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陷入一個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這名詞源於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一單銀行搶案，當時劫匪歐森（Jan-Erik Olsson）狹持行內的4名職員，並與警方展開槍戰，期間更開出條件，要求當局釋放他的獄友歐羅弗森（Clark Olofsson）。在近6日的對峙後，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強攻歐森，劫匪釋放人質。這班銀行職員在長時間挾持下聽了匪徒Olsson和Olofsson的故事，對他產生同情，認同其做法。事後警方將匪徒告上法庭，但四名人質不但不願上庭指證，還替他籌款抗辯。後來瑞典警方找來犯罪學者Nils Bejerot研究，發現人質長時期只聽劫匪單方面道理，結果被洗腦，出現這種同情加害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很早已經發現，香港政治上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大家聽加害者單方面講故事，久而久之，認同了對方的觀點。
這個病症出現之初，源於一種怕事心態，主要在高官和建制派議員的社群中擴散。遠在十多年前，反對派在立法會開始玩激進，那時激進派仍勢孤力弱，但行為偏激。高官和建制派高層認為，政策法案和財政撥款都夠人數舉手通過，所以採取「你有你講，我有我過」策略，明明自己有道理的也不去論述，因怕被對方搞，所以不出聲為妙。而對方本來沒有甚麼道理，卻拼命論述。公眾不明就裏，偏激意見聽得多，就覺得激進派也有道理了。
尤有甚者，有建制派大佬，善於討好激進派。多年前任由長毛在立法會「表演」，待長毛曝光夠了，循例叫保安請長毛離開議事堂，長毛也欣然合作，表演完就收工走人。激進派有充份曝光機會，愈養愈大，不斷細胞分裂，快速繁殖。背後是建制派大佬為保自己的光環，不斷向激進派放水，終至覆水難收。
激進派由量變到質變，全面佔據政治意識形態高地，恣意扭曲民主理念，毒化香港的「一制」，主要在兩個關鍵地方下工夫。第一、不按遊戲規則辦事。民主本是一個按規則運行（rule-based）的制度，只要按規則進行，即使得出和自己意願相反的結果，也會接受，因民主主義者堅信，按規則辦事才可達到制約獨裁的目標。然而，激進派由議會內玩激進花招，到拉布拖垮議會功能，再到街頭暴力攬炒，最後演化成用天拿水淋人放火的無底線行為。這是有意識一步步升級，最後在宏大理想包裝下，演化成全無底線的衝擊。
這是玩少數人政治的極致表現：我是少數，但我理想最高，我大晒。在反對派夠膽日日講，而高官建制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去講時，少數派歪理變成真理。人質天天被人洗腦，愈來愈多人倒過來同情劫匪。加害者就由少數派慢慢變成多數派。
第二、否定包容。民主制度本質是透過選舉去產生領袖。在這過程中要包容的理念。大多數人支持的領袖勝出，也要包容落選者民情。所以很多外國極其對立的選舉後，勝出者第一篇勝選宣言，往往提出對立的雙方和解，共同管治好一個地方。然而，香港早於二〇一〇年已有人有意識地散播民主不應包容概念，這是本地大肆搞破壞的勇武思想的根源。包容的反面就是仇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死全家」標語。而一些在區議會選舉勝選的議員，會在辦事處門外貼上「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告示。
當反對派在未能以大多數議席去控制立法會的時候，就用拉布等破壞遊戲規則方式，去癱瘓政府。但當自己成為大多數上台之後，就倒過來用體制暴力壓迫少數對手。這不是民主社會，而是「多數人的暴政」。
香港的一制已被騎劫，病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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