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公園實際上是香港當前許多問題的縮影。香港的發展經歷幾十年都是逐步而上，才形成今天全球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世界城市、令人羨慕的城市發展水平及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從開埠開始，香港便與內地結合，依靠內地眾多因素而不斷地成長。
海洋公園一九七七年建成營運，代表香港本地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香港的生活水平達到可以支撐本地大型的主題公園。而二○○五年的全新發展，一躍而成為全球主要的主題公園之一，正可與香港的世界城市地位相呼應。不過，消費的主力已不是本地居民，而是海外旅客，更多的是內地旅客。海洋公園成為中國和世界（至少是東亞區）的主題公園，反映着香港世界城市功能在國際、區域旅遊方面的大發展。
事實上，海洋公園的財務表現不錯，若不是二○○五年香港開設迪士尼主題樂園的分流競爭，成績會更佳。迪士尼在香港開設東京之後亞洲第二個主題公園，除了借香港打進內地市場，還是看好香港的內地和海外旅客客源。而過去十多年，海洋公園屢創佳績，本地的主題公園勝於國際名牌，也造就香港在國際旅遊的名牌。
即使廣州長隆主題公園的發展，以至上海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對香港海洋公園的競爭壓力有限。若不是政府補貼迪士尼，香港迪士尼樂園在美國專營權費的壓力下早已經營不下去。撇除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更可一枝獨秀。
近年的問題不在於市場和經濟，而在於政治。
一是為甚麼政府要用公帑支持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虧損經營（迪士尼公司還是每年收取豐厚的專營權費）？這是海洋公園與香港迪士尼的不公平競爭。
二是從「佔中」開始，香港政治被煽動為反對內地旅客的民粹主義，而且演變成旺角暴亂和去年的反修例暴亂，重心在於打擊內地旅客來港，背後是有外力干預的反中港獨勢力。香港政治受到暴動的衝擊，社會不穩直接打擊經濟，尤其是依靠外來旅客的旅遊業。而港獨等的暴動針對內地旅客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打擊更為集中。作為內地旅客來港重要吸引力的海洋公園，自然便備受政治攻擊，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症更是雪上加霜。
政府應否支持海洋公園？社會各界人士對其去留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與其斥巨資幫它「吊命」，不如任由關門大吉，騰出土地興建公屋，滿足市民居住之需；亦有市民認同海洋公園多年來為港人服務，應盡力保留這個香港標誌，而且它曾經盈利，今天的困局涉及經營不善等因素，需要更換管理層。
海洋公園是存是廢，不應單以情緒主導判斷，更不應隨意「斬纜」，影響旅遊業和香港的整體聲譽，更要兼顧員工權益，只有理性思考海洋公園的作用，才能判斷其存廢的意義。
有不少市民不分政見，呼籲任由海洋公園結業並利用其土地建設公屋，甚至連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鳴煒也表示建樓是一種可能。這種呼聲反映了香港當下不爭的社會現實—房屋問題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徵結，直接影響整個社會每一個領域的改革，解決這個問題是大多數市民的共識。事實上，樓價高企、公屋供應又不足，不同階層的市民均難覓安居之所，故此寄望「廢園建屋」，實在可以理解。
話分兩頭，即便海洋公園連年虧損，人流有所下降，但至上年度為止，仍有近570萬到訪人次。有人批評海洋公園接待大量內地客致本港遊客難以入園，這顯然不符事實。按海洋公園在年報中所述，本地遊客增長一直強勁，連海洋公園旁的酒店也表示有三成住客為本地人。而且，作為重點旅遊項目，海洋公園也帶來了逾2,000個工作崗位。
對於一部份人晦氣地提出海洋公園應該讓出土地建屋，這種意見只是視為對港府在房屋議題上不作為欠認知。然而，當提出「廢園建屋」時，我們不應忘記本港還有很多更理想的選擇。曾經讓香港各個階層都爭論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存廢與海洋公園目前面對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
雖然海洋公園有鐵路沿線之便，但粉嶺高球場佔地約170公頃，相對於海洋公園的91.5公頃大得多，而且地形比海洋公園更易於發展成住宅。更重要的是，海洋公園是每年至少服務幾百萬人次的旅遊景點，入場費相宜，普羅市民皆可負擔，對旅遊業貢獻良多，也是許多本地家庭消閒享樂的重要場所；粉嶺高球場則只服務一小撮富豪和少數運動員。做事必須符合公平原則，兩者都是政府土地，以覓地建屋而言，應先尋找對社會貢獻低、影響人數少的土地，譬如高球場、大量分布在新界的棕地，然後才是海洋公園這些本身已具一定社會貢獻的設施。如果當下我們因為一時之氣而斷言「廢園建屋」，卻任由粉嶺高球場和新界各種荒廢農地逍遙在外，就只是再一次證明香港對社會公義認知不足，可以公然漠視。更何況海洋公園承載大量基礎建設投資，純粹從財務和經濟效益來看，顯然是這幾類設施中最值得保留的。
保留海洋公園不能是為了懷舊或者集體記憶，這是感情用事，絕不可取。海洋公園確實面對一系列結構性的經營問題。一方面，公園旅客人數因廣東地區的其他主題樂園競爭而長期受到壓力，到訪旅客數字近年有下降趨勢。這除了是受到短期經濟環境影響所致，入園人數亦漸漸由2012/13年度的770萬人次，按年下滑至上年度570萬人次。公園的經營團隊看來是束手無策，既然如此，必須替換重組，以解決經營困局，而非輕言放棄。
由於定位不清，海洋公園財務結構無從適應，以往通過借貸支持擴張增添設施，經營效益又未如理想，令經常性支出構成沉重壓力，形成結構性財赤。公園的利息支出由2011/12年度的1.04億元增加至去年度的2.45億元，不足十年間翻倍有多，甚至超出日常機器的維修及保養費用。這些問題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致旅客大幅減少之前已經存在，絕非一時三刻造成。
今年1月政府建議向海洋公園提供106億元撥款，款項除了包括短期經營費用，尚包含長期發展之用。如果將來經營有道，公園還有望扭轉虧損勢頭，達至收支平衡。由於情況急速惡化，此次申請的54億元撥款僅夠營運12個月，根本無法解決結構性財赤問題。以當下疫情和社會騷亂情況估計，內地旅客可能較長時間無法恢復，12個月後，海洋公園必然再要求撥款以支持營運。這種撥款方式充其量只夠公園「吊命」，讓人擔心撥款可能成為無底深潭。這種局面絕不能憑着劉鳴煒強調公園「盛載着四十三年港人的集體回憶」一句話可以扭轉。
關鍵的問題是，到底港人如何理解海洋公園，這是大家應認真面對和尋找答案的。海洋公園於1977年成立之初主要由政府及賽馬會負責其支出，至1987年通過《海洋公園公司條例》才獨立成一間非牟利機構，理論上是自負盈虧。《條例》第17條有關海洋公園職能提到公園是「公眾康樂及教育設施」，主要作「一般康樂或教育之用」。只是，公園自1987年自負盈虧後，營運漸趨商業化，在2003年至2014年盛智文任主席時，更達到商業化的頂峰，儼然一座主題樂園。海洋公園今日很多設施根本與康樂或教育並無關係。甚至乎，公園以圈養動物作商業經營，引起一些來自保育界的批評。
海洋公園的「初心」是作為康樂和教育設施服務香港市民，唯近年這方面的功能漸漸被主題公園的定位沖淡。其實香港大部份康樂與教育設施都未能做到自負盈虧而需要公帑支持，但它們肩負了社會責任，不可能只因為需要政府財政負擔便隨便說任其關閉。單以《條例》草擬時的「公眾康樂」和「教育」而論，其實都有社會功能，而且是香港需要的，即使長期用公帑補貼也不為過。海洋公園作為政府全資擁有的設施，應當重組其業務，重新彰顯其保育和教育價值，平衡社會價值與商業經營之間的關係，那才不枉其設立「初心」，亦不費政府再繼續以公帑支持其營運的用心。
海洋公園過去長時間強調自己作為主題樂園經營，亦有成功自負盈虧的時候，這反映了其作為主題樂園的一面亦有可取之處，如果能將這種經營與作為保育及教育之用的海洋公園整合認識，應該是最佳選項。海洋公園由政府全資擁有，主席亦由政府任免，但會否因為有政府作後盾而變成官僚？它是否就如政府控股的港鐵一樣純粹是商業運作？這些是海洋公園管理層必須說明的，亦是政府在檢討中必須質疑的。
政府必須堅持專業和商業經營海洋公園，扭轉主題公園的效益，賺取盈利，達到自負盈虧，從而以商業經營供養保育教育功能之目標。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政府必須重整其財務結構，強化資本，制訂長遠發展戰略，優化精英團隊，必須讓其進入良性循環，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注資是理所當然，亦是出師有名，符合社會利益。這項工作必須包括制訂具中長期意義的香港旅遊經濟發展戰略，讓海洋公園成為其中一個支撐點，同時制訂針對海洋公園的教育和保育規劃，強化它與這兩個領域的協同發展，成為教育保育政策的主導機構之一。
海洋公園是不折不扣的香港品牌，就像香港本身這個金漆招牌，因為政府的不作為，以及整個社會身處時代轉型挑戰而不自知，一直無法扭轉過去十幾年的發展困局，近年的社會騷亂及嚴重的貧富差距就是這種不思進取的結果，海洋公園只是其中一個連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假若我們都以「俱往矣」的放棄態度任由其倒閉，這雖可免卻一些麻煩和開支，卻只是另一種逃避，無助紓緩社會矛盾和解決實際問題。
社會上下是否要用同樣的態度處理香港這個曾經閃耀的東方之珠？最近「攬炒論」的政治威脅就是考驗我們是否依然珍惜香港，願意為它傾盡全力。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當拿出決心和魄力，找出海洋公園的病根所在並對症下藥，才能重新打造一個港人引以為傲的海洋公園。這亦應該是面對香港社會各種問題的態度，我們絕不能輕言放棄，必須抱着改革思維，痛下決心，破除僵化教條，衝破不合時宜、妨礙社會前行的既得利益結構，讓香港這個金漆招牌煥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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