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攬炒十步

     星期天打開電視看《城市論壇.國安執法大揮刀 搜捕初選問思路》，早前網誌《食得鹹魚抵得渴，破壞法治的代價》已提到有關議題，意猶未盡，執筆再次申述己見！

　　1月6日清晨，一千多名警察出動，逮捕了主要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53名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這次行動有沒有名稱，外人不得而知。但這次行動，無疑是宣告了被保安局局長形容為「歹毒計劃」的幻滅。

　　策劃這場「歹毒計劃」的人似乎得到前年11月反對派區選勝選的啟示，他們不但要在街頭暴亂中制勝，而且要在選舉中奪權。兩種方式都是美國操辦「顏色革命」的基本腳本，但香港反對派覺得在疫情肆虐情況下，可以攪拌在一起。去年4月28日，《生果日報》刊載戴某《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的宿命》的煽動性文章，這似乎比他2013年1月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還要厲害。部署「攬炒十步」，有18個月的時間跨度。策劃在前，落實在後，環環緊扣，連續密切，當香港國安法「冇料到」。不妨把「攬炒十步」再看一次：

第一步，去年7、8月，反對派人士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包括現任議員，由「Plan B」繼續參選。

第二步，9月，因DQ問題，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反對派，取得「35+」。

第三步，10月，特區政府開展司法程序DQ反對派議員，但法庭需時處理，反對派繼續主導立法會。

第四步，10月到今年4月，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所有撥款申請都被否決，只能維持一般運作。

第五步，今年5月，立法會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特首解散立法會，以臨時撥款方式維持政府運作。

第六步，今年10月，立法會重選，反對派派出「Plan C」參選，仍取得「35+」。

第七步，今年11月，立法會再次否決財政預算案，特首辭職及政府停擺。

第八步，今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直接把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解散立法會，成立臨時立法會，下屆特首由協商產生，大舉扣押反對派人士。

第九步，今年12月後，街頭抗爭更加激烈，鎮壓非常血腥，港人發動「三罷」，香港陷入停頓。

第十步，明年1月，西方對中共實行政治及經濟制裁。

　　戴某的如意算盤是在18個月內摧毀「一國兩制」，關鍵是去年7月的「初選」，以保證在9月立法會選舉時有「35+」。從第二步到第七步大體都是如此。對「初選」參與者，他們務必在當選後否決財政預算案。議員當然可以否決預算案，但總要有理由，否則就是故意破壞。他以為，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而行政長官在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如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六個月內選舉新的行政長官，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第八步到第十步是香港發生動亂，特區政府管治出現問題，「顏色革命」發生，外國介入。

　　但人算不如天算，香港發生疫情。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將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延後，將香港國安法從戴某估計的去年12月，提前了一年半制定生效。這樣「攬炒十步」就移形換位，雖然計劃在國安法生效前展開，但7月11至12日的「初選」是在國安法生效後發生。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的前後發生衝破了該法溯及力的屏障。

　　由於計劃（犯罪故意）和部分行動（犯罪行動）跨越了香港國安法，還有不少是連續犯，有不少是繼續犯；基於同一個犯罪故意或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犯連續實施性質相同的若干個犯罪行為，繼續犯繼續實施性質相同的同一個犯罪行為，這就意味着全盤計劃和行動都在香港國安法的籠罩下了，沒有無溯及力的問題。

　　有的人認為「初選」並不違法，這是不正確的，「初選」也是香港國安法第22條認定的「非法手段」，過去的「初選」可能只是違反本地法律，但去年7月的「初選」不但違反本地法律，也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3條第3款和第29條第3款，「初選」的不同行為狀態，還觸犯了不同的法律規定。簡略說明如下：

　　（一）行使公法權力而無法律依據。香港「初選」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行使公法權力就是非法的，有些公職人員不作為，對「初選」未予制止，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這是普通法上的犯罪。

　　（二）「初選」將製造壓力使參選人退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定，該等情況如涉及賄賂，則違反該條例第7條；如涉及脅迫，則有違第8條；如涉及欺騙，則有違第9條。「初選」都可能會導致此等效果。

　　（三）「初選」還造成數十萬選民的聚集，有違當時的「限聚令」。

　　（四）從「初選」攫取大量個人信息和選民資料，有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五）在宣布參選前，「初選」的參與人就已廣為不久後的選舉作宣傳，涉嫌「偷步」，但卻想蒙混過關，完全沒有申報選舉開支，就會漏報「偷步」的選舉支出。

　　（六）「初選」活動需設數百個服務站、數百部電腦，以及有關貨品和服務的開支，不論是否來自捐贈，還是眾籌募捐，不論是否有外國或境外的因素，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規定，都是選舉開支，卻要瞞報。這還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七）有關候選人的「政治聯繫」本只隸屬於反對派其中一個派別，但卻聲稱代表整體反對派十數個派別出選，並得到他們的支持，這樣就會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7條「發布選舉廣告假稱獲支持的非法行為」。

　　（八）這樣候選人在選舉資料上的「政治聯繫」，就真的淪為虛假陳述了，有違該條例第16條的「虛報資料罪」。還會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的虛假陳述罪。

　　（九）「初選」目的是要實現反對派在選舉中取得「35+」，以「攬炒十步」奪取管治權，這已涉嫌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2條第3款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十）上述「初選」所涉的開支，既有本地因素，也有外來因素，也沒有作出正當的紀錄。這有可能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29條第3款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是一宗非常複雜的集團犯罪案件，涉及的香港國安法包括第22條第3款、第23條、第29條第3款；對可能參加策劃、但沒有參加「初選」者，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和第9至10條；對本地法律而言，還可能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普通法上的犯罪等，如何化繁就簡，恰如其分，盡快得到處理，維護國家安全，履行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是香港特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