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底下，對於我來說，沒有太大損失，反之卻有得著，被迫留在家中看書和煲劇。前者睇馬克垚的《漢朝與羅馬：戰爭與戰略的比較》，後者睇大陸網劇《大秦賦》，兩者皆談秦始皇。
著名史學家馬克垚的新著《漢朝與羅馬：戰爭與戰略的比較》裏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歷史細節：中國的秦始皇和羅馬的奧古斯都，他們都把自己的「功勞簿」刻在石頭上，但內容截然不同。
漢朝與羅馬是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學者們十分青睞的對象，這兩個幾乎同一時間出現在亞歐大陸兩端的龐大政權，對世界歷史造成了頗為深遠的影響。二者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有何異同，其形成有何歷史原因，又為何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等問題無不值得我們思考。本人為大家推薦馬克垚教授的新著《漢朝與羅馬》，該書以漢朝與羅馬的戰爭與戰略為主題，探討其在發展道路、思想觀念、策略與方針上的異同及產生原因，比較雙方的作戰方式、邊防政策、後勤保障、軍費開支等方面的情況。作者認為，羅馬進行的是侵略擴張戰爭，以戰養戰，以戰爭為生存之道。中國漢朝進行的是統一的戰爭，以防守為主，形成了仁義之師的思想。這些認識對我們了解歷史與現狀都很有幫助。
秦國素有「虎狼」之稱，秦始皇也常被和「暴君」相聯繫，他自述功德的刻石，卻反覆強調「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奧古斯都則不然，他的碑銘上記載的全是四處征伐的「豐功偉績」。這一差異意味深長，隱藏着中西文明的文化密碼。《漢朝與羅馬》所致力於揭示的，也正在於此。
秦漢和羅馬，同為亞歐大陸的大帝國，這兩個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都伴隨着戰爭，但是兩種有根本區別的戰爭，羅馬進行的是擴張戰爭，中國進行的是統一戰爭，所以二者的戰略指導思想、戰爭過程和結果很不相同。
中國從夏商周三代起，就強調天下觀念、文化認同，春秋時戰爭不斷，但都以謀求統一而非征服為目標。羅馬則不然，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島上一個小地方，在不斷爭奪中壯大起來。戰爭和擴張似乎成了羅馬的「基因」。從城邦時期開始，羅馬就崇拜戰爭、崇尚勝利，待到羅馬帝國建立以後，仍然採取了擴張政策，而且變本加厲。
反觀春秋242年間，列國間軍事行動483次，戰爭頻率也可謂相當高。然而，因為中國的戰爭目的是求統一，而不是像羅馬那樣的擴張，所以一直講究不要殺人過多。中國古人一直主張「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羅馬則不然，如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前146），羅馬為了摧毀迦太基，破城之後，掠奪其財產，將其居民賣為奴隸，城市被鏟平，並且用犁犁過。迦太基的歷史資料被完全銷毀，以至於這個一度稱雄的國家，在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麼記錄了。
建國模式的不同，也表現在發展細節中，變成文化中的某種慣性。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秦始皇刻石的例子之外，漢武帝開拓疆土有功，但《漢書．武帝紀》並不加以渲染，反而讚頌其文德，其輪台詔中悔改之意，也被史家強調。對於打勝仗的將軍，漢代也不像羅馬那樣修建凱旋門、紀念碑。這些地方看似瑣細，如果只從本國歷史或本文化視角來看，或視為理所當然，但與異文化相比時，生動地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戰略，以及對待戰爭的不同態度。
對此，馬克垚有一段概述：「羅馬和西漢帝國立國基礎不同，羅馬是城邦國家，從一開始就以侵略擴張為其生存要素，在四面都是小邦的環境中，通過不斷的戰爭，逐漸壯大起來，最後成長為橫跨亞歐的大帝國。中國從傳說中的夏、商、周三代開始，就自認為是統一國家，到春秋時期，雖然各小國進行着許多兼並戰爭，但仍然自認為是為統一而戰，是要恢復三代的光榮。經過戰國時代的大戰，最後達到秦漢的統一帝國。這是當時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並立的兩個大帝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程度上互相媲美，是人類文明史上多所建樹的國家。」讀完全書，我們會感到，這一結論簡潔而有新意，對於思考人類文明史乃至看清全球發展大勢很有幫助。
中國歷史上從夏、商、周三代起，就自認為是統一國家，「天下」是我國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觀念。天下之中有萬國，但是周天子的國是中心，曰中國，外面也有蠻荒之地，但它們要向周天子納貢。中國強調的是文化認同而不是民族認同，蠻夷通過學習中原文化進而成為華夏族群，而華夏族也可以因為喪失其文化特徵退而成為蠻夷。這是各族和平共處的理論前提。從周代的敬天保民思想，中國逐漸發展出仁政學說，強調不忍人之政，強調道德教化。對待四夷，希望通過教化做到四夷賓服，不主張大張撻伐。雖然因為蠻夷不斷襲擾中原各國，攘夷也是重要的方針政策。春秋之時，王室衰微，各邦戰爭不斷，但被認為是統一的戰爭，即各邦分立是一種不正常現象，而戰爭的目標是達到天下的一統；不像羅馬從一個小城邦以戰爭起家，進行的是兼并戰爭。兼并戰爭以消滅敵人為目的，統一戰爭在完成統一後，面對的是如何使國家長治久安，要使百姓安居樂業，所以就強調統一戰爭是一種仁義之師，不能亂殺無辜，要保護百姓。「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這一段話後來被引入《漢書·刑法志》中，主張「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形成了仁義之師的長期觀念。當然，現實政治中，軍事力量仍然是政治家考慮的核心，戰爭一直是歷朝歷代採用的手段。中國有這樣的觀念，和貴族階層的變化也很有關係。士是周代貴族階級中最低的等級，掌握軍事技術和文化，是車戰的主力，在朝聘盟會中能引用詩、書，對答得體，進行政治、外交活動，可謂文武全才。春秋末期，車戰的規模日漸縮小，步兵、騎兵的作用加強，士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這時「學在官府」的情況有了變化，私人辦學漸成風氣，孔子、墨子都是私人辦學的著名人物。私人辦學教的科目也是文武都有，但因為社會上對文士的需求日多，文士日益成為活躍的社會力量。戰國時期，各國鬥爭激烈，相互攻伐，許多有文化的人，往往可以分析形勢，出謀劃策，幫助國君取得成功，顯得比只會領軍作戰的人更有用處，文士掌握國家機要，在決策中日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許就是這樣的原因，導致逐漸發展出了單純的文士，而儒家似乎是這樣發展的先鋒。他們放棄了射、御的學習，而專門從事禮樂之學，弦歌不輟。後來叔孫通為漢高祖定朝儀，用的就是這樣的儒生。中國歷史上缺乏以能征慣戰、以勇敢為無上榮光的貴族階級，和羅馬顯示出了不同的發展過程。文士成為朝廷中決策的主力，道德教化、仁義之師思想的宣揚，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對戰爭的消極態度。和羅馬帝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秦號稱虎狼之國，秦始皇更是有名的「暴君」，雖然說秦用法家之術并吞天下，但和前面的羅馬奧古斯都宣揚的很不相同。奧古斯都的「業績錄」，刻石記功，讚譽的主要是自己的戰爭功業，不斷向外擴張。秦始皇的刻石，強調的是「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我們試抄一段始皇帝二十八年封泰山、禪梁父後的刻石詞：
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於後嗣。
在琅琊台的刻石詞是：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匡飾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六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琊台的刻石在《漢朝與羅馬》中，羅馬的貴族和中國的「士」，在兩國社會結構中處於相似位置。羅馬貴族在長期的戰爭中成長為「好勇鬥狠的戰士，以殺戮為職業，追求個人光榮」；中國的「士」本也是「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武士，後來逐漸向文士演變，推進了文武分途的官僚政治。此外，書中提出，「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是羅馬共和國史上的宏大篇章，正是這一鬥爭與中國國人與貴族的鬥爭的不同，最後導致兩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
《左傳．僖公十八年》載，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不敢抵抗，召開國人大會，準備以退位推卸責任，國人不答應，於是衛侯出兵，結果狄人退兵，證明國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左傳．昭公六年》所載鄭國子產鑄刑鼎的事，也是國人爭取成文法鬥爭、不讓貴族壟斷法律的表現。這和羅馬有相似性，不過，「中國春秋城邦的國人，沒有展開羅馬平民那樣的艱苦鬥爭，他們似乎只是跟隨新興貴族反對舊貴族，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獨立的要求，也不見有自己的領袖、代表」，最終導致了不同政體的形成。
尤為重要的是，對於長期以來流行的一些論調，本書作了辨析。比如，「東方專制主義」是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老話題，甚至成為禁錮近代中國人思考國家前途和構建民族話語時的一道魔咒。馬克垚分析了羅馬走向帝制的過程後指出，「西方學者往往強調，羅馬的專制是從東方學來的──元首制從埃及學習的，君主制是從波斯學習的。文化的相互影響當然是羅馬走向專制的一個因素，但它更多是從羅馬本身的土壤上生長的，是從執政官的權力逐漸伸張而成的。它保存了元老院選舉和人民批准的形式，建立了專制君主，並把這一形式固定下來。」這一論斷不但有助於認識羅馬的歷史，對認清我們自己的歷史傳統也很有廓清之效。
羅馬由城邦發展而來，它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島上的一個小地方，和它並存的還有許多類似的城邦組織。羅馬在不斷的爭奪中壯大起來，并吞了其他的城邦，其手段就是戰爭，被征服者或者被并吞為征服者的一部分，或者被消滅。到公元前3世紀中期，羅馬基本上統一了意大利半島，是它擴張的第一階段。在擴張過程中，羅馬掠奪了大量的戰俘，成為奴隸制城邦。奴隸制城邦依靠廣大的奴隸勞動，養活着城邦公民，公民組織成為羅馬軍團，不斷進行掠奪奴隸的戰爭，這成為一個使羅馬擴張的循環。前面引述的亞里士多德的話，就說明奴隸制城邦的活動本質。羅馬的政治制度是所謂共和制，掌握着羅馬城邦政治決策權力的是一小撮元老奴隸主，他們組成的元老院一般只有３００人，由一些世家大族世代相襲，這些人在戰爭的環境中長大，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從事戰爭，接受的文化教育——修辭與法學的教育是很少的。西塞羅已經指出，希臘人波里比阿認為羅馬人是缺乏教育的。他們不斷進行戰爭，認為只有如此才可以爭取到光榮、榮譽、讚美，這是他們最看重的品德。據說他們要在軍中服役10年以上才可以擔任官職，所以戰爭就是他們升遷的途徑。前已指出，羅馬在一段時間，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年沒有戰爭，戰爭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波里比阿說，「羅馬人依賴他們的武力去執行所有任務，認為一旦為自己設定一件任務，他們便一定要全力完成」。
從公元前２６４年布匿戰爭開始，到羅馬帝國建立，是其擴張的第二階段。這時羅馬和迦太基進行了殊死的戰鬥，戰爭對羅馬一度十分不利，漢尼拔差不多就要取得勝利了，但是最後羅馬堅持下來，打敗並且消滅了迦太基。在戰爭中羅馬建立了海軍，軍隊的指揮、編制、戰爭技術，都得到提高。取得了大量戰俘奴隸，總數達六十幾萬人。奴隸制經濟得到發展，進行農業生產和放牧的奴隸制農莊成為羅馬生產的主力。奴隸市場也十分發達，羅馬人，無論是貴族抑或是平民，家內都有奴隸進行生產和家務勞動，羅馬可以說是典型的奴隸制國家。羅馬和迦太基的戰爭是爭霸地中海的戰爭，扎馬之役後，羅馬逐漸向地中海東、西部發展，特別是向地中海東部的發展，開啟了并吞希臘世界的活動。從并吞西西里島起，羅馬人就向希臘文化學習，改變自己野蠻的習慣。打敗漢尼拔的西庇阿就是一位希臘文化的崇拜者，主張對希臘採取寬容政策。所以後來馬其頓戰爭後，羅馬就宣佈給予希臘各城邦以自由，沒有駐軍，不交貢賦，但實際上希臘成為了羅馬的附庸。羅馬以後自認為是文明之邦，它的征服就是文明之邦對野蠻人的解放。
奧古斯都的碑銘從城邦開始，羅馬就崇拜戰爭，崇拜勝利。執政官、獨裁官或者行政長官率軍出征歸來後，要舉行盛大的凱旋式，將俘虜的敵人首領、財物等，在街道上遊行示眾，然後將敵人殺死，將財物瓜分。為慶祝勝利，還要建立各種紀念碑、凱旋門等，現在殘存的以及從錢幣等上面可考查到的凱旋門有３００座之多。早在公元前４５９年，獨裁官昆克提烏斯因為戰勝埃魁人，可以享受舉行凱旋式的儀式，士兵排成出征時的隊列進入城市，被帶在戰車前的是敵人的首領，軍旗舉在前面，然後是滿載戰利品的軍隊。在城內大擺宴席，全城狂歡。公元１７年，為戰勝日耳曼各族，為日耳曼尼庫斯舉行了凱旋式，在遊行的行列里有戰利品、俘虜，有山脈、河流和戰役的模型、圖畫等。最著名的是前述的凱撒舉行的四次凱旋式，而據說埃及女皇克里奧帕特拉就是因為害怕屋大維會把她作為戰利品放在隊伍中遊行，所以自殺。帝國時期的勝利被視為文明對野蠻的勝利，皇帝或將軍被描繪成為對野蠻人的勝利者，他們的雕像下，往往是被捆綁着的長頭髮、長鬍子或者裸體的野蠻人形象。許多銀幣上也裝飾着這樣的圖案。
在羅馬擴張到地中海周圍，成為環繞地中海的大國後，它就形成了要征服世界的認識，羅馬被稱為世界（orbis terrarum ）的征服者，或者說是世界民族的勝利者（victor orbis gentium）。當然羅馬人的世界是他們那時想像的世界，如維吉爾歌頌奧古斯都說，「他將帝國版圖擴大到日耳曼和印度之外，擴大到星星之外的土地，擴大到太陽和年月之外的路徑。……他的所到之處，直到現在，裏海的王國仍然為諸神祇戰慄，麥奧提斯湖的土地、尼羅河口的土地，仍然在驚慌失措」。直到帝國的元首制時期，羅馬仍然維持着共和國的外衣，掌握政權和軍隊指揮權的，是一小撮羅馬貴族，後來加入的騎士階層，也沒有多少人。他們在戰爭的環境中成長，以勇武為榮，戰爭中建立的功業是他們最看重的，作為皇帝、執政官、將軍等，都要能夠到前線作戰。他們被加以各種戰功的頭銜，如「帝國的擴大者」「不可戰勝者」「世界的平服者」等等，讚譽他們戰勝多少次敵人。每取得一次勝利就會受到imperator的歡呼，在頭銜的後面還要說明他得到多少次這種歡呼，據說克勞狄有２７次之多。如果皇帝、將軍怯敵，不夠勇敢，就會受到批評和諷刺。如蘇維托尼烏斯記載，尼祿在不列顛吃了敗仗，在東方也遭到可恥的失敗，敘利亞險些失守，受到許多斥責和唾罵。人們諷刺說「我們的皇帝緊拉琴弦，帕提亞的國王則緊拉弓弦；我們的皇帝將是歌唱者阿波羅，而那個國王將是遠射者阿波羅」。奧古斯都雖然雄才大略，可是他個人作戰能力不強，也被記載說在一次戰役中逃跑了，第二天回來時既丟了斗篷也丟了馬。
我以為，史學研究最難也最有意思的問題可能是人類的歷史是一個還是多個？從這個星球上不同地區的社會、人群走過的軌跡，是否可以獲得共性的解釋，或者說，何種意義上可以得到共性的解釋。只有明了此節，才能談論不同文明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互相借鑒。有人會說，既然都是人，總有共同的地方，歷史是人活動的痕跡，自然也有共性。這樣的回答看似有理，其實過於潦草。回到某個歷史時期，立足制度、文化，以及各種偶發事件，剖析其肌理，或許才是更具啟發性的方法。在此，《漢朝與羅馬》為我們提供了學術和思想的一個範例。
羅馬帝國和秦漢中國屹立於歐亞大陸兩端，是當時世界的超級大國，也居於中西政治文明的源頭地位。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從此，中國開啟了「大一統」的文明發展之路。在西方世界，從統一大國的意義上而言，羅馬之後再無羅馬，但羅馬作為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一直傳續下來。人們常說，史學的價值在於知往鑒來。不同走向和命運，蘊藏着深刻的道理，值得我們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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