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征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臾！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歷朝都是史家所說，以儒表法裏治國，即表面行儒家德治，內裏行法家嚴刑權術。問題是，儒家和法家基本主張矛盾對立，怎能互為表裏呢？

儒、法最基本分歧在人性是善或惡。在孔子的時代，這問題還未出現，《論語．述而》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性本善，才可以「欲仁」便得仁。孟子主張性善：「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性善，君主以身作則，為民模範，百姓自然會循規蹈矩。所以《論語．泰伯》篇，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法家相信，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沒有仁義。集法家理論大成的韓非在《韓非子．備內》篇云：「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醫生肯為病人啜傷口，非因跟病人有親，而是病人要付醫藥費也。韓非更進一步稱：「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造棺材的工匠希望人死，他才有生意。

韓非此語，使人聯想到亞當史密斯所說：麵包師傅純為利益而製造麵包。孟子認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亞當史密斯卻認為：市場正是「上下交征利」（上下互相爭奪利益）之所，經濟得以發展，正因「上下交征利」；韓非亦然。

劫君弒主

儒家認為：君臣有義，「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各司其職，便天下太平。韓非卻認為：跟醫生和造棺材的工匠一樣，「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君臣沒忠義可言，臣為利或為勢所迫，不得不為君主服務。基於仁義而忠君之臣，多數沒好下場。

孟子認為：君臣有義，臣才不會弒君，不會發生動亂。韓非卻認為：「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臣不敢造反，只因為害怕殺頭，而無論君主如何禮賢下士，利之所在，臣即會謀反。韓非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君主不單不應信任臣子，甚至骨肉之親，亦不能信任。他寫道：「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主一旦大信后妃、太子，奸臣便會乘虛而入，籠絡他們結黨謀私，以致「欲其君之早死」，搞宮廷政變或弒君自立。

不能不佩服韓非眼光獨到，二千多年前已道出歷朝外戚、太監為禍的原因：「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怠，即疏忽監管后妃、太子及臣子。傲，即自滿，未能居安思危。君主一旦「怠傲」，「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若君主之死對許多人有利的話，便隨時發生「劫君弒主」之事。韓非指出，春秋戰國時代，「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君主死於疾病，即自然死亡者，一半都不到；換句話說，超過一半君主死於篡位政變。

無益之臣

韓非認為：「上下交征利」是政治、社會常態，「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對官吏，如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言：「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此法用得恰當，便是現代行政的「制衡原則」（Checks and balances）。用得不當，徒增冗員，官僚程序疊床架屋，行政無效率，容易製造賄賂貪污機會。

要天下太平，君主必須掌握絕對權力，對臣子：「士無幸賞，無逾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奸邪無所容其私。」不要隨便賞賜士大夫，一旦下屬不守規矩，可殺必殺，有罪不容情，以杜絕奸邪。對人民，則「按法以治眾」。儒家讚賞的好官良吏，在韓非眼中，「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姦劫弒臣》），不怕死、不貪財好利的清官，君主無法監控，韓非視為「無益之臣」，少用為佳。

歷朝皇帝以儒表法裏治國，究竟是否矛盾地統一、陰陽並濟？抑或人格分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