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疫 多難興邦

　　上文《基辛格：「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提出美國在疫情底下，委婉批評特朗普政府未能正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特朗普各方面的表現有目共赌。曾經在紐奧連市參觀那裏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增長不少歷史知識。在三十年代後期，美國軍力十分薄弱，兵力只是同期日本的四成，德國的十分之一，戰機也只得一千七百架，所以美國遲遲不願參戰。後來形勢轉變，參戰了，美國的工業力量立刻顯示實力，羅斯福總統本來希望美國的工業界能造出五萬架戰機，便於願已足，怎料美國廠一發狠勁，竟造出了三十萬架，其他的坦克大炮等也是大量生產，由是美國能自稱為世界民主政體的兵工廠，並贏得了戰爭，雄霸戰後的世界。
　　時移世易，今天的疫情也是一場很難打的戰爭，對象不同，攻堅手段有異，防衞的武器也不一樣。在這場新的戰爭中，中國突然變成了新時代的兵工廠。口罩每日產量從一千萬左右猛增至近二億，防護衣、眼罩、面罩、探熱針、消毒液、醫用手套等等抗疫物資，中國的工廠都成為世界各國抗疫的大後方。據悉美國大多藥物直接或間接都要從中國進口，抗生素更九成七來自中國，你叫美國如何不擔心？
　　中國抗疫的傑出成績，有些人要抹煞它，但這是不可能的。這次抗疫，就像一次社會動員力的大演習，世衞盛讚也驚歎不已的封城、家居隔離、社交距離、十天建好設備完善的醫院、一月十二日便以破紀錄時間公佈了冠狀病毒的基因圖譜，全國各地派遣醫療隊及運送物資支持武漢，在仍在進行式時，西方國家及香港有些政客及「公共知識份子」不是罵中國侵害自由便是嘲笑其為了小小的疫情也弄得這麼差勁混亂，其體制的不濟可想而知。但現在結論已寫在牆上，不採用中國這種對病毒打殲滅戰的方法，後果很嚴重，以人均比例計算，歐美不少國家的確診個案及死亡率竟是中國或東亞地區的數十倍！屍積如山，世界第一繁華之地紐約市竟要用亂葬崗方式掩埋屍體，從前真不能想像。
　　中國此種應付突然而來的災禍的能力背後有着極不簡單的因素。這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系統工程，政府的組織力、動員力、高水平的科研醫療水平、人民的危機意識、合作態度、無私奉獻、工業的強橫實力，缺一不可。更為難得的是中國人民是一個飽經災難的民族，早已培養出一種深刻的未雨綢繆的民族性，抗逆能力超強。看看中國的總和儲蓄率便知，中國每年總產值的四成五不作消費，被儲蓄起來，其中總有GDP的一兩個百分點變成庫存，其餘的四十多個百分點用作投資未來。這與美國人近乎沒有儲蓄，沒有工作便立時陷入危機大不相同，抗逆能力，高下立判。
　　只懂化解逆境尚未算優秀，懂得多難興邦，自滿喪邦的道理才可使中華民族在世界屹立數千年而不倒。中國社會適應力強，能把危變為機，二○○三年沙士年旺了搞網購的阿里巴巴，今次疫情一樣可大力促進一些新科技及改變人民的生活模式。辦公室可設在家裏，開會可通過電腦及手機，上課也不用到學校，同樣用手機或電腦便可，而中國智能手機的用家數量是世界之冠。人工智能大數據機械人已被用在抗疫，人面識別系統加上大數據已大顯身手。想一想全國這麼多城市的人口突然都網購食物，此種物流及餐飲業的實驗，規模何其巨大？將來必有新興的科技與行業應運而生，未來的瘟疫中國亦更有能力應付。
　　IMF對今年及明年最近發表了個經濟預測，它認為今年中國的GDP增長率是正1.2%，明年9.2%，美國今年是負5.9%，明年是4.7%。這個預測較為悲觀，其準確性很受疫情延續多久所影響。我一向認為這疫情動不了中國經濟的根本，不是說其下行壓力不大，而是在疫情受控後反彈力強勁，此點IMF的看法與學者的估計接近，而中國疫情亦早在三月初便受控，與不少專家預期相同。不過，在兩三個月前倒是無法想像歐美先進國家在病毒面前如此缺乏準備，以至疫症一發不可收拾，中國反倒要應付數量不少的輸入病例，世界各國不遏止疫症，沒有一個國家會安寧。如此一來，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在深度及時間延長上，都會有所反映，IMF的預測我是相信的，也是是要把新情況都考慮。從另一角度看，假如IMF預測正確，這兩年內中國增長率共跑贏美國11.6個百分點，中美經濟差距又再大步縮窄。中國經歷了多難興邦，美國則有可能要體會自滿喪邦的滋味。
　　最後轉載一個來自內蒙古呼倫貝爾邊遠小城的援鄂抗疫小護士的文章，詳述整個疫情，她以第一身的記錄，讀來令人感動：
        『今天，是我從湖北抗疫前線歸來，上班的第一天。單位的院長和全院的醫務人員，在醫院門前，列隊歡迎我的歸來。醫院門廳上方，掛着歡迎我的橫幅，路邊和醫院門前，聚集了好多人。
        我下車，給司機鞠躬。我的護士長，早已迎過來，相擁而泣。緊接着，我向院長鞠躬！向全院醫務人員鞠躬！向那些不認識的給我鼓掌的觀衆鞠躬！
        我懷着一顆謙卑感恩的心，以鞠躬的禮儀，感謝醫院的領導和同事們！我是這個醫院唯一去武漢抗疫前線的護士，代表着我們醫院一百多醫務人員。短短兩個月的分別，好象度過了漫長的歲月，我眼裏含着淚，又見到了我朝夕相處的同事們，我平安地回來了！
        大家簇擁着我，一一握手，不時擁抱，我被衆星捧月般圍在中間。
        我是學護理專業的，才上班兩年。在這個小城的醫院裏，每天工作在內科護士站，配藥、扎針、換藥、巡護，整天往返忙碌在護士站與病房之間，有時，也會遇到病人和家屬的冷眼和不屑。
        我這輩子，只想默默地當一個專業護士，過平平常常的日子。我還是一個招聘人員，不在正式編制內。我常常羨慕編內的醫生和護士。我一直以來的最大願望，就是哪一天，能成爲正式的編內人員。我從來沒想過出名，更沒想過成爲英雄。可是，兩個月，改變了我的人生，這，我連做夢都不會想到。
        2020年，過完除夕夜，正月初一，單位通知我去醫院，說院長找我。見到院長，他說上級衛健委已經確定我，參加自治區醫療隊，去武漢抗疫。先去自治區衛健委報到，然後乘包機第一批飛抵武漢。院長與我談話半小時，說了一些要求，也叮囑我要注意保護自己。院長已經讓醫院行政辦主任，給我買好了隨身攜帶的物品，還有去自治區的機票。回家與父母簡單交待了一下，我跟父母說，是去自治區參加業務培訓，沒說去武漢，怕他們不放心！我簡單打點一下行囊，就匆匆趕往車站，去一百多公里外的機場。離開小城時，我看了看熟悉的街道，那些沉浸在春節快樂之中的建築，還有節日的彩燈———沒有歡送，沒有告別。小城的人們不知道我這麼個小護士，剛過完除夕夜的一個出行者，正在匆匆趕赴武漢前線。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回到這個小城，還能不能再看到這小城裏的風景。我的心情很複雜，畢竟這不是去旅遊，這是奉命去武漢抗疫前線，是以一個醫者的身份，肩負着使命去救人，去以命去救命！生死未知？
        走出家門的那一刻，我已抱定誓死報國的決心。因爲，國難當頭，大疫當前，國家選擇了我，我當逆行向前，絕不退縮！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
        到達武漢後，我所在的醫療隊，被派往湖北荊門市。五十多個日日夜夜裏，我們每天都在超負荷工作，一天得工作十幾個小時。按照嚴格的護理流程，日夜輪換。在十幾個小時裏，不吃不喝，不上廁所。身體的透支，疲憊的極限，面對着一個個感染的患者，也面對着一個個死去的病人。護理患者，換藥，看醫療器械檢測，管理患者的吃喝拉撒，象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在這裏，生命是崇高的，職責是神聖的，我感受到了一個醫者的天職。當病人沒有了生命體徵，我們有時是一個人，爲逝者從頭到腳，擦拭一遍，換上衣服，裝進統一的屍體袋，向死難者三鞠躬！用車推出病房，送到專用的停屍房，再由消毒車送到火葬場火化。
        在病毒感染者住院或者去世後，他們的親人都不在場，死去的人，身邊沒有一個親人爲他們送行。這些都由我們醫者負責。難怪在醫療隊離開武漢，離開湖北時，那些家屬和親人，長街跪哭！聲音嘶啞！他們不知道爲他們親人送行的，是哪一個醫者？就連感染者本人也看不到醫者的真實面容？但是，每一個死去的感染者，都受到了最好的治療，一個感染者的醫療費，都是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任何一個感染者，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的專業護理，不是親人，勝過親人！
        國家把我們四萬多醫療隊員，派到湖北，分到16個地市，還有武漢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個重症醫院。給我們最好的生活保障，用最好的防護服和工作待遇，我們每個人，都在這沒有硝煙的戰場，沒日沒夜的拼命！爲國一戰，不懼生死！神聖的使命，讓你不再是過去的自己，而是四萬多抗疫大軍的一個勇士！我偷偷地寫好了遺書：如果我被病毒感染了，死了，我的遺體捐獻國家，做醫學解剖之用。這是疫情前線，感染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裏，每一個醫者的靈魂，都受到空前的洗禮！身後揹負着家鄉領導同事和幾十萬乃至幾百萬鄉親的厚望，把生命置之度外，不辱使命，盡職盡責，是唯一的信念。
        離開家鄉一個多月以後，我在湖北荊門抗疫的消息，上了家鄉的電視新聞。內蒙古自治區的各個機場、城市的廣場和大的商廈，滾動播出我們赴鄂醫療隊的頭像。父母才知道我在湖北荊門抗疫。家鄉的黨政領導和衛生系統的領導，去我家慰問，送去了兩萬元慰問金。我的父母，從來沒想到會有這個殊榮！小城市的人們，知道我在湖北前線抗疫，都期盼着我能早日平安歸來！
        三月十七日，我們第一批撤離湖北，歡送我們的人羣，一眼望不到頭兒，那時候，武漢還在封城吶，湖北各地還沒有解封。但是很多人聚集在我們的駐地樓前，居民樓上的人們，開窗揮動着國旗，大聲喊着：感謝！謝謝你們！我和隊員們，都被湖北人感動哭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次次的給他們鞠躬！感謝他們的深情厚誼！感謝他們爲了國家的付出！
        封了武漢一座城，控制疫情救全國。荊楚大地的六千多萬湖北人，響應國家隔離的號召，控制了疫情向全國蔓延。你只有到了湖北，到了武漢，身臨其境，纔會深深地感受到湖北人民，所做出的艱辛努力，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包括成千上萬親人們的生命！
        我們這些來自各省區的醫療隊員，每一天，都被感動着。奉國家之命，來湖北抗疫，我們的身心與這片英雄的土地，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每天，汗水與淚水交織在一起，熱血與拼搏在創造着奇蹟。
        在武漢天河機場，登上返程的包機，我的心難以平靜。起飛了！在萬米高空，透過機窗，再看看大武漢，這是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我平生第一次來武漢，竟然是作爲一個醫者，奮戰了五十多個日日夜夜。我也被授予荊門市榮譽市民，享受在荊門終生旅遊和賓館免費的待遇。我們的名字，也被荊門收錄，將存放在博物館。
        回到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自治區的領導親自到機場迎接！警車開路，警察敬禮，敬獻鮮花，敬獻哈達！人們夾道歡迎！我和隊員都感動得熱淚盈眶！做專機，過水門，警察護送，長街歡迎！這輩子，曾經去湖北抗疫，受到如此高規格的禮遇！太榮幸了！見到了那麼多領導，那麼多專家教授，那麼多場面，那麼多禮儀，那麼多感動———開眼了，長見識了，我也變成了一個有家國情懷的人。一個人，當你的生命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你會感到崇高和偉大，使命比生命更加重要。
        住在鄂爾多斯豪華的賓館裏，一日三餐，吃得都是上乘的佳餚，享受着高規格的貴賓待遇。隔離十四天後，我們一行十五人坐飛機，回到了呼倫貝爾，隆重的歡迎儀式後，我坐着市裏來接我的專車，兩個小時後，回到了離別兩個多月的小城。我走的時候，冰雪寒風，如今歸來，已經是春風拂面。走時靜悄悄的，今日歸來，小城人流如潮。迎接的儀式，更是讓我感動不已。警車開道，警察列隊敬禮！市委書記、市長，還有醫院的領導和同事，握手！獻花！照相！領導講話！我長這麼大，也沒見過家鄉這個場面，而且是萬人空巷的歡迎我的歸來！感動！流淚！無語！
        我有何德何能，能受到湖北荊門市所給予的如此殊榮！作爲一個護士，我今生真是太榮幸了！沒想到，真的沒想到。自治區給我們每個赴鄂醫療人員，頒發了兩枚特製的金質紀念獎章。我已經被自治區列爲轉正人員，成爲享受編制待遇的國家事業單位正式職工。還有，按照國家的文件要求，在湖北抗疫期間，每天都有補助，自治區也有補助，加起來，一天達到八百塊錢，還有另外的獎金，還享受內蒙古自治區東西八千里的風景名勝區終生免費旅遊！
        我本來就是一個普通的護士，履行一個護士的職責，是我的本職工作，也是我應該做的。從湖北荊門市，到自治區，到家鄉，給了我這麼多殊榮和獎勵！這是對一個援鄂醫者的莫大獎勵！
我，爲自己去湖北前線抗疫，而感到榮幸和自豪，也讓父母和親人們，感到驕傲！
        我深深地懂得，鮮花，掌聲，榮譽，一切都會歸於平淡。我會盡快地回到工作崗位，以一個謙卑的心，感恩的心，加倍地工作，爲人民盡職盡責地工作，以此不負這些殊榮。
        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就是一個普通的護士。今生選擇了護理專業，我無悔人生，無愧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因爲，我曾在武漢抗疫前線，戰鬥了五十多個日日夜夜！這將是我人生難忘而榮光的一段歷史。
        短短兩個月，我成了小城裏的英雄，我好象在做夢一樣。可是，這已經是現實了。自從去了武漢，我學會了鞠躬。謙卑，感恩，這將伴隨着我的一生。讓人走進你，如浴春風，這纔是一個有仁心的醫者！

         大愛無疆，醫者崇高！』

香港激進派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因為反對派拉布，選了半年也選不出主席。另外有大量的政府撥款申請在立法會嚴重拖延。這些事大家初見時都甚覺驚訝，但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甚至愈來愈多人覺得反對派拖得有道理，卻不知道自己為拉布付出重大代價，人家拉布，自己找數。
　　香港陷入一個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這名詞源於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一單銀行搶案，當時劫匪歐森（Jan-Erik Olsson）狹持行內的4名職員，並與警方展開槍戰，期間更開出條件，要求當局釋放他的獄友歐羅弗森（Clark Olofsson）。在近6日的對峙後，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強攻歐森，劫匪釋放人質。這班銀行職員在長時間挾持下聽了匪徒Olsson和Olofsson的故事，對他產生同情，認同其做法。事後警方將匪徒告上法庭，但四名人質不但不願上庭指證，還替他籌款抗辯。後來瑞典警方找來犯罪學者Nils Bejerot研究，發現人質長時期只聽劫匪單方面道理，結果被洗腦，出現這種同情加害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很早已經發現，香港政治上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大家聽加害者單方面講故事，久而久之，認同了對方的觀點。
　　這個病症出現之初，源於一種怕事心態，主要在高官和建制派議員的社群中擴散。遠在十多年前，反對派在立法會開始玩激進，那時激進派仍勢孤力弱，但行為偏激。高官和建制派高層認為，政策法案和財政撥款都夠人數舉手通過，所以採取「你有你講，我有我過」策略，明明自己有道理的也不去論述，因怕被對方搞，所以不出聲為妙。而對方本來沒有甚麼道理，卻拼命論述。公眾不明就裏，偏激意見聽得多，就覺得激進派也有道理了。
　　尤有甚者，有建制派大佬，善於討好激進派。多年前任由長毛在立法會「表演」，待長毛曝光夠了，循例叫保安請長毛離開議事堂，長毛也欣然合作，表演完就收工走人。激進派有充份曝光機會，愈養愈大，不斷細胞分裂，快速繁殖。背後是建制派大佬為保自己的光環，不斷向激進派放水，終至覆水難收。
　　激進派由量變到質變，全面佔據政治意識形態高地，恣意扭曲民主理念，毒化香港的「一制」，主要在兩個關鍵地方下工夫。第一、不按遊戲規則辦事。民主本是一個按規則運行（rule-based）的制度，只要按規則進行，即使得出和自己意願相反的結果，也會接受，因民主主義者堅信，按規則辦事才可達到制約獨裁的目標。然而，激進派由議會內玩激進花招，到拉布拖垮議會功能，再到街頭暴力攬炒，最後演化成用天拿水淋人放火的無底線行為。這是有意識一步步升級，最後在宏大理想包裝下，演化成全無底線的衝擊。
　　這是玩少數人政治的極致表現：我是少數，但我理想最高，我大晒。在反對派夠膽日日講，而高官建制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去講時，少數派歪理變成真理。人質天天被人洗腦，愈來愈多人倒過來同情劫匪。加害者就由少數派慢慢變成多數派。
　　第二、否定包容。民主制度本質是透過選舉去產生領袖。在這過程中要包容的理念。大多數人支持的領袖勝出，也要包容落選者民情。所以很多外國極其對立的選舉後，勝出者第一篇勝選宣言，往往提出對立的雙方和解，共同管治好一個地方。然而，香港早於二〇一〇年已有人有意識地散播民主不應包容概念，這是本地大肆搞破壞的勇武思想的根源。包容的反面就是仇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死全家」標語。而一些在區議會選舉勝選的議員，會在辦事處門外貼上「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告示。
　　當反對派在未能以大多數議席去控制立法會的時候，就用拉布等破壞遊戲規則方式，去癱瘓政府。但當自己成為大多數上台之後，就倒過來用體制暴力壓迫少數對手。這不是民主社會，而是「多數人的暴政」。
　　香港的一制已被騎劫，病情甚深。

癱瘓內會, 誰人有權撥亂反正？

　　打從去年十月立法會復會，經過半年時間，內會仍未選出主席。上月看不過眼寫了《議員玩政治是議會順暢運作的絆腳石》，至今內會仍然卡住。港澳辦、中聯辦日前批評正主持立法會內會的公民黨郭榮鏗涉違反誓言、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民建聯陳克勤昨稱不排除任何方案，包括對郭提出不信任動議、修改議事規則，甚至提告指控郭違反誓言。郭榮鏗強調，指控他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應拿出證據，他會繼續按《議事規則》、《內務則守》主持會議，不會阻撓議員發言。特首林鄭月娥昨被問到律政司會否提出檢控或「DQ」郭的議席，她說應由立法會「自我糾正」；她批評郭榮鏗一直阻撓內會選舉主席，因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日前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不應對濫用主持會議權力的做法視而不見。梁君彥昨說自己不會判決郭榮鏗有否瀆職，立法會有機制，可根據基本法第79條及《議事規則》處理。
        港澳辦和中聯辦措辭嚴厲，一石激起千重浪。反對派聲稱中央是在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而建制派則表示港澳辦的評論恰如其分，批評攬炒行動令人憤怒。
        整件事的本質很簡單，反對派在立法會發動各種類型的拉布，令到大量財委會應該批准的撥款，長期拖延，未能通過。而今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再加一招，再搞內務委員會，癱瘓其審議法案的功能，大大阻慢法案通過。由於郭榮鏗是上屆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今年度便由他主持第一次會議，去選出新一任內委會的正、副主席，結果由去年十月十六日內會第一次會議開始，由於郭榮鏗縱容反對派用各種方式拉布，內務委員會在過去半年，召開了十四次會議，都選不出主席，導致立法會大量審議法案工作停擺，多達十四條法案未能及時審議，超過八十條附屬條例在修訂期限前無法經內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一些比較重要的法案，只能夠繞過內務委員會，直接提交到立法會審議，嚴重干預了立法會的運作，除了拖延時間之外，亦令到立法會審議法案的質素大降。
　　阿爺最後忍不住要出手，亮劍直指郭榮鏗等議員涉嫌違反了就職誓詞和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針對前者，立法會在宣誓就職時，當中有一句是要「盡忠職守」，郭榮鏗主持一個簡單的會議，搞了半年也一事無成，相信連小學生都知道，郭榮鏗沒有「盡忠職守」，而且還是故意的。至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這條罪名也不止於針對貪污受賄，亦包括立法會議員這些公職人員，沒有做他們應做的職責，便觸犯了這條罪行。在英國案例R v Dytham（1979）1 QB 723中，英國警員Dytham見夜總會門口打死人，自己趕收工不制止，便是很典型故意不作為而犯法的例子。
　　現在有很多人依然覺得阿爺只是吹吹水、打打口水戰。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香港局面變得太壞，已去到一個臨界點，逼使阿爺要作出反制行動。
　　當阿爺無到者，大致有兩個觀點。一、認為這些所謂罪行，不會告上法庭。就算告上法庭，也不會告得入；二、阿爺只能行使監督權，監督一下香港的狀況而已。
　　我認為上述兩種觀念都有偏差。無論是DQ或者起訴反對派議員行為失當罪案，最後都很可能要對簿公堂。但要留意《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文的規定。香港回歸前無終審權，回歸後中央讓香港特區法院有終審判決，並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解釋《基本法》，但在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若特區法院「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在終局判決前，需要尋求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這條文主要是限制香港法院在相關事務上的權力。
　　「郭榮鏗事件」及廣義的拉布行為，是有人使用不合常規的方法去癱瘓立法會的運作。香港立法會是憲制架構的核心組成部份，由人大常委會定立《基本法》，確立了立法會的組成和職能。任何人使用非常規的方法去癱瘓立法會的運作，影響它訂立法律或者批准撥款的功能，即等於癱瘓了中央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和立法機構的功能，絕對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當然也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對此，中央政府也不會任由本地法院可以隨意作出終審判決。這個安排也很容易理解，沒有一個正常的中央政府，會任由人以不合常規的方式，去癱瘓自己的地方議會？說中央不能干預，要阿爺任由你去癱瘓立法會，到搞死香港為止，這是甚麼邏輯呢？
　　有人話中央這個做法會影響「兩制」。問題是九七回歸時的香港一制，包括一個運作正常的立法會，但如今香港的政治操作，已令立法會逐步不能運作，香港這一制嚴重扭曲變形，滑進體制失效的深淵，這真是當年草擬《基本法》時說要「五十年不變」的一制嗎？反正我做幾十年人也未見過，一個立法會選了半年也選不出內會主席，不止香港，舉世罕見。

實施23條---世上有沒有必贏的戰事？

中學時我很喜歡歷史科，由夏商周至近代，對於部份歷史事件，經常研究它的起因，經過，結果和影響。同時，對於中國五千多年歷史、文化得以持續，歸功於我們的方塊文字——漢字。
習大大曾說過：「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發明了造紙術、活字印刷術。這兩項重大發明既使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得到廣泛傳承，又使其得到交流，並向世界傳播。」這段話明確指出漢字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而且是傳承中華文明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漢字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並且與時俱進，至今魅力無窮。漢字具有的生命力、創造力、表現力、凝聚力和影響力鑄就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在整個歷史洪流中，文化能夠傳承，離不開當中國人民被外族侵略，能夠激起愛國主義，產生強大的團結力量，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表現形式、范圍與規模、推動愛國主義前進的社會力量，都隨著社會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的變化而發展。近代史書評價盧溝橋事變，認為中國人民經過流血犧牲、艱苦抗戰，最終趕走侵略者，獲得戰爭的勝利，就是涉及上述的愛國主義。盧溝橋事變，是中華民國與日本於1937年7月7日發生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的一起軍事衝突，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八年抗戰）全面爆發的起點。中國軍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戰爭之作戰。
上日屈穎妍寫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是盧溝橋站崗的守衛……》，對於今時今日的香港，很有啟示作用，轉載之：

如果我是盧溝橋站崗的守衛……

屈穎妍：「我喜歡何君堯議員一句結語："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殺出重圍！"三分一香港人都殺出來了，你呢？」
如果，我是當年盧溝橋上站崗的守衛，鳴槍阻止踏上橋進城的日軍，最後不敵，國家陷入漫長的抗日戰爭。你猜，歷史會不會責難我這個在盧溝橋頭擎槍守土的士兵？
提出這疑問的，是何君堯議員，他近日正在發起民間撐23條聯署，許多人說：「白費心機啦，反逃犯條例都搞到滿城風雨，這23條怎可能過得到？」
悲觀，就不試嗎？就不做嗎？以此原理，當日盧溝橋守城的衛士應該毋須抵抗，讓日軍長驅直入好了，反正當日橋頭只得兩個排約六十人，面對來勢洶洶的五百多名日軍，絕對是寡不敵眾，白費心機。
但守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鳴了槍，開了戰，儘管犧牲了性命，但歷史不會責難，因為他們對得住崗位、對得起百姓。
截稿之時，民間支持23條的簽名數目已達183萬，簽名仍然繼續，離最初何君堯議員許下二百萬的宏願不遠矣。雖然許多人又會說：「簽了又如何？二百萬又如何？在立法會別說要通過，一提出來，連會都開不成啦！」
說的都是事實，但還是那句，機會渺茫，就不做嗎？就要舉手投降嗎？
我問何君堯對落實23條抱有多少希望，他說：「三個月前，我覺得成功率是0.001；三個月後的今天，我認為有25%。」
雖然，25%仍是下風，但世上沒有必贏的戰事必輸的仗，Never say never，不試一定會輸，肯試就有機會贏。何君堯連同一班有心義工一直不放棄，由零開始簽到昨天的183萬，接近三分一香港人，這就是民意，這就是心聲。
第一個星期日擺街站我特別跑去看看，一個區才得一、兩個點，不太方便的位置，所謂的街站連一張摺枱都沒有，只得一塊「易拉架」、幾十個義工站在街頭巷尾拿著膠板請大家支持簽名。枱都沒有，別說大台了。簽名運動很簡陋，正因為簡陋，更顯珍貴，因為聲音力量都來自民間。
何君堯給我看一張清單，23條簽名運動至今只用了三萬一千元，「我們開會都是吃飯盒，街站義工一人一支水，就這麼簡單。」大家義不容辭，因為知道香港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這事不是為自己、不是為何君堯，而是為守住香港、為保護國家。
建制派對沒把握的仗，向來不願沾手，所以對推動23條，大家都按兵不動。幾個月來，只見何君堯舉著大旗領著老百姓在衝，擁有利器戰車的，都在旁觀望，怕一出手會影響九月立法會選情。
又是雞與雞蛋的問題，有23條，就可以處理那些叛國者，把他們排除於制度之外；沒23條，那些「港獨」賣國的統統入閘進議會，香港從此萬劫不復。
我喜歡何君堯議員一句結語：「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殺出重圍！」三分一香港人都殺出來了，你呢？

基辛格：「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

　「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以此為題撰文，在中美兩地以至國際社會引來不少談論。基辛格曾在尼克遜政府擔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務卿，1978年促成中美建交，被譽為美國外交的見證人。基辛格老而彌堅，近年一再發表關於世界秩序演變的著作，他在《華爾街日報》的投稿文章中認為，「即使新冠疫情結束，世界也將成為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地方」，「美國政府必須在保護美國人免受病毒所害的同時，著手制定謀劃新時代的緊急工作。」

　作為德國猶太移民的兒子、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辛格說：「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超現實狀況，讓我再次想起了在《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的感受。」突出部之役是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的持續戰鬥，是德軍對抗盟軍發動的最後反擊。雙方傷亡人數約19萬人。

　基辛格解釋說：「（就像突出部戰役時壹樣）我感覺到了隨機和破壞性的威脅，而不是針對特定個人。」他接著指出：「如果說當時美國在最終目標下發揮了強烈的忍耐心，那麽現在需要具有有效和長遠眼光的政府，這是重大的差異。」這是在委婉批評特朗普政府未能正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

　基辛格還批評了各國在新冠疫情上關閉大門各自逃生的現象。他說：「國家的繁榮基於對政府預測災難、抵禦沖擊和恢復穩定的信心。在新冠疫情結束的時候，將會有許多國家被認為是失敗的。」他還說：「各國領導人都在以國家為單位應對此次危機，但病毒並沒有識別國境。」他強調：「各自努力有限。必須全球合作。」

　基辛格警告說：「雖然保健危機可能是暫時的，但政治、經濟的劇變會跨代延續下去」，「最重要的是自由世界的秩序會受到威脅。」他同時強調：「由於新冠疫情，可能會從以全球貿易和自由移動為基礎的時代，退回到屬於時代錯誤的‘壁壘時代’。美國必須帶頭維持、守護啟蒙主義的價值。」

　在他眼中，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破壞，固然需要國際合作；疫後世界秩序走向同樣需要及早籌謀。作為美國外交「教父」，基辛格談疫情變局，當然是從美國本位出發，文章一字未提中國，究竟疫後國際權力天秤如何變化、中國歐盟等將扮演什麼角色，基辛格亦沒有觸及，中美兩地輿論各自演繹發揮，當中不乏強硬言論甚至扯上戰爭。中美已然墮入「修昔底德陷阱」，疫情下台海南海軍事較勁未見減少，兩國軍事衝突風險會否增加惹人關注，疫後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可能更紛亂凶險。

　近年基辛格的著作，相當關注中國崛起以及世界秩序演變這兩個課題，在他眼中，今次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一大原因是「國家團結興旺，取決於國民覺得他們的制度機關能否預視災難來臨、控制災難影響並恢復穩定」，疫情過後，相信「很多國家的制度機關將被視為失敗」。基辛格指出，疫情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翻天覆地影響，可以相當深遠，當下各國領袖面對的歷史挑戰，是一邊控制眼前危機，一邊謀劃未來。

　疫症全球大流行，沒有國家能獨力應付。基辛格亦提到，各國不能各自為政，必須有全球合作視野和相應的合力抗疫方案。基辛格以此為前提，就美國應做何事，提出了三點。他強調，美國應借鑑二戰「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研發）及戰後「馬歇爾計劃」（支援歐洲重建），一邊發展新科技加強傳染病控制，一邊致力修復全球經濟傷口，拿出援助方案，為全球弱勢國家和民眾紓困。最後一點則是設法捍衛自由世界秩序原則。

　基辛格是現實主義者，視世界為「大棋盤」，當年他促成中美修好改變世界格局，中國雖是得益者，可是基辛格的目的，始終是如何透過「聯華制俄」伸張美國利益。基辛格看待疫後世界秩序，當然亦是從維護美國全球一哥地位出發，雖然他談的是國際合作，可是整篇文章從沒提過中國或歐盟。基辛格「肯定」華府有下工夫抗疫，避免了「即時浩劫」，可是從他細談美國疫情嚴峻、醫療物資短缺、病毒檢測不足等，卻是拐了一個彎批評華府；特朗普任內大減傳染病控制和公共衛生開支、強調「美國優先」威脅削減對外援助，更有損美國軟實力。基辛格三點建議，放眼的是美國如何塑造和領導疫後世界，白宮現在所做的，在基辛格眼中顯然有所欠缺。

          隨着中國疫情緩和，推動抗疫科研、支援他國抗疫，正是目前內地全力在做的事。基辛格似乎想提醒華府，若不急起直追，這兩方面都可能輸給中國。美國輿論不斷抨擊中國爆疫初期的處理，又對中國援助外國抗疫提出很多質疑，可是對於疫情嚴重國家，沒有什麼比雪中送炭更實際。當一個先進發達國家確診病例多達數十萬宗、死者數以萬計，不管怎樣質疑其他國家報細數、自己如何受連累，也很難遮掩自身抗疫的失敗。

　國際秩序演變，要麼由於權力均勢重大變化，要麼涉及秩序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體現了美國獨大，政治自由和經濟開放則是秩序合法性所在，今次疫情不僅重挫歐美經濟，同時亦是對西方制度機關優勢的一次挑戰。危機當前，公眾信任至關重要，歐美多國的制度會否被視為失敗，相信是基辛格其中一個最關心的問題。西方眼中，中國預視災難的表現肯定不合格，可是中國在控制災難恢復穩定方面，迄今至少有不俗成績，反觀歐美三方面都出了大問題。倘若西方富國只顧自救，對貧窮發展國疫情袖手，現有秩序合法性可能受到更大衝擊。基辛格顯然不希望，疫後國際秩序演變，會朝着嚴重不利美國和西方的方向走。

　疫後國際秩序不明朗，各地民眾患得患失，容易失去分寸，甚至以為訴諸武力是確保自身利益的最佳方法。基辛格文章在中美兩地惹來甚多議論。在美國，有鷹派學者抨擊中國「可惡」，「其行動甚至可能導致台海開戰」，有必要跟中國算帳；在中國，有評論則稱「舊世界就要滅亡」，形容基辛格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戰敗之際」發表文章。

        過去3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修昔底德陷阱愈陷愈深，疫情下兩國在台海南海軍事活動未見減少，美軍戰艦一再駛經台海，北京大表不滿；美國退休海軍高官則質疑，解放軍可能想趁美軍駐西太平洋兩艘航母相繼爆疫，在南海擴張勢力挑戰美國，有美國媒體更稱，疫症令南海爆發衝突風險增加。中美「疫境」下軍事較勁不息猜疑不斷，兩地輿論不乏好勇鬥狠之聲，一旦爆發海上爭端、鷹派推波助瀾，執政者任何誤判，都有可能燃點火藥庫。

科學與人生

  2013年10月某個星期是諾貝爾獎發佈的日子，舉世屏息以待，因為與舉世聞名的「上帝粒子」有關。其實每年諾貝爾獎發佈的日子，我總會激情地跟著看熱鬧；事實上每一年都讓人驚嘆，每一個大自然的奧秘都令人神往，每一個偉大的發現都令人敬佩。雖然尖端科學已經離我非常遙遠，我對這些科學的偉大發現還是充滿好奇。
 物理獎是頒給提出「上帝的粒子」── 「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Particle )假說的兩位科學家。拜科學儀器的強大功能和國際團隊龐大人力的合作，終於可以讓兩位原創者在等待四十幾年後，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實驗證實。我們已經知道，宇宙初始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大能量，然後能量化做基本粒子形成「物質」，但是這又是怎麼「轉變」的？他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假說，一定有一個「粒子」是最終的連結。這是宇宙初始，能量和質量之間那個「失落的環節」，確實是偉大的發現，我們終於完成「創造」的最後一塊拼圖，又進一步清楚地看到上帝的輪廓。諾貝爾獎曾經幾次烏龍 ，後來證明是錯的，所以越來都越慎重，這回從「證實」到表彰不到兩年，是不太尋常。
 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看到上帝是怎麼創造宇宙呢？科學真的揭露宇宙 ”一生” ？
 很不巧，這個星期Discovery 頻道正好播出「霍金的宇宙大設計」。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 ) 是當代繼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有名的「上帝的挑戰者」，典型的科學家，不妥協的無神論者。他得了肌肉萎縮症，已經嚴重殘障，不能言語，只能用特殊的電腦溝通，但他還一直發表新的發現，有人說，這就是和上帝搏鬥的精神和代價。最近他和另一位科學家出版了一本探討宇宙創造過程的書，叫做「大設計」 ( Grand Design )，希望很快會出現中譯本。Discovery 這一小時的專輯就是由霍金自己介紹書中的內容，非常精彩。霍金也是非常有名的科普書作者，他那本「時間簡史」是永恆的經典之作，歷久不衰。
 電視上有許多精美的畫面，深入淺出，讓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學到了許多新的物理概念，例如，他說有「能量」就會同時有一個「負能量」，所以現在的宇宙存在一個巨大無比的「負能量」。不要以為我懂，我是完全不懂的，只是我能理解這個「故事」，如同小孩聽故事一樣，聽得很神往。
 故事最精采的部分是在最後。他的結論依舊頑冥不靈 ─── 不需要上帝！
 他能夠證明，宇宙的創造「不需要」上帝這個角色！物理學已經可以解答一切。我注意到他這個用詞，請注意，是「不需要」不是「沒有」 ── The Big Bang didn't need God to set it off.
 我最驚訝的是，他竟然回答了我所有曾經在部落格中提出的問題，例如，大爆炸之前呢？奇異點又是什麼？是不是需要另一則創造的神話？
 他一一否認，很抱歉，我一時記不起那那麼多內容。宇宙由「大爆炸」開始，這一點已經沒有疑義，那麼，大爆炸從哪裡來？大爆炸之前又是什麼？他說，大爆炸之前沒有「時間」的存在，所以沒有時間讓上帝創造。宇宙初始是正負能量隨機同時出現，同時消失的狀態 ，不需要「外力」。
 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解讀，我依舊有許多問題，科學還是沒有找到答案，它只是將問題向前、向外擴張而已。我的思想架構並沒有崩盤；「科學的邊界是哲學，哲學的邊界是神學」，人類的理性只是一直往邊界之外拓展而已。
 霍金也不例外，最後他也提到一段哲學，他說：
 「不需要上帝，也沒有來生，我們只有一次幸運的機會，來體驗精采絕倫的宇宙。」
  科學或許找不到上帝，永遠找不到，但是，科學卻能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人生。
 談到上帝粒子，凡人的我似乎覺得離地，就讓我們從宇宙深處回到地球，探討科學與人生。
科學不一定從深奧的理論出發，有時也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日常生活應該從事實出發，這就是科學精神。科學之所以成為人類比較實用的學問，又或者利用這些學問，成為有用的工具。因此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不考慮事實，做起事上嚟會比較吃虧。舉一個例子：如果你回家見到廚房一鑊油著咗火，你應該點做？一般人認為水可以滅火，但今次如果用水倒在油之上，後果將不堪設想，因為油的沸點比水高，當水接觸油，水會立即膨脹變成水蒸氣，它將滾熱的油 濺到四周，不單止熱的油，還有點著火的油濺到四周，產生災禍，這就是科學 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基於水在這種情況不能滅火，我們就要用滅火氈，或者用濕咗水的厚布，鋪在有滾油之上，濕布蓋在滾油上，可以將火熄滅，因為它隔絕氧氣進入，亦會令到溫度下降。雖然在這種情況下，水不能滅火，但我們不是推翻水滅火嘅認知，而是根據油和水嘅特性，而確立一個用滅火氈滅火的理論。這算是根據事實，解決一些日常遇到嘅問題，這就是科學思想，用實驗或者事實證明一些背後的理輪。
科學除咗應用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有時亦都利用科學嘅方法，或者態度處理事件。舉例：有一位親戚或朋友，經常向你搵著數，比如向你借錢；第一次借 借俾佢，點知佢唔還，ok第二次再借，嘗試畀個機會，點知又唔還，經過兩次try and error，你明白，借錢畀佢係錯嘅，於是有個判斷，就係佢係一個借錢唔還嘅人，如果唔用呢個科學精神：嘗試—＞出錯—＞再嘗試—＞再出錯，我們不會搵到一個結論。假使我唔用呢個方法，而用立場先行，認為一個曳嘅學生冇得救， 另外乖嘅學生有前途，如果我有咁嘅預設立場，我所有嘅判斷可能會錯！ 前題係曳嘅學生係咪真係讀唔到書呢？如果因此而我對佢有成見，改佢份卷時 諸多批評，喺雞蛋裏面找骨頭，咁佢可能因此而考唔到應有成績，結果做一個 廢青；但如果我一視同仁，無論佢係曳嘅，抑或好乖嘅，都同樣用同一把尺量度佢哋嘅成績，最後可能兩個嘅成就都一樣，這就是科學精神或者你用科學嘅態度去處理兩種不同嘅學生，全都是根據事實，而不是用喜好處理問題。
近年有不少年輕人以立場先行來判斷事件，代替我用嘅科學方法，究竟係啱定錯，我嘗試用一個簡單嘅例證明。舉例我喺地上寫一個６字，然之後喺我對面 有另一位朋友，如果我問佢地下寫嘅係乜嘢字，佢會話係９字，因為喺佢嘅方向，睇到嘅數字真係９字，但我明明係寫個６字，喺佢嘅方向睇到，就好似另一個字；喺佢嘅立場，認為係９字，佢認為係對嘅！其實我哋應該只能夠客觀地謂：喺地下有個數字，可能係６字，亦都可能係９字，呢個就係科學嘅態度。如果想知道呢個究竟係６字抑或９字，就要睇周圍嘅條件；譬如我除咗寫６字之外，我喺佢側邊寫多個７字，即係我寫咗６７，咁好明顯，６字係正確嘅答案，因為就算對面嗰位朋友睇到嘅雖然似９字，但側邊個７字，方向喺倒轉，所以佢應該判斷係６７，呢個就係科學方法；除咗睇本身個字之外，仲要睇吓周圍嘅佐證。
比較嚴謹，科學方法可以參考統計學的假設檢定，它是推論統計中用於檢驗統計假設的一種方法。而「統計假設」是可通過觀察一組隨機變量的模型進行檢驗的科學假說。一旦能估計未知參數，就會希望根據結果對未知的真正參數值做出適當的推論。
統計上對參數的假設，就是對一個或多個參數的論述。而其中欲檢驗其正確性的為零假設（null hypothesis），零假設通常由研究者決定，反映研究者對未知參數的看法。相對於零假設的其他有關參數之論述是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它通常反應了執行檢定的研究者對參數可能數值的另一種（對立的）看法（換句話說，對立假設通常才是研究者最想知道的）。
假設檢定的種類包括：Ｔ檢驗，ｚ檢驗，等等。（這些檢驗可利用圖表找出答案）
假設檢定的過程，可以用法庭的審理來說明。先想像現在法庭上有一名被告，假設該被告是清白的，而檢察官必須要提出足夠的証據去証明被告的確有罪。 在証明被告有罪前，被告是被假設為清白的。
假設被告清白的假設，就相當於零假設（null hypothesis）。
假設被告有罪的假設，則是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而檢察官提出的証據，是否足以確定該被告有罪，則要經過檢驗。 這樣子的檢驗過程就相當於用T檢驗或ｚ檢驗去檢視研究者所搜集到的統計資料。
上述係一個嚴謹嘅統計學方法，科學通常利用數學嘅工具達到某些目的。如果我們一些事實變性數據，咁你可以用呢個數學方法搵出從事實得出一啲判斷。譬如可以做到一個統計，喺同一個學期中，各班有幾多個曳仔，有幾多個乖仔，然之後將佢哋嘅成績列成統計表，再利用一啲檢定嘅方法Ｔ檢驗或者ｚ檢驗，最後得出曳仔係唔係成績一定差呢？乖仔係唔係一定成績好呢？最後結果就幫我哋判斷到邊個假設係正確。

美國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源頭

新冠病毒於2019年9月即在美國開始了人際傳播！
劍橋大學2020年4月9日發表論文，稱：
新冠病毒分三個變種：A、B、C。
A類病毒更多發現於美國和澳洲的受感染者。A類和從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為相似。研究人員稱A類病毒為“爆發根源”（ “the root of the outbreak” ）。
A類在武漢只有極少案例，且來源於在武漢生活過的美國人。
B類毒株是中國境內（即武漢）主要類型，且並沒有傳播出東亞地區。
C類病毒是歐洲主要類型。
A類變異後演化成Ｂ類，Ｂ類又變異演化成Ｃ類。

全文中文翻譯本如下：
研究通過基因突變繪製了COVID-19的“初期基因排序”，當它從中國和亞洲傳播到澳洲，歐洲和北美時。研究人員說，他們的方法可用於幫助識別無證感染源。 

COVID-19: 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provides ‘snapshot’ of pandemic origins

"基因網絡分析（genetic network analysis）有可能幫助識別未記錄的COVID-19感染源"——彼得·福斯特
來自英國劍橋和英國的研究人員使用遺傳網絡技術，重建了人類中COVID-19的早期“進化路徑”，因為感染已從武漢傳播到歐洲和北美。
通過分析將要從人類患者中測序的前160個完整病毒基因組，科學家們繪製了新冠狀病毒通過其突變產生的原始譜系，從而產生了不同的病毒譜系。
“有太多的快速突變，無法整齊地追踪COVID-19家族主幹。我們使用了數學網絡算法來同時可顯示所有可能的分支。”劍橋大學的遺傳學家彼得·福斯特博士說。  
這些技術最著名的是通過DNA繪製史前人類的移動圖。我們認為這是它們首次被用來追踪冠狀病毒（例如COVID-19）的感染途徑之一。” 
該團隊使用了從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從世界各地採樣的病毒基因組中獲得的數據。研究發現，COVID-19的三個不同“變體”由緊密相關的血統簇組成，他們將其標記為“ A”，“ B”和“ C”。
福斯特和他的同事發現，武漢發現了與蝙蝠中最接近的COVID-19類型-“ A”型，即“人類原始病毒基因組”，但令人驚訝的是，它不是該城市的主要病毒類型。
據報導，居住在武漢的美國人帶有突變的“ A”型病毒，在美國和澳洲的患者中發現了大量的A型病毒。
武漢的主要病毒類型“ B”在整個東亞患者中普遍存在。不過，研究人員說，該變體沒有進一步的突變就不會在該地區以外傳播很多，這意味著在武漢發生了“創始人事件”，或者說對東亞以外地區的這種COVID-19產生了“抗逆”。
“ C”變體是主要的歐洲類型，在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的早期患者中發現。該研究在中國大陸樣本中沒有，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韓國見過。
這項新的分析還表明，最早是在1月27日將這種病毒引入意大利，這是通過首次有記載的德國感染而來的，而另一種早期的意大利感染途徑則與“新加坡群”有關。
重要的是，研究人員說，他們的遺傳網絡技術可以準確地追踪既定的感染途徑：突變和病毒譜系在已知病例之間相互交織。
因此，科學家認為這些“系統開發”方法可以應用於最新的冠狀病毒基因組測序，以幫助預測未來疾病傳播和激增的全球熱點。
劍橋大學麥當勞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福斯特說：“系統進化網絡分析有潛力幫助識別未記錄的COVID-19感染源，然後可以對其進行隔離以遏制該病在全球的進一步傳播。”大學的繼續教育學院。
該發現今天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該研究中使用的軟件以及1000多種冠狀病毒基因組的分類和計數可從www.fluxus-technology.com免費獲得。   
研究人員將變種“ A”與蝙蝠和穿山甲中發現的病毒最密切相關，稱其為“爆發的根源”。類型“ B”源自“ A”，被兩個突變分隔，然後“ C”又是“ B”的“女兒”。
研究人員說，“ B”變體在東亞的本地化可能是由“奠基者效應”造成的：遺傳瓶頸是指在病毒的情況下，從一小群孤立的感染群體中建立了一種新類型時發生的基因瓶頸。
福斯特認為，還有另一種值得考慮的解釋。“武漢B型病毒可以在免疫學或環境方面適應東亞大部分人口。它可能需要改變以克服東亞以外的抵抗。在初始階段，我們似乎看到東亞的突變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慢。”
他補充說：“我們詳細描述的病毒網絡是流行早期的踪影，當時COVID-19的進化路徑被大量突變所掩蓋。就像在行動中捕捉到了一顆基因排序。”
自從進行今天的PNAS研究以來，研究團隊已將其分析擴展至1,001個病毒基因組。儘管尚未經過同行審查，但福斯特說，最新研究表明，COVID-19的首次感染和傳播是在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間發生的。 
研究人員使用的系統進化網絡方法-可以在一幅簡單的圖中同時顯示數百棵進化主幹-於1979年在新西蘭開創，然後由德國數學家在1990年代開發。
這些技術引起了考古學家Colin Renfrew教授的注意，該教授是PNAS這項新研究的合著者，在1998年。Renfrew繼續在劍橋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考古學研究小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