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會與中國「重修舊好」。中美關係一定沒法回到鄧小平年代，甚至沒法回到毛澤東年代。毛澤東年代，美國要拉攏中國去對付頭號敵人蘇聯；而今天美國的頭號敵人已變成中國。在鄧小平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抱有幻想，以為中國在經濟上走向市場化之後，政治上亦會跟隨西方的那套。現實是中國選擇了一套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且成效不比西方的那套差。那就對西方的政制形成無法撇開的威脅。
拜登提名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時表示，中國在一些問題上是對手，在另一些問題上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被提名的財政部長耶倫稱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強調將與美國盟友合作應對中國的挑戰。國防部長人選奧斯丁認為，中國是美國未來最重大的挑戰，美國將繼續聯合盟友，建立有效對抗中國的能力。
這些候任閣員的表述清楚地表明，最近幾年，美國兩黨已經達成了許多對華政策共識。拜登跟特朗普一樣都質疑過去四十年裡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 都將中國視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都試圖強化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意識形態打壓、經貿和科技脫鉤。
但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跟特朗普時期將會有許多目標和手段上的差異。拜登團隊雖然視中國為對手，但不像鷹派那樣極端。他們比共和黨更重視俄羅斯的現實且近距離威脅，而將中國視為長遠威脅。拜登團隊雖認為應當強化對華競爭，但也強調不應陷入冷戰式的災難，而且需要跟中國在特定領域合作，管理衝突，實現穩定的共存。在對華競爭手段上，拜登團隊更強調國內建設、軟實力、同盟關係、多邊主義和國際領導力。
拜登執政初期會把主要精力用於國內建設，解決他所說的新冠疫情、經濟衰退、氣候變化、種族歧視四大挑戰。對華政策不是其當務之急，而且拜登政府需要時間來評估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遺產，短期內可能不會有重大調整。總的來看，拜登政府將會繼續推進“印太戰略”，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權；加強與盟友合作，強化跟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謀求跟中國重談貿易協定，推進重要技術和產業鏈的脫鉤。
拜登執政可能對中美關係呈現一定的利好，兩國關係存在重啟的寶貴契機。與特朗普政府跟中國搞全面對抗不同，拜登政府可能願意和中國在抗擊疫情、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清潔能源、人文交流、國際軍控、全球經濟治理等議題上攜手合作。
在應對全球疫情這個最緊迫的問題上，中美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和廣泛的合作空間。很大程度上由於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拒絕國際合作，致使疫情在美國和全球肆虐至今，也導致中美兩國未能將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轉化為改善關係、恢復合作的契機。拜登團隊已明確表示將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新冠疫情和未來的公共衛生危機。拜登在其抗疫計畫中提到將重建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駐北京辦事處，在必要時將消除與防護設備和醫療用品相關的貿易壁壘。拜登已經簽署行政令讓美國重返世衛組織並加入COVAX倡議。中美有機會在疫苗研發與分配、防疫物資供應與援助、公共衛生人員與技術交流、世衛組織改革等方面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並以此為基礎來增強戰略互信、實現和諧共存。
中美在國家層面上雖然如此，但仍有其他因素對中國是敵視的，於美國政界有存在，也在美國民間存在的。所以在美國的民情未改變之前，不管誰上台做總統，他們都必須採取敵視中國的立場，否則他根本沒有機會當選。所以，我認為拜登一樣會採取反華的基本立場，大方向不會變，只是在具體的做法上會有調整。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惡毒、野蠻、直接的。中國的感受絕不良好；但特朗普的做法卻是愚昧的，有時甚至會傷害美國多過傷害中國。所以內地有人稱特朗普為「川建國」。而拜登上台後，當會用更文明及有禮貌的方式來處理中美關係，但民主黨的政策，相信將更多著墨於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的差異。這勢將令中國更難突破西方的統一戰線。
現時，不單美國的民間有強烈的反華意識，歐洲的民間亦有類似的情況。這種反華意識，源自三種客觀基礎：
(一) 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長期在生產力方面領先其他有色人種生活的地區。有一個時期，地球上大部分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資源任其掠奪，人民任其奴役。如是令西方白人覺得有色人種是低等民族。所以他們沒法接受中國人可以在經濟上追貼他們，甚至超越他們。
(二) 中國改革開放後，迅速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中國人克苦耐勞，掌握技術的能力絕不比西方的白人低，結果西方的企業紛紛為了利潤把生產線移去中國。西方的基層工人、生產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都因此而失去工作。能維持受僱的，待遇亦大不如前。難怪他們對中國懷恨在心。
(三) 西方的思想體系，建立在上帝容許個人有自由意志的基礎上，而中國的思想體系卻是建立在天下為公的基礎上，個人要克己復禮，維護集體的倫常。如是導致西方人擔心，一旦中國那套顯現出更強的生命力，西方的文明就會被排擠，甚至失去存在的空間。
中國若是拿不出一套更恰當的外交政策，以紓緩上述心結的話，中國在復興路上仍會阻力重重。
以下是曾鈺成有關中美關係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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