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錯誤理解「一國兩制」
可惜的是，香港回歸超過二十年後，今天不少香港人對鄧小平先生的論述或惘然不知，或拒絕認知。更令人擔憂的，是很多香港年輕人因為受到外部勢力和香港的反對派的誤導和歪曲，對「一國兩制」有錯誤的理解，從而導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貫徹出現了偏差，也引發了不少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牴觸情緒和行為。今年是基本法頒布的第30個年頭，此時此刻，重溫鄧小平先生對「一國兩制」的論述對糾正錯誤認識、樹立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及今後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十分必要。1993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鄧小平論香港問題》收錄了鄧小平先生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系列重要講話。那些講話系統清晰表述了「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我在下文引述的鄧小平先生的講話全部來自該書的不同章節。
首先，「一國兩制」是「國家優先」的重大國策，其戰略目標是要達致國家統一和讓香港在回歸祖國後能夠繼續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作用。「一國兩制」絕對不是內外反對勢力經常說的、目標為照顧香港利益為先的「香港優先」政策。
「一國兩制」是以和平方式達致國家統一的最佳辦法。鄧小平先生表明：「『一國兩制』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中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台灣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談判方式，一個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麼方案各方面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說，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國兩制』。」他進一步說明：「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
關於「一國兩制」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鄧小平先生明確指出：「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他進一步稱：「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
「一國兩制」本質不會改變
第二，在「一國兩制」下，中國政府承諾維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體制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對於穩定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未來的信心至關重要。「五十年不變」也讓英國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相信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在相當長時間內會得到妥善照顧。當然，「五十年不變」並不是表示在1997年到2047年這段時間內什麼東西都不可以變，而是說香港不能夠發生根本性的大變、巨變。不然的話，中國政府這個承諾便沒有實際意義。中國政府如果違背承諾，不但要背上「背信棄義」的罵名，損害各方面的利益，而且更會動搖各方面對香港的信心，嚴重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內外反對勢力不時提出要大幅改變香港政治狀況和政治體制的要求雖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卻罔顧中國政府信守承諾的重要性，容易陷中國和香港於不義。鄧小平先生嚴肅表示：「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中英聯合聲明》後，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又說：「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當然，鄧小平先生也沒有排除一些改變的可能，但卻絕對不是那些在本質上改變「一國兩制」的變化。他說：「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
第三，“高度自治”不是“最高度政治”，更不是“完全政治”。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保留了一定的權力，目的是要讓中央在必要時能夠有能力處理香港發生的問題、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確保“一國兩制”成功實施。香港內外反對勢力老是要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少數人更要搞“港獨”。他們基本上不承認中央在“一國兩制”享有的權力，經常挑戰中央的權力，甚至反對中央依法行使權力。這在“一國兩制”下是不能允許的。鄧小平先生鄭重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且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
“愛國者治港”是必要前提
第四，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必須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否則中央一定會出手干預，而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和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安全乃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鄧小平先生嚴正表明：“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容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香港的內外反對勢力特別著意否定香港人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於是有把基本法第23條“妖魔化”為“惡法”之舉。鄧小平先生當然能夠預料到回歸後外部勢力會插手香港事務，但他也許沒有想像到香港會出現“港獨”和其他分離主義的言行。不過無論如何，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是“一國兩制”所不能容許的，都是會迫使中央出手應對的。第五，“愛國者治港”乃“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成功實踐的前提，不然的話香港會變成一個與國家和中央對抗的地方，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也失去了保證。鄧小平先生明言：“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既然“港人治港”就是愛國者治港，則那些不符合愛國者資格的香港人便沒有治港的資格。進一步說，為了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中央有責任和需要去壯大和支援愛國力量，包括在不違反香港特區法律下在各項選舉中“助其一臂”。香港內外反對勢力一貫批評中央“偏幫”愛國者，沒有做到“一視同仁”，因此對他們不公，更譴責中央這樣做是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那些批評的背後當然是不承認“愛國者治港”這項“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民主發展絕不能危害國安
第六，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為達致“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服務。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產生對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不利的後果，不能導致非愛國者治港的情況，也不可以破壞“行政主導”原則。鄧小平先生提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立場剛好截然相反。他們視普選為“一國兩制”要達到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目標，至於普選會產生什麼後果則不在考慮之列。正是因為他們意圖通過普選而取得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所以他們才在回歸後用爭取普選為藉口發動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誠然，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考慮到世界格局、國內形勢和香港狀況的變化，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也要作出相應的具體調整。然而，鄧小平先生所樹立的“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依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仍然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對中央和香港特區來說，廣泛宣揚鄧小平先生對“一國兩制”的論述有助於糾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的偏差，因此也應該是積極推動基本法教育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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