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社會陷停滯

一戰之前，歐洲洋溢樂觀進取的時代氣氛，頹廢派影響力有限。一場大戰後，樂觀如「歸雲一去無蹤跡」。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8年出版《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指文化與文明像生物一樣，生物有生、老、病、死，文化亦有生、盛、衰、壞。史賓格勒僅稱西方文化衰落，還未至於敗壞或滅亡。約百年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身為天主教保守派社會評論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出版The Decadent Society，中譯本名為《頹廢社會》，Decadent帶有腐爛敗壞之意。

杜塔特指出，發達國家如美國既沒實質進步，也不是逐漸瓦解，而是處於停滯狀態，乃至開始腐壞，可從四個指標見之：

一是經濟增長似有還無，乃至緩慢的走下坡。二十世紀的日本、退出歐盟的英國俱如是，其次是科技和知識創新停滯。表面上，Al進步一日千里，但美國1960年代登月，令美國人自豪，對前途充滿信心。二十一世紀的AI創新，卻令大多數人民感到不安，進步一日千里又有何益？近月民意調查顯示，逾六成美國人反對興建數據中心。

二是政治體制及政府行政已落後，官僚僵化，無法應付時代轉變帶來的新問題。體制無法創新政策，領導者及民眾都喪失想像和建構美好社會的能力。意大利哲學家、社會理論家Franco Berardi（1949—）更悲觀的認為，人類正處於「未來緩慢的消失」時代。當代人睜眼看着威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死灰復燃，氣候變化帶來頻密天災，而無能為力。

三是大多發達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化。補充人口則要吸收外來移民，移民卻引起社會撕裂，共同價值瓦解。

四是當代精緻及流行文化都欠缺原創性，網上文化不斷翻炒舊IP，二次創作大多是回收、重組、拼貼舊作，缺乏劃時代的全新美學。

感官享樂 取代藝術品味

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國導演活地阿倫（Woody Allen），在2011年《情迷午夜巴黎》片中，諷刺文化人的懷舊心態。片中主角是作家和編劇，在旅遊巴黎途中，忽然穿越到1920年代，碰見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等，他們都不滿一戰後的巴黎，認為1871至1914年之間的「美好年代」（La Belle poque），才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及後，主角穿越到「美好年代」，碰見高更、德加等畫家，他們卻說文藝復興時代的巴黎才是最美好的年代。活地阿倫藉此慨嘆：每一個年代的人，都誤以為過去的年代比當今美好！

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英語及美國文學教授米雪兒曼德爾森（Michèle Mendelssohn），倒不是因為懷舊而褒古貶今。她認為「美好年代」和當代都屬於頹廢時代（Age of decadence），但「美好年代」頹廢得來有藝術、美學及快感（Pleasure），當今卻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好年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反世俗、鄙禮教，不求上進，任性不羈，被時人貶稱為頹廢腐化。其實，他們絲毫不廢，文化藝術建樹甚多，繪畫有印象派、立體主義、達達主義、野獸派及新藝術運動等等，美學上他們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

唯美主義運動的主將華特佩特 （Walter Pater，1839—1894），既在牛津任教古典學、哲學和藝術史，也是個著名的評論家和小說家。他主張人應該追求體驗生活，以及生活的藝術化：「以堅如寶石的火焰燃燒，保持狂喜，那便是成功的人生。」他的名句：「不是體驗的果實，而是體驗本身就是目的。」言下之意，不要將生命當作工具，換取世俗的名成利就，忘記追求審美的體驗。華特深居簡出，據悉，他曾在大學城的通衢大道散步時截停車輛，只為撫摸一頭街貓。此軼事足以說明，華特絕非徒具空言而是身體力行「體驗本身就是目的」。

喪失審美體驗

維多利亞時代道德保守，提倡禁慾，食不求精，衣不重美，反對女子濃妝艷抹。維多利亞女皇公然反對女性使用化妝品。唯美主義的散文家麥克斯畢爾邦爵士（Sir Max Beerbohm，1872—1956）在1894年的《為化妝品辯護》（A Defence of Cosmetics）中指出，人類繪畫的第一張畫，就是彩繪人臉。他不單公然支持女性化妝，乃至主張男性也化妝：「美化個人是人類普遍本能。」此文震驚當時的社會，但顯示了頹廢派為追求美，不畏千夫所指。

當時名聲最響的王爾德（Oscar Wilde）有言：「人生首要之務，就是要盡可能Artificial；第二要務是什麼，至今無人知曉。」他用Artificial一字語帶雙關，既解作人工──化妝當然是人工──亦有藝術化的意思。他說：「人要麼像藝術品，要麼穿得像藝術品。」他也認為，儀容穿戴講究美之外，還要談吐機智，且有藝術品味，才稱得上真正頹廢派。

至於曼德爾森認為，當代的問題不在於人們頹廢，而是以Joy（樂）代替快感，難怪京東名為Joybuy，樂在購而不在得物或用物也。當代人追求名利、奢華、享樂，只求更多更快，卻從沒有「美好年代」的審美、體驗和品味。於是，體驗為即時滿足取代，感官享樂代替品味。

當代追求極化

頹廢派追求身體、儀容之美麗，而時人則是追求Looksmaxxing。Looks指體型、外貌，Maxxing是電玩術語，指極大化或最優化。此字的意思是用各種方法將自己的體型、外貌改造至最優、最好。溫和派叫Softmaxxing，即保養皮膚、注重髮型，甚至做Mewing練習，改善下巴與面型，還有健身、整容等等。極端派叫Hardmaxxing，如為了增高而做斷骨手術，或為了增加體能、肌肉、抗衰老、減肥而服藥──如近年流行的減肥針（GLP-1注射劑）。最極端的如美國企業家Bryan Johnson為了抗衰老，每年花費約200萬美元，由30多名醫生監控身體各項指標，每天服上百顆補充品與藥丸。

曼德爾森總結當代文化，指「AI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機器。當今此演算法驅動的文化，恍如泥水泛濫般提供麻木而空洞的刺激……今時今日，AI研究員發出『人類正在衰弱』（Human enfeeblement）的警告，事關科技公司致力將使用者置身於依賴與幼稚化的關係中，由機器代使用者『思考』。」

世界盃陣容的折射

法國隊在2026年世界盃中展現了強大的冠軍相，不僅在小組賽中以3戰全勝的成績晉級，還在淘汰賽中以3比0擊敗瑞典，成功晉級16強，其後法國戰摩洛哥入8強；今天法國更以2比0零淘摩洛哥，率先殺入４強。

世界盃陣容折射歐洲族群變遷

世界盃除了是足球實力的大檢閱，也是各國人口結構與國家認同的一面鏡子。歐洲多國近年的世界盃陣容，已逐漸形成以移民背景球員為主體的多族群軍團，英格蘭、法國、荷蘭、瑞士等國家隊陣容已由多元來源，再演變成以移民背景球員為主力。移民及其後代雖然在相關國家未佔國家人口的主導地位，但在青壯年裏佔比更高，這在以青壯年為絕對多數的世界盃上表露無遺，反映歐洲青年世代的人口結構正快速改變。

綠茵場上的歐洲列強在近30年時間裏，用一份比一份更高移民背景比例的國家隊名單，營造出一種自己是「多元種族的團結國家」的敍事。然而，如果仔細觀察名單結果，不難發現這樣的故事從1998年講到2026年，「多元化」的內涵也正在改變，某些移民來源逐漸成為主體。

從「黑白阿拉伯」到失衡多元

1998年夏天，法國奪得世界盃，彼時的法國人高舉「黑白阿拉伯」的旗幟，原文是「Vive la France, Black-Blanc-Beur」，意思是法蘭西萬歲，黑人、白人、阿拉伯裔的法蘭西萬歲。法國人認為，國家隊當中有非洲裔、有白人、還有阿拉伯裔，這個組合本身就證明了國家的團結，說明法國是一個多元種族並存的國家。陣中當家球星施丹出身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是典型的北非阿拉伯裔移民後代；被稱為「大帝」的亨利來自加勒比海黑人移民家庭；後防大將白蘭斯與門將巴夫斯，則代表本土白人的中軸。三者共同構成了1998年法國隊的族群融合傳奇。

28年後，2026年世界盃的法國隊，排出一份26人之中有23人帶有明確移民背景的大名單，比例接近九成。表面看來，這是「黑白阿拉伯」神話的延續，甚至是加強版。但仔細翻看這份名單，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阿拉伯裔有4人，白人只剩下3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球員則有19人。整支法國隊，以西非、中非、加勒比海背景為主，北非裔和本土歐洲裔球員的存在感已被明顯稀釋。1998年那種三方並立的格局，到2026年已經變成幾乎以撒哈拉以南非洲與加勒比海為絕對主軸。

如果只看「移民比例」這個粗糙的數字，很容易得出「法國隊愈來愈多元」的結論，然而若拆解結構就會發現，這種多元或許是片面的，連同樣身為移民後裔的群體之間，也存在着誰被看見、誰被隱去的差異。當年那句口號講的是三種顏色的法蘭西，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卻已成為主體。

法英德等集體移民化

把鏡頭拉開，會發現法國不是孤例，而是整個歐洲列強格局的縮影。今屆世界盃，瑞士陣容裏有17人是移民及移民後裔，英格蘭15人，荷蘭14人，葡萄牙12人，這些來源亦與各國殖民歷史及戰後移民政策密切相關。法國的主力球員大多來自前法屬非洲與加勒比海地區，英格蘭則來自英聯邦國家、非洲與加勒比海，瑞士本身沒有殖民歷史，但因為長年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吸納了大批來自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球員，葡萄牙球員則不少來自葡屬非洲、佛得角、安哥拉與幾內亞比紹。

以法國、英格蘭和德國這3支最具代表性的歐洲球隊為例，3條曲線的走向各異，終點卻趨向一致。

法國的變化最早，也最具代表性，1998年已有12人帶有移民背景，2018年奪冠陣容23人裏有18人，非洲背景球員佔絕對多數，2026年如前文所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球員更成為主體。

英格蘭的轉折則在2018年前後，1998年的22人之中，只有5人帶有明確移民背景，主要是加勒比海裔的恩斯、蘇甘寶、里奧費迪南等人，2018年躍升至11人，雖然當屆陣容裏只有史達寧一人在英格蘭以外出生，但接近一半球員具有移民背景，2026年繼續上升至15人，沙卡、伊斯、馬度基等尼日利亞裔球員成為陣容核心。

德國的轉折來得最晚，1998年是三隊之中唯一一支零移民背景的陣容，轉折要等到2010年代，奧斯爾、基迪拉、謝路美保定等土耳其裔與加納裔球員相繼崛起，2018年移民背景球員僅有6人，到2026年激增至12人，來源國更延伸至布基納法索、烏茲別克等更分散的地區。

這3條曲線，與3國各自的移民政策史、殖民歷史遺留、戰後勞工輸入模式緊密對應，但共同的結果是，到2026年3支隊伍的移民背景球員比例都遠高於1998年。造成這種局面最直觀的解釋是人口年齡結構。

西歐移民人口普遍比本地人口年輕，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2024年資料，25歲至54歲的工作年齡段佔移民人口52%。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資料，2024年遷入歐盟的新移民中位年齡為30.2歲，而2025年初歐盟總人口的中位年齡則達44.9歲，兩者相差接近15歲。

世界盃球員的黃金年齡集中在20歲到32歲之間，這個窄窗口恰好與移民人口的年齡結構重疊，於是移民背景球員在比例上顯得格外突出。這些數字疊在一起，共同指向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口趨勢，歐洲列強在生育率持續下降、本土人口少子化的背景下，社會的一般勞動力已高度依賴移民，而足球這個被視為國家形象櫥窗的領域，同樣高度依賴移民背景球員。

人口續流入 掀代際貧窮隱憂

然而，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是極端篩選後的菁英樣本，能站上世界盃舞台者畢竟鳳毛麟角，不能代表移民群體的整體處境。更值得追問的是，過去20年西歐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承接持續流入的年輕移民人口。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歐洲各國的經濟結構轉型，並沒有跟上年輕移民擴張的速度。法國、英國、德國過去10多年經濟增速普遍放緩，傳統製造業崗位持續萎縮，能夠吸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部門增長有限。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法國移民失業率超過11%，是非移民群體的近2倍。

德國的情況更為突出，2024年外籍人口失業率達15.2%，而德國整體失業率僅約6.3%，差距約兩倍有多。

英國2021年人口普查則顯示，出生於非洲的移民群體失業率達6%，約為英國本地出生人口的2倍。3國統計口徑雖有不同，但都說明一個共同的事實，近年移民進入勞動市場的門檻，遠比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所呈現的要高得多。

如此一來，新一代移民及其後裔進入勞動市場時，面對的是一個比父輩當年更擁擠、流動性更小、向上通道更狹窄的社會。教育、就業、住房3條主要上升管道都存在結構性落差，年輕移民因此比父輩更容易陷入代際貧困。

這種貧困的傳遞不只是收入層面，更是社會資本、人際網絡與文化資本的匱乏，而這些往往比金錢更難靠一代人的努力積累起來。被排斥的挫敗感反過來又會對移民融入造成阻礙，讓在夾縫中成長的年輕一代更難找到歸屬，在尋找認同的過程中更容易走向極端，當年部分來自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裔曾加入「伊斯蘭國」，正反映認同危機在極端情況下的表現。

足球之所以成為移民群體最容易突圍的領域，正在於它對家庭資本與教育資歷的依賴相對較低。許多歐洲職業球會的青訓體系深入移民社區，只要具備天賦，又能被球探與青訓體系看見，便有機會沿着青訓、職業聯賽、國家隊一路向上流動。

然而，這條道路終究只屬於極少數人。更多年輕移民仍須透過教育、就業與住房市場完成社會流動，而這些制度性的門檻，遠比足球場上的競爭更加漫長而艱難。

足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恰恰最容易被拿來掩蓋這個缺口，營造「融合已經完成」的錯覺。每隔4年，一份移民背景球員比例不斷攀升的世界盃名單，就為這個錯覺提供一次新的素材。但這些名單背後，恐怕是整整一代年輕移民在其他管道持續收窄的情況下，向足球這條相對開放、卻極度狹窄的出路集中。

那些沒能站在體育場上的移民孩子，他們所承受的結構性困境不會因為媒體上愈來愈多的「多元化」敍事而消解，只會被掩蓋，而非真正消失。這些在看台之外長大的「新歐洲人」，承受的未必是融合帶來的成果，而可能是長年累積、尚未真正化解的社會矛盾。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高效治理」不再

社會愈發衰敗 極右遂興起

匈牙利裔記者、幽默作家（George Mikes, 1912—1987），逃避納粹移民英國後，曾如此諷刺二戰後的英國社會，「統治階級不統治，工人階級不工作，以及中產階級不在中間」（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work, and the middle class is not in the middle）。想不到一語成讖，預告了二十一世紀極右派的興起。

二戰前後，歐美先選出自由主義的左翼政府，建設福利國家．其後由保守主義的右派奉行小政府、市場經濟和去規管化。自由主義中間派政府擷取兩者的主張，帶來數十年的繁榮。可惜，自從中間派冷待數碼科技、全球化及氣候暖化帶來的難題，政府頓時失去「高效治理」，出現「統治階級不統治」，勞工階級因工業空洞化及生產外判而無工可做，中產階級本是發達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石，如今都向下流，「不在中間」了！

到如今，恍如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在1919年的名詩《基督再臨》中所言︰「萬物土崩瓦解，中心搖搖欲墜」（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自由主義者已大喊：自由主義正面對「致命的威脅」（mortal threat）。威脅有來自外部，全球民粹主義泛濫，既有左翼的覺醒主義（wokism）和取消文化，也有極右派的專制主義。兩者都是極端派、專制主義者，主張相反，同樣要推翻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

推翻建制立新價值

威脅同時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衰敗。《經濟學人》前政治編輯及專欄作家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曾經與美國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合著《美國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America），在其《革命中心：喪失天才的自由主義》（The Revolutionary Center: The Lost Genius of Liberalism）書中指出，自由主義在十八世紀英國興起時，本如書名所指是「革命的」，即推翻當時的建制，創立新價值和新制度。自由主義之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政治主張包括人權論：即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並提出社會契約論及三權分立。彌爾（J.S. Mill, 1806—1873）提倡個人自由、代議制度、性別平等等、立法保護所有人思想、言論、宗教信仰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對異見人士寬……等等。兩人經濟上都支持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鼓吹全民教育與男女平權。

伍爾德里奇總結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個人主義、自由市場、多元主義及懷疑主義，即不認為有人可以擁有不容質疑及反對的絕對真理。自由主義主張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以防濫用。效益主義者的彌爾更認為，在保護個人不可剝奪的利益此前提下，必須把大多數人及社會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之上。

伍爾德里奇說，他在牛津Balliol College就讀時，曾聽聞一件真事，某出身統治階級的學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往見院長求職，希望留在大學做研究和教學。院長卻教訓他：「你身為學問才幹皆優異的社會精英，何以要在象牙塔裏浪費生命？快點踏入社會，貢獻所長。」伍爾德里奇慨嘆，今天的大學已成職業訓練所及學究的象牙塔，大多數大學生只立志向上流、謀利求名，全無貢獻、改革社會的雄心。牛津和劍橋大學不再為英國培育有遠見的統治階級，以致廟堂之上，盡是庸碌不肖之輩。

忘掉初心享受權力

伍爾德里奇還責備，如今的自由主義者早已把初心置諸腦後。古典自由主義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為什麼要給予所有人自由及平等的發展機會？自由主義信任人有能力自律、自學及自我「增值」，追求發揮自我潛能，提升自己。可是，歐美的自由主義精英，在二戰後掌握政權，享受到權力的滋味，卻忘掉初心，不再是「革命的」，而向既得利益、財團靠攏，成了建制。所謂為民造福，只限於增加福利。

自由主義精英無視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的左、右翼的興起，對於社會、文化與價值衰敗，束手無策。去規管化的市場成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所，任由大企業巧取豪奪，一如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資本家。立國時基督教道德及家庭價值土崩瓦解。財富與成功成為大多數人至高無上的價值，經濟成為衡量一切的標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令人民愈發愚昧，消費主義使個人成為「只追逐快感及謀取最大利益的實體」。如此焉能長治久安？

民粹主義成「風土病」

正所謂「物先腐然後蟲生」。伍爾德里奇認為，自由主義如今的困局，受極端左翼的覺醒主義與取消文化，以及右翼的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夾擊，束手無策，乃咎由自取，不過，他仍有信心，自由主義是「動態的、不是死板」的教條，而是「面對一連串實際的、現實世界的問題，可以給出一連串答案」的主義。

然而，現今的世界已比十九世紀更加複雜，Al和跨國大企業的力量，亦比「強盜大亨」強大得多。自由主義能否對症下藥、重建新秩序？尚未見端倪，亦未露曙光。伍爾德里奇的信心，是否只是夜行人吹口哨？

舉一例以明之：對多數人暴政，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已提出警告。他反對民主，主張「哲學家王」的賢人政治，正因民主會發生多數人暴政。彌爾主張代議政制，亦是為此。托克維爾也指出，在民主社會，多數人的意見不時會壓制少數人的聲音，甚至比帝王與教會的專制更可怕，皆因異見者的言論甚至思考空間都取消了。民主社會一樣會出現多數人的平庸化與反智，導致大眾拒絕信任權威與專家，發展為反精英主義，排擠具備崇高品味、精緻文化與遠見的精英。

獨立思考遭到擠壓

所以者何？人類是群體動物，天生有追隨「大阿哥」（alpha male）的「本性」。多數人不從眾，社會何來穩定？個人獨立思考、懷疑大多數人的定見是叫人辛苦的。眾人皆醉我獨醒，心理上是困難的。何況AI和社交媒體已經不鼓勵（discourage），甚至擠壓多數人獨立思考和批判理性的能力及機會。

當代人愈來愈愚昧無知，是不爭的事實。隨着AI普遍應用，可預見此趨勢有增難減。昔日洛克和彌爾主張教育普及可提高民智，近百年的歷史證明，民粹主義已成開放社會的「風土病」，如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詩所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世界盃足球賽

「藍武士」百年誓圓世盃夢

毋忘14秒傷痛 日足砥礪前行

世界盃到了16強，有熱血故事亦有爆冷跌碎一地眼鏡；這邊廂阿根廷球王美斯接連刷新世界紀錄，那邊廂從前寂寂無聞的小國佛得角、庫拉索一再創出奇蹟。對於遠東亞洲球迷來說，今屆心之所向必然是日本隊。「藍武士」在F組首戰勇銳賽和勁旅荷蘭，次仗談笑用兵大破突尼西亞，日前決戰瑞典，和氣收場，其後對巴西，雖敗猶榮！

「藍武士」陣中最強的兩名英超兵三笘薰和遠藤航因傷缺席世盃，理論上實力打了一定折扣，可是日本隊臨場發揮調度並未受太大影響，不但踢出風格與戰術部署，而且整體的協調和攻守實力，比上屆更見進步。這不啻對亞洲球壇很大鼓舞。

遠東華人與日韓等種裔，天生不夠高大，體形多瘦削單薄，亦欠缺肌肉力量和爆發性，在足球這種要埋身、身體對抗的競賽上，以往多年無法跟歐洲、非洲，甚至南美的球員爭長短。這種令人絕望的差距，任憑個人技術再好，都無法彌補。日本足球之路道阻且長，我們或許可以回顧幾個重要時刻，管窺幾代「藍武士」是如何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要了解近代日本足球，以至日本的民族性，有一齣2018年底由NHK製作的紀錄片《羅斯托夫的14秒》，具相當啟示性。羅斯托夫是俄羅斯西沿城市，所屬州份與烏克蘭接壤；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日本就是在這裏飲恨，負於比利時在十六強出局。

叩問飲恨比利時緣由

該場比賽，日本意外地形勢大好，竟然領先兩球，至中後段卻開始潰散，被號稱「黃金一代」的比利時迅速追平。所謂「羅斯托夫的14秒」，就是日本隊在最後補時關頭，大軍壓上希望憑着角球機會奠勝，可惜攻勢非但不奏效，還馬上遭比利時反擊得手，以2比3反勝為敗。整個由比利時門將在後場策動的反擊，只有閃電般的14秒。

片長近一小時的《羅斯托夫的14秒》，就是用盡所有可能的角度和影片，檢視剖析為何日本隊會功虧一簣。影片不但訪問多名日本隊主將，請他們看回播憶述當時最細微的思緒，更難得的是，NHK竟邀得比利時的主要成員，分享他們的場上體驗。哪怕是起跑遲一秒或早一秒的決定，或出腳攔截或穩住防守的細微判斷，片中亦毫不留情地一一叩問。簡單來說，這是向日本全國人民交代的日足「戰敗聽證會」。時任日本隊教練西野朗在紀錄片結束前說：「永遠不要忘記羅斯托夫的天空。」以此勉勵之後的日本足球員，不得不說實在有種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浪漫與淒美。

銘記「多哈悲劇」教訓

相對於亞洲足球強國如南韓或伊朗，日本在世界足球舞台上特別欠運，抽籤分組執到衰籌居多，包括今屆世界盃。難道真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狠狠把他勞苦折磨一番？可能正是種種的劣勢和重大挫敗，才能把日本整個國家的足球體系錘煉到今天的模樣。

事實上，早在「羅斯托夫的14秒」發生之前，1993年的日本已遭逢「多哈悲劇」。「多哈悲劇」指的是日本隊殺入1994年美國世界盃在望，但最後一場外圍賽被伊拉克補時追平，白白斷送歷史性首次入圍世盃的資格。日本足協網頁上介紹日本足球願景的影片中，縷述過去未來的重要節點，首先出現的不是任何得獎或球隊始創的光輝時刻，而是叫人沮喪的「多哈悲劇」。世盃大舞台，這麼近那麼遠，當年有份在多哈踢足全場的其中一個中場球員，便是目前的日本隊教頭森保一。日本人從傷痛中學習、砥礪改進、堅忍前行的能力，起碼在足球這一方面，的確讓人肅然佩服。

毛澤東說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對日本足球來說，朝夕固然要爭，但同時他們奮鬥的着眼點，亦是以數十年甚至百年計。1996年，在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League）成立3年後，日本足協在會長川淵三郎的領導下，提出「J-League百年構想」。「百年構想」提出用百年時間，在全日本建立100隊不同級別的職業球隊，把足球與社區、生活融合，令不同年紀的國民都可享受足球，同時因足球而凝聚。

「Project 2050」接力求進

直至2005年，日本足協在「百年構想」基礎上升級，提出「Project 2050」，當中有兩大具體的發展目標：一是在2050年培養出全國有1000萬名足球熱愛者，二是在同年獨力主辦及贏取世界盃。當年或許聽來是癡人說夢，不自量力，惟20年過去了，日本足球一代又一代接力，真的緩慢卻堅定不移地向着世界最高足球榮譽進發。「Project 2050」不是口號式的宣言，背後的嚴密架構及深耕細作的長線部署，非常嚇人，當中徹底程度和願意耗費的人力物力，恐怕連法國和西班牙等傳統足球強國也及不上。

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稱的川淵三郎有句名言：「說『時機尚未成熟』的人，即使過了百年仍然會說時機尚未成熟；說『沒有先例』的人，即使過了兩百年仍然會說沒有先例。」千里之行，只能實實在在始於足下；日本足球之動人，未必在於他們的強與弱，而是永遠追求精進與極致的精神。

佛得角完美示範

香港全球搶人才

值得提提西非小國佛得角，他們的球員表現令人驚艷，在H組排第二名，毋須跟其他小組的第三名比併成績便確定打入32強，下場硬撼衛冕冠軍的阿根廷。佛得角人口只有50多萬，連觀塘區都較他們多人，大家都很好奇，這個彈丸島國哪來這麼多足球人才？

答案是：從全球招攬人才。佛得角是葡萄牙前殖民地，1975年才獨立，但它作為大西洋群島的地理位置，在漁業及航運有一定國際聯繫，再加上當地經濟不佳，很多人為了生計而移居外國，繼而在這些國家落地生根，因此海外的佛得角裔社群有一定規模。佛得角足協及最近幾任國家隊領隊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在全球「搶人才」，用盡國際足協有關雙重國籍人士可代表出賽的規定，游說可代表佛得角的球員替自己父母的祖籍國効力。

佛得角今屆世界盃26名隊員中，超過一半（達14人）生於外國，部分來自前宗主國葡萄牙、法國、美國及愛爾蘭，最多的是荷蘭，高達6人，而且全部都是生於鹿特丹。

佛得角是貨船駛經大西洋時其中一個重要補給站，不少佛得角人替荷蘭船隻工作，幾十年前開始有佛得角人移民荷蘭，絕大部分在荷蘭重要港口鹿特丹定居，鹿特丹住了約2萬名佛得角人，因此被稱為佛得角「第11個島」。

這批佛得角「海外兵團」中，最多人談論的是來自愛爾蘭的中堅羅拔圖盧比斯（Roberto 'Pico' Lopes），因為佛得角國家隊當年是利用求職社交媒體LinkedIn接觸他的，羅致過程十分傳奇。一個職業足球員怎會開LinkedIn帳戶呢？全因他初初加入球壇，替愛爾蘭超級聯賽球會布咸美恩斯踢波時，需要同時在銀行當按揭申請批核員來幫補收入，他不確定能否以全職足球員維生，所以讀大學時開設LinkedIn帳戶。他之後加盟到愛超聯賽應屆冠軍球隊沙姆洛克流浪，才辭掉銀行工作。

那時候，佛得角主教練不斷物色世界上還有什麼有潛質的球員可前來打國家隊，他發現盧比斯的父親是佛得角人，於是透過LinkedIn，用佛得角官方語言葡文向盧比斯發出訊息，邀請對方加入佛得角隊。生於都柏林的盧比斯不懂葡文，而且他已是全職球員，工作上不再需要用LinkedIn，在不知道那則訊息是什麼意思下，當作垃圾郵件，沒有理會。9個月後再從教練收到訊息，這次是英文的，訊息問他會否再考慮一下這個邀請，他用網上翻譯軟件把之前那則葡文訊息翻譯，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被誠意感動於是欣然答應，2019年首次代表佛得角踢國際賽。

佛得角這種「八國聯軍」的情況並非孤例，另一晉級32強的非洲隊伍摩洛哥擁有更多海外出生的球員，達19人。BBC整理了數據，發現今屆約23%球員並非生於他們代表的國家，比例是歷屆之冠，差不多有300人。國際足協其實正在不斷收緊雙重國籍人士替不同國家打國際賽的限制，一般來說，除非有很特殊原因，否則一旦替其中一個國家的成人隊出戰國際賽，以後便不能轉往其他國家隊，但在這種規定下，仍有這麼多球員代表非出生國，這反映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各地之間人員交流只會愈來愈普遍，愈來愈多跨國姻緣、後代異地成長的情況，這種海外兵團隊伍也只會日漸常見。

佛得角的世界盃奇幻旅程，不但為其他地方的足球發展帶來啟示，更重要的是向各地政府及大公司展示出，人才多寡及質素並非單靠一個地方擁有多少人，最重要是匯聚全球合適的人才。一個地方的教育做得好，把居民培養成人才固然需要，惟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發掘人才，吸引他們前來落地生根。在全球一體化的年代，很多大公司的員工必然來自五湖四海。

人多自然意見多，把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才打造成如臂使指的團隊是一門藝術，佛得角足球隊提供了一個示範。正如盧比斯不懂葡語，佛得角很多海外球員不懂當地語言，但總教練堅持訓練時全隊都只使用名為Kriolu的當地土話，因為他要球員全體上下一心，而球員也會主動不斷認識自己祖家的文化和習俗，即使他們其實並非長住佛得角（例如盧比斯一家仍住在愛爾蘭）。佛得角作為弱旅，受葡萄牙足球影響，慣打穩守突擊，然而來自荷蘭的球員自小在荷蘭慣了踢全能足球，來自不同國家的球員需要時間磨合，找出最適合佛得角的打法。

這跟一個城市或一間公司一樣，勞工和員工來自五湖四海時，團隊精神顯得很重要。每一間企業，都需要員工習慣相同的工作文化，即使大至一個城市或國家，海外勞工亦要入鄉隨俗，政府可扮演一定角色，推動他們熟習本地工作環境，避免跟本地勞工摩擦，最終優勢互補發揮出團隊效益。

佛得角今屆世盃成績優異，鼓舞了該國國內的青少年憧憬將來當足球員，幻想自己也有機會跟世界勁旅比拚，愈來愈多人參加足球這一運動，也吸引更多資源投入相關發展，形成良性的循環。吸引各地人才匯集，最終可帶動本地人才誕生，從而帶動本地相關產業的發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可以借鑑佛得角吸引人才的經驗。過去幾十年，香港經歷多次移民潮，可是他們與這個城市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當前政經、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人才庫，正正可以為各行各業輸送新血。

世遺萬里長城

防禦成效有限  成就漢胡大融合

世遺萬里長城歷史真諦

長城是中國宏偉的建築，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綿延萬里，故又稱萬里長城。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過去一直認為，歷朝修長城是為了防禦北方的胡族入侵，正所謂胡族「南下寇邊（在邊境搶掠），來無時、去無所，窮追無所獲」，惟有修城牆、設衛所、駐軍移民，屯田防守。

公元前九世紀，周宣王派兵擊退北方的獫狁（即犬戎），修築一系列城堡。《詩經．小雅．出車》記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宣王的大臣、「赫赫」威武的南仲，剿滅獫狁後，受命在朔方建城堡，城堡當然有圍牆啦！春秋時，齊、燕及趙等國都是同樣原因築長城。司馬遷在《史記》記載，秦統一天下後「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歷朝儒家對長城的評價毀譽參半，大多認為這是必要之惡。必要，因要阻截胡族侵擾，不能說沒有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惡，因花費巨大，耗用龐大民力。歷史沒有統計詳細數字，據學者估計，歷朝總共徵用逾百萬民工，死傷枕藉，成效卻不顯著，宋朝、明朝皆亡於胡族。1925年，魯迅發表《長城》，稱「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

訛傳月球看見長城

1449年，明英宗御駕親征蒙古瓦剌，在土木堡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明朝此後不敢學漢武帝遠征，改為修建長城。現存的長城主要是明朝建的。明代晚年，張燧嘗言：「秦皇築長城而萬世詬之」，諱稱長城，而稱「邊牆」。清朝把東北劃為禁區設立「柳條邊」，即邊界以「插柳結繩」築籬笆，清代史籍以「柳條邊」替代長城，以山海關為長城東端終點。

對長城改觀始於十九世紀末，西歐探險家往考察長城，學者提出「長城界限論」，即長城並不是純為防守而建。漢族國力強時，長城便是出征關外及西域的前哨站。在1904年及1937年，西方學者如房龍胡說八道，指長城是唯一可在月球肉眼見到的建築。神舟五號的太空人楊利偉在2003年澄清，他沒有看到長城。

以西學的觀點研究長城的先驅，可算是晚清至民國的地理學家張相文（1867—1933）。他研究了金朝在邊界修建的邊堡。梁啟超則指出司馬遷誤導國人，把不同時代的長城統稱為秦長城。顧頡剛考證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屬於張冠李戴。他指出，秦始皇根本沒有必要建長城，但他毀內地長城，築北邊長城，作為秦國第二道防線。現今，長城研究幾成一門獨立學科。

另為劃定帝國邊界

著名美國漢學家拉迪默（Owen Lattimore, 1900—1989），區分邊疆（Frontier）與邊界（Boundary）。邊界是國與國之間的分界線，外面的人不許進來，裏面的人禁止出去。邊疆則指遠離政治經濟中心的邊界地區，容許兩國人民來往貿易。拉迪默認為，長城並不單純為阻止胡族入侵。相反，中原農業民族擊退草原民族後，築長城乃為了把土地據為己有。《詩經》說的「城彼朔方」正是這個意思。春秋時代，齊、燕及趙國建長城亦為此。秦國統一天下後，遣蒙恬擊退匈奴，建長城，亦為了劃定帝國邊界。

歷朝修建長短不一

這解釋了何以歷朝的長城長短不一。西漢長城首次長達萬里，是歷史上最長的長城。東漢、北朝和隋朝的長城較短。唐朝的長城比隋朝小得多，皆因大唐武功強盛，突厥等胡族無力或不敢侵擾，故史書沒有修築長城的紀錄。此後，多是長城外的胡族滅亡中原，定居下來，建立王朝。商朝和周朝都是由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唐朝、元朝及清朝都是同類的王朝。漢族少之又少向外擴張。對農耕民族來說，草原是得其地無所用也。

拉迪默稱這是「邊疆形態」，將之跟十九世紀美國開拓西部邊疆相比。長城築成後，城內開墾農田屯兵，長城外的胡族仍以畜牧為主，夾雜小規模的農耕。華夷關係和好時，在「邊疆形態」下，除了貿易外，既有漢化胡人（如唐朝李氏統治集團），亦有胡化漢人，兩個種族及文化交雜融合，最終開花結果，產生南北朝時代的北朝。

死於柏林圍牆下

西元前二十一世紀，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蘇美爾地區，受遊牧民族侵擾，烏爾第三王朝的國王，修建了一道長約155英里（約250公里）的防禦牆。後來，他的繼任人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修建了龐大防禦牆。

西元122年，為防禦北部蘇格蘭部落南侵英國，羅馬帝國君主哈德良修建防禦牆，全長約117.5公里至120公里，歷時6年，橫跨英格蘭北部，成為西方最早、最宏偉的「長城」，如今已名列世界遺產。

阻截偷渡者

二戰後，最聲名狼藉的邊界牆，要數全長155公里的柏林圍牆，分隔東德和西德，由1961年至1989年間，共有140人因此喪生。其中，101人偷越圍牆時遭擊斃，其餘被守衛以為想偷渡而誤殺。此外，數以千計生活在鐵幕國家的人，在偷渡往西歐國家途中，因各種原因喪命。

冷戰結束，全球僅有12道邊界牆，不再為防範外族入侵，而是為阻截難民及非法移民。非洲、亞洲、中東地區，乃至中南美洲的前殖民地獨立後，經濟落後，不少難民偷渡或移民歐洲及北美富裕國家，因此許多國家都在邊境興建高牆。到了2020年，全球邊界牆已增至74道。歐盟在2014年至2022年間，邊境圍欄由315公里增加至約2048公里，增幅達6.5倍。經濟較好的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興建長2700公里的摩洛哥沙堤長城（Western Saharan Wall）。印度更誇張，跟孟加拉國界長約4000公里，其中約3000公里設有圍欄。

古代興建「長城」所費不菲，國家為防外敵入侵，沒有更有效的辦法，不得不建而已，建「長城」以阻截非法移民亦如是。由上世紀開始，每年有大量墨西哥人非法入境美國，或長期、或短期當黑工。1949年Anthony Mann導演的《邊城喋血記》（Border Incident），講述美墨派臥底警偵破偷渡集團，可見非法移民問題由來已久，非建高牆就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