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對派議員辭職之後，立法會的政治生態正在大變。辭職的議員相信不可能再選，即使現時反對派的區議員，亦未必有機會頂替他們出選。反對派現有的政治人物沒有機會參選的話，大多會轉業，退出反對派。縱使有一定的選民支持，群龍無首，也缺乏政治梯隊人物，應該陷於全盤崩潰之勢，特別公民黨全軍覆沒。
這樣的轉變，或許有助香港政治回復平靜，再沒有眾多的無理政治操作，立法會的立法功能可以恢復。但是，沒有反對派的立法會及區議會等的香港政治體制，能否正常運作起來呢？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說，香港終於可以看到「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應該是什麼樣子了」。
「我們需要愛國者。所有的國家都需要愛國者擔任這些關鍵的政治職位，」梁振英說。「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是讓政府對事情進行辯論並通過的一個重要窗口，希望是這樣。」
親中的議員們已經在準備哪些政策可以在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快速通過，而親民主陣營則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這種不平衡使政府讓一些有爭議的提案獲得通過幾乎已成定論，比如賦予住在中國大陸的香港居民投票權。
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說，她希望將在香港選舉中的投票權擴大到在中國大陸居住的香港居民。這個議案曾受到反對派議員的猛烈批評，稱其為企圖增加親北京選民的數量，尤其是建制派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遭到重挫之後。
葉劉淑儀說，她還想提出動議，澄清香港從未有過分權制。親民主團體曾聲稱，分權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賦予香港公民擁有中國大陸所沒有的自由）。但葉劉淑儀及其他盟友說，香港的體制一直由行政部門主導。
她還熱衷於推出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改革，許多建制派人士指責現行課程讓年輕人反對政府。政府已經任命了一個改革通識教育的工作組。
「我們不太可能遇到以前那樣的障礙，」葉劉淑儀說。「我認為經過今次事件，我們可以回到一種更正常的狀態。」
今年夏天，中央政府對香港實施了港區國安法，幫助平息了那裡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引發了關於香港未來的廣泛不確定性。立法會反對派的崩潰只是對已陷入困境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打擊。在實施國安法後的幾個月裡，香港立法會曾一度是香港正式、合法異見的最後堡壘之一。
現在，隨著北京日益加緊對香港的控制，人們不清楚還有哪些抵制管道。雙方陣營的人都想知道，集體辭職會是一種有效的抗議形式，還是相當於單方面解除武裝，無條件投降。
「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個錯誤，但這是他們自己決定的，」曾擔任香港行政長官的梁振英說，他直言不諱地支持北京。「我認為他們在野的時間會很長。」
這是香港立法會歷史上的第一次集體辭職，建制派以往是怠忽職守，連作投票機器也偶有失手，流會更不能完全推卸責任給泛民主派。至於政策的審議、討論亦表現不力，沒有清楚的政策主張與思維，沒法對政府的草案提出清晰意念、論據充足的批評和補充。即使反對派一切以政治掛帥，議政能力和表現都勝過建制派議員，這涉及幾個重要因素。
一是建制派政黨和政團不重調研，不重專家，性質還是與傳統的社團分別不大，距離現代政黨在政綱、政見方面還相差頗遠。結果是有志貢獻社會、熱衷政策的學者專家大多投向反對派，彼得我失，更顯出建制派在政策方面的缺乏能力。這反映着建制派政黨政團和領袖人物之政治取向心態過於急功近利，依附權勢。
二是作為建制派最大的民建聯、工聯會，並不開放，有近親繁衍傾向。正因為不重視政綱政見，不重視專家學者，組織便不是以能力與德行為先，而容易變成任人唯親，着重關係。
三是建制派內有不少山頭，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勢力。由於不重視政綱政見，難以用統一的政治主張連結它們。現時的支持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都過於空泛，不足以調解不同利益、勢力之間的矛盾。此所以過去反對派可以團結一致，建制派卻是一盤散沙，人多勢眾卻在議會和政策方面無所作為。少了反對派的制約，建制派當權了，則內部利益爭奪會更形白熱化，怎樣可以協調制約它們把精力、時間放在議政上去呢？
缺乏反對派的立法會，若不改變上述3個建制派內部問題，立法會的議政工作難以改善。政府施政少了阻攔，速度快了，可卻缺乏議會審議的制約能力，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的劣政會增加，遷就既得利益的情況更會惡化，這未必是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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