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23條---世上有沒有必贏的戰事？

中學時我很喜歡歷史科，由夏商周至近代，對於部份歷史事件，經常研究它的起因，經過，結果和影響。同時，對於中國五千多年歷史、文化得以持續，歸功於我們的方塊文字——漢字。
習大大曾說過：「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發明了造紙術、活字印刷術。這兩項重大發明既使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得到廣泛傳承，又使其得到交流，並向世界傳播。」這段話明確指出漢字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而且是傳承中華文明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漢字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並且與時俱進，至今魅力無窮。漢字具有的生命力、創造力、表現力、凝聚力和影響力鑄就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在整個歷史洪流中，文化能夠傳承，離不開當中國人民被外族侵略，能夠激起愛國主義，產生強大的團結力量，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表現形式、范圍與規模、推動愛國主義前進的社會力量，都隨著社會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的變化而發展。近代史書評價盧溝橋事變，認為中國人民經過流血犧牲、艱苦抗戰，最終趕走侵略者，獲得戰爭的勝利，就是涉及上述的愛國主義。盧溝橋事變，是中華民國與日本於1937年7月7日發生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的一起軍事衝突，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八年抗戰）全面爆發的起點。中國軍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戰爭之作戰。
上日屈穎妍寫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是盧溝橋站崗的守衛……》，對於今時今日的香港，很有啟示作用，轉載之：

如果我是盧溝橋站崗的守衛……

屈穎妍：「我喜歡何君堯議員一句結語："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殺出重圍！"三分一香港人都殺出來了，你呢？」
如果，我是當年盧溝橋上站崗的守衛，鳴槍阻止踏上橋進城的日軍，最後不敵，國家陷入漫長的抗日戰爭。你猜，歷史會不會責難我這個在盧溝橋頭擎槍守土的士兵？
提出這疑問的，是何君堯議員，他近日正在發起民間撐23條聯署，許多人說：「白費心機啦，反逃犯條例都搞到滿城風雨，這23條怎可能過得到？」
悲觀，就不試嗎？就不做嗎？以此原理，當日盧溝橋守城的衛士應該毋須抵抗，讓日軍長驅直入好了，反正當日橋頭只得兩個排約六十人，面對來勢洶洶的五百多名日軍，絕對是寡不敵眾，白費心機。
但守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鳴了槍，開了戰，儘管犧牲了性命，但歷史不會責難，因為他們對得住崗位、對得起百姓。
截稿之時，民間支持23條的簽名數目已達183萬，簽名仍然繼續，離最初何君堯議員許下二百萬的宏願不遠矣。雖然許多人又會說：「簽了又如何？二百萬又如何？在立法會別說要通過，一提出來，連會都開不成啦！」
說的都是事實，但還是那句，機會渺茫，就不做嗎？就要舉手投降嗎？
我問何君堯對落實23條抱有多少希望，他說：「三個月前，我覺得成功率是0.001；三個月後的今天，我認為有25%。」
雖然，25%仍是下風，但世上沒有必贏的戰事必輸的仗，Never say never，不試一定會輸，肯試就有機會贏。何君堯連同一班有心義工一直不放棄，由零開始簽到昨天的183萬，接近三分一香港人，這就是民意，這就是心聲。
第一個星期日擺街站我特別跑去看看，一個區才得一、兩個點，不太方便的位置，所謂的街站連一張摺枱都沒有，只得一塊「易拉架」、幾十個義工站在街頭巷尾拿著膠板請大家支持簽名。枱都沒有，別說大台了。簽名運動很簡陋，正因為簡陋，更顯珍貴，因為聲音力量都來自民間。
何君堯給我看一張清單，23條簽名運動至今只用了三萬一千元，「我們開會都是吃飯盒，街站義工一人一支水，就這麼簡單。」大家義不容辭，因為知道香港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這事不是為自己、不是為何君堯，而是為守住香港、為保護國家。
建制派對沒把握的仗，向來不願沾手，所以對推動23條，大家都按兵不動。幾個月來，只見何君堯舉著大旗領著老百姓在衝，擁有利器戰車的，都在旁觀望，怕一出手會影響九月立法會選情。
又是雞與雞蛋的問題，有23條，就可以處理那些叛國者，把他們排除於制度之外；沒23條，那些「港獨」賣國的統統入閘進議會，香港從此萬劫不復。
我喜歡何君堯議員一句結語：「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殺出重圍！」三分一香港人都殺出來了，你呢？

基辛格：「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

　「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以此為題撰文，在中美兩地以至國際社會引來不少談論。基辛格曾在尼克遜政府擔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務卿，1978年促成中美建交，被譽為美國外交的見證人。基辛格老而彌堅，近年一再發表關於世界秩序演變的著作，他在《華爾街日報》的投稿文章中認為，「即使新冠疫情結束，世界也將成為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地方」，「美國政府必須在保護美國人免受病毒所害的同時，著手制定謀劃新時代的緊急工作。」

　作為德國猶太移民的兒子、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辛格說：「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超現實狀況，讓我再次想起了在《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的感受。」突出部之役是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的持續戰鬥，是德軍對抗盟軍發動的最後反擊。雙方傷亡人數約19萬人。

　基辛格解釋說：「（就像突出部戰役時壹樣）我感覺到了隨機和破壞性的威脅，而不是針對特定個人。」他接著指出：「如果說當時美國在最終目標下發揮了強烈的忍耐心，那麽現在需要具有有效和長遠眼光的政府，這是重大的差異。」這是在委婉批評特朗普政府未能正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

　基辛格還批評了各國在新冠疫情上關閉大門各自逃生的現象。他說：「國家的繁榮基於對政府預測災難、抵禦沖擊和恢復穩定的信心。在新冠疫情結束的時候，將會有許多國家被認為是失敗的。」他還說：「各國領導人都在以國家為單位應對此次危機，但病毒並沒有識別國境。」他強調：「各自努力有限。必須全球合作。」

　基辛格警告說：「雖然保健危機可能是暫時的，但政治、經濟的劇變會跨代延續下去」，「最重要的是自由世界的秩序會受到威脅。」他同時強調：「由於新冠疫情，可能會從以全球貿易和自由移動為基礎的時代，退回到屬於時代錯誤的‘壁壘時代’。美國必須帶頭維持、守護啟蒙主義的價值。」

　在他眼中，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破壞，固然需要國際合作；疫後世界秩序走向同樣需要及早籌謀。作為美國外交「教父」，基辛格談疫情變局，當然是從美國本位出發，文章一字未提中國，究竟疫後國際權力天秤如何變化、中國歐盟等將扮演什麼角色，基辛格亦沒有觸及，中美兩地輿論各自演繹發揮，當中不乏強硬言論甚至扯上戰爭。中美已然墮入「修昔底德陷阱」，疫情下台海南海軍事較勁未見減少，兩國軍事衝突風險會否增加惹人關注，疫後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可能更紛亂凶險。

　近年基辛格的著作，相當關注中國崛起以及世界秩序演變這兩個課題，在他眼中，今次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一大原因是「國家團結興旺，取決於國民覺得他們的制度機關能否預視災難來臨、控制災難影響並恢復穩定」，疫情過後，相信「很多國家的制度機關將被視為失敗」。基辛格指出，疫情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翻天覆地影響，可以相當深遠，當下各國領袖面對的歷史挑戰，是一邊控制眼前危機，一邊謀劃未來。

　疫症全球大流行，沒有國家能獨力應付。基辛格亦提到，各國不能各自為政，必須有全球合作視野和相應的合力抗疫方案。基辛格以此為前提，就美國應做何事，提出了三點。他強調，美國應借鑑二戰「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研發）及戰後「馬歇爾計劃」（支援歐洲重建），一邊發展新科技加強傳染病控制，一邊致力修復全球經濟傷口，拿出援助方案，為全球弱勢國家和民眾紓困。最後一點則是設法捍衛自由世界秩序原則。

　基辛格是現實主義者，視世界為「大棋盤」，當年他促成中美修好改變世界格局，中國雖是得益者，可是基辛格的目的，始終是如何透過「聯華制俄」伸張美國利益。基辛格看待疫後世界秩序，當然亦是從維護美國全球一哥地位出發，雖然他談的是國際合作，可是整篇文章從沒提過中國或歐盟。基辛格「肯定」華府有下工夫抗疫，避免了「即時浩劫」，可是從他細談美國疫情嚴峻、醫療物資短缺、病毒檢測不足等，卻是拐了一個彎批評華府；特朗普任內大減傳染病控制和公共衛生開支、強調「美國優先」威脅削減對外援助，更有損美國軟實力。基辛格三點建議，放眼的是美國如何塑造和領導疫後世界，白宮現在所做的，在基辛格眼中顯然有所欠缺。

          隨着中國疫情緩和，推動抗疫科研、支援他國抗疫，正是目前內地全力在做的事。基辛格似乎想提醒華府，若不急起直追，這兩方面都可能輸給中國。美國輿論不斷抨擊中國爆疫初期的處理，又對中國援助外國抗疫提出很多質疑，可是對於疫情嚴重國家，沒有什麼比雪中送炭更實際。當一個先進發達國家確診病例多達數十萬宗、死者數以萬計，不管怎樣質疑其他國家報細數、自己如何受連累，也很難遮掩自身抗疫的失敗。

　國際秩序演變，要麼由於權力均勢重大變化，要麼涉及秩序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體現了美國獨大，政治自由和經濟開放則是秩序合法性所在，今次疫情不僅重挫歐美經濟，同時亦是對西方制度機關優勢的一次挑戰。危機當前，公眾信任至關重要，歐美多國的制度會否被視為失敗，相信是基辛格其中一個最關心的問題。西方眼中，中國預視災難的表現肯定不合格，可是中國在控制災難恢復穩定方面，迄今至少有不俗成績，反觀歐美三方面都出了大問題。倘若西方富國只顧自救，對貧窮發展國疫情袖手，現有秩序合法性可能受到更大衝擊。基辛格顯然不希望，疫後國際秩序演變，會朝着嚴重不利美國和西方的方向走。

　疫後國際秩序不明朗，各地民眾患得患失，容易失去分寸，甚至以為訴諸武力是確保自身利益的最佳方法。基辛格文章在中美兩地惹來甚多議論。在美國，有鷹派學者抨擊中國「可惡」，「其行動甚至可能導致台海開戰」，有必要跟中國算帳；在中國，有評論則稱「舊世界就要滅亡」，形容基辛格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戰敗之際」發表文章。

        過去3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修昔底德陷阱愈陷愈深，疫情下兩國在台海南海軍事活動未見減少，美軍戰艦一再駛經台海，北京大表不滿；美國退休海軍高官則質疑，解放軍可能想趁美軍駐西太平洋兩艘航母相繼爆疫，在南海擴張勢力挑戰美國，有美國媒體更稱，疫症令南海爆發衝突風險增加。中美「疫境」下軍事較勁不息猜疑不斷，兩地輿論不乏好勇鬥狠之聲，一旦爆發海上爭端、鷹派推波助瀾，執政者任何誤判，都有可能燃點火藥庫。

科學與人生

  2013年10月某個星期是諾貝爾獎發佈的日子，舉世屏息以待，因為與舉世聞名的「上帝粒子」有關。其實每年諾貝爾獎發佈的日子，我總會激情地跟著看熱鬧；事實上每一年都讓人驚嘆，每一個大自然的奧秘都令人神往，每一個偉大的發現都令人敬佩。雖然尖端科學已經離我非常遙遠，我對這些科學的偉大發現還是充滿好奇。
 物理獎是頒給提出「上帝的粒子」── 「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Particle )假說的兩位科學家。拜科學儀器的強大功能和國際團隊龐大人力的合作，終於可以讓兩位原創者在等待四十幾年後，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實驗證實。我們已經知道，宇宙初始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大能量，然後能量化做基本粒子形成「物質」，但是這又是怎麼「轉變」的？他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假說，一定有一個「粒子」是最終的連結。這是宇宙初始，能量和質量之間那個「失落的環節」，確實是偉大的發現，我們終於完成「創造」的最後一塊拼圖，又進一步清楚地看到上帝的輪廓。諾貝爾獎曾經幾次烏龍 ，後來證明是錯的，所以越來都越慎重，這回從「證實」到表彰不到兩年，是不太尋常。
 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看到上帝是怎麼創造宇宙呢？科學真的揭露宇宙 ”一生” ？
 很不巧，這個星期Discovery 頻道正好播出「霍金的宇宙大設計」。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 ) 是當代繼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有名的「上帝的挑戰者」，典型的科學家，不妥協的無神論者。他得了肌肉萎縮症，已經嚴重殘障，不能言語，只能用特殊的電腦溝通，但他還一直發表新的發現，有人說，這就是和上帝搏鬥的精神和代價。最近他和另一位科學家出版了一本探討宇宙創造過程的書，叫做「大設計」 ( Grand Design )，希望很快會出現中譯本。Discovery 這一小時的專輯就是由霍金自己介紹書中的內容，非常精彩。霍金也是非常有名的科普書作者，他那本「時間簡史」是永恆的經典之作，歷久不衰。
 電視上有許多精美的畫面，深入淺出，讓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學到了許多新的物理概念，例如，他說有「能量」就會同時有一個「負能量」，所以現在的宇宙存在一個巨大無比的「負能量」。不要以為我懂，我是完全不懂的，只是我能理解這個「故事」，如同小孩聽故事一樣，聽得很神往。
 故事最精采的部分是在最後。他的結論依舊頑冥不靈 ─── 不需要上帝！
 他能夠證明，宇宙的創造「不需要」上帝這個角色！物理學已經可以解答一切。我注意到他這個用詞，請注意，是「不需要」不是「沒有」 ── The Big Bang didn't need God to set it off.
 我最驚訝的是，他竟然回答了我所有曾經在部落格中提出的問題，例如，大爆炸之前呢？奇異點又是什麼？是不是需要另一則創造的神話？
 他一一否認，很抱歉，我一時記不起那那麼多內容。宇宙由「大爆炸」開始，這一點已經沒有疑義，那麼，大爆炸從哪裡來？大爆炸之前又是什麼？他說，大爆炸之前沒有「時間」的存在，所以沒有時間讓上帝創造。宇宙初始是正負能量隨機同時出現，同時消失的狀態 ，不需要「外力」。
 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解讀，我依舊有許多問題，科學還是沒有找到答案，它只是將問題向前、向外擴張而已。我的思想架構並沒有崩盤；「科學的邊界是哲學，哲學的邊界是神學」，人類的理性只是一直往邊界之外拓展而已。
 霍金也不例外，最後他也提到一段哲學，他說：
 「不需要上帝，也沒有來生，我們只有一次幸運的機會，來體驗精采絕倫的宇宙。」
  科學或許找不到上帝，永遠找不到，但是，科學卻能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人生。
 談到上帝粒子，凡人的我似乎覺得離地，就讓我們從宇宙深處回到地球，探討科學與人生。
科學不一定從深奧的理論出發，有時也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日常生活應該從事實出發，這就是科學精神。科學之所以成為人類比較實用的學問，又或者利用這些學問，成為有用的工具。因此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不考慮事實，做起事上嚟會比較吃虧。舉一個例子：如果你回家見到廚房一鑊油著咗火，你應該點做？一般人認為水可以滅火，但今次如果用水倒在油之上，後果將不堪設想，因為油的沸點比水高，當水接觸油，水會立即膨脹變成水蒸氣，它將滾熱的油 濺到四周，不單止熱的油，還有點著火的油濺到四周，產生災禍，這就是科學 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基於水在這種情況不能滅火，我們就要用滅火氈，或者用濕咗水的厚布，鋪在有滾油之上，濕布蓋在滾油上，可以將火熄滅，因為它隔絕氧氣進入，亦會令到溫度下降。雖然在這種情況下，水不能滅火，但我們不是推翻水滅火嘅認知，而是根據油和水嘅特性，而確立一個用滅火氈滅火的理論。這算是根據事實，解決一些日常遇到嘅問題，這就是科學思想，用實驗或者事實證明一些背後的理輪。
科學除咗應用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有時亦都利用科學嘅方法，或者態度處理事件。舉例：有一位親戚或朋友，經常向你搵著數，比如向你借錢；第一次借 借俾佢，點知佢唔還，ok第二次再借，嘗試畀個機會，點知又唔還，經過兩次try and error，你明白，借錢畀佢係錯嘅，於是有個判斷，就係佢係一個借錢唔還嘅人，如果唔用呢個科學精神：嘗試—＞出錯—＞再嘗試—＞再出錯，我們不會搵到一個結論。假使我唔用呢個方法，而用立場先行，認為一個曳嘅學生冇得救， 另外乖嘅學生有前途，如果我有咁嘅預設立場，我所有嘅判斷可能會錯！ 前題係曳嘅學生係咪真係讀唔到書呢？如果因此而我對佢有成見，改佢份卷時 諸多批評，喺雞蛋裏面找骨頭，咁佢可能因此而考唔到應有成績，結果做一個 廢青；但如果我一視同仁，無論佢係曳嘅，抑或好乖嘅，都同樣用同一把尺量度佢哋嘅成績，最後可能兩個嘅成就都一樣，這就是科學精神或者你用科學嘅態度去處理兩種不同嘅學生，全都是根據事實，而不是用喜好處理問題。
近年有不少年輕人以立場先行來判斷事件，代替我用嘅科學方法，究竟係啱定錯，我嘗試用一個簡單嘅例證明。舉例我喺地上寫一個６字，然之後喺我對面 有另一位朋友，如果我問佢地下寫嘅係乜嘢字，佢會話係９字，因為喺佢嘅方向，睇到嘅數字真係９字，但我明明係寫個６字，喺佢嘅方向睇到，就好似另一個字；喺佢嘅立場，認為係９字，佢認為係對嘅！其實我哋應該只能夠客觀地謂：喺地下有個數字，可能係６字，亦都可能係９字，呢個就係科學嘅態度。如果想知道呢個究竟係６字抑或９字，就要睇周圍嘅條件；譬如我除咗寫６字之外，我喺佢側邊寫多個７字，即係我寫咗６７，咁好明顯，６字係正確嘅答案，因為就算對面嗰位朋友睇到嘅雖然似９字，但側邊個７字，方向喺倒轉，所以佢應該判斷係６７，呢個就係科學方法；除咗睇本身個字之外，仲要睇吓周圍嘅佐證。
比較嚴謹，科學方法可以參考統計學的假設檢定，它是推論統計中用於檢驗統計假設的一種方法。而「統計假設」是可通過觀察一組隨機變量的模型進行檢驗的科學假說。一旦能估計未知參數，就會希望根據結果對未知的真正參數值做出適當的推論。
統計上對參數的假設，就是對一個或多個參數的論述。而其中欲檢驗其正確性的為零假設（null hypothesis），零假設通常由研究者決定，反映研究者對未知參數的看法。相對於零假設的其他有關參數之論述是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它通常反應了執行檢定的研究者對參數可能數值的另一種（對立的）看法（換句話說，對立假設通常才是研究者最想知道的）。
假設檢定的種類包括：Ｔ檢驗，ｚ檢驗，等等。（這些檢驗可利用圖表找出答案）
假設檢定的過程，可以用法庭的審理來說明。先想像現在法庭上有一名被告，假設該被告是清白的，而檢察官必須要提出足夠的証據去証明被告的確有罪。 在証明被告有罪前，被告是被假設為清白的。
假設被告清白的假設，就相當於零假設（null hypothesis）。
假設被告有罪的假設，則是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而檢察官提出的証據，是否足以確定該被告有罪，則要經過檢驗。 這樣子的檢驗過程就相當於用T檢驗或ｚ檢驗去檢視研究者所搜集到的統計資料。
上述係一個嚴謹嘅統計學方法，科學通常利用數學嘅工具達到某些目的。如果我們一些事實變性數據，咁你可以用呢個數學方法搵出從事實得出一啲判斷。譬如可以做到一個統計，喺同一個學期中，各班有幾多個曳仔，有幾多個乖仔，然之後將佢哋嘅成績列成統計表，再利用一啲檢定嘅方法Ｔ檢驗或者ｚ檢驗，最後得出曳仔係唔係成績一定差呢？乖仔係唔係一定成績好呢？最後結果就幫我哋判斷到邊個假設係正確。

美國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源頭

新冠病毒於2019年9月即在美國開始了人際傳播！
劍橋大學2020年4月9日發表論文，稱：
新冠病毒分三個變種：A、B、C。
A類病毒更多發現於美國和澳洲的受感染者。A類和從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為相似。研究人員稱A類病毒為“爆發根源”（ “the root of the outbreak” ）。
A類在武漢只有極少案例，且來源於在武漢生活過的美國人。
B類毒株是中國境內（即武漢）主要類型，且並沒有傳播出東亞地區。
C類病毒是歐洲主要類型。
A類變異後演化成Ｂ類，Ｂ類又變異演化成Ｃ類。

全文中文翻譯本如下：
研究通過基因突變繪製了COVID-19的“初期基因排序”，當它從中國和亞洲傳播到澳洲，歐洲和北美時。研究人員說，他們的方法可用於幫助識別無證感染源。 

COVID-19: 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provides ‘snapshot’ of pandemic origins

"基因網絡分析（genetic network analysis）有可能幫助識別未記錄的COVID-19感染源"——彼得·福斯特
來自英國劍橋和英國的研究人員使用遺傳網絡技術，重建了人類中COVID-19的早期“進化路徑”，因為感染已從武漢傳播到歐洲和北美。
通過分析將要從人類患者中測序的前160個完整病毒基因組，科學家們繪製了新冠狀病毒通過其突變產生的原始譜系，從而產生了不同的病毒譜系。
“有太多的快速突變，無法整齊地追踪COVID-19家族主幹。我們使用了數學網絡算法來同時可顯示所有可能的分支。”劍橋大學的遺傳學家彼得·福斯特博士說。  
這些技術最著名的是通過DNA繪製史前人類的移動圖。我們認為這是它們首次被用來追踪冠狀病毒（例如COVID-19）的感染途徑之一。” 
該團隊使用了從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從世界各地採樣的病毒基因組中獲得的數據。研究發現，COVID-19的三個不同“變體”由緊密相關的血統簇組成，他們將其標記為“ A”，“ B”和“ C”。
福斯特和他的同事發現，武漢發現了與蝙蝠中最接近的COVID-19類型-“ A”型，即“人類原始病毒基因組”，但令人驚訝的是，它不是該城市的主要病毒類型。
據報導，居住在武漢的美國人帶有突變的“ A”型病毒，在美國和澳洲的患者中發現了大量的A型病毒。
武漢的主要病毒類型“ B”在整個東亞患者中普遍存在。不過，研究人員說，該變體沒有進一步的突變就不會在該地區以外傳播很多，這意味著在武漢發生了“創始人事件”，或者說對東亞以外地區的這種COVID-19產生了“抗逆”。
“ C”變體是主要的歐洲類型，在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的早期患者中發現。該研究在中國大陸樣本中沒有，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韓國見過。
這項新的分析還表明，最早是在1月27日將這種病毒引入意大利，這是通過首次有記載的德國感染而來的，而另一種早期的意大利感染途徑則與“新加坡群”有關。
重要的是，研究人員說，他們的遺傳網絡技術可以準確地追踪既定的感染途徑：突變和病毒譜系在已知病例之間相互交織。
因此，科學家認為這些“系統開發”方法可以應用於最新的冠狀病毒基因組測序，以幫助預測未來疾病傳播和激增的全球熱點。
劍橋大學麥當勞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福斯特說：“系統進化網絡分析有潛力幫助識別未記錄的COVID-19感染源，然後可以對其進行隔離以遏制該病在全球的進一步傳播。”大學的繼續教育學院。
該發現今天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該研究中使用的軟件以及1000多種冠狀病毒基因組的分類和計數可從www.fluxus-technology.com免費獲得。   
研究人員將變種“ A”與蝙蝠和穿山甲中發現的病毒最密切相關，稱其為“爆發的根源”。類型“ B”源自“ A”，被兩個突變分隔，然後“ C”又是“ B”的“女兒”。
研究人員說，“ B”變體在東亞的本地化可能是由“奠基者效應”造成的：遺傳瓶頸是指在病毒的情況下，從一小群孤立的感染群體中建立了一種新類型時發生的基因瓶頸。
福斯特認為，還有另一種值得考慮的解釋。“武漢B型病毒可以在免疫學或環境方面適應東亞大部分人口。它可能需要改變以克服東亞以外的抵抗。在初始階段，我們似乎看到東亞的突變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慢。”
他補充說：“我們詳細描述的病毒網絡是流行早期的踪影，當時COVID-19的進化路徑被大量突變所掩蓋。就像在行動中捕捉到了一顆基因排序。”
自從進行今天的PNAS研究以來，研究團隊已將其分析擴展至1,001個病毒基因組。儘管尚未經過同行審查，但福斯特說，最新研究表明，COVID-19的首次感染和傳播是在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間發生的。 
研究人員使用的系統進化網絡方法-可以在一幅簡單的圖中同時顯示數百棵進化主幹-於1979年在新西蘭開創，然後由德國數學家在1990年代開發。
這些技術引起了考古學家Colin Renfrew教授的注意，該教授是PNAS這項新研究的合著者，在1998年。Renfrew繼續在劍橋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考古學研究小組之一。 

站在歷史轉折點

　　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紀念日，為何它是重要日子，主要因為基本法是一部憲制性法律文件，對於香港當前形勢，硏究如何更好貫徹實施基本法是重要的。我們紀念它頒布30周年究竟有什麼意義？香港人應該如何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過去以至未來的30年？
　　1990年，歷經五年籌備的基本法於4月4日由全國人大通過，這標誌着由鄧小平先生提出的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構想，由理論到實踐踏出最重要的一步。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它保障了香港居民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居民擁有的各種自由通過基本法得到保障，民主更是有增無減。
　　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大的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普選問題，基本法給出的答案是耐人尋味的八個字：「循序漸進，最終普選」。這八個字為香港基本法所獨有，澳門基本法就沒有這個「普選承諾」。而在憲法裏面加入政治制度未來發展的「期票」，也是世界罕見的。然而，香港在過去二十多年，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政制發展，反對派刻意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普選方案，更是香港撕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長久以來反對派有一個錯誤的觀點，我稱之為「普選欠債論」。這個「欠債論」有三個部分：
第一，他們認為「一人一票普選」是「天賦人權」，是市民應該擁有的「權利」；
第二，他們認為「普選」是中央政府的承諾，至今未落實「普選」是中央政府欠香港人，中央應盡快「還債」；
第三，這種「欠債論」被扭曲為香港所有問題的根源，包括貧富懸殊、土地不足、青年上流緩慢等，反對派更以此為挑動非法「佔中」的藉口。
甚至近年冒起的「港獨」思潮和去年起爆發的「修例風波」，部分人都算在沒有「普選」的頭上，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普選」絕對不是「天賦人權」。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學家論述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價值不計其數，但就「普選」而言，只能說是理想的選舉模式。因為西方的普選政治也只是近一百多年逐步建立起來的。更重要的是，所有選舉制度必須在憲法框架內進行，包括制度的轉變。選舉制度作為一個地方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高門檻修改是各國政府的常態。
　　與大部分地方的憲法一樣，香港基本法規定如要修改選舉辦法，必須通過高門檻要求，包括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人大常委會同意或備案。而在長期以來建制派議席在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之間，反對派議席則在三分之一與二分之一之間的形勢下，反對派必須要有數名溫和人士勇於站出來作出妥協，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否則必定原地踏步。
　　可惜回歸以來三次政改方案的提出，只有一次可以順利通過，但香港社會卻不幸在過去二十多年耗費大量精力討論政改問題，至於經濟如何發展與轉型，民生如何改善，卻沒有認真思考和討論，或者懶惰地歸因於「沒有普選」的緣故。
　　當然，三十年來錯誤的「普選欠債論」背後還有一個香港獨有的問題，就是通過普選特首抗拒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即所謂「民主抗共」。這就帶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憲法教育對於香港的重要性。香港回歸前由港英管治，而眾所周知英國是個不成文憲法的國家。可以說，超過九成市民對英國兩份憲制性文件《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是一無所知。
　　筆者在香港土生土長，記憶中港英時代的中學教育並沒有任何關於這兩份文件的課程。因此，香港人追求普選意識高，但憲法意識卻十分薄弱。古今中外的憲法主要處理兩大問題，一個是國家機構的功能和組成，一個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回歸後，基本法的宣傳側重基本權利而輕忽國家機構的教育，間接導致港人重「兩制」而輕「一國」的傾向明顯。毋庸諱言，香港居民的公民權利比內地居民要多得多而義務則少得多，但忽視國家部分的基本法教育，則會讓香港人忽視香港特區「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根本問題，而要達至其他國家憲法教育所要達到的國家身份認同，則是難上加難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表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為了解憲法與基本法教育的實況，筆者創辦的智庫2018年進行了首個《對公職人員和青少年推廣憲法與基本法：港澳特區的比較研究》，對香港與澳門兩地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策略、資源配置、課程和推廣活動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香港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出現師資、場地、資源三個不足；而憲法應該「教什麼」「怎麼教」仍然沒有定論，需要各方面深入研究。作為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我真誠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增加資源推廣香港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解決以上三個不足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我們確實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過去三十年我們見證着國家的繁榮富強，特區的眾多深層次矛盾尚未解決，政治危機深重。究竟未來的香港人會怎麼看待中國人身份、國家安全，以至「普選」？年輕人會願意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走出香港，看看真實的中國和真實的世界？還是繼續濫用自由去作出各種排外、歧視甚至是暴力行為去建構一個空中樓閣？

誰人利用基本法的漏洞？

　　日前，為慶祝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香港和內地專家學者在網上舉辦研討會。就是這樣一個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卻遭到當年曾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李柱銘的政治攻擊。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有人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一國兩制」憲制基礎，那就得戴上「無視歷史、顛倒是非、鑽基本法空子」的大帽子。意思就是利用利用基本法漏洞之處，進行破壞基本法的活動。亦即是說利用基本法漏洞之處，有機可乘。
　　李先生攻擊他人的理由，無非是大多數法律專家學者的觀點與他的政治主張相左。近日他在某報公開撰文稱，「特區就是只行基本法不行憲法」。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當年英國就「根本未必會同時交出香港、九龍」；二是他稱自己當年曾經提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需要滿足「必須實行『全面普選』」、「中央不得干預除國防、外交外的特區任何事務」兩個必要條件。
　　稍微懂點香港回歸歷史的人都會發現，他立論的兩點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先說「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作為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他不會不記得當年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想「以主權換治權」的故事，也不會不記得《聯合聲明》簽署前，英國首相跟鄧小平討價還價時從人民大會堂台階上摔下來的囧態。鄧公的話言猶在耳：「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從這一點看，香港回歸祖國不以英國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國兩制」方針由中國領導人提出，香港特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設立，不是《聯合聲明》的結果。就連他自己也無法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第三十一條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設的法理依據。「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的說法，純粹是他人罔顧歷史的無稽之談。
　　再來看他所臆想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兩個必要條件」。他聲稱：「後來制訂的基本法條文，委實也體現出」他的觀點。照錄他文中原話：「基本法包括在第45條及68條，作出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承諾，在回歸十年後，便可落實『雙普選』；第22條，限制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事實果真如此嗎？所幸隨着人類科技和文明進步，現代印刷術已十分發達，人們得以有機會見到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基本法原文。天下人都可以到基本法及其三個附件中去查一查，裏面到底有沒有「在回歸十年後便可落實『雙普選』」的承諾，有沒有「限制中央各部門干預香港事務」的表述。事實上，據基本法第45條及附件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據基本法第68條及附件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在回歸十年後，便可落實『雙普選』」，只不過是他個人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憑空臆想。而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這裏強調的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特別行政區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呢？中央當然得管。事實上，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除國防、外交，對特區還擁有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特區法律備案權等一系列憲制權力。據基本法第22條，得不出他「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這事務」的結論。
　　顯而易見，他關於「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一國兩制」有「兩個必要條件」的說法，是對香港回歸歷史和基本法條文的刻意曲解。「無視歷史、顛倒是非、鑽基本法空子」的帽子應該還給李柱銘。
　　在香港各界紀念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他急不可耐地攻擊兩地專家學者關於基本法的正當學術交流活動，罔顧事實兜售「特區就是只行基本法不行憲法」的謬論，其追求香港完全自治，進而推動「港獨」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身土不二

　　「應季而食」是亞洲很多國家都遵循的養生法則，中國講究節氣對照飲食。何謂「應季而食」？藥物方面，在中醫眼中，什麼藥在什麼季節採摘都非常的講究。如果不按照節氣去採摘，藥效就會受到影響。
不單是藥物要有不同的採摘季節，食物更是應該應季而食，為了滿足人類的口舌之欲，現在很多都是反季節的食物。雖然給生活帶來了很多的便利，但同時也帶來很大的傷害。
夏季飲食的原則：清熱解毒、生津止渴、健脾養胃，補氣益陰，所以，這個季節就有很多的應季的蔬菜、瓜果，最典型的就是西瓜、荷葉等等。而有些老年人偏偏嘴饞，大冬天的要吃國外運來的西瓜，冬天是藏陽氣的季節，年紀大了陽氣本身就不足，你還要吃西瓜泄掉一些，這樣過冬天，明年春天肯定要出毛病的。
地上的食物如大白菜、韭菜等有助於人體陽氣的生髮，地下的食物如紅薯、土豆、山藥、等有助於人體陽氣的收藏。現代人因為工作環境、工作、生活習慣的因素（入夜生活增多）陽氣普遍都過於生髮，如果我們要有意識的多吃來自地下的食物，就可以有助於人體陽氣的收藏，使人不至於耗陽太過。
所以我們強調應域而食、應季而食，四川人喜歡吃辣，上海人就不要吃；夏季要吃西瓜，冬天就不要吃。
如果反季節的食物攝入過多，會導致我們人體的體質偏頗，長期下去就會致使身體出現各種毛病。
我國傳統文化一直在講「天人合一」，這是一個詞很抽象的詞彙。人與天和體現在哪裡？其實就在我們的衣食住行里。自古以來有一句名言，叫做人生在天地之間，順天地者生，逆天地者亡。凡是被自然淘汰的，都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凡是過早夭亡的，也都是違背了自然規律。而我們人類出現病魔纏身的，也是違背了自然規律了，浪費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所以要受到懲罰。不良生活習慣導致 不該吃的吃多了，那麼你要想病好，之前的那些就要少吃了。
應季飲食是基礎，另外健康和飲食還有什麼關係呢？最重要的是饑渴清淡，如果你能保持了饑渴清淡，那麼人生就有味了，疾病會離你遠去。
另一方面，如果你到韓國旅行，就會在餐廳、超市中看到這樣的四字漢字：身土不二，甚至在食品包裝袋、廚具上都時有出現，彷彿一個獨有標籤，講的竟還是異曲同工的道理。身土不二（신토불이）這個詞原本來源於佛教，現在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就要吃這裏生長出來的東西，彼此屬性相同才最健康。意思就是指「因果報應」，「人與世相互影響，世是映照人的鏡，同時人也是可以影響鏡中映像的存在。」我們看似真有，乃是用「分別心」看，真相是『當體即空』。 解經的人曾舉例：比如看電影，底片是一張一張的，放映時速度太快，我們只看到連續相，一秒鐘開關二十四次，我們肉眼如何有這樣的能力去辨別。 世間多少事物是這樣讓我們無從察覺它是假或是空。
1907年，「食養會」會長、日本陸軍藥劑監石塚左玄提出「以基本食物來養生」（玄米菜食を基本とした食養），並開展活動。當時的日本國內曾有人認為「白麵包可導致亡國」。石塚左玄認為，人應當多進食身處的土地生產的和應節的食物。
1912年，食養會理事陸軍騎兵大佐西端學也提倡這個觀點。他簡化了石塚的理論，提出「進食當地生產的食品會使得身體健康，進食外來食品則會令身體變差。」西端學從京都僧侶中得知佛學中有「身土不二」這個詞。此後，西端就以「身土不二」作為口號來推廣他的理論，並作為食養會獨自的大原則來推廣。
進入昭和時代後，「吃本地生產的食品會使身體變好，這是基於佛教的日本傳統」這種說法，在有機農業、自然食品生產業、生協運動、一部分農業團體、替代醫療業等領域中漸漸傳播開來。
1989年，韓國農業協作中央會從日本有機農業的文獻中得知「身土不二」這個詞，並從此以此詞作為國產品愛好運動的口號，成為一大熱潮。但當時由於韓國人的誤讀，這個詞語被誤認為是「出源於中國的佛典，而且是中國古代的傳統」。1990年代中，日本傳媒介紹韓國人這種文化的時候不清楚這個詞語的來源，為以後的「中國起源說」和「韓國起源說」創造了契機。
理智一點分析，無論對任何國家來說，在最恰當的時間裏收穫最好的食材，不用經過舟車勞頓和冷藏包裝的折騰就能直達民眾餐桌，毫無疑問都自然是上品。但在韓國人心中，身土不二之所以能成為認知度極高的「準則」，還有個原因是當權者動的腦筋。自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疲軟的經濟促使政府想出了這個辦法來順應愛國主義推動消費力。伴隨着商家的推波助瀾，慢慢演變成支持國貨的代名詞，韓國人從此將它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深深綁定，這才有了本國商品強勁的購買力，就算蘋果手機享譽世界，人們仍舊會使用三星，即使買得起奔馳、寶馬，路上更多的還是現代、起亞，不得不說是一石二鳥的雙贏（ＷＩＮ—ＷＩＮ）妙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