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漫話

心靈疲倦難復元

一個人患過重病，康復了，身體也不如前。新冠疫情肆虐兩年半有多，現雖已漸漸消退，但一切能否回復從前？

政治、經濟不好說，單講身心，經過長時間的抗疫疲勞，能否恢復活力，頗成疑問。身體疲勞要復元不難，心靈若陷於厭倦，要復元可不輕易。

年輕時，血氣方剛，生命力旺盛，事事順景，充滿英雄氣概，會覺得天下事沒難度，我皆迎刃而解。斯時，年輕人也許會因忙碌而疲勞，卻絕不會感到厭倦。

厭是憎惡現時的生活方式，覺得事業、工作、愛情和婚姻都煩惱，恍如困在停電的電梯內，上不得，下不得，無法動彈，很無奈。倦則感覺無助無力，對人對事都無法提起精神應付。輕微的厭倦只是負面情緒，嚴重的厭倦會轉化為「存在的」虛無。「我」本是身心統一的個體，厭倦時卻身與心崩離破裂，天昏地暗。身不由己，即蘇東坡《臨江仙》謂「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心則如浮萍，飄泊無根，吊掛懸空，終致荒涼冷寞。許多中老年人嘆「人生苦短」，正因心靈厭倦。

時不利兮

厭倦可以是個人際遇欠佳，「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滕王閣序》），亦可以是時代、社會的困厄，甚至如新冠疫情徘徊不去，使人生命空轉，時光虛耗。說到底，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指出，人人都是偶然被拋擲到世間來，疾病與生死均不可掌握、無可奈何。時不利兮，亦無人擺脫得了。無法擺脫，唯有面對。正如牟宗三說的：「無所謂樂觀，也無所謂悲觀……天下的事情用不着我們來樂觀，也用不着我們來悲觀，只有一個理之當然。」

厭倦了，求解脫可以出家，或學莊子逍遙。然而，若你不是零零丁丁的個體，上有父母，下有妻兒，你只能承擔一切，盡量保住真性情。如何保住真性情？孔子一生命途多舛，懷才不遇，有志不得伸，但他卻說自己到老都沒有厭倦，因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篇記載，這兩句話，孔子反覆說了兩次，可見他如何重視學和誨。

第一次，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這句話有兩個爭議之處：其一是「默而識之」，朱熹解作「不言而存於心也」、「不言而心解也」。孔子不是說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既然異端邪說必須批評攻擊，以止其害，為什麼又說：識了要默而不言、只存於心呢？抑或客觀條件不許可，若高調的「攻乎異端」會惹禍上身，甚至累及家人，那就不得不默而識之，不說話了！

另一方面，孔子也說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泰伯》）。朱熹解：「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孔子是否認為，異端必須抨擊，卻不應趕絕不仁之人，以免社會混亂？為政者若連不仁之人也不使之無所容，便有孔子的寬容矣！

學而不厭

第二個爭議之處是：「何有於我哉」是什麼意思？一說：有什麼困難使我做不到呢？另一解釋是：不厭不倦，我做到多少呢？此解釋較可信，因符合孔子自謙的性格。

第二次，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謙稱他既非聖人，也未至於是仁者。其實，「學」在《論語》既指學知識，更指修養和實踐德性。孔子僅認為自己「為之不厭」，此處他不說「學」而說「為」，已表示他不厭地實踐仁。《述而》篇另一則，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要實踐「仁」，其實不難，難就難在不厭地實踐仁矣！

放諸今天，學而不厭可理解為：修德，保住個人的真性情；踐仁，行事做人有原則。孔子教學生為業，故講誨人不倦。其他人只要時刻盡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應算是誨人不倦了。無論世界如何不堪，不厭不倦就是真實的生活。用佛教的術語講，就是菩薩道或八正道。

批評不留情

記得另一位到老的學者，仍然沒有厭倦，仍然老馬有火。牟宗三在一次《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的演講，曾引起一時哄動，皆因他批評民國時代的學者：「那一輩老先生正好都缺乏足夠的學養。」胡適（1891-1962）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牟宗三批評「他對中國哲學一點都不了解，沒有一句相應的話」，寫了上卷就寫不下去了。他還責備胡適鼓吹科學，自己卻不念科學，而去考證《紅樓夢》，怎能帶起風氣？

牟宗三指梁漱溟（1893-1988）對儒、釋、道三家的認識「很薄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全是自己憑空想出來」。他引述梁漱溟的話：「我有什麼學問可以講呢？」梁漱溟搞鄉村建設雖然有點成就，但不足以救國，最後放棄了儒家，信了佛教。牟宗三慨嘆：「在中國這樣的亂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樹立是很難的。」

頑固偏見

馬一浮（1883-1967）與牟宗三的老師熊十力（1885-1968）同輩。馬一浮是個典型魏晉時代的名士、雅士，年紀輕輕便隱居西湖，27歲起不見外人。馬一浮架子很大，不肯受聘於大學，「只聞來學，未聞往教」，跟他學便要像劉備般三顧請教。牟宗三批評他「只能作文章，不能講學問」。

對老師熊十力，牟宗三亦指他太頑固，偏見太多，讀儒家的文獻太少，故寫了《新唯識論》後，下卷《量論》作不出來。熊十力老時自嘆只能「智及」，達不到「仁守」的境界。熊十力反對文化大革命而絕食，不久患病逝世。

牟宗三曾說：知我者唯唐君毅（1909-1978），但他也批評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歲時的程度……後來雖寫很多書，大體是量的增加，對開拓與深入沒多大改進」。

牟宗三雖然謙稱：「我一生平庸，只有一點好處，即是我客觀了解的本事，在當今很少人能超過我。」因而批評前輩和同輩時毫不留情。不過，牟宗三作此演講時已81歲，老來狂妄一點，也可以體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