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億XX

百億男友

《天才衝衝衝》助理主持人徐凱希，去年被拍到與百億身家家族邱姓男友交往，之後甜蜜認愛，事隔一年，她向記者承認已經與邱柏翰退回普通朋友關係，目前單身。
至於為何會與邱柏翰退回朋友關係？徐凱希透露：「我們沒有交惡，但我很忙，沒有時間陪伴，所以另一半就會很可憐，畢竟演藝圈有一點成績了，會很想要把握這機會，雖然已到適婚年齡，但我不會將就這些事情(結婚懷孕等)，時間到了自然會走到你想要的路。」

徐凱希也談到兩人相處狀況：「他對我非常照顧，也是很好的人，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人會轉變，所以也不會說死，一切都開放回答。我們還是會有聯絡，而且我買房後反而會比較喜歡待在家裡，太晚也不會出去。」

而她目前已36歲，已過適婚年齡，她也說：「之前已凍了40幾顆卵，所以不會急著做這件事，一切都要以自己最舒服狀態為主，即便未來後悔也是自己的決定，決定後再進去做，才會完全進入狀態，要給自己很多心理狀態，我也是小工作狂，有工作才會有成就感。」

提到最近徐乃麟與楊繡惠的風波，徐凱希說：「乃哥把我當女兒，節目都是開玩笑為主，回去後才知道，原來繡惠姊有不開心，不過演變成這樣也是開心結局，還原狀況其實都是節目效果。城哥也會唸表現不OK的人，像文綺也會被做效果，有時候我表現不好，城哥就會說要我去查字面的意思，他是恨鐵不成鋼，他們都是嚴厲又慈祥，我像他們女兒蠻幸福。」

百億小三

繼百億男友、原來最強角色是百億爹哋。上節以《百億男友》為題，閒聊女主持徐凱希的戀情，引申出邱柏翰的豐富感情史。

以為另一位靚女吳家忻若成功與馬桂烽拉埋天窗，將會成為云云尚在翻波情海中力爭上游的女士們，一段童話式美滿結局的願景，可惜二人在聖誕節前宣告分手。網紅與百億男友分手的新聞，成為同事們茶餘飯後的佳話，慨嘆今時今日年輕男女，要在社會階梯向上流並不容易。

記得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的至理名言，他說，普通人若要發達，有三個途徑：一、帶有幸運成份的商業點子；二、投機炒賣；三、帶來財富的婚姻。已故歐洲股神的言論可能過時，今時今日，能帶來財富的又怎會限於婚姻？原來一段可能不為社會制度、道德以至家族接受的「關係」，經已可以帶來巨額財富。

有朋友最近跟我說，近月有一位叫「五索」(Rachel)的網紅經常炫富，除了聲稱自己有「億億聲」身家，亦揚言只會與有錢人做朋友，而她的朋友，分別是前律師林作及其女友裕美。我奇怪既然年輕女士（她聲稱自己三十多歲）說自己並非名門之後，香港還有什麼方法，在歐洲股神的三大法門以外，可以迅速致富兼有上億元身家？莫非炒股票炒虛擬貨幣？謎底最近解開，平凡人致富，還是離不開股神的三大途徑。

據報道指，網紅「五索」的另一半，正是大生銀行創辦人馬錦燦後人，身兼大平紳士、大生銀行主席、大生地產副主席、中大敬文書院院監會成員、兒童醫院慈善基金信託人馬清鏗。說是另一半而非配偶，因為報道指網紅直認是馬清鏗小三，她及後補充，馬清鏗家人對她的存在並不知情；既然家人不知情，想必上市公司、基金信託以至院監會的同事們，應該都不知道。

看到相關新聞，馬上重燃自己的富翁夢，原來社會的演進已到了不用明媒正娶，亦都成功致富，那麼以往富豪家族，那些先結婚再分身家的官司，豈不多此一舉？誠如文首所言，今時今日最強的已非百億男友或百億老公，而是百億小三。

百億爹哋

早在撰寫〈百億小三〉一文前，已擬訂續集標題；上下集兩篇文章雖同出一轍，先後次序卻不能改。所說的百億爹哋並非單指大生銀行馬錦燦家族後人，而是特別針對那些已為人父，但色心又起的富二代。

內地有句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不到台灣不知自己老婆少（數量上）、不到香港不知自己銀紙少。意思指香港有錢佬極多，在內地撈得風山水起，賺到盤滿缽滿的暴發戶，身家來到香港一晒，可能連鍾姓富三代亦不及；隨着年代演進，有錢佬生兒育女，有錢仔、有錢孫開始湧現；不過，對於一眾天王嫂訓練班的佳麗來說，有錢佬、有錢仔與有錢孫，懂得揀一定揀有錢仔，這絕非憑空猜想，而是朋友的朋友現身說法。

首先要區分有錢佬、有錢仔或有錢孫，建議從社會經驗與年齡劃分。有錢佬即大家熟悉的富一代，白手興家之餘，往往帶點節儉的天性，知道搵錢艱難，即使好色，亦非常重視性價比，年齡可能已超過八十歲；一般來說，他們有豐富社會經驗，感情抑或激情分得十分清楚，喜歡吃鯛魚生，不等於要在家中養鯛魚。

有錢仔與有錢孫呢？自然是富二代和富三代，兩代人的共同特徵，在於他們不知搵錢艱難，但父子之間還是有很大分別；經過時代洗禮，香港的有錢仔富二代一般已超過五十歲，無論是大家熟悉的許生還是林氏兄弟，他們識玩、豪爽兼有生活品味，熟悉六十呎遊艇製造商的好壞、新舊世界紅酒口感的分別。

相反，有錢孫年齡可能只三十出頭，對世界運作尚在摸索階段，甚至不少富三代屬失匙夾萬，使用公司信用卡沒那份自主的豪氣。好了，如果你是天王嫂訓練班學員，會選有錢佬、有錢仔抑或有錢孫？以身體機能來說，一位有心無力，一位老而彌堅，一位入世未深；以花錢角度來說，一位錙銖必較，一位懂花費懂享受，一位小心翼翼。如果我是學員，一定會選年逾五十的老Baby；說不定能像網紅「五索」所講：不介意成為小三，（因為）小三可能比正宮有錢。

加州山火是天災還是制度之禍?

1993年，我到美國探親，到過，洛杉磯一座濱海城市Malibu，背山環海，風景如畫。不料數日後發生山火，真的感覺世間無常。

美國的大型火災是以最早發現火源的地點來命名，1993年那次便名為Old Topanga Fire。當年目睹火焰早一刻還在遠處的山頭盤繞，不消半天便乘着風勢蔓延至住所附近，我們被迫立刻緊急疏散。太平洋海岸公路上空染成了橙紅色，空氣中充滿刺鼻的味道，街道上火屑亂竄，棕櫚樹和商店招牌悶燒着，景象真如末日一樣。最終這場大火燃燒了10天，造成3人死亡，565人受傷，73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廢墟。

加州是山火高發地區，90年代的加州政府大致上都能夠防患未然。然而，近年氣候變化導致火災更極端和頻繁，所引起的經濟和人命損失持續攀升，因此州政府的準備和救災工作經常為人所詬病。據加州林業及消防局（CAL FIRE），當地15宗最具破壞性的山火中便發生在2015年之後，其中2018年的Camp Fire造成85人死亡，焚毀了近1.9萬座建築物，堪稱加州史上最致命的火災。

現今洛杉磯及其周邊地區又陷入名為Palisades Fire的特大山火當中。根據1月14日報章報導，熊熊烈火已造成至少25人死亡，摧毀了1.2萬多座建築物，約十五萬人被命令撤離。美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堪稱首屈一指，野火的出現又在預知範圍內，為何應對時愈見捉襟見肘呢？我試從制度方面講述幾點。

設施日久失修 民粹削弱抗災

Palisades Fire爆發初期，消防人員發現高達20%的消防栓乾涸。當地水電部解釋，連續救火令用水需求驟升，導致水壓降低，並進一步削弱了把水輸送至高海拔地區的能力。這反映出加州當局不僅管理不善，其水基礎設施根本不是為了應付大規模的火災而構建。此外，野火破壞了訊號塔等通訊基礎設施，當局任由服務中斷而束手無策，直至SpaceX主動「讓利」，向受災地區免費提供Starlink衛星通訊服務。事實上，自60年代以來，美國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佔GDP的比重下降了40%以上，不少城鎮基建千瘡百孔，隨時成為意外或災難的催命符。

其次，加州的民粹政治削弱了當地對抗災害的能力。該州傾向通過公投制定重要政策，經常漠視市場經濟原則和長遠福祉。例如當地的建築規範本來嚴格，要求新建住宅具有合理的防火性，但是加州人在1978年投票決定降低房產稅並限制其增長，於是地方稅收直線下降，為消防等公共服務提供資金變得更加困難。該制度也鼓勵業主持有舊屋，抑制土地轉手，令符合防火新規的建築增長緩慢。

民粹主義也扭曲了房屋保險市場。1988年通過的公投限制保費增長，結果是愈來愈多保險公司因無力承擔風險而退出市場。許多無法受保的業主湧向非牟利火險計劃FAIR。Palisades Fire令該計劃的潛在損失高達300億美元，現時已幾可肯定它沒有足夠儲備金支付索賠，估計全加州業主與保險公司可能要為此埋單。

消防局長熱中DEI 涉疏忽職守

最後，不少媒體將焦點放在洛杉磯消防局（LAFD）局長Kristin Crowley，抨擊她作為第一位領導該部門的女性及LGBTQ+人士，在救災工作上疏忽職守。持平而論，目前在洛杉磯肆虐的4個火場已超過LAFD的管轄範圍，現實是LAFD、CAL FIRE、聯邦政府及墨西哥派出的消防隊伍共同參與了救災工作。不過，Crowley非常熱中於多元、公平與共融（DEI）計劃卻是事實。當地傳媒引述她上任後的「改革」包括記錄每位員工的種族以確保多樣性。她還經常舉辦研討會以消除隱性偏見，以及開展全國性招聘活動讓更多LGBTQ+人士進入消防部門。

近年美國企業沉迷推行DEI。標普500指數中75%的成份股企業已設立「多元長」（chief diversity officer）一職。納斯達克更要求至少有一名董事會成員不是「異性戀白人」。不少企業優先考慮聘用或升遷少數族裔等，捨棄了重視工作能力的傳統思維。指定職位候選人必須來自特定群體，實際上就是以配額制排除其他人才，因此DEI本身便帶有歧視性，也不會對績效產生正面影響。若然美國政界也棄守用人唯才的原則，各級政府的治理必定每況愈下，天災最終演變成人禍，為社會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加州時刻都面臨火災、洪水、極端高溫、泥石流和地震的磨難，所幸它也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地區。洛杉磯將接連舉辦2026年世界盃、2027年超級碗及2028年奧運會，且看它能否及時從制度出發，改弦易轍，保障當地居民和海外訪客的安全？

由《日落之前》談戰爭片

戰爭是電影界最喜歡的題材之一。前些天朋友推薦幾部外國大片，周末看了其中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澳洲影片《日落之前》（Before Dawn） ，講述一九一六年澳洲出兵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個來自澳洲農場的年輕人當兵被派到法國戰場，每天不是行軍就是守在爛泥污水的壕塹，或是與德軍交火搏殺，澳兵一個接一個犧牲。經過漫長的九百零三天之後，戰爭突然結束，吉姆（麥爾斯·珀拉德飾演）一個人回到家鄉。牧羊場依舊安靜而空曠，迎接他的除了媽媽的擁抱，還有美麗的妹妹，可是父親卻因勞累過度已經去世。最後一組鏡頭是吉姆手上拿着離家從軍時父親送給他的煙斗，獨自默默坐在父親簡陋的墳前。殘酷的戰爭使吉姆變得成熟，而他的兩個夥伴卻永遠回不來了，他們和其他六萬名澳紐軍團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葬身異國。

《日落之前》沒有峰迴路轉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但真實地描述血腥殘酷的戰爭對人生的影響。時光消逝，年輕的生命被毀滅，這場戰爭的意義何在？澳洲參戰的意義又何在？影片的反戰主題非常鮮明，在去年四月二十五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澳紐軍團日前夕上映，別具意義。

我想起另一部戰爭影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中國觀眾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機會看到這部片子。當年是內部放映，印象最深是影片中五名蘇聯女兵裸體露天洗浴的鏡頭，感覺非常震撼，大自然襯托下女兵展露青春胴體之美，瞬間被德軍殘酷毀滅香消玉殞，形成極其強烈的對比，據說當年蘇共領導人看了感動落淚。二零零五年由中國編劇和導演根據這部前蘇聯電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央視播出，劇中女兵裸浴戲只剩下裸背，引起熱議。

同樣是表現戰爭殘酷毀滅美好的生命，《日落之前》的主題是反戰，但藝術感染力不及《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後者表達德國納粹侵略者的邪惡和蘇聯衛國戰爭的正義，被公認是前蘇聯時期戰爭片的經典之作，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紀念獎和全蘇電影節大獎。

接下來，電影藝術家將如何描述已經打了近三年還在繼續打的俄烏衝突？自二零二二年二月衝突爆發以來，俄烏雙方各自拍攝若干關於這場戰爭的影片，但都是自說自話。俄羅斯電影人才濟濟，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演員出身，當然懂得如何利用電影鼓勵國民，以及爭取國際社會同情。但是，戰火仍在燃燒，甚至從烏克蘭原野蔓延至俄羅斯的庫爾斯克，雙方的電影人都注重宣傳效果多於追求藝術成就，描述這場戰爭的優秀電影相信要等停戰之後才會出現，因為思考需要沉澱，真相需要時間。上述兩部戰爭大片，《這》劇是二戰結束二十七年之後拍攝，《日》劇更是在一戰結束逾一個世紀之後才推出。

種種跡象表明，即將踏入第四個年頭的俄烏衝突已接近拐點。美國媒體引述消息指，美國和烏克蘭政府預計，俄烏談判可能會在今年上半年舉行。英國媒體也在分析烏克蘭戰爭能否在二零二五年走向終局的決定因素。在香港今晚零時，特朗普就要再次入主白宮，他多次表明，在上任首日就會叫停俄烏戰爭。經過四年前的第一個任期，今次強勢回朝，沒有人再敢把特朗普的話當兒戲。特朗普叫停火，澤連斯基不敢不停。至於普京，其實早就想停火。俄軍近日竭盡全力再奪取幾個村莊，目的是想增加停戰談判的籌碼。特朗普幕僚已表明在上任後半年內叫停俄烏衝突，用什麼辦法叫停這場戰爭，很快就會揭曉，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有一句話叫做「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日》和《這》兩劇的確都是勝利者寫的，是否真實公允自有評說。但是，俄烏衝突很可能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那麼，將來誰最有資格來拍攝這場戰爭？

身心健康

殺手生活方式

古希臘哲學家重精神輕肉身，因而輕視病痛的影響。羅馬帝國的哲學家皇帝Marcus Aurelius有句話最能表達這個意思：「痛楚不是來自外在的東西，而是你對痛楚的考量，這卻是你有能力隨時改變的。」他的意思不是說：你想不感到痛楚，就可以不感到痛楚，而是你可以憑理性的考量而不讓痛楚影響精神、心理。

自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將醫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發展成為專業學科後，西方醫學即本着心物二元論，專治身體的疾病，定下身體健康的標準；直至二十世紀才有精神病學，有精神病學才為心理健康立標準，可惜這些健康標準均與道德無關。

且用電影作例子說明：主角是個精壯的中年漢，天天刻苦鍛煉身體，生活非常自律，飲食健康，不嫖不煙不酒，完全符合現代健康專家定下的標準；他所做的是為了讓身體長期處於備戰狀態，一如準備好隨時上戰場的軍人。這個漢子卻是個受僱的殺手，若未能完成任務，他就會被追殺滅口。他算是心理健康的人嗎？他的生活健康嗎？這部影片便是Netflix 2023年的《殺手》（The Killer），由大衛芬查執導，米高法斯賓達、泰達史雲頓主演。

法國導演洛比桑1994年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Leon: The Professional）中的獨行殺手，可謂全無生趣可言。他家無長物，只有一盆已凋謝的植物為伴，沒朋友無性愛，晚上獨自坐在椅上睡覺，以防被偷襲。電影設計他有智障，才能過如此清心寡慾的生活；但比起《殺手》中的主角，他尚未泯滅人性，跟鄰家少女結為生死之交。

電影中的殺手是否真實？觀眾不知道，亦毋須知道。就當電影是寓言或神話，提出一個問題：同是殺手，同樣身體、生活方式符合健康的標準，但誰才算是心理健康的人？

病魔難防 追求靈魂健康

時逢節日，相遇道左，互相祝賀，是基本的禮貌。現今，港人最流行祝對方快樂：聖誕快樂、新年快樂，乃至清明、重陽、中秋、復活節、國慶都祝人快樂，顯見快樂是今人最想得到的。

其次就是健康，皆因大眾都相信，人健康才能快樂，不健康就不可能快樂。

健康的「健」字，指生機活潑，強而有力。《易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按《說文解字》解釋：康，「穀之皮也」；黍稷稻梁麥的皮，本字為康，今稱為穅。康後引申為安，人健康，心才安，心安才快樂，故曰康樂。古代五福中，第三種福名康寧；康亦可引申為昌，昌盛也；道路寬闊，謂之康莊大道。

健康被視為身體的預設模式，背後假定人生下來是健康的；遭外部細菌病毒入侵，身體器官受損或不健全，才會不健康。這是現今的共識：把健康理解為無病無痛，病痛則理解為健康的反面。可是，根據世衛（WHO）劃分，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故健康可分成三類：一是身心皆健康，才稱得上真正健康；二是身體有病痛；三是介乎兩者中間，稱為「亞健康（Suboptimal health）」。

正面情緒

世衛調查指，全球高達75%人口，只屬亞健康。邏輯上，這既可指人有病痛，心理卻健全；亦可指身壯力健，卻心理不健康。身體與心理健康可以作概念和診斷的二分，實際上兩者互相牽連。1981年，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Ader（1932－2011）創立心理神經免疫學（Psychoneuroimmunology），其研究顯示：生病會引致惶恐、焦慮、意志消沉乃至躁鬱；反之，心憂如焚、多疑善妒、情緒低落等等，會導致失眠、厭食乃至免疫能力下降。

免疫學的發現有利有弊：利的是，在治療長期病、慢性病、病情嚴重和絕症病人時，醫生除了施藥醫治其身體，還兼顧病人的心理健康，求生意志較強、樂觀、心態正面的病人，痛感較輕較短，康復機會較高和較快；另一方面，現代人大條道理亟亟於追求快樂，因快樂是正面情緒，可促進和維持身體健康也。

弊的是，把悲觀、失落等負面情緒，乃至病痛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愈早鏟除愈好，會導致文化的膚淺和平庸化。天生性格自卑、悲觀、容易傷春悲秋的人——如林黛玉、被譽為十九世紀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虛無主義之父Giacomo Leopardi（1798－1837）——可能被邊緣化。

實現本質

正如世衛所指，大多數人都屬於亞健康，真正身心皆健康的人只是少數，那麼，健康才能快樂的說法，不過是不切實際的迷思；與其花太多時間心力保持身體健康，不如面對現實：人生難免有生病、心理不健康的日子，關鍵不在預防——因病魔防不勝防——而是像尼采所說：「殺不死我者令我更堅強」。這並非叫人罔顧健康的盡情縱慾，而是提倡修養孟子說的「浩然之氣」，以面對病痛和憂苦。

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把健康分為身體健康和靈魂【註】健康。在Charmides篇，蘇格拉底跟現代人的想法相反，認為靈魂健康比身體健康更重要：靈魂不健康，人無法得到真正的幸福，醫治靈魂的病重於身體的病。在Lesser Hippias篇，蘇格拉底斬釘截鐵宣稱：「你能治癒我靈魂的無知病，比治癒我身體的毛病，對我裨益大得多。」如何醫治靈魂的病呢？蘇格拉底聲稱有兩方靈藥：一是美麗的言詞治無知；二是Sophrosyne，通常譯作「節制」，並帶有潔身自愛、心智康寧的意思。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獸之別在人有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質，幸福有賴人實現其本質，即用理性指導行為和生活；按照理性的原則，人應有節制地滿足肉身的慾望，如飲食男女，亦不應罔顧道德地追求財富、名氣、榮譽與權力，應追求更高級的滿足，如哲學思考、論辯、友誼、親情、貢獻城邦、正義等等；跟蘇格拉底一樣，亞里士多德認為，靈魂健康重於身體健康。健康不單是無病無痛，而是縱使在病痛中，亦能追求實現人的本質。實現本質就是至善。沒什麼比至善更大的幸福矣！

註：兩人所說的靈魂，並非基督宗教的靈魂，而是包括人的理性、感性、心理、精神等。

香港傳奇中的日常風景

　　走在今日的香港街頭，時時倒映在內心的是昔日的香港風物。雖然我已經不再是早年在中大讀書的文藝青年，但香港依然是一座文藝的城。我亦已經不再是能夠自稱「二十來歲」的人，但香港依然很「年輕」。

　　「年輕的文藝青年」是一種多麼迷人的人物形象，這是香港在我心中的人格投射。香港有太多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故事。這樣的發現，當然並不僅僅因為我作為一名學徒，曾踏足過香港文學的研究視野，更多的是香港的地景，實在留下了太多文學的蹤跡。以至於今天聽到叮叮車行進的聲音，我想起的是張愛玲。張愛玲住在香港的時間裏，「叮叮」成為她至為熟悉的街聲。那時她在香港寫劇本，翻譯愛默生與海明威，依靠不多的薪水，相當艱難地度日。她住在英皇道，也住過北角。張愛玲之所以找到這兩處房子，大概都與宋淇及其太太鄺文美有關。他們是張愛玲在香港最親密的朋友。張愛玲最為著名的一張照片，就是鄺文美陪她在英皇道街角的一家照相館拍的。這張照片裏的張愛玲叉着腰得意仰頭，意氣風發，但此刻張愛玲卻身處於困頓的現實。只要我經過英皇道，內心就迴盪着一個確切的想像：張愛玲曾經住在這裏。就是這條街，一九五四年，三十四歲的張愛玲在這裏走過。

　　在此之前，同樣在香港，那時戰爭還沒結束。梳學生頭、戴全框眼鏡的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獲得文科二年級的兩個獎學金，成為她青春時代的最大驕傲之一。想必那時的她，大概有不少時刻，曾心滿意足地走過寶珊道，從課室回宿舍。對於這種快樂，學生最為熟稔。一生都在尋求他人和世界的肯定，「好學生」的緊箍咒讓太多人成為「優秀」的「俘虜」。然而這一點，勤勉的學生早已內化於心。堅持「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想必對這種優績主義的壓迫與其中隱秘的滿足相當熟稔。這一點，張愛玲和我們以及我們周遭的同學沒有區別。在香港的張愛玲，起起落落，既是時代的影子，也是人生的遭際。

　　這是香港的魅力。我們這些讀張愛玲長大，現在從事文學研究的文藝青年，在香港想起的都是那些現代文學裏的香港風景。在那些風景裏，不僅無法繞過張愛玲，更無法繞過蕭紅、戴望舒以及劉以鬯等一系列「南下文人」。「南下文人」的故事，許鞍華在《明月幾時有》中就提過。翻查資料才發現，他們中的一些人原來跟我一樣也是「五十後」，例如茅盾，只是我們之間相差了一個世紀。那些「五十後」見識的香港，應該跟我心中的香港很不同。茅盾在香港寫作的時間，是上世紀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老照片中，我見過那時的香港，房屋與街道，以及大大小小的招牌、看板、廣告，和當年的「南下文人」共享同一些香港風景。史料的迷人之處就在這裏，兩個世紀的「五十後」看過同一個戲院在一九三八年布置的看板《六月飛霜》與《女野人王》。穿越時空的一刻，原來也並不是那麼困難。而這樣的穿越，驗證了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歷史就是一個循環的敘事。不同時代的人們，不僅經歷着同樣的愛恨情仇，他們還思考着相似的問題，擁有同一種心靈風景。

　　我心中的香港正是這樣一個歷史化的香港。這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視野，「永遠歷史化」。我並不全然信服詹姆遜的理論，但在寫作處於困難的時間，它總是能讓我擺脫那種平面的、平庸的想像，進入一種澎湃的、蓬勃的思考維度。也只有不斷地「歷史化」，一個空間才具有多維展開的可能。於是，我所熱愛的香港，不僅僅停留於當前的時空，而是在一個具有無窮可能的宇宙不斷向四面延伸的敘事脈絡。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很多時候對香港的想像都過於狹窄。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心人去讀它的地方志，就能發現，它的歷史原來如此豐厚。光是想像在宏大敘事之下隱匿的民間，就可以生產出無窮的故事。

　　在對歷史的蓬勃想像中，香港呼應了張愛玲最愛使用的一種敘事話語──「傳奇」。這樣的「傳奇」是日常的。街角轉個彎就能遇見一樁「傳奇」，這就是香港。有一次我和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談起去香港淘書的經歷，他用一種懷舊的語氣說起多年前，他在諸多香港二手書店(如神州舊書店或森記圖書店等...)找到了珍稀版本的魯迅譯著。那時他是一個年輕氣盛的青年，如今許多歲月過去了。他依然銳氣不減，那時的香港記憶也依然鮮活。淘書是一件時時便能遇見「傳奇」的事，歲月變遷中人的「不變」又何嘗不是？

　　細數我的香港記憶，那些城事同時也是心事。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對於香港，我們所知的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多。但也正是這樣的欠缺，讓我對香港總是充滿了探索的欲望。哪怕這種探索，是一種莽撞的文本挖掘；哪怕我們這代人，距離歷史中的香港，實則已經非常遙遠。但我堅信，信奉新歷史主義的人始終擁有一種天真的勇氣，這種勇氣得以讓我們的香港想像走向無窮的可能。

 

票房失利 CEO下馬 蜘蛛俠宇宙玩完

2016年，20歲的湯賀蘭（Tom Holland）在《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客串演出，飾演最新一代超級英雄蜘蛛俠，「蜘蛛俠宇宙」相關電影隨即開拍，希望成就下一個「漫威電影宇宙」（MCU）。

結果不如預期，9年後的今日，超級英雄電影風光不再，「蜘蛛俠宇宙」亦終於玩完收場，最後一套正是口碑票房皆徹底失敗的《狂獸獵人格力文》。

上月中上映，理應是聖誕檔期大片之一的《狂獸獵人格力文》（Kraven the Hunter），打着旗號繼《毒魔：終極一舞》（Venom: The Last Dance）後最新一套「Sony蜘蛛俠宇宙」（Sony's Spiderman Universe, SSU）作品，講述原著中曾讓蜘蛛俠吃盡苦頭，擁有狂獸般力量的反派格力文；可惜觀眾完全不賣賬，電影被批評故事牽強，劇情交代冗長沉悶，美國開畫周末僅收1100萬元（美元．下同），累積至今全球票房約5420萬元，相比其1.3億元製作費肯定蝕大本。電影的香港票房亦毫不理想，去年本港電影票房收入再創新低，戲院爭相結業，不是沒有原因。

劣評如潮

2002年，杜比麥奎爾（Tobey Maguire）主演的《蜘蛛俠》掀起熱潮，拍足3集後一度落幕；10年後，安德魯嘉菲（Andrew Garfield）接演蜘蛛俠，惟第二集《決戰電魔》劣評如潮，計劃中斷。直至MCU轟動全球，《蜘蛛俠》乘機重啟，湯賀蘭年輕有活力收穫大批粉絲，2017年他擔綱《蜘蛛俠：強勢回歸》全球勁收8.8億元，擁有《蜘蛛俠》版權的Sony食髓知味，決定開創SSU，選定幾個正反派漫畫角色，2018年《毒魔》大收8.5億元是好兆頭，其餘幾套亦立即拍板。

其實，Sony早應該於《魔比煞》（Morbius）之後臨崖勒馬。2022年，謝拉力圖（Jared Leto）在《魔比煞》飾演另一《蜘蛛俠》反派、擁有吸血蝙蝠能力的科學家，但劇情同樣嚴重犯駁，編、導、演均水準以下，影評只彈不讚，謝拉力圖慘成「金草莓獎」最差男演員，網上更出現大量meme圖冷嘲熱諷《魔比煞》爛劇情。Sony懶理批評，因為《蜘蛛俠》和《毒魔》續集仍取得高票房；去年，SSU新角色「蜘蛛夫人」（Madame Web）登場，找來《格雷的五十道色戒》性感女星Dakota Johnson飾演能夠預視未來的蜘蛛夫人，可惜仍遭惡評，最離譜是「預告片欺詐」，觀眾滿以為戲中會出現「蜘蛛女」（Spider-woman）、「蜘蛛少女」（Spider-girl）等重要角色，戲中卻只是曇花一現，讓觀眾有「鎅凳」的最好理由，有影評人甚至狠評《蜘蛛夫人》「最差漫畫改編電影」、「爛得很尷尬」。

怪罪傳媒

主理SSU的Sony Pictures行政總裁Tony Vinciquerra，2017年上任以來一直全力推動計劃，可惜連續幾套蝕錢兼淪為笑柄；去年9月，Sony突然公布Tony將於年底辭任CEO，並剛於今年1月2日由營運總監Ravi Ahuja接任；就在正式卸任前，Tony高調接受《洛衫磯時報》訪問，大談過去7年工作，提到《狂獸獵人格力文》，他說：「相信它是我們7年以來開畫成績最差的一套戲；但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因為它不是很差啫。」他認為幾套SSU電影拍得不錯，怪罪傳媒和影評人對它們有偏見，「《蜘蛛夫人》戲院上映成績不佳，因為傳媒已判了它死刑；《毒魔》時他們都這樣做，但觀眾喜歡《毒魔》，它才有好的票房。這些電影都並非爛片，只是影評人因為某些原因毀了它們。」

對於SSU的未來，Tony認為已「無得救」，他說：「下一次無論拍什麼，是好是壞，都只會被人摧毀。」消息指，Sony對SSU的發展十分失望，一度傳出高層「無眼睇」，不如高價讓《蜘蛛俠》版權回歸Marvel懷抱，從此懶理；亦有指新CEO上場後首要任務是重新規劃SSU，前兩集甚受歡迎的「蜘蛛宇宙動畫」第3集Beyond the Spider-Verse，原定去年暑假上映，忽然延期至2027年；而作為王牌，湯賀蘭答允演出的《蜘蛛俠》第4集，劇本亦一改再改，上映日期推至2026年暑假，據知Sony希望把焦點放回主角蜘蛛俠身上，這正正反映SSU失敗主因：是否爛片可能很主觀，但他們嚴重高估了「魔比煞」、「狂獸獵人」等角色的知名度，其實觀眾只想看蜘蛛俠而已；又或者，超級英雄電影沒落比想像中快，Sony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蜘蛛俠 無家日》

話說回來2021年的《蜘蛛俠 無家日》，它是一部沒有讓人失望的電影，但是也沒讓人驚喜的好片。 諷刺的是官方自己一直宣傳不要爆雷，但是自己的宣傳就其實早已把爆點都雷出去了，像是三代同堂又或者是Matthew的出場，導致進場就只是去印證這些『未證實』的情報是否是真的而已，少了一份驚喜。

一開始蜘蛛人因為被神秘法師臨死前爆料自己身份的關係受到FBI調查，這邊就顯得尼克佛瑞太沒義氣了，他明明只要派Skrull人來幫彼得證實清白就好，不過大概之後哪部作品會解釋他這時為啥沒出手就是。雖然在Matthew的幫助下沒被起訴，但是也從此成為媒體焦點，遭到正反兩方輿論圍剿，不僅日常生活一去不返，就連他與女角MJ、阿尼的MIT就學申請都因此被打回票。

彼得自責之下萌生了找史傳奇幫忙的念頭。雖然後來被史傳奇點醒明明有更簡單的處理方式但卻偏偏找了一個更麻煩的解決方法，不過因為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情境，蠻能體會那種人在鑽牛角尖的時候會看不清事情的感覺，何況他就只是個高中生而已。最後史傳奇(Strange)施咒失敗，雖然是因為彼得途中一直打岔的關係，不過史傳奇自己一開始沒把咒語的詳情說清楚也有問題吧，我覺得這邊是兩方都有責任。

在八爪等人穿越過來之後，彼得又迎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是否要放這些人回去自己的世界送死。這邊跟我自己原本的預測不同，八爪等人的確是從各自電影系列的世界穿越過來的，而且偏偏都是在各自要迎來死亡結局的前夕。當然，看過舊作電影的觀眾都知道這些人死有餘辜，但是以彼得的角度不可能僅僅因為他們是蜘蛛人的敵人就認定他們該死。應該會有很多人認為彼得的決定過於天真又不顧後果，然而這不也是一種初心嗎。

只是如同綠惡魔講的，好心不一定有好報。彼得雖然成功治好了八爪，但卻沒料到其他人並不想被治癒，欠缺一份戒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梅嬸因此喪命。這大概是不管哪個世界線蜘蛛人都必須背負的詛咒，都要經歷過至親喪生才能真正成長。梅嬸臨終前也道出了名言：『力量越大，責任也越大。』

最後，加菲與陶比也粉墨登場，正式迎來三代同堂。上映前宣傳一直說史傳奇將是彼得下一任的導師，但真正開導彼得（荷蘭版）的卻是前兩代蜘蛛人，他們同樣都經歷過喪親之痛，那種悔恨的感同身受比起其他人來說些節哀順變的話更有說服力。當三代會合之後各種蜘蛛人梗營造了本片高潮，像是只有陶比能自產蜘蛛絲、加菲終於成功救下了MJ或是電人說出總有一個宇宙有黑人蜘蛛人等，最後更是彌補了前兩代蜘蛛人的遺憾，成功治癒了這些反派。

然而已經遭到撕裂的時空無法復原，只有令全世界遺忘蜘蛛人就是彼得帕克才能修復。所以蜘蛛人世界也算是被半重開機了，只是這次並非與惡魔交易，已逝的梅嬸也不會再復活，MJ、阿尼與快樂都遺忘了彼得，新蜘蛛人經歷了三部電影的成長至此才真正獨立起來。雖然不少人討厭這樣一個年少、天真又帶點屁孩樣的荷蘭版蜘蛛人，但我覺得到無家日之後荷蘭版的蜘蛛人反而成為我最喜歡的版本。

戴教授的抉擇

上月35+顛覆案判刑，案件源於反對派47名被告涉嫌組織及參與所謂「初選」的合謀操盤出選的圖謀，意圖在奪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及任何政府提出的撥款申請，以癱瘓特區政府作籌碼，迫令政府回應反對派的政治訴求，他們均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法庭上戴耀廷獲親友等人讚揚他在香港大學教授法律的貢獻，亦被形容為法治的堅定支援者，但法庭認為戴耀廷撰文引起泛民主派注意，他不僅是「35+」顛覆計劃的贊助者及幕後主腦，同時亦是初選的召集人，故被歸類為「首要分子」。

戴教授生於1964年7月12日，命宮天同獨坐，會空劫和擎羊，多主空想而不切實際。天同對宮天梁在巳，易帶來是非詞訟剋害。天同與天梁相對，有惰性，故宜慎交友，易交損友，以致影響一生。天同是一顆關乎能得福樂與否的星曜，此其出發點。天同所說的福樂，精神性稍比物質性重。所以，天同可引申為精神上的滿足，有自得其樂之趣。不過，精神上滿足，自得其樂固然可喜，但今日社會普遍認為，精神上滿足，自得其樂，便是耽於理想的烏托邦。「快樂的補鞋匠」這類古典式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使見外於講求功利進取的今日社會，正好是命主的寫照。

人生最能得享安閒的時期，不一定在老年，更不直在精壯之年，除了極少數人例外，最毫無條件而得享清閒，即飯來張口，無憂無慮過日子的，一定是在襁褓嬰兒到小孩的階段。所以，久而久之，習斗數的人又發現，天同坐命的人，常帶一點孩子氣，所以將天同星比喻為天真的小孩。

天同有自我滿足，自成一國的精神世界，這種現象，最容易在小孩的身上找到。小孩十居其九都對聲音、韻律敏感，音樂、唱遊，也構成了幼兒教育的重要部份。小孩聞歌樂而起舞，識韻律而體操，動靜雖然稚嫩，進退雖然生硬，但卻不嫌忸怩，自我滿足的精神世界，表達得最極致。所以天同比喻為小孩，乃指簡單而稚嫩，simple and naive的一種情懷。

天同以小孩之身，套上一個太陽化忌做福德宮，其實不太協調。太陽光明善良，空無城府；太陽崇尚高貴情操的性格，會驅使命主任命的天同去做發射光芒，樂善好施的事，但天同畢竟是個小孩，能否力由心使，還是有心無力，便要看太陽和天同之間，有沒有其他星曜幫忙，令兩者拉近距離，互相配合。如果配搭失衡，天同的舉止，便有些像「細路仔扮大人，拿玩具劍扮大俠」的風格，除了幫不到甚麼實質的忙之外，有時還可能愈幫愈忙，甚至連自己的事情也處理得不太整潔。

甚麼事情可以令小孩子成長？被火燒過手指的小孩，被滾水燙過的孩子才會學乖。所以天同喜歡一點煞，如擎羊，如化忌，甚至陀羅去激發一下，讓他吸收經驗，訓練出能力，學識甚麼叫做智慧。

但天同卻嫌煞太重，皮膚大幅燒傷，被開水燙傷至疤痕紮漿的天同只會自卑，所以斗數書說，天同過重然而沒有吉化，便會心志卑弱，身份低下。天同尤不喜突然刺激情緒的火星和帶磨損性質的鈴星。於無吉化情況底下，人生便多沖擊，路途便倍覺崎嶇。天同是一顆需要handle with care的星曜，對於吉、煞星曜分佈的細節便很講究。

朋友稱戴耀廷為人單純，有一個目標就去做，沒有私心。亦有人讚他「為人真誠、不適合捲入政治鬥爭」，實有道理。

父母宮武曲化科將武曲的特色發揮。武曲主行動，對行動的可行性敏感，化科增加其判斷力，亦增加了武曲的現實、實際的特性。

福德宮太陽化忌雖然不與廉、破、武同會，卻也正好以變景代表去舊更新的意思。太陽主日常境況，化忌便主環境有所變化，可視為一種精神情緒的變景。變景之後，便是一種去舊更新的局面。

事業宮機巨，主一生事業多變，而且不穩定。天機帶浮蕩，巨門帶是非，以口舌之辯成就事業的變動。

子女宮廉貞化祿代表支持者嚮往新制度、新文化、新精神的建立，所以，廉貞化祿帶理想主義色彩，有理想化的想法，並且在達到這個理想的時候，能得到一定的回報，縱使回報不一定全部都是物質性的。廉貞化祿的影響較傾向精神方面，對宮田宅宮貪狼，便增加了任職機構意識形態的變化。

兄弟宮破軍化權是一種變化，破軍的冒險，原本有較強的反叛性或破壞性，在化權之後，變得行動的力量較有焦點，行事方向有比較集中的目標，而化權使破軍增加了開拓力。

由於子女宮廉貞化祿主理想，兄弟宮破軍給它有方向感和目標性的衝刺力，父母宮武曲化科給它判斷力和執行能力，所以便合成一種創新的意圖，有改朝換代、棄舊更新的意欲，成功得失要看時機。

戴耀廷是香港法學學者，政治人物，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和副教授。中學畢業於拔萃男書院，1980年代於香港大學獲得法律學士學位，當時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外務秘書，及後取得法律深造證書，及於倫敦大學獲得法律碩士學位。當年太陽年祿，陽梁昌祿，少年得志。

2006年，戴以學者身份協助教育電視製作面向全港中學生的「認識基本法」公民教育節目。當年命宮破軍化權，會事業宮貪狼與文昌年科同宮，以文彩出眾成名。

戴耀廷於2013年提出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而聞名，他認為香港若未能有「真正普選」，應該參與佔領行動以爭取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得以有「真正選擇」。當年命宮天梁，齊會祿權科忌；及後，戴耀廷繼續成為民主派的意見領袖，曾提出雷動計劃、風雲計劃及民主派35+初選等行動，屢遭中央政府、親建制派人士及媒體批評及攻擊。

2021年1月6日，戴耀廷與其他2020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參與者因涉嫌根據國家安全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被捕。當時行經戊辰大運，命宮刑忌夾印，時也命也。2024年5月30日，47人案中45人被裁定罪成。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被指是初選組織者，即「首要分子」，5名被告求情過程中，控辯雙方就戴耀廷是否為該案「首要分子」做出爭辯。

2024年11月19日，戴耀廷於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處10年監禁，該年剛巧行到紫相，大運和流年命宮同是刑忌。交友宮三重化忌，神仙難救！

今次顛覆國家政權案，是本港迄今涉及最多被告的一宗國安案件，由拘捕至判刑，歷時3年多，多名被告都曾任立法會議員。2020年，戴耀廷提出「攬炒十步」，首先透過初選，協調民主派陣營參與立法會選舉，實現立法會「35+」（即奪取過半數議席），之後再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令特首下台，最終目標是迫使權力當局接受「五大訴求」。同年6月底，港區國安法生效，民主派初選之後舉行，參選人連同初選組織者合共47人。該年財帛及福德宮皆貪狼運祿會廉貞化祿，有財閥協助實踐理想，但可惜田宅宮會疊忌，機深禍亦深；此事之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中31人認罪、16人否認控罪，法庭審訊後裁定其中兩名被告罪名不成立，其餘14人罪成。

國安法第22條提到，「首要分子」可判處終身監禁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加者」可處以10年以下、3年以上有期徒刑。45名罪成被告，有人表示悔不當初，更有被告獲多名前局長寫信求情，惟亦有人堅持當日立場，選擇不求情。那次法庭判刑，究竟是輕是重，言人人殊，既有泛民同情者認為判刑過重，亦有建制派支持者認為判得太輕。保安局長表示，判刑整體反映了案件的嚴重性，但不排除就個別被告刑期提出上訴，當然戴就是不會上訴。

港英時代，本港公民社會長期受到遏抑，1980年代中之前，只有一些壓力團體，沒有多少論政空間，直至1990年代才逐步放鬆，雖然這跟港英當局的政治盤算有關，惟多元開放的社會氛圍，無疑也是港人所樂見。1997年香港回歸，實行一國兩制，雖然沒有全面普選，但公民社會發展蓬勃，不同意見紛陳，中央對港政策也相對寬鬆，一大原因是各方都接受「一國」與「兩制」的分際和局限，然而踏入2010年代，香港政治環境劇變，港獨、勇武等激進力量抬頭，無視一國兩制的分際和局限，中央也收緊對港政策。反修例風暴、「35+」攬炒計劃將政治鬥爭推向極致，卻未有換來支持者所相信的「勝利終局」，反而對民主派造成致命一擊，公民社會幾近覆滅。

也許有人覺得，反對聲音少了，政府更易辦事，然而多元自由開放正是香港獨特性所在。近年議會內外的確變得比以往「和諧」，可是不少人確也覺得難以像昔日般暢所欲言，遏抑的社會氛圍，似乎也總是揮之不去。一國兩制是矛盾統一體，「一國」必須堅持，「兩制」也要維護。香港由治及興，需要讓公民社會有恢復元氣的空間，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重拾朝氣與活力。

戴耀廷多次強調民主是多元的，雨傘運動後的民主分裂狀況，正是多元的表現。對於退聯，他不擔心會削弱爭取民主的力量，因為學聯的架構本身就存在問題，更在雨傘運動中體現無遺。他認為學生對學聯失去信心，要求退出亦無可厚非。對於本土，戴不反對，亦不批評，只覺得本土派的論述不清晰，而且排他性很強。現在排斥其他民主派別，將來甚至可能會出現內部排斥。

戴耀廷在意的，是怎樣將多元的民主連繫於一起，壯大民主的力量。他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道橋樑，聯合不同派別。「但聯合不是統一，各方意見充分表達才是正常，因為民主就是多元。」

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佔中三子被批評為「拖後腿」，甚至有參與者希望他們退場。戴坦然接受批評，他相信參與民主運動，不是要得到光環，只是希望能帶來改變，能建立橋樑。「走，或不走，是由大家自己決定，但起碼橋已經建造好。」

回憶雨傘運動，戴耀廷最難忘的是目睹人潮衝出馬路，他從未想過香港人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形容那一幕就如「摩西過紅海」一樣震撼。

曾經在社交網絡上撰文，寫到「現在的確是到了退的時候」，戴耀廷因而受到各方指罵。被問及曾否後悔，他坦言有認真回想過，但現在仍相信根據當時的資訊，呼籲退場的決定是最合適的，「即使重頭來過，我都會作出一樣的決定。」

一年前的決定，他不後悔；一年後的路，他選擇用另一種方法爭取民主。「我一直不喜歡走上街頭抗爭，因為我的性格就不喜歡站太前，但佔中是由自己的文章引起，所以我才會走上街頭，其實在背後工作才最適合我。」在民主運動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用和限制，他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識支持運動，做爭取民主的香港人的後盾。

香港民主路上，港人試過對話、集會、遊行，甚至佔領，戴耀廷和部分香港人一樣，已經稍感疲憊。但他認為民主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棋局亦不只一盤，戴曾說：「爭取民主是要講耐力的，雖然有疲累的時候，但我一定會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