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貝聿銘指路的人

　　　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築大師也非一日煉成的。正如貝聿銘所說：「建築師可說是一種老人的職業，因為你必須在工作了許多年之後，才會被人認可，才有機會讓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貝聿銘走向建築大師的道路上，除了許多年的勤奮工作之外，還要感謝領他入門、為他指路、引路的三位導師。

柯布西耶（左）、葛羅培斯（中）和貝聿銘。

　　俗語說：名師出高徒。把這句話放在貝聿銘的「大師前傳」中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三位導師是愛默生（W. Emerson）、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葛羅培斯（W. Gropius）。他們在美歐建築界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宗師。在這三位名師的影響下，貝聿銘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一個曲折的、富有哲理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八月，剛滿十八歲的貝聿銘帶着夢想，從上海乘船去美國留學。現在我們都知道貝聿銘實現了他的夢想，成為一名建築師。但你是否知道，他的夢想在到達美國的第一個月就破碎了？

　　貝聿銘入讀的賓州大學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其建築系以傳統的學院派教學模式而聞名。它曾培養出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樣的知名校友，因此賓州大學在中國建築界頗有名氣。然而，對於見過上海那些新派建築的貝聿銘，賓州大學那種老派的、因循守舊的建築課程令他感到非常沉悶和失望，把他的建築師之夢摔得粉碎。

　　僅在開學兩周後，貝聿銘就決定離開賓州大學，轉學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改學建築工程。當他站在事業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時，貝聿銘遇到他的第一個指路人──MIT建築學院的院長愛默生。他為貝聿銘指明道路，將他重新領入建築師之門。

　　愛默生是一位學識淵博、愛才好士的教育家。他發現了貝聿銘的藝術天分，於是親自帶他參觀城中的經典建築，終於讓他回心轉意。貝聿銘回憶說：「愛默生對我的早年有重要的影響。就是他說服我去作建築師……那是我的一個轉折點。」

　　不過，愛默生領導下的建築學院也是一座學院派的古堡，不能滿足青年人求新求變的要求。當貝聿銘站在新舊思想的岔路口感到徬徨時，他遇到第二個指路人──法籍建築師柯布西耶。他為貝聿銘指出了新建築的方向。

　　柯布西耶是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之父。一九三五年秋，他帶着歐洲的新學說去美國傳道。雖然柯布西耶在美國的商界和建築界中遇到冷淡的目光，但他在年輕的下一代建築師中看到熱情的面孔。在MIT和哈佛的兩場講座上，他給莘莘學子播下了新思想的種子。貝聿銘說：「在我的建築生涯中，那是最重要的兩天。」

　　柯布西耶毫不客氣地攻擊學院派的哲學。他嘲笑新古典主義和哥德復興風格是「插在女人帽子上的羽毛」。他把房屋稱為「居住的機器」，而不是「凝固的音樂」。他的新美學和對美國現狀的批評，給美國學生當頭一棒。貝聿銘去圖書館找到柯布西耶的三本著作，他說：「這三本書是我的聖經啊！就是這三本書讓我看到了建築的新理念。」

　　雖然看到了新方向，但貝聿銘失望地發現，保守的美國建築教育不可能引導他走上新建築之路。當他站在事業的轉折點感到焦慮時，他看到了那個能引領他大步前進的人──哈佛大學研究生設計學院的院長葛羅培斯。於是，貝聿銘決定去哈佛拜師。

　　葛羅培斯是另一位現代主義運動之父。他在德國創建了一所新式建築學院──「包浩斯」（Bauhaus）。一九三四年，他因受到納粹政權的打壓而逃到英國避難。一九三七年，葛羅培斯帶着一些前包浩斯的教師來到美國。他們給哈佛帶來一套新的思想和教學模式，吸引了各地的學生。貝聿銘說：「我去哈佛就是衝着葛羅培斯去的……後來證明，那個決定對我的事業發展至關重要。」

　　像愛默生一樣，葛羅培斯也十分欣賞貝聿銘的才華，對他精心栽培。不過，貝聿銘並不認同老師提倡的國際化建築風格。他認為，各國各地的氣候、歷史和文化是不同的，因此在建築設計中應體現這些不同的因素。面對學生的質疑，葛羅培斯既沒有壓制，也不反駁，而是鼓勵貝聿銘去探索：「你知道我的觀點，但如果你認為你是對的，那就去做、去證明。」

　　後來，貝聿銘通過他的設計作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證明了地域文化在現代主義建築中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他的設計獲得葛羅培斯的肯定和讚賞。再後來，他在北京香山飯店的設計中應用這個理念，建成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建築。

　　實際上，貝聿銘的求學經歷反映了建築思潮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從賓州大學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再轉到哈佛大學，貝聿銘實現了從學院派向包浩斯學派的轉變。儘管他背離了學院派，但古典式教育給他的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他說：「我非常感謝在哈佛的那些年……但我從不後悔在MIT的日子。」

　　貝聿銘除了在建築上受到大師的影響，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大師們的投影：衣冠楚楚的風格來自葛羅培斯的身教，圓框眼鏡則是柯布西耶式造型。其實，不僅貝聿銘，他那一代的青年建築師哪個不想有一副圓框眼鏡呢？

　　貝聿銘與梁思成是國際知名度最高的兩位華人建築大師。他們都是在美國學習建築，都接受過完整的學院派教育和訓練。在整理這個故事時，我常想：倘若貝聿銘留在賓州大學學習建築，他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梁思成？倘若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即回國，他會不會像梁思那樣，也是一個學院派的傳人？我想這是有可能的。

　　實際上，貝聿銘也想過這樣的問題。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倘若我當年回國，今天的我很可能是一個不同的人。」

　　倘若有人能對這兩位大師做一個比較研究，那將會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影響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對現代建築的民族化進行了長期的探索，並建構了理論框架。貝聿銘對中國內地建築的影響則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他把當代的國際建築潮流介紹給中國，同時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他們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為中國建築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