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現實──地緣政治是無處不在的。
「地緣政治，與我何干？」
身處香港，經常聽到某些朋友們如是說。在這裏，「地緣政治」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常予人「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印象。確實，在一個寸金尺土，職場搏殺為主旋律的「黃金城市」，修讀地緣政治、政治哲學，又怎能「餬口」？與其思考「國際博弈」，倒不如「活在當下」、識時務為俊傑，能過一日便是一日？
以下我將會集中探討地緣政治確實是無處不在，我們為何要關注，以及我們應當如何拆解地緣政治矛盾日漸頻繁，為我們日常生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與消極影響。用較為通俗的語言來說，這可說是一份「自救手冊」。
一、重新認識地緣政治
廣義上「地緣政治」這四字指的，乃是針對地理分布與資源分配，如何構成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包括合作、衝突、相互防備與協調，以及其所帶來的國際層面效應，而所展開的研究學問。狹義上，「地緣政治」指的則是以上這些因素所帶來的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或間接博弈、競爭、聯盟與敵對關係。我們的生活裏面充斥着廣義地緣政治的痕跡，以及狹義地緣政治到臨的衝擊。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地緣政治分析框架，絕對不容易。我認為必須集中分析以下五大因素獨立與相互之間的發展軌跡，從而方能梳理出一套較為完整的論述框架：
第一，國際貿易與經濟實力（例如，哪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最大？哪一個國家的冒起對現存的多邊單極秩序帶來最大的衝擊？）。
第二，軍事武裝實力（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或間接軍事衝突中，誰佔有更大的優勢？若將國與國之間就着領土的理想與實際控制勢力範圍比較，軍事實力之間的懸殊又有何影響？）。
第三，意識形態與文化層面上的衝突與張力（國家的管治理念為何，此一理念與外在其他政權的管治原則又有何關係？）。
第四，稀有與戰略資源與生產知識（包括稀土、半導體、太陽能板等）的分布（這些關鍵戰略貨品的供應鏈組成、技術層面上知識與科技發展的狀況，具體到底如何？）。
第五，國內政治因素，包括民粹主義、派系鬥爭、個人政治手腕與理念，以及資訊泛濫的新媒體崛起下，對該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但我們探討的，並非這些相對理論化的問題，而是具體而活生生的例子。打開電腦一看，你或會看到美國國會中，TikTok的首席執行官正面臨着殘酷而滑稽的審訊，所謂的「盤問環節」淪為民主、共和兩天面天客另類搶票及爭取大眾支持的棟篤秀。帝國與軍事主義交織下所產出的俄烏戰爭之下，烏克蘭人民家破人亡、歐洲物價高企、中美歐俄四方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張力與矛盾。研發人工智能者，不但要擔心人工智能有一天演變成「強AI」（Strong
AI）而能自行定奪與主導其行為，更要提防研究進程受針對性金融制裁、半導體供應鏈封鎖，以及「敵國」利用人工智慧以引發對自身不利的連鎖反應。
剪不斷，理還亂。無論是2016年英國脫歐、2021年緬甸軍變，還是現時法國針對退休年齡（以及通貨膨脹）所發起的示威騷亂，沙烏地阿拉伯以伊沙建交牽制及回應美國所謂的「價值觀主導」外交，或者以巴衝突升溫，與以色列內部長年執政的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專橫主政，甚至香港過去數年的政治動盪與風波，這些種類事件反映出的都是背後盤根錯節的地緣政治考量與利益糾纏。唯有以不偏不倚、不蔓不枝的視角綜觀地緣形勢全貌，中國人才能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自救，讓國家得以順利地持續和平崛起。當中，身處中美東西博弈的地震帶之上的香港人，更必須懂得地緣政治、掌握箇中的原則，方能在風大雨大的政治氣候與類「新冷戰」中自保。
有很多人以為，地緣政治只會影響最為弱勢及缺乏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也即是所謂的「全球南方」。而身在已發展世界之中的香港，作為中國國土中最為富庶而繁榮的大都市之一，根本毋須杞人憂天。也有人認為，富人與上流社會與窮人基層，才是國際衝突與戰亂最為直接影響的唯二受眾：前者，是因為他們的財金投資、不動產等，皆會受地緣風險干預而大起大落;後者，則是源自於物價昂貴、經濟蕭條等所帶來的直接衝擊。作為芸芸中產與夾心階層，似乎並沒有過強的誘因或理由讓我們去關注別國對我國，又或是他國之間的糾紛與恩怨情仇。但以上這些說法，時至今天是不成立的。
無論你是商人還是銀行，學者還是中產家庭，富豪還是基層，地緣政治不容你逃離──因為其本身就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二、供應鏈重置與工業政策的強勢崛起
第一，供應鏈重置（reshoring）所帶來的成本與貨品價錢上漲壓力，所牽涉到的不只是企業與商家的直接利益，也包括普通消費者與平民家庭。歷史上，冷戰後的全球化黃金30年當中，各地企業皆以「成本最小化」及「效率最大化」兩大原則作為設置生產基地及/或選擇產業鏈合作夥伴的關鍵原則。比較性優勢被視為貿易關係的基本邏輯根基，而也因而促進了不少政治體制南轅北轍的國家之間的龐大而深厚貿易來往。但無論是出於美國本身的結構性貿易逆差（這是相對於全世界，而不單純是中國的）──美元強勢、美國人消費遠多於儲蓄、美國政府極為依賴十分方便的「發債」等都是結構性成癮──而所接觸間發的中美貿易戰，還是3年前爆發而在世界各地「全境擴散」的新冠疫情，還是去年開始的俄烏戰爭，這些種種介乎在「灰犀牛」與「黑天鵝」之間、也涵蓋的風險事件，皆令不少國家政府以及企業開始就着供應鏈的位置與合作夥伴作出反思。
疫情當下，有不少發達地區政府在生產口罩與醫療物資上卻束手無策，只能依靠外援。困境令他們產生濃烈的憂患意識，意味到除了要將「重要物資生產」（包括醫療物資與生物科技）重新調回國內，更要透過赤裸裸的政府主導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推動戰略產業發展。同時，俄烏戰爭後西方陣營針對俄羅斯所展開的金融封鎖，也向大國博弈中的各大持份者預告了一點：有必要提升自身自給自足的能力，以及建立以自身友好的地緣政治利益共同體為基礎的供應鏈。正因此，才有「朋友重置」（friendshoring）以及「近距離重置」（nearshoring）等衍生性說法──大企業將生產線重新搬到對自身相對友善或靠近的「政治盟友」。從事物流、運輸、能源、中低端生產的企業、又或是對這些行業有重點興趣的投資者，不能不重視以上的現象。
而應對這種選擇性脫鈎壓力，有個別國家可能會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針對原本制裁一方的在地企業及投資，導致一個惡性的消極循環。長期而言，針對半導體的供應鏈重置與斷供（封鎖），更有可能令部分國家的科研開發速度受到嚴重阻礙，從而加劇全球的科技不平等。更廣泛而言，供應鏈重置所導致的生產成本上行壓力，更會「溢出」至其他行業，間接導致長遠的通貨膨脹壓力。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平均「理想」通脹率，有可能要從2%提升至4%，以反映這種地緣政治凌駕經濟成本邏輯的新常態。
三、受民粹意識形態主導的多元軍事化
第二，部分大國之間日益鮮明而白熱化的地緣政治博弈，將會催化大國與中型國家軍事化以及武裝化的步伐，從而間接推高中長期國際層面擦槍走火的風險。曾主要局限於發展中國家的軍事衝擊，正朝著發達地區蔓延。
踏入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全球戰爭呈現着兩大趨勢。一，經歷了冷戰結束後的30年蜜月期後，意識形態再次回到了國際社會的主舞臺上。在勾畫面對中國的新外交政策之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不忘多番強調中國與歐洲在「價值觀與道德取態」層面上的區別，為其與耶國的訪華之行搶佔「道德高地」。美國將俄烏戰爭昇華至一場所謂的「極權對民主」之爭，卻似乎忽視了有個別美國的「民主大好友」與俄羅斯的貿易卻在過去一年上漲了接近30倍有多。你懂的。
二，模式多元化。即使核戰爭、生化武器戰爭直接爆發的概率確實不大，但我們不能忽視在已具足夠破壞力的傳統海陸空戰爭以上，科技日益成熟的數碼戰爭（digital
war）、資訊與訊息戰爭（information
war），以及以關鍵能源作要挾本錢的資源戰（Resource
war），正為「戰爭」添上新的含義與渠道。戰爭代價是由誰來承受？當然便是對國防政策接近毫無影響力的普羅大眾。北約與俄羅斯所主導的兩大軍事戰略共同體，去年戰爭爆發而踏上了全面抗衡的道路。北約的龐大利益軍工體與俄羅斯強人霸主思維之間的決戰，承擔代價卻幾乎全是烏克蘭的平民百姓，以及俄羅斯的中產階級──他們既非由國家津貼生計（以高漲油價所帶來的盈餘）的基層，也未能及時逃出俄羅斯。無論是富貴的社會賢達，還是手停口停的勞工階層，一旦所屬的大國之間出現熱戰，所帶來的經貿衝擊、經濟結構顛覆、基建潰散、地理資源撕裂與切割，皆讓他們無一倖免。
未來5年，在美國等諸國步步進逼而所形成的壓力包圍下，無論是台灣海峽、南海與東海、中印邊境、朝鮮半島，皆有可能成為中國外交層面上歷史罕有的棘手難題，對其外交及戰略智慧帶來重大的考驗。在中國以外的層面而言，印巴邊境、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仇恨（以及以色列內亂後所掀起的經濟不穩），以及非洲中東部出現內戰與動盪騷亂，相對看似較為遙遠，但同樣也是不能低估的三大主要地緣衝突點。正因如此，即便是身處遠離俄烏戰線數萬公里以外的我們，也必須對戰爭與軍事衝突爆發具備足夠的覺悟與關鍵心理準備。如香港、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四大國際一線大城市政府、企業、非牟利組織，也要就着各種可能戰爭所帶來的風險作出充分的風險評估與預演，從而確保縱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依然能將市面震盪減至最少。就着這些「灰犀牛」，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作出精準防備與計算。面對更為難預測而行動飄忽的「黑天鵝」，即便我們無法定奪何時何處乍現，我們也必須提升「地緣政治抗逆能力」。以上非危言聳聽。在「期盼最好」之時，也要作「最壞打算」。
四、無孔不入、顛覆常理的中介面武器化
供應鏈重置必然需時──一個龐大科技巨頭要將生產線徹底撤出一處，然後再進軍另一國家市場，前提有很多。最為關鍵的，則是新的市場有沒有足夠的配套與人才去「重建」舊有與現有的生產設備。
同時，戰爭爆發的概率雖然從相對層面而言有所提升，但在絕對層面來說依然不高。
若我們要在眾多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影響中挑選最為鮮明而易見的，必然是中介面的武器化。「中介面」這裏所指的，乃是一個能供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平台或空間──國際論壇與峰會、金融系統與循環、經貿來往與對口、學術組織與大學之間的交流，以及最為明顯的媒體與社交媒體，都是大大小小不同類別的中介面。
先說金融。當今國際大國在金融層面上的排外排他，乃是局部性而針對性的。過去數年的法規與監管條例引入與相關指控，讓中國企業在紐交所面臨空前嚴峻的壓力。且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英美歐等發達國家在金融層面上對俄羅斯政府以外的菁英、權貴的一律封殺。再看看如今中美博弈之中，不同企業在各自的市場中被指控有違當地法規法則，而受到嚴厲監管與調查。
在此，我也必須回應部分認定「美元霸權必然衰落」的朋友說法。即便華盛頓如今已經「撕爛面皮」，將美元變成一個另類的「深入敵營」的制裁工具;即使人口龐大的金磚五國其一的巴西最近宣布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作為與中國結算能源貿易的貨幣，建基在兩百多年歷史與綜合國力的美元霸權，依然讓花旗國在中小國家之中能夠呼風喚雨。若要美元失去其全球領先地位，若要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另類貨幣全面崛起成為國際社會間流通的主要貨幣之一，前提是這些另類貨幣必須有足夠的流通量、穩定性，以及能有讓絕大多數經濟體系接受的透明度與可信性。金融多極化，說比做更加容易，也來得更加遙遠。
再說媒體。無論是香港、中國內地還是亞洲諸大小國家，其人民或多或少都已被捲入了一場劃時代的意識形態與媒體資訊戰役之中。隨着地緣關係持續緊繃，社交媒體平台、主流媒體與報刊、獨立「自媒體」與評論員等在輿論層面上所發揮的重要性，只會持續加深。地緣政治的強勢崛起，對真相、社會融合，以及我們獨立思考的嚴重威脅。真相──在有勢力人士直接操控或間接滲透的媒體平台上，慘被政治打手與抹黑者、網軍與假新聞所引導。社會共融，在激進的身份政治及順理成章的極端情感渲染下，變成一個不可能達成的遙遠想像。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正在重視劣質「快、誇、簡」的「速食文化」下受到急速磨蝕。而這些趨勢背後，不但是自由市場經濟導致媒體與輿論徹底黑化的現象，更是世界各地政客、資本權貴、軍工複合體、國防智庫體制等所贊助或支持的產物。我們對真相的認知，不止受我們身邊的同溫層所影響，更是受我們的政府、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政客、操控龐大金融與文化資本的菁英與「反菁英」（以反體制之名行親體制之實的投機者）等因素所左右。在一個資訊極為全球化的年代中，世界各國的人民的取態及信念，也順理成章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你以為你讀到的，看到的，就是真知灼見？當然不！
最後，不得不提學術與知識分子界受地緣政治渲染，所帶來的禍害。後冷戰的30年，不同意識形態的陣營與國家之間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公共衞生、經濟穩定等的相對於去政治化及政治色彩淡化的範疇中）持續地深化、鞏固。這些學術交流與合作，不只對推進科學研發及進程有莫大貢獻，更在化解多方人民之間的誤解與偏見，起着攸關重要的作用。但在中美關係緊繃、英國脫歐後對外來研究人才要求漸趨無比苛刻等因素下，學術研究不再是政治泛濫中一片樂土，更成為地緣政治的鬥爭工具。學者與學生被相互猜度及排斥，淪為新麥卡錫主義下的壯烈犧牲品。帶有種族或排外色彩的「莫須有」指控、針對跨國合作項目的「研究資金潔癖」，這些種種趨勢與現象，讓本應以專業持平態度處理研究的學者，不得不站隊靠邊，否則則會被時代巨浪淘汰。
無論是金融、媒體、還是學術界，這些本應是「政治中性」的範疇與領域，在「泛地緣政治化」（pan-geopoliticization）的趨勢下，早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國與國間的鬥爭，早已滲透在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之中。
地緣政治確實無處不在。但正如一首我很喜歡的歌曲所說，我們必須「堅信光明就在遠方」。
地緣政治當前
個人應當如何自處？
地緣政治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操作。我們要探討的，便是在這些諸多理論、概念、敍述之後，那又如何？到底我和你這般的「平凡人」，在這個「諸神」遊戲當中可有任何反擊之力？面對地緣政治的席捲而來，我們到底應以什麼樣的態度及手段去化解危機？還是應該逆來順受、順流逆流地接受這個時代所構建的一場場悲劇？
我不信命。我不信我們需要躺平。我更不信作為個體，我們的自主權必須交託於自以為操控一切的軍火商、國粹主義政客、媒體平台背後的操盤手，又或是高度發達科技下所衍生出的演算法與人工智能。我依然相信我們能夠在「絕地」中反擊。也正因如此，以下，乃是按著國際事務青年智庫年度會議上，一位講者所發表的主題演講一篇的反思。
同時，就着社會上現存的兩種主流謬誤，我也想正本清源地作出反駁。
一、認識謬誤，「我什麼都不認識，地緣政治太複雜了」
一種說法，認為地緣政治，以及其所牽涉到的國際關係、政治理論、文化歷史等領域過於高深，並不適合於公眾討論中出現。有些人會認為，他的專業既然與政治無關，則不應「踏過界」地去議論政治。也有人認為，對國際事務的掌握，只需要跟著權威所安排及訂下的既定規則與論述去走，不用想太多。想太多、知道得太多，對自身也沒有直接好處。這些種種顧慮下，從而衍生出一種集體性冷感，就好比30年前社會對氣候變化的態度、20年前西方社會對伊斯蘭文化與中東局勢的一竅不通、過去10年我們對人工智能崛起等，這些關鍵議題在我們當前，淪為了「過度複雜、不予置評」的題材。問題並不是我們不能認識或理解這些題材，而是我們不願意去接觸及承認我們一時的無知，並從而對症下藥地改變我們的知識不足。
第一，地緣政治並不難懂。地緣政治的本質是國與國之間的權力博弈。國與國之間的互動，無疑比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肯定有所額外的繁瑣性與複雜性，但這些因素並不足以讓其擺脫人性最基本的框架與要求。粗疏而言，人對錢、地位、權力、知識、「道德立品」的追求，就好比不同國家對資源、國際話語權、軍事影響、情報掌控，以及自身意識形態對外投射的追求。而每一個人內心必然出現的糾結與矛盾，正可比喻成國與國內部的本土政治、派系、路線等的鬥爭。不同人有不同的生理與心理結構，並沒可能「一本通書睇到老」，就好比國與國之間的特性、文化、秩序有所不同，不應以為只有一種政治體系或文化體制能適用於全世界。我過去一段時間，以及接下來在不同的崗位上，望能將地緣政治的知識繼續「輸出來」，供大家參考。更希望香港不要以為自身能幸免於國際政治風暴，再次墮入我們曾經陷入的政治危機與困境當中，淪為大國政治操作伎倆的犧牲品與工具。
第二，知識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如今媒體界普遍充斥的「速食文化」，其實問題並不在於「速」或文章「長短」，而是為求引起及吸納觀眾注意，而所將事實無限簡化及二元化的「工業生產」（mass
Industry
production）作風。無論是面對嚴峻挑戰的傳統媒體，還是流量為主導的網上媒體，還是所謂獨立而實際上為極端觀眾奴役的自媒體（KOL），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媒介世界與現實世界愈來愈脫節，卻也從而惡性干預現實世界的年代。如何在這混沌年代中保持清醒？首先，我們必不能盲目相信KOL或個別評論家對時事的評論，更應自行進行「過濾」與「深思」──過濾，乃是通過參考大量學術文獻、非學術的資料來源，通過辯證與對話來去蕪存菁。深思，是為了尋找芸芸時間中的規律與脈搏。然後，在閱讀及吸納媒體資訊之時，我們必須保持批判性與挑戰性思維，反思他們背後的利益、背後隱藏勢力、政治計算與操作到底為何。不要因某些媒體裏面說的與自己意見相符合，便盡信不疑。更不要因某些媒體立場表面上與自己相抵，而將其所有所說的否定。從來都不認為純粹透過讀讀國際關係、翻翻比較政治的教科書，便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論述。學者不等於專家、專家不等於研究家，而只有研究，方能帶來一套工整的論述。同時，我們也因而不能被銜頭或表面的資歷所忽悠。再者，即便我們沒有時間或精力去進行以上的過程，也應當無時無刻提醒自己，我們讀到的未必是真，我們相信的未必是對。權威的維持前提，乃是民眾對其言聽計從。同時，要權威向人民問責，我們必先具備「問」與「責」的能力。保持懷疑、保持清醒。
第三，讀通政治，先要讀透歷史與文學、知悉科學與地理。我們涉獵必須要廣闊。讀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Richard
III），能讓我們看到，若獲權形式有欠認受性，也未能透過良政治理處理自身管治論證性，君主則有可能失民心、失天下，從而戰敗沙場。同時，涉獵《理查三世》等的文學作品，有助於讓我們理解到英國──這個文化資本雄厚而軟實力傳播出眾的國家──到底是以什麼樣的語言、什麼樣的文化去構建及影響他國的話語體系。讀坂本龍馬，不但能讓社會改革者及周旋在各大小持份者之間的人感同身受，更是讓其理解到日本十九世紀初中旬幕末時期，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波三折。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著有人類學著作《菊與刀》，裏面即便有不少主張與論述未必能最為準確地反映當今的現實，卻也影響了一整代美國政策界對日本文化的定性，以及二戰後日本治理的管治軌跡。班乃迪克早期研究，卻是針對英國文學作品的──她深深相信文學與媒體傳播，乃是接觸與認知一個文化體系的最佳方法。甚至若我們要對人工智能對我們日常生活的衝擊與影響建立起約略的認知，我們大可透過如李開復和陳楸帆合著的AI
2041： Ten Visions for Our
Future與英國著名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嘗試沙盤推演及預測人工智慧對國際博弈與所關係帶來的影響。綜上所言，我們有方法，也有能力從日常生活入手，建立對廣大世界更充分的認知;而日常生活中的歷史與文學，乃是為我們開啟地緣政治大門的鑰匙。
不要以為地緣政治很難懂──這種思維的存在及興起，正是讓我們陷入無窮無盡的自願性無知（blissful
ignorance）的因由。也不要相信地緣政治可以簡單而易明的單一框架或淺白「比喻」（什麼，「爸爸與媽媽吵架」（比喻中美關係），又或是「兩個鐵桿子兄弟」、「妻子被揍，所以必須反擊」等的荒誕類比）作概括。政治可以很複雜，而複雜的東西未必能容易地簡單化。過分追求將複雜簡單化，到頭來只會淪為被意識形態文宣玩弄在股中的被忽悠者。我們得要對自己掌握複雜性的能力具備基本信心。
二、消極謬誤：「我知道了，又怎麼樣？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
另一種錯誤思想，則是認為即便我們知道地緣政治的運作與基礎，也無從入手。原因很簡單：即便我們知道政治秩序與規律為何，從而讓政治家與外交家的野心表露無遺。但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根本無從入手，也無法去正視或克服箇中的難題。中美關係交惡、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以巴衝突局勢升溫、沙特阿拉伯選決與伊朗復交，這些種種國際事件皆有其攸關重要性，卻也因而有必然的局限性：局限在只有部分極具影響力的菁英、權貴、政客，方能利用龐大的資源去扭轉乾坤。這種說法表面上很具吸引力，因為其將我們的地緣「政治冷感」合理化、常態化。在這些人眼中，「地緣」、「政治」應當留給外交家、軍事家、謀略家去判斷，而不應讓平民百姓去左右及定奪。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便我們嘗試去「謀」其政，也難保不會被視為僭越我們似乎必須遵守的底線與規則，成為對權威的不當挑戰。
解決方案其實可從「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入手──「二軌外交」，乃是讓非政府的平民百姓，將地緣政治認知轉化成以和平為主導的理性動能。我一直以來所倡議的「二軌外交」，也就是通過國與國之間的非政府機構與持份者周旋，從而複製或輔助國與國之間的主流「一軌外交」，其能開拓出在官方交流範圍以外的「樂土」，促進各種形式的合作與共融互通。無論是中美學者與智庫私下的交流所帶來的初步共識與「破冰」，還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透過商貿來往而所建立的牢固友誼與戰略性互信，這些都是二軌外交的重點成果。然而二軌外交，也需要一套完整而全面的理論框架。
二軌外交的精髓在於一個「ABCC」框架
──Academic-to-academic，
Business-to-Business，
Culture-to-culture，
Citizen-to-citizen，也即是學術、商業、文化、人民四大支柱。這四大支柱各自發揮着不同的作用，卻也相輔相成、互惠互補。先說學術：對地緣政治具備一定基本認知的學者，本身未必需要出身政治科學或人文課，也能通過自身與他國同僚的合作、對話、溝通，設置及推動雙方有利於合作的專題性政策倡議（比方說，公共衞生、生物科技、氣候變化與糧食安全與技術），間接將雙方研究社區之間的仇視降低，也為有意專心學術者提供一個關鍵避風塘。
商業層面上，投資者、生產商、大型投資銀行，除了需要懂得如何去周旋在不同勢力的期盼與政治綱領間，更應妥善利用自身在商業層面上的專業知識，創造「共同勝利」的基礎。七十年代中美關係破冰、九十年代初東西德破鏡重圓，這些過程當中都牽涉到龐大的經濟利潤，通過均衡的財富「再分配」與「再創造」，為無數人民帶來幸福基礎。商家相對中立、目標為本、以串連多方利益為己任的心理，讓他們在國際對立位中，扮演調停者與跟多方同時合作的角色。貿易未必能防止戰亂爆發（可參考一戰前德國與歐洲其他諸國的經濟往來、二戰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卻能在戰爭爆發前後，為有意周旋與談判的外交家提供籌碼、底氣，以及私下溝通的關鍵管道。
再者，文化與文化體系之間的交往，也是二軌外交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具備着任重道遠的責任，因為他們的創造乃是政治冷感或中立的大眾，對別國以及世上其他社會群體的「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表演、展覽、撰寫、策劃、監督，這些過程除了是文化傳播與創造的一部分，更是溝通價值觀、政治立場與世界觀（又或是沒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世界觀）、秩序與歷史的最佳載體。在文化圈中具備影響力與知名度的，往往（但未必必然）擺脫於俗世政治的枷鎖，跳出狹窄國家博弈的限制，與對方進行交談。俄烏戰爭以後，歐洲諸國針對俄羅斯裔的指揮家與音樂家作出鋪天蓋地的攻擊，一來乃反映着失去理智的民粹歇斯底里，二來也間接揭示他們對俄羅斯文化軟實力透過音樂傳播的忌憚。這並非為他們族裔歧視手段合理化，更反而揭露了在大國政治當前，文化被政治化與渲染化的悲哀結局。即便前路漫漫，文化工作者有義務，也有必要嘗試在「一軌外交」崩塌之時，盡其所能去保存「二軌」上的對接與交流，以留待國與國關係重新正常化一天到臨。
當然，在現實生活裏面，不是所有人都具備以上的政治與文化資本，又或是必須的社交網絡與社會地位，去追尋在亂世中一股屬於自己的自主權與清流。在財富極端不平等、地位與權力分布懸殊、政治體制缺乏開放或透明的社會裏面，要驅動以上的變革與倡議，談何容易？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第二個「C」，也就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民心相通」（可參見「一帶一路」的核心綱領之一）。作為我們國家的公民，我們有責任去促進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合理而開放私人交流，以確保人民之間的對話、溝通不受政治工具化（Political
weaponization），也不會淪為政府與政府之間博弈被禁的犧牲品。在以上四大支柱當中，公民之間聯繫乃是最具彈性，也往往深入而打動人心的：一個來自於別國的好朋友，對你的影響力肯定大於源自別國的商貿或文化人物（當然，個別文化偶像為例外）。通過盡量在「ABCC」框架下的多重參與（比方說，我既是一名學者，也是一名對文化頗有興趣的人士，本身也是一個普通中國香港公民），讓我們絕對應當嘗試駕饄地緣政治中的矛盾撕裂，而不受其牽著鼻子走。
隨着溝通與傳訊科技的日益進步，有能者通過傳播及灌輸正確的資訊（比方說，通過區塊鏈去鼓勵及增加「正確資料」的傳播流量與概率），能將自身的能力投射及轉移至其他人身上，從而擴大「知識圈」。須知道，不偏不倚的客觀知識就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對弄權或奪權者的自衞術。商人、投資者懂得哪裏的地緣政治風險最高、戰爭走勢為何，對其投資與生產決定也有取決性重要性。避險，乃是為了增長、發掘更多機遇，踏出第一步。推廣對地緣政治的認知，本身就是一種能驅動社會在外交漩渦中增加自主性的建設性行動。知識是行動，而不是權力。知識是行動，而不是力量。
三、結語
最後，我們也當然可以選擇堂而皇之的藉口，去「躺平」。可能我們會覺得，既然地緣政治這麼兇險，我們也無意置身事內，更看不到透過以上種種渠道或方式去「克服」或「逃離」政治的可能性，那我們倒不如認命，接受政治暴風雨的任意摧殘？但這種想法，誠然是不成熟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計算與權鬥，正在威脅着我們全球整體人民的福祉與利益。
戰爭，讓家庭支離破碎、讓人民國破家亡，更有可能在核能、人工智能、數據電子平台、演算法的種種交織加碼下，衍生出危險的絕對衝突。我們需要大國去合作、共商，從而化解包括氣候變化、流行病、戰火燎原、人工智能急速發展所帶來的存在性風險。
再者，即便我們能夠「全身而退」，保存自己與家人的性命與財產，但若我們活在的世界是一個禮崩樂壞，受戰爭販子催動而變成血流成河的「鬥獸場」，試問我們又怎能活得安心、活得過去？讀通，讀透地緣政治，其實也是為了一種基本的道義執着，為着保存集體人類和平生存的基本權利。當然，站在一個沒那麼高的道德位置來說，唯有掌握國際情勢演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方能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