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奴隸」

早上睜眼，第一個動作便是抄起手機看資訊。臨睡前也習慣讀讀手機上的文字。看朋友的轉帖，大多也是這兩個時辰的操作。也就是說，大家已慣性在這兩個時刻閱讀。一位大學同學至今也不用智能手機，可能就是不想做「手機奴隸」。

智能手機，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最重要和突破性的發明，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曾經，我們用體積巨大的桌上型電腦上網，只能在固定的地點才能操作，但是現在，隨著工業化的蓬勃發展和移動時代的普及，有了智能手機，小巧玲瓏，放入口袋中，隨時隨地就能上網。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機中配套的APP，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這些都是體型巨大的電腦無法實現的。

智能手機的使用在過去10年呈指數級增長。這種科技潮流席捲了世界各地，世界上大約有20億人擁有智能手機，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也正是因為智能手機帶來的顛覆性科技體驗，人類花費大量時間在智能手機中，很多人認為，在和智能手機的相處中，人類慢慢地從「主人」轉換到「奴隸」的角色。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很多關於「手機奴隸」的案例。

隨時隨地，手機必須帶在身邊，就算是大號，也必須帶著，手機稍一離身，就感覺不安；手機電量低於50%，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充電，否則也是坐立難安；一直看手機，沒有注意道路情況，意外掉入游泳池或被車輛剮蹭；花大量的時間在手機上，忽略了家人和愛人；上班看手機，影響工作，晚上看手機，不睡覺。

以上你中了幾條。

當然，這並不是說使用智能手機有什麼問題，它確實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簡單，但是因為我們整天盯著螢幕，把自己和世界隔離開來的生活方式，對我們的生活，對世界的互動，和事物的發現都有著巨大的影響，還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

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一篇論文中發表了一些關於人類思維的見解。他提出人類的思維方式有兩種類型：直覺型和分析型思考者。

直覺型思考者是那些依靠直覺來做決定的人，而分析型思考者是那些分析手頭上的每一個問題，考慮所有可能的選擇，然後做出邏輯上正確決定的人。這兩種思維方式都不能判斷孰好孰壞。這些都是獨立的思維方式，説明人們做出任何決定，哪怕是生活中「今天穿什麼顏色襪子」這樣小的決定。

假設提問：《香港獅子山精神》有什麼核心價值？

分析型思考者會搜索他的記憶，試圖在他們記憶中的任何資訊之間建立邏輯聯繫，然後試圖提供一個有教育意義的答案。

而直覺型的思考者更有可能只是把手機拿出來，百度一下，得出答案。

重申一遍，這兩種方法沒有說哪種不好，都是正確的，因為它們都能給出正確答案。

不可否認，智能手機的便利性，正在改變人們思維的方式，而且，在這個時代，即使是分析型思考者也會時不時地使用他們的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能輕鬆解決大部分的問題，人類是否會發展得更好呢？

在最近的一次實驗中，參與人數有600人，在允許使用手機的情況下，要求解決各種各樣的直覺和分析問題。

實驗結果表明，大量使用智能手機的人往往智商較低。這些人通常被稱為懶惰的思考者。

人類傾向於保存他們的能量，這種保存是一種進化的需求。思考過程需要很多能量，當手機能解決大部分的問題時，我們減少了思考次數，也因此也節約了能量。這本質上是我們從大腦中卸載資訊的過程。這在短時間內不會有明顯的影響，但因為我們的大腦是可塑的，它開始適應這種不思考的習慣，變得懶惰，甚至努力避免思考，久而久之，隨著時間的流逝，敏銳度會下降，這往往會使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不那麼聰明。

當你一旦開始懶得去思考時，人類不但不會更好，反而會讓智商下降。

第一段稱有人「閱讀」兩次手機，有點抬高了。這種上百字幾百字的閱讀，只能算是個資訊瀏覽，多出自好奇或無聊，對修身養性並無大益，我並不喜歡自己這個新習慣。

過去，我習慣在枕邊放幾本書，它們多是被歷史證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印記的經典。看扉頁上的簽註，它們是我各時期在不同的城市買的，記錄了其時的閱讀熱情和對某類流行思潮的興趣。有的書已買十多年，一直未讀，原因千條萬條，終歸還是懶散。

現在的生活狀態令時間多了，曾下決心把一些經典作品細讀一遍。近日被擺到床邊的書有一藤筐：《佛教智慧與現代科學》、《中國科學史》、《易經的領導智慧》、《科學、哲學與人生》……書的種類雜多，搭配?讀便不覺累。早晨睜眼，抄一本讀它十來二十頁，持之以恆，積少成多，也能讓半退休生活沾邊經典，生活裏射進一束光。

只是這晨讀慣例被讀手機帖子改變了。手機閱讀很易沉耽其中，一兩小時一晃就過。帖子的奇文異章多來自網上自媒體，不少是為嘩眾取寵，有的甚至無恥造假。其中偶有好文，予人的啟發也難與經典雄文相比。

閉眼一想，讀手機只是讀了些資訊、喧嘩和雜亂，留得下的不多。

這與我過往理解的「閱讀」大相徑庭。天長日久我們便只慣性在手機上讀些不倫不類的短文，遠離了經典閱讀。年輕人若只讀手機文章，也容易認知碎片化，思想膚淺或走偏鋒，難去確立健全的精神世界。

還是懷念舊時的晨讀狀態，那時一縷晨光射進，經典文墨飄香，文史珍寶盡閱，時光正好讀書。

幸福如何量化？

 

　　每日為三餐溫飽奔波的人大都不會覺得自己幸福，但過度的物質享受也不會令人幸福。最近，看到聯合國發表的年度《全球幸福報告》，發現一些有趣的數字，芬蘭連續第五年高踞榜首，丹麥、冰島、瑞士和荷蘭緊隨其後，香港僅八十一名。

　　幸福指數的評估，依據人均GDP、預期壽命、社會支持、社會自由、經濟、貪污水平等，今年更加入民眾在社交平台的表情符號比對。近幾年，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影響，再加上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經濟過度傾斜地產、居住空間狹窄等，很多人感到不幸福，不足為奇。

　　然而即使這些硬的指標都獲得改善，是否就能大大提升香港人的幸福感呢？無疑，當人人安居樂業了，社會福利改善了，整體的幸福感將獲得提升，但這不是一個無限的過程。

        有句話在芬蘭流行很久，就是「在芬蘭出生就像贏得大獎」。但為什麼這一年 6 個月冬天又缺乏日照的國家，會成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Insider 當地訪問芬蘭，並與人們交談，總結幾個原因，包括過去為人讚揚的教育體系，如無考試、精英制與個性化模式，老師工作得到高度尊重，接受一流培訓和高薪等等。

        還有包括芬蘭的低犯罪率、全民健保、壯麗的風景、健全福利與工作生活平衡，這些都增加人們的幸福感。最重要是的是芬蘭收入和財富差異相對較小，有錢人也不會炫富。

        但幸福的定義很模糊，早在 2018 年，芬蘭人就對全世界最幸福國家頭銜感到困惑。一名芬蘭作家告訴《紐約時報》，連續四次拿第一名實在太多了，他說「芬蘭每天天氣就像倫敦最惡劣的天氣。」他還說「在我們的歷史肯定有某種事使我們民族具這種低下自尊心，總覺得自己像敗家子。」

        芬蘭人對自己的描述其實很憂鬱保守，當地流行的俗語是「幸福總會落淚」。這種態度讓他們成為疫情影響最小的歐洲國家之一，疫情流行前就遵守社會隔離，人民信任政府，對政府的限制措施也沒有反抗。

        有評論認為，芬蘭人只是公平、高效社會的參與者，在這個社會，大學免費，國家養老金制度一流，八成沒受污染的湖泊，犯罪不存在。認真看待芬蘭，這個國家實際上只是「滿足」而不是滿意。

        丹麥的幸福研究所執行長說得更貼切，他說「說芬蘭人是世界最不可能不快樂的人，可能更準確。他們總是減少導致不幸的原因。」此外，芬蘭人能將財富轉化為福祉。

　　記得幾年前，喜歡旅行的香港人都羨慕南亞小國不丹，形容它是全球最快樂的國度。最近，看到一些關於不丹的報道，可以作為反面教材。

　　不丹人口只有八十多萬，一直與世隔絕，直到一九六零年才有道路，一九七零年才有外來遊客，一九九九年才有電視機。當地大部分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樂天知命。但近十多年來，政府大力發展旅遊業，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不丹的貧窮比例，從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大降到二零一四年的百分之二。但弔詭的是，國民的幸福感卻直線下降。隨着社會的發展，生活水準的提高，許多導致憂鬱的因素也快速增加，例如城鄉遷徙，大家庭的分裂，青少年濫藥與酗酒等。

　　不患寡患不均，香港的生活水平比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高，貧富懸殊下，社會低層卻感到不快樂。正如不丹一樣，現時國民的物質享受，肯定比開放前好，但幸福感卻跟不上，貧富不均肯定是原因之一。芬蘭、丹麥、冰島、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年年在幸福報告中名列前茅，社會分配做得好，功不可沒。

「陰謀論」

　　近年常聽到別人提及「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早前俄烏戰事爆發後有以下報導：

在俄羅斯要求下，有15個成員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處理俄方指稱美國在烏克蘭資助生物武器研究的說法。

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涅班濟亞（Vassily Nebenzia）說，烏克蘭營運一個由30座實驗室組成的網絡，進行「非常危險的生物實驗」，目的是把「病毒病原體」從蝙蝠傳染到人類身上。

他以俄語說，這類病原體包括鼠疫、炭疽、霍亂及其他致命疾病，但未提供任何證據。他還表示，那些實驗是為了研究如何利用蝨子、跳蚤等寄生蟲來傳播危險疾病。

美國和烏克蘭都否認烏國境內有這種製造生物武器的實驗室。

去年當新冠疫情肆虐時也有相關報導：

Nicolas Wade是《紐約時報》科學部，權威雜誌《自然》以及《科學》雜誌的前編輯記者，2021年5月5日，他發表在《原子科學家公報》（英語：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標題為：「究竟是自然還是人類在武漢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文首次將病毒來自實驗室的可能性推向輿論前台，為持有上述觀點的學者以及媒體記者們摘掉了「陰謀論者」 的帽子。該文成為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的懷疑者們的福音。一年多來，在美國多個公益組織通過《信息自由法》迫使多家科研機構公布病毒專家之間的電郵交流，披露了許多令人震驚的信息之後，Nicolas Wade再度發表文章，質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前院長克林斯Francis S. Collins 與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Anthony Fauci）出於政治原因掩蓋病毒來源才是真正的陰謀論的製造者。作者呼籲美國國會首先對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以及生態聯盟展開調查，之後再聘請與武漢實驗室沒有任何利益與合作關係的科學家對病毒的源頭展開獨立的調查。

面對當下世界的「爛局」，大家無能為力，想找點說法寄託不滿與自我安慰時，「陰謀論」就有市場。字面充滿神秘感的名目，其實並非指實質的陰謀，也欠充分證據，純粹將世事歸咎有身份隱密、邪惡且具權力的集團背後策劃操控，更指集團所做的皆有政治動機，涉及生存、統治或金錢等好處，而世上絕大部分人只是集團的棋子。

　　「陰謀論」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流行，近期更是氾濫。例如一直有說以白人為骨幹的「共濟會」與美國聯儲局關係密切，操控全球經濟；前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被殺是華爾街銀行家指使；全球暖化只是政客、媒體和極端環保團體聯手營造的假象等，總之一切都有組織策劃，涉及龐大陰謀，論調很容易就引起大眾的興趣。雖說好奇、想像與探索是文明進步的必要條件，但事事「陰謀論化」卻無助改善政治、經濟和民生，其實與「躺平」的人生態度一樣消極。倘若世上真有意圖操控時局及人類命運的集團，研究者應竭力調查與搜證，追求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惜近年不少打着懂「陰謀論」旗號的所謂專家，往往只用似是而非與一知半解的言談為賣點，除了自抬身價、妖言惑眾及引起恐慌外，對社會發展和文化研究實在沒有具體建樹助益。

　　站在學術嚴謹的門檻前，要客觀冷靜，不能妄言定斷。哪怕世上真有操縱時局走向的集團，每個人仍是獨立的個體，都應珍惜自己、學習思辨、實事求是。就如在健康的大前提下，防疫注射是減少個人及群體患病機率的方法，有大量理論、研究與數據支持，倘若聽信疫苗的發明是用以操縱人類的陰謀，因此變得冥頑不靈，盲目抗拒和反對，既不能保護自己，也不尊重整體社會利益，還以為洞悉了什麼驚天大秘密，那就真是中了傳播「陰謀論」者的圈套了。

推理小說

 

　　「兇殺案應該到此為止了」，隨着大偵探波洛這句熟悉的口頭禪，由英國導演肯尼斯．布拉納執導的二零二二年版《尼羅河謀殺案Death on the Nile》早前與觀眾見面，儘管影片有飾演「神奇女俠」的蓋爾．加朵擔綱女主角，但似乎口碑和票房皆強差人意。

　　作為推理小說的一代經典，《尼羅河謀殺案》迄今已被三度搬上銀幕，雖然幾版電影均使用相同的懸疑賣點：表面上人人都有殺人動機，偏偏真兇有着無可辯駁的不在場證明。但無疑一九七八年版影片最為出色，導演借助多角度、多側面和大量閃回鏡頭，以及細膩的人物刻畫，表現了大偵探波洛無比縝密的思維邏輯，他抽絲剝繭般的破案過程也讓觀眾大呼過癮。

　　相較之下新版《尼羅河謀殺案》過於平鋪直敘，尤其缺少了解謎的過程，而這恰好是小說原著的靈魂，也是閱讀的最大樂趣所在。用該書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話說，每一個細節都是破案的線索，經常被稱作是直覺的事物，其實是一種以邏輯推理結論或經驗為基礎的印象，這正是大偵探異於常人之處。綜觀阿加莎六十多部推理小說，大偵探解謎幾乎貫穿了始終。

　　仔細分析阿加莎的作品，會發現她極擅長製造懸念，並開創了多種經典推理模式。最著名的當屬暴風雪山莊模式，即在一個不能逃離的空間，眼看死亡步步臨近卻無計可施，唯有在恐怖和絕望的煎熬中坐以待斃。代表作首推小說《無人生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又譯《孤島十命》），書中講述了十位互不相識且心懷秘密的人受邀來到一座孤島，很快他們就發現這是死亡之局，陸續有人離奇死去，每當死去一個人，桌上擺放的十個印第安小人偶就會消失一個，直至十個人無一生還。此書堪稱推理小說的巔峰之作，後世雖有很多模仿之作，但都無法超越。

　　如果說《無人生還》創造了案中人悉數遭害，那麼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則首創了涉案人皆為兇手。在東方快車上的十五名乘客，除去死者美國富豪和大偵探波洛，剩下的十三個人基於個人恩怨集體參與了謀殺。與此同時，小說不論從「移動的火車」的場景設置，還是到「兇手不止一個」的案情鋪排，在推理小說史上都獨一無二。

　　阿加莎在《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中也開闢了一種敘述性詭計的先河，即小說以第一人稱視角切入，「我」既是講述者也是案件親歷者，從而給讀者造成錯覺，認為案件與「我」無關，但隨着其他嫌疑人一一被排除，讀者才恍然大悟，作為講述者的「我」才是真兇。這類敘述方式在文學史上頗為罕有，難怪有人說，阿加莎用三部小說便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推理小說世界。

　　更增添阿加莎傳奇性的，是她也曾當過現實懸疑事件中的主角。一九二六年冬天，她神秘地失蹤了十一天，真實原因迄今是個謎。當時有人在伯克郡發現阿加莎的汽車被遺棄在郊外，車內散落着衣物和駕照，待警員到場調查和展開多日搜尋後，阿加莎仍蹤跡全無。直至十一天後她才戲劇性地現身於約克郡一家「老天鵝旅店」（Old Swan Hotel），可對於發生了什麼卻沒有任何記憶。外界揣測她可能受丈夫有婚外情和自己母親死訊的雙重打擊，選擇離家出走。但也有人懷疑她是刻意安排，比如汽車遺棄地點的附近，有個名叫「寂靜池」的水塘，就曾出現於阿加莎的小說，書中人物也於該水塘溺死。一九七九年上映的電影《阿嘉莎》，便以此次事件為背景所改編，當年她藏身的旅店如今也成了偵探迷的打卡點。

　　或許是老天對阿加莎的補償，在她與小自己十四歲的考古學家馬洛溫爵士再婚後，事業邁入另一高峰，幾十年間寫下了大量小說和劇本，並塑造了波洛、馬普爾小姐等經典大偵探形象。她的成功也激勵了不少後起之秀，比如寫下《喜鵲謀殺案》的英國小說家安東尼．霍洛維茨曾說，自己是讀阿加莎的書長大的，在構思犯罪手法上阿加莎應名列榜首。就連《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也曾以筆名發表過偵探小說，她說之所以喜歡寫推理，因為可以從中講述不同的故事。

　　英國在歷史上湧現過一大批優秀推理小說家，包括英國偵探小說之父威爾基．柯林斯、創造了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等，但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推理小說「黃金時代」的阿加莎，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之一，其作品被譯成上百種文字，外文譯本總數超過莎士比亞，從這個意義上講，她的推理女王稱號實至名歸。

封城抗疫

 

內地繼續執行嚴格的動態清零措施，如果根據香港形容抗疫如打仗，深圳打仗打出了速度。按原本的計劃是七天的全城禁足和全民檢測，結果 是有五個地區在四天內做了多輪全民檢測之後，證實已經動態清零，便率先開放。
那五個區是鹽田區、坪山區、光明區、大鵬新區、深汕特別合作區五個區，今日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及生產經營，地鐵、公共交通工具恢復正常運作。其他未實現動態清零地區則要繼續禁足，做好精準防控，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減少疫情對經濟影響。
深圳十一個區，有五個區能夠提早開放，可以見到內地抗疫是如何高效。
上周深圳為何這麼快就按下「暫停鍵」？
先宏觀禁足前深圳的狀況。事實上，深圳在宣佈全城封控之前，每日確診人數不算特別多，未出現大爆發，但仍第一時間決定「按下暫停鍵」，第一個原因是不容有失。香港爆疫已經嚴重影響內地防疫，深圳更是唇亡齒寒，必須幫全國守住南大門。否則若深圳這個南方重要口岸城市出現大爆發，勢將大大增加疫情全面向全國擴散的風險，這個責任，那一個地方大員可以承受得起？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傳導入深圳的播疫鏈摸不清。一河之隔的香港持續爆疫，深港人員往來密切，這一波疫情初期就是因為部份違規貨車司機、以及偷渡人員引發。深圳要採取五百元一天聘兼職司機追蹤香港入去的跨境貨車，以防跨境司機違規下車，到處走動播疫。由此可見深圳控疫的難度。
深圳即使加強防控，上周疫情略為緩和，但仍然發現散發個案，意味着未全部找到源頭，因此只能當機立斷，升級防控措施，決定禁足七日做全民核酸檢測。
全民檢測到底有何作用？
深圳透過一輪、二輪、三輪的檢測，不光可以找出染病人員隔離治療外，亦可以摸清疫情的底子，了解到底是全市散發，還是局部爆發。
這次全民檢測摸清散發源頭，是由福田區散發。福田區過去四日不止做兩輪檢測，而是每天都檢測。目前初步判定，福田的上沙城中村塘晏村（俗稱城中村）出現樓宇傳播，成為這次疫情主要爆發點。
深圳市政府一發現福田城中村這個老區是主要爆發點，就將城中村所有居民撤離，把居民搬到學校改作的臨時居住點，以家庭為單位，集中健康監測十四日。把城中村居民遷走後，對有關片區排水系統和公共環境，全面清理消毒。
發生城中村爆發聚集性疫情，暴露出福田區重點社區場所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出問題，亦馬上追責，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長黃文雅等八名官員，因為「履職不力、失職失責」等問題，已經被免職。
為何深圳五個區可以這麼快就解封？
深圳是內地重要經濟引擎之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必須平衡疫情防控和經濟民生，而解封五區也不是隨意的決定。
全民檢測的好處是直揭疫情的底牌，那個區乾淨，那個區汚染，一目了然。
見到五個區已動態清零，自然不怕盡快重開，復工復產，也不用很官僚地要所有區等足七日才開放。能開的地區早開，既保經濟，也保民生。
香港人重視飲食，我們早在農曆年前，晚市已禁堂食，午市如今也限兩人堂食，還不知要禁到何時。
我們一直以為內地禁足很大件事，但內地是高效短期禁足，快速復常。深圳很少禁堂食，這次禁足七日（十四至二十日）才是近年首次大面積禁堂食，如今先放開五區亦未解禁堂食，但估計到二十一日有機會全面恢復堂食，若開禁早午晚都可以堂食，只限不能超過八人一枱。
深圳禁足四日後，差不多一半地區復常，七日後有機會全面復常。深圳朋友話，內地的動員力、執行力、服從性，和香港不一樣。
我不禁要反思香港能做到嗎?

首先已錯失良機：當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感染人數逾百萬、死亡人數逾5000，至少要等每天感染人數兩位數才奏效。

另一方面，深圳原先已劃分小區社區，各區有嚴格分工，組織力強。當地實行封閉式管理有效，因此容易實行「居民白名單制」，每戶每2至3天可安排1人憑通行卡外出購買生活物資；機關事業單位居家辦公、非城市保障型企業停運或居家辦公；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動與活動；公交、地鐵暫時停運，全市人員非必要不離開當地；另多間大型企業包括富士康在當地工廠暫停營運，以配合政府防疫。香港不易暢順地實施以上規例。再者兩地對於公共衛生，權力與義務的看法有所不同，要拉近雙方價值觀相信要有一定時間。

不久將來香港若有全民檢測，應盡量參考深圳模式，否則徒勞無功。

財爺波叔

打從去年至今，現任財政司司長波叔已先後批出每名香港永久居民一萬五千多元，所以對他不會反感。早年他涉嫌在任職其間經營劏房，多次被議員要求辭職。其後沒有遇上太大阻礙，派錢後民望上升，遲早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波叔生於1955年二月二十五日，命宮廉貞天府，廉貞主感情（忠貞），感情生於心，利守成。天府無祿，是為空庫，坐會地空地劫，亦為空庫。天府與四煞會，更成為露庫。天府在戌宮守命，無煞忌同宮，乃「天府朝垣」利守成，宜積財 。古歌云：「乾為君象府為臣，得地來朝福自新。輔弼忠臣身報國，腰金衣紫拜重瞳。」 雖不宜任職財經界，或為財賦之職，但若然為公眾花錢，適可而止，亦可擔任財職。

田宅宮天同巨門同宮，巨門代表土地和洞穴。人類的文明歷史上溯至穴居期，然後進而發展出農業耕種。看一個人的富與否，重要的一環是看他有多少田產，多少儲藏。天同與巨門的星系結構，不利田宅，除非見吉化吉曜而不見煞，否則置產終招損失。見太陰化忌、鈴星及天虛破碎，則必因產業而致困擾，甚至因此引起官非訴訟。

父母宮太陰化忌，幼年主形剋父母。太陰與天哭同度，主遠離父母，亦與女上司不和。父母宮、兄弟宮和交友宮為「陽梁昌祿」格，利競爭，有可依靠之父上和兄姊，或主得友人提攜。讀中大時得世叔伯李國寶父親李福樹支付學費，及安排他到會計師樓工作。

此盤第一大運為廉貞大運化忌在命，會照地空、地劫、擎羊、陀羅、火星，更六合鈴星，換句話說已集齊六煞星及化忌星，「差」得不能再差。廉貞為宗法、倫理之星，化忌代表禮法的變異，有違法的可能，若沒有太多煞星會照則只是心情欠佳。此盤會齊所有煞星，廉貞較怕火星、鈴星、擎羊、陀羅會照，因較具破壞性，令廉貞的規範破壞，形成不良個性。而地空、地劫為掏空清空，會照廉貞只是思維的擴闊，更有創意，在此盤情況再加上對宮寡宿，形成宗派的鬆散及疏離。波叔在此大運曾為了一毫子帶白粉，若非空劫、寡宿會照，沒有全身投入犯罪活動，早已成為階下囚。順帶一提，若此盤擎羊會照廉貞化忌，形成違法的基本條件，再得左輔、右弼會照，就成為犯罪團隊，反而更差。

第二大運為「陽梁昌祿」格，學業成績理想。乙酉大運時，酉宮文曲，得文昌會照，對宮又得太陽、天梁、祿存會照，文昌、文曲為知識和表達能力，天梁為接受審核，太陽為揚名，祿存為因此獲得好處。於是組合起來，就是因為考試成功而得到學位。但太陽、天梁在卯的基本盤，即使形成陽梁昌祿格，只是純粹代表考試運，由於紫微在午為固執，不輕易接納意見和認同別人，不適合鑽研學術或吸收知識。此外，此大運更有天機、左輔、右弼會照，天機為機遇，得左右為別人協助下獲得的機會。波叔因家貧，即使考上中文大學，但付不起學費，但又得李國寶父親李福樹支付學費，及安排他到會計師樓工作。雖然如此，大運福德宮太陰疊忌，主內心不安寧。其中1975年入讀中大期間，財帛宮三重化忌，一般情形下主受引誘而致投資失敗，所謂受誘，指受人不正確的引導，亦指受潮流引誘，此種引誘且帶受欺騙性質而招失款。

第三甲申大運為申運，命主力爭上游，為不斷變動的十年。破軍化權為具有明確目標的衝鋒，對宮武曲化科為短暫，六合天機化祿為機會處處，申宮為四馬地代表走動。於是波叔在畢業後為了上游和更高的薪金，不斷轉換工作。未運及午運二十年均受到紫微廟旺的影響，開始能成為決策者的角色，1989年至2009年期間，波叔創辦會計師行，成為各公會的主席。

巳宮坐天機為輔助之星，與紫微的霸氣相差甚遠，由獨當一面會計師變成代議制議員，經歷人生一大轉變。在這個辛巳大運期間，波叔2008年成為立法會議員，當年討論政府議案的其中一員，而大運天機在命，更可能指他只是聽從指示，作出相應的發言和投票。同樣道理，這期間他先後出任發展局局長(2012-2017)和財政司司長(2017至今)，皆因命宮天機，會事業宮陽梁昌祿，利晉升；也可能不需投入太多個人意見。2012年兄弟宮和交友宮都是太陽年祿和天梁疊權，執局長之權；2017年命宮太陽運權天梁化權，財帛宮天機化祿變成年科，升官發財。

2019年至2028年行至辰宮大運，為七殺坐命，地劫擎羊同宮，天魁、天銊會照。七殺是上進之星，持擎羊之刃更加凶狠進取，特別是2026年，廉貞年忌，會流年羊陀，上述提過廉貞為禮法，會煞星成為不法之兆，又會地空、地劫、寡宿為沒有組織，個人的不法行為，因此形成為求目的以身試法，而又不是大規模、野心巨大的犯法事情，跟當年有酒後駕駛、經營劏房等事發生相近，但由於地位職權已變，或許不會發生。辰限為七殺坐命，這類事情將會有所不同，七殺為脊骨，擎羊為刑傷，這類不法行為可能導致身體受傷，但天魁天銊會照，加上十二長生為墓，理應運勢一般，應該不會有太嚴重問題。

不過2029年踏入十二長生的「死」，運勢一般是含有鑽牛角尖、不靈活、不能變通、滯留、終結，一條道走到黑、沒有餘地、不景氣、乃至心胸狹窄、無退路、寂靜、安靜等意思。「死」在十二生旺庫的星位上而言，指的是性格與事業上的過程，不管這個過程是成是敗。即是說：若持續進行違法或處於灰色地帶的行為，到時受法律制裁的機會將會大增。

抗疫「三位一體」

 

　　香港第五波疫情處於高位平台期，每天仍然有兩萬多宗確診個案。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不斷改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穩控疫情仍有較大的距離。各界要準確理解中央的一系列「提示」，形成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主責、愛國愛港力量參與的「三位一體」工作合力，以早日戰勝疫情。對特區政府而言，未來尤其要在強化統籌協調、提升救治能力等四方面做好工作。

　　我們應該參考《讀懂中央抗疫「提示」 形成「三位一體」合力》重要評論文章，對準確把握香港抗疫形勢、理解抗疫大局、做好未來抗疫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尤其重要的是，文章強調要「形成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主責、愛國愛港力量參與的『三位一體』工作合力」，指出這對於推動社會各界凝神聚力打贏疫戰至關重要。

　　第五波疫情以來，香港面臨極其嚴峻的形勢，如果沒有中央的全力支援，難以想像香港會是什麼樣子。中央的支持，是香港戰勝一切挑戰、克服一切困難的最大底氣所在。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對香港抗疫工作統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也劃出了重點。必須對照中央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到位，這是決定香港抗疫成敗的關鍵。

　　但香港抗疫，承擔主體責任的必然是特區政府。儘管過去一段時間抗疫工作得到了改觀，但形勢依然嚴峻，沒有任何懈怠的理由。未來必須有針對性地在四方面工作改善。

　　一是強化部門間統籌協調。當前是在打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戰」，打仗關鍵要有強大的指揮中心，否則再多的人、再多的資源也於事無補。事實上，過去輿論意見最大的也正正在於當局指揮統籌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必須盡快完善跨部門的指揮協調體系，集中各部門資源和力量提供便民服務，落實抗疫舉措。特區政府管治隊伍及全體十八萬公務員，要真正發揮出作用來。

　　二是全力提升救治能力。這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香港每天仍然有超過兩百宗疫情死亡個案，當中一大部分是長者，且長者的接種率仍然十分低。國家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日前建議，香港應建立系統及早識別症狀由輕微轉為嚴重的患者，居家長者要迅速識別他們的病情變化，重症立即送到相關設施，不能讓他們留在家中「不知發生什麼」。這方面需要特區政府發揮好指揮統籌角色，集中好資源，全力以赴減少死亡。

　　三是改善中央援港物資派發。中央全力支援香港，重啟鐵路運輸、開闢水路運輸、完善陸路運輸，一個月來保障了香港市民急需的超過18億元的醫療物資和十幾大類生活物資充足供應，確保了老百姓安定生活。但這些物資一開始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運用，社會各界意見頗大。特區政府要解決中央援港物資入港後沒地方放、沒司機運、沒人發放的問題，把中央的關愛關心盡快送到老百姓手中。

　　四是統籌用好中央援建隔離設施。內地日夜兼程援建香港多處方艙醫院和社區隔離設施，青衣僅七天就完工交付，新田、港珠澳口岸人工島、粉嶺、洪水橋等設施也先後交付使用，提供了上萬個床位，大大緩解了香港隔離設施不足的難題。但設施建好了，絕不能任由其丟空，要切切實實用好，避免再出現一方面有人等入住另一方面大量床位空置的現象。

　　在日前召開的援港抗疫工作專班第九次協調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再次強調要圍繞「三減三重一優先」的工作重點有序鋪排下一階段工作。特區政府應圍繞這些目標，進一步明確舉措，抓緊補短板、強弱項。與此同時，更好發揮好愛國愛港社會力量，為民間組織提供好指引和協助。「三位一體」工作合力越早形成，對早日戰勝疫情也就越有利。事實上，這不僅關乎眼前的抗疫工作，對準確理解「一國兩制」下香港各項事業的推進，同樣具有高度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