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天下觀

 

早前習近平在國際關係的問題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作為反對單邊主義與霸權主義的理論基礎。這種概念其實與中國的天下觀一脈相承。

在中國古代的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下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這個基礎上，才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西方雖也有普世人權的理念，甚至把人道主義惠及動物，但他們講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西方在掌握航海技術後就大舉殖民。每到一處，就先用武力把當地人征服，然後大量掠奪當地人的資源，還把當地的人當作奴隸，像貨物一樣賣去其他地方；若不甘心被奴役的，就會被種族清洗。美州的印第安人與澳洲的土著，現在都已所餘無幾。

西方人不但對有色人種如是，他們內鬥起來亦絕不留情。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西方人打西方人，是一場最為殘酷的戰爭。蘇格蘭至今仍不忘獨立，就是因為英國人對付麥當奴家族的時候，把人家殺到一個不留。

在宗教問題上，西方人不但長期與伊斯蘭教徒衝突，就算基督教內部，新舊教衝突起來，也一樣是殺人不眨眼。西方人容納異己的能力，普遍比較低。

中國人雖然也會自我中心，以為自己「居天下之中，西夷居天下之偏」。外族未受教化，所以視之為化外之民，但中國並不熱衷於去征服外族，只是因為經常受到西北兩面的遊牧民族入侵，才不得不出兵去教訓他們一下。教訓完就撤回關內，各自過自己的生活。中國花這麼大的氣力興建萬里長城，目的是要保護自己，而不是想掠奪他人。

鄭和下西洋時，船隊的規模龐大，實力遠超他到訪的國家，但鄭和不單沒有用武力去征服這些國家，還送給他們很多禮物，並且把很多科技知識傳授給他們。鄭和到訪過的地區，至今還流傳著有關的故事。

即使對入侵中國的外族，中國也比較包容。五胡亂華的同時，其實亦同時與中華文明逐步融合。有說李白也可能是胡人，但他的詩卻至今仍在中國背誦。滿清征服了中原之後，就逐步漢化。結果，滿族反成了中國的五大民族之一。中國的天下觀，令中國有極大的包容能力。

中國的寺廟裏，可以同時供奉孔子、釋迦牟尼與太上老君，可謂儒釋道一家親。有人說，這只顯示中國人庸俗，信教不問教義，滿天神佛一個不漏，目的可能只求升官發財與兒孫滿堂。然而，這也比在教義與宗教儀式上過度執著，弄到互相殺戳，死人無數好。

為甚麼中國人對外族有更大的包容能力？而西方人卻沒有，這與中西方的哲學思想上有根本性的差異有關。

西方雖然把人權與民主標榜成普世價值，但這往往只是他們干預別國內政，掠奪別國資源的藉口；現實是他們口裏說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大量歷史事例都反映出，西方人在履行民主與人權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有人說，西方雖然在歷史上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已經知錯能改，不會重蹈覆轍了。相比落後國家(這些國家大部分行威權政治)，西方的那套政治制度，應更切合民主的真諦。只可惜，西方推行民主政治時，對自己人是一套，對外人又是另一套，親疏有別。

西方在希臘的城邦年代，已在政治上講民主，但只是自由民才可以有民主，奴隸是沒有民主的。在他們心目中，奴隸根本不是人，根本不配有民主。

英國在開始搞議會政治時，亦只讓有土地的人來投票，後來才擴闊至有交稅的人。時至今日，你也要先得他們認可，成為他們的國民，你才配有投票權。

這在處理一國自己內部的事務時或許應該這樣，但西方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亦堅持要西方人說了算，完全不尊重世上其他人的意見。他們從來不會在國際問題上搞一人一票。他們在搭建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時，完全沒有引入民主理念。

西方人會有這樣的選擇，跟他們整套思想體系是有密切關係的。其根源是西方人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相信他們那套以善用資源為最終目標的政治經濟學。

西方人相信進化論，就會認為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把地域環境的差異所導致的文明發展上的差異視作自己高人一等的客觀根據。他們覺得科技水平不如他們的外族人，在智慧水平上亦應該及不上他們；他們之間的差距會隨時間而拉闊，變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最後以弱者被淘汰告終。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其主要功能就是讓地球上的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分配。實踐證明，把資源更多地撥給強者去處理，效果一定好過把資源撥給弱者去處理。西方的經濟學基本上以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作基礎。所以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很容易就演變成鋤弱扶強的體系。

西方在科技發展上早走了一步，這本已為他們建立了很多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建立起保護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令早有資本積累的民族，在國際競爭上擁有絕對的優勢。他們的所謂法治，就是要鞏固資本擁有者的主導權——資源的管理權與成果的分配權。經過自工業革命以來這麼多年的經營與部署，西方已在與其他文明的競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肯輕易把既得利益拿出來與世人分享。如是令西方文明的包容性變得愈來愈低。

西方人受進化論及私有產權的思維影響，有很強的本族觀，不容易有中國人那種天下一家的思想。

進化論強調物競天擇。一個民族若果沒法在競爭中勝出，就會被淘汰；弱肉強食在西方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所著的《文明的衝突》，就是基於進化論而寫成的。他認為不同的文明都在圖強，以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力圖令自己的存在模式，成為世界的主導模式。

一個文明要強大，就得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識，有更高的生產力，以及更強的軍事力量。這樣，這個文明就可以不斷擴闊自己的領地，把異族排擠出去，以獨佔更多的自然資源。西方的普世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都只適用於自己的文明體系之內。如非親疏有別，怎能想像他們會這麼大規模地屠殺印第安人？並在這麼長的時間裏虐待黑奴？時至今天，他們仍不斷動用軍事力量，逼其他文明向他們就範。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有考慮過這是否符合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

中國人的想法很不一樣，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外族來到中國，都很容易與中國人融合，連最有民族意識的猶太人，來到中國後，也逐漸被中國人同化。鮮卑人入侵中原後，曾建立自己的王朝北魏，傳至孝文帝就決定全面漢化，連祖宗留給他的姓氏也改為漢姓(原姓拓跋，後改姓元)。滿人入關後，亦讀四書五經，崇尚儒家文化。中華民族從來都不是一個血緣單一的民族，而是一個最有能力與其他民族融合的民族。印度的佛教，就已與儒家文明進行了深度結合。外族人來到中國，大部分都可以「既來之，則安之」。

有人說，中國的天下觀，其實含有強烈的封建思想，因為伴隨天下的還有天子的概念。中國的領導者皆自以為受命於天，所以在治天下的時候可以為所欲為，但如果我們可以深層次一點去看，中華文明對天子是有一定制約的。

姜太公在他著的《大韜》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孟子亦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君王的位置在人民與國家之後，天子要治天下，必須為人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為中國帶來繁榮倡盛。所以在中國治天下，必須「天下為公」。

《左傳‧宣公三年》記有楚子問鼎的故事。王孫滿在回應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時說：「在德不在鼎。」夏禹有得，才可以鑄鼎象物，令鼎成為權柄的象徵。夏桀失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楚子問鼎是想治天下，王孫滿的答覆是：光有軍事力量，若沒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並沒有條件治天下。這種中國的天下觀，明顯與西方的文明衝突論並不一樣。中國尚德，西方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