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歷史轉折點

　　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紀念日，為何它是重要日子，主要因為基本法是一部憲制性法律文件，對於香港當前形勢，硏究如何更好貫徹實施基本法是重要的。我們紀念它頒布30周年究竟有什麼意義？香港人應該如何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過去以至未來的30年？
　　1990年，歷經五年籌備的基本法於4月4日由全國人大通過，這標誌着由鄧小平先生提出的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構想，由理論到實踐踏出最重要的一步。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它保障了香港居民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居民擁有的各種自由通過基本法得到保障，民主更是有增無減。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大的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普選問題，基本法給出的答案是耐人尋味的八個字：「循序漸進，最終普選」。這八個字為香港基本法所獨有，澳門基本法就沒有這個「普選承諾」。而在憲法裏面加入政治制度未來發展的「期票」，也是世界罕見的。然而，香港在過去二十多年，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政制發展，反對派刻意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普選方案，更是香港撕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長久以來反對派有一個錯誤的觀點，我稱之為「普選欠債論」。這個「欠債論」有三個部分：
第一，他們認為「一人一票普選」是「天賦人權」，是市民應該擁有的「權利」；
第二，他們認為「普選」是中央政府的承諾，至今未落實「普選」是中央政府欠香港人，中央應盡快「還債」；
第三，這種「欠債論」被扭曲為香港所有問題的根源，包括貧富懸殊、土地不足、青年上流緩慢等，反對派更以此為挑動非法「佔中」的藉口。
甚至近年冒起的「港獨」思潮和去年起爆發的「修例風波」，部分人都算在沒有「普選」的頭上，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普選」絕對不是「天賦人權」。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學家論述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價值不計其數，但就「普選」而言，只能說是理想的選舉模式。因為西方的普選政治也只是近一百多年逐步建立起來的。更重要的是，所有選舉制度必須在憲法框架內進行，包括制度的轉變。選舉制度作為一個地方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高門檻修改是各國政府的常態。
　　與大部分地方的憲法一樣，香港基本法規定如要修改選舉辦法，必須通過高門檻要求，包括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人大常委會同意或備案。而在長期以來建制派議席在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之間，反對派議席則在三分之一與二分之一之間的形勢下，反對派必須要有數名溫和人士勇於站出來作出妥協，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否則必定原地踏步。
　　可惜回歸以來三次政改方案的提出，只有一次可以順利通過，但香港社會卻不幸在過去二十多年耗費大量精力討論政改問題，至於經濟如何發展與轉型，民生如何改善，卻沒有認真思考和討論，或者懶惰地歸因於「沒有普選」的緣故。
　　當然，三十年來錯誤的「普選欠債論」背後還有一個香港獨有的問題，就是通過普選特首抗拒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即所謂「民主抗共」。這就帶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憲法教育對於香港的重要性。香港回歸前由港英管治，而眾所周知英國是個不成文憲法的國家。可以說，超過九成市民對英國兩份憲制性文件《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是一無所知。
　　筆者在香港土生土長，記憶中港英時代的中學教育並沒有任何關於這兩份文件的課程。因此，香港人追求普選意識高，但憲法意識卻十分薄弱。古今中外的憲法主要處理兩大問題，一個是國家機構的功能和組成，一個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回歸後，基本法的宣傳側重基本權利而輕忽國家機構的教育，間接導致港人重「兩制」而輕「一國」的傾向明顯。毋庸諱言，香港居民的公民權利比內地居民要多得多而義務則少得多，但忽視國家部分的基本法教育，則會讓香港人忽視香港特區「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根本問題，而要達至其他國家憲法教育所要達到的國家身份認同，則是難上加難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表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為了解憲法與基本法教育的實況，筆者創辦的智庫2018年進行了首個《對公職人員和青少年推廣憲法與基本法：港澳特區的比較研究》，對香港與澳門兩地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策略、資源配置、課程和推廣活動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香港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出現師資、場地、資源三個不足；而憲法應該「教什麼」「怎麼教」仍然沒有定論，需要各方面深入研究。作為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我真誠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增加資源推廣香港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解決以上三個不足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我們確實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過去三十年我們見證着國家的繁榮富強，特區的眾多深層次矛盾尚未解決，政治危機深重。究竟未來的香港人會怎麼看待中國人身份、國家安全，以至「普選」？年輕人會願意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走出香港，看看真實的中國和真實的世界？還是繼續濫用自由去作出各種排外、歧視甚至是暴力行為去建構一個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