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文獻的流傳與保護

近來參閱周易，對於古籍文獻，能夠流傳至今，實屬難得，對中國文化傳承，非常重要。書籍是人類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化傳承數千年而不斷，古籍文獻的保存延續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是世界上保存古籍文獻最為豐富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存古籍總量達5000餘萬冊（件），共計20餘萬種，這些古籍門類繁多、包羅萬象，囊括了自先秦至清代中華民族所創造的輝煌文明，是極其重要的文化遺產。但在這浩繁備至的背後有多少艱難保護歷程？中國古籍流傳的歷史就是歷代先賢以百折不撓的意志使中華文明得以傳承不斷的真實見證。

巍巍鄴架述傳承：

中國古代書籍保護舉略

縱觀歷史，歷代先賢為保藏古籍可謂煞費苦心，“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術愈精”。先賢或建造專門建築保藏圖籍，或對所收古籍進行精心編目裝點以便觀賞查閱。與之相關的事例比比皆是，限於篇幅，此處僅兩漢、隋唐間舉數例以示之。

西漢伊始，蕭何在規劃建設長安城時便專門興建儲存圖籍的閣樓，為防火災，還在其周圍“礱石為渠”，並命名為“石渠閣”。在石渠閣之旁又興建與之相對的天祿閣，整個西漢時期，石渠閣和天祿閣都是作為收藏圖書典籍和交流討論經典之重要所在。在藏書樓旁建水渠或水池以防火的做法也為後世公私藏書者所效仿。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將自己所藏圖籍的著錄直接命名為“石渠寶笈”“天祿琳琅”。

至東漢，洛陽城南宮中的東觀成為收藏典籍及撰修史書的重要處所，據漢人所記，其建築“上承重閣，下屬周廊。前望雲台，後匝德陽”，其結構“房闥內布，疏綺內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其中收藏“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可見東觀之規模。優越的保藏條件和豐富的藏書還曾引得皇帝親自前來閱視典籍和選拔人才，《後漢書》記載，永元十三年（101年），漢和帝劉肇還駕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

隋代平陳後，收得陳朝藏書，在檢視過程中發現其書籍紙墨不精，品質拙惡，於是將原書作為古籍收藏，又召能書善寫之士，補殘續缺。為防丟失，分為正、副兩本收藏。隋煬帝更加注重藏書保護，其下令將所有書籍精心分類裝飾，上品裝以紅瑙璃軸，中品裝以紺瑙璃軸，下品裝以漆木軸（隋唐及以前書籍皆為卷軸裝）。又將書籍分為甲、乙、丙、丁4類，在東都洛陽觀文殿東西建屋分別予以收藏，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觀文殿后又建東、西兩台收藏古書畫，東為妙楷台藏書法，西為寶跡台藏繪畫。

唐玄宗時，將國家所藏之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庫，按照甲、乙、丙、丁排列次序，抄寫有正、副二本，分藏于長安、洛陽，並各設管理員（時名知書官）8名。每卷書的書軸都帶不同顏色的標籤以區分，“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書成之後，令百官入東都乾元殿觀賞，眾人“無不駭其廣”。《大唐新語》記載，開元二十三年（735年），侍中裴耀卿入庫觀書，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於此矣。”四庫名稱及分類也為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所直接沿用。除官方藏書外，私人藏書在唐代也異軍突起，保護方法也因人而異、花樣百出。唐代名臣李泌（世稱李鄴侯）雅好藏書，在家中建書樓，積書3萬餘卷，經、史、子、集四類書分別以紅、綠、青、白牙籤以區別。韓愈曾有詩贊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唐憲宗時宰相柳公綽（柳公權之兄）家中尤富藏書，且每種書都置3本，品質上乘、裝幀華麗者用於鎮庫觀賞，品質裝幀稍次者用作自己日常閱覽，品質裝幀平常者用於家中子弟日常學習，並將3本書都製作了專門的櫥格以區分。以上種種，皆見於中華民族盛世時期的唐代對於圖書典籍保藏之盛之精，足為後世所深思借鑒。

歷盡劫波有遺篇：

中國古代國家藏書的流傳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文化傳承的責任和意識。正是因為意識到圖書典籍自身所具有的非凡價值，歷代對圖書典籍異乎尋常地重視，尤其是國家層面的藏書更是古籍保護傳承的重點。今人考證古籍在歷代的聚集散佚情況，就是根據文獻記載的國家藏書數量而比較的。

由於歷史原因，秦代及以前國家藏書的具體狀況已不可確考，但藏書作為一種政府行為自夏代即有之，商周承繼。劉邦佔領咸陽後，諸將皆爭分金帛財物，唯有蕭何收集秦王朝所留下的圖書。漢朝建立之初，依靠蕭何所取圖籍，對天下要塞、地理、戶籍等基本資訊才得以初步瞭解。至漢武帝時，“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西漢末年，經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國家藏書達33090卷。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遷都洛陽時，用於運載圖書典籍的車達2000餘輛。此後不斷豐富完善，在最盛時達到光武帝時聚書數量的3倍，雖具體卷數失載，如若以車載而計算，應達6000餘輛，足見當時國家藏書之盛。東漢末年，董卓移京，司徒王允裝載圖書西遷長安，由於道路艱遠，途中不斷散失，運抵的僅有一半。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地方軍閥李傕、郭汜與董承、楊奉為爭奪皇帝而交兵，大戰之後，“禦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曹魏代漢，“采綴遺亡”，得書合29945卷。西晉永嘉之亂後，圖籍大多蕩然無存，時至東晉時僅存3014卷。其後劉宋建立，不斷訪求，至宋元徽元年，存書增至15704卷。梁武帝大興文教，時稱“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存書23106卷（尚不含佛家經典），然而好景不長，梁末侯景之亂，兵火中不僅滿城百姓遭難，“城中積屍，臭氣聞十餘裡”，圖書典籍也被焚毀殆盡，“秘省典籍，盡從兵火”。

隋代統一後，為彰顯文化，文帝不斷致力於訪書聚書，據文獻記載，隋代藏書多達37萬卷。唐朝建立後，從洛陽運載隋代遺書自水路西至長安，半途中碰到河底石柱，書籍“多被漂沒”（《隋書·經籍志》），十不存一二。以殘存圖書為基礎，唐高祖又于天下費心搜羅，才得89666卷，而且還“重複相糅”。此後經130餘年不斷徵集收藏，至唐玄宗時達到最盛，開元時曾將所藏圖書分為四部並編四部書目保存，合計125960卷。惜好景不長，天寶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亂爆發，“兵火交焚，兩都灰燼無存”（柳宗元語），百餘年辛苦積累收藏至此全部被燒毀。安史之亂後，又經過110餘年的徵集聚攏，至唐僖宗時已達7萬餘卷。唐末數次大亂，先前辛苦大都化為烏有。至後樑建立時，接收唐朝所遺圖書竟不足1萬卷。縱觀中國古代書籍之保藏，隋唐最富，而損毀亦稱最巨。今天人們所能看到且真偽無誤的唐代以前所遺留圖書典籍內容，竟不足1%。即使如此，就10世紀以前的典籍保留狀況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仍然是遺存最多的。

北宋時期，雕版印刷術開始流行，書籍由過去的寫本變為刻本，宋人所持圖書大多為刷印而成。這使得圖書製作效率較之前代大大提高，同一種書籍副本增多，使得文化知識的廣泛流傳成為可能。然而，由於唐代在戰亂中損毀書籍過多，使得整個宋代的藏書總量始終未超越唐代，足見亡佚之程度。北宋建立初期，三館藏書僅1.2萬卷，皆是順承五代舊藏及平定地方所得。經數代努力，至慶曆初年（1041年），仁宗皇帝以為搜羅廣博，仿照唐代開元四部書目編寫了一部崇文總目，僅得30669卷，尚不足唐代最盛時的1/4。此後至徽宗時，雖大加訪求，其總數不過如此。靖康之變，金人掠奪圖籍北上，“秘閣圖書，狼藉泥中”，損失甚巨。高宗南渡後，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仍然在江南不懈訪求圖書，竟然聚書44486卷，總量較之北宋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緣於雕版印刷技術在宋代的流行，圖書在兩宋交替之際雖有損毀，但大量印刷副本的存在使得在戰亂後重新聚集成為可能。至甯宗時，南宋國家藏書達到119972卷（《宋史·藝文志》）。元滅宋後，將宋朝藏書由臨安解運至大都，整個元代國家機構藏書數量至今未發現相關記載。但從元世祖時設置興文署及不斷搜求江南書版來看，其藏書定不在少數。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政府聚書不斷，但書籍也在歷史流轉中不斷亡佚，以至於到元順帝為宋、遼、金修史時，竟苦於素材不足而下詔到民間訪求遺書。

明滅元後，太祖朱元璋命大將軍徐達將所收圖籍運回南京，“複詔求四方遺書”，成祖朱棣即位後，以國家藏書為基礎編纂《永樂大典》，修成後總數為22937卷（含目錄60卷），裝訂為11095冊，約3.7億字。成祖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將南京之書遂悉數北運。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楊士奇根據北京文淵閣所藏圖書編纂成《文淵閣書目》一書，內中記載圖書7256部，4.26萬餘冊，這些書籍也正是之前《永樂大典》編纂的主要素材來源。有明一代，今人所見文獻記載的當時國家藏書狀況基本如此。明亡清興之時，國內古籍損毀亦十分嚴重，錢謙益曾說過：“甲申之亂，古今圖籍書史一大劫也。”前者所述文淵閣藏書在明末戰爭中全部被付之一炬。清朝建立後，依然保持著搜集圖書聚藏的傳統，順治康熙時曾多次下詔訪求遺書。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陳夢雷根據所藏圖書編成《古今圖書集成》，該書計1萬卷，目錄40卷，分裝為5020冊，計1.6億字。其後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館修《四庫全書》，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編纂完成，該書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萬餘冊，約8億字。然而，由於清政府認識之局限，編纂之時也是毀書之際，據統計，《四庫》編修過程中銷毀的書籍達1.36萬卷之多，這是戰亂之外導致古籍損毀的又一例證。清代晚期，外國侵略者的歷次入侵更是導致古籍損毀的重要原因。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並燒毀圓明園，保存于園中的文源閣《四庫全書》全部被焚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收藏著數以萬卷珍本古籍的翰林院被洗劫並焚毀，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諸多古籍遂流散至世界各地。

結 語

綜上，歷代王朝雖不遺餘力對圖書典籍征集聚藏，但王朝更迭之際，積貧積弱之時，但逢兵火即全部遭遇厄運。鑒於古籍形態之易損毀，曾有不少王朝將經典書籍刻于石上，稱為石經，以圖保存永久，但大多也都被損毀，保存至今的僅有唐開成石經和清乾隆石經而已。自秦漢至明清，圖書屢聚屢焚、屢焚屢聚。承平之日，彙聚徵集耗時費力；喪亂之際，焚毀破壞一念之間，堅硬且耐水火的石經都不能保，更何況紙本圖書。所幸，先賢們早已認識到古籍的重要性，收藏和保護意識一直傳承不斷。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歷史長河中，每每古籍文獻得到最好保護之時，就是這個國家強盛無比、蒸蒸日上之際。

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不斷採取各種措施對古籍進行整理與保護，從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大規模古籍整理，到“中華再造善本工程”“中華古籍保護計畫”的成功實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續修四庫全書》等一系列成果的問世，在中國古籍保護整理研究的歷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今天，伴隨著《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的出臺，我們更應該心懷敬畏、堅定文化自信，將古籍保護作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工作，在先輩基礎上作出新的時代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