.7億字。成祖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將南京之書遂悉數北運。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楊士奇根據北京文淵閣所藏圖書編纂成《文淵閣書目》一書，內中記載圖書7256部，4.26萬餘冊，這些書籍也正是之前《永樂大典》編纂的主要素材來源。有明一代，今人所見文獻記載的當時國家藏書狀況基本如此。明亡清興之時，國內古籍損毀亦十分嚴重，錢謙益曾說過：“甲申之亂，古今圖籍書史一大劫也。”前者所述文淵閣藏書在明末戰爭中全部被付之一炬。清朝建立後，依然保持著搜集圖書聚藏的傳統，順治康熙時曾多次下詔訪求遺書。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陳夢雷根據所藏圖書編成《古今圖書集成》，該書計1萬卷，目錄40卷，分裝為5020冊，計1.6億字。其後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館修《四庫全書》，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編纂完成，該書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萬餘冊，約8億字。然而，由於清政府認識之局限，編纂之時也是毀書之際，據統計，《四庫》編修過程中銷毀的書籍達1.36萬卷之多，這是戰亂之外導致古籍損毀的又一例證。清代晚期，外國侵略者的歷次入侵更是導致古籍損毀的重要原因。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並燒毀圓明園，保存于園中的文源閣《四庫全書》全部被焚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收藏著數以萬卷珍本古籍的翰林院被洗劫並焚毀，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諸多古籍遂流散至世界各地。

結 語

綜上，歷代王朝雖不遺餘力對圖書典籍征集聚藏，但王朝更迭之際，積貧積弱之時，但逢兵火即全部遭遇厄運。鑒於古籍形態之易損毀，曾有不少王朝將經典書籍刻于石上，稱為石經，以圖保存永久，但大多也都被損毀，保存至今的僅有唐開成石經和清乾隆石經而已。自秦漢至明清，圖書屢聚屢焚、屢焚屢聚。承平之日，彙聚徵集耗時費力；喪亂之際，焚毀破壞一念之間，堅硬且耐水火的石經都不能保，更何況紙本圖書。所幸，先賢們早已認識到古籍的重要性，收藏和保護意識一直傳承不斷。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歷史長河中，每每古籍文獻得到最好保護之時，就是這個國家強盛無比、蒸蒸日上之際。

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不斷採取各種措施對古籍進行整理與保護，從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大規模古籍整理，到“中華再造善本工程”“中華古籍保護計畫”的成功實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續修四庫全書》等一系列成果的問世，在中國古籍保護整理研究的歷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今天，伴隨著《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的出臺，我們更應該心懷敬畏、堅定文化自信，將古籍保護作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工作，在先輩基礎上作出新的時代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