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被西方稱為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卻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必然結果。
首先，從地域看，這是一場歐洲內戰。歐洲文明不管怎樣解讀，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它是人類歷史上發生戰爭最為頻繁的地區，遠遠超過人類生活的其他區域。歐洲是全球秩序的最早塑造者，也是當下全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出現烏克蘭戰爭是很自然的事情。給全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源自歐洲，這並非巧合。兩次大戰後，冷戰的主戰場也在歐洲。冷戰結束後，仍然發生科索沃戰爭和今天的烏克蘭戰爭。事實證明，在付出如此巨大代價之後，歐洲仍然沒有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現在仍然是世界的火藥桶。
其次，從文明角度看，這是一場白人基督教世界的內戰，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之間的戰爭。從這一點講，亨廷頓（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錯誤的。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白人基督教世界的內部戰爭。
基督教的歷史缺乏包容性，不僅對異教徒殘暴，就是內部不同分支也是大打出手。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宗教戰爭就發生於新教和天主教之間。今天俄烏之戰的背後則是東正教與天主教。這場戰爭，西方也向世界展示出其白人至上主義理念。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查理．達加塔說“基輔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而是相對文明、相對開放的歐洲，你不會希望戰爭發生在這裡！”烏克蘭前檢察官薩瓦雷利澤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每當看到金髮碧眼的歐洲人被殺時，心情難以平服。”不僅如此，當烏克蘭難民出現時，堅決拒絕接受中東難民的匈牙利、波蘭等國卻對他們敞開懷抱。缺乏包容性的基督教和以潛伏的白人至上主義為基礎的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怎麼可能不發生戰爭？
第三，不管西方文明如何演變，當今世界仍然是無政府的叢林社會，缺乏公正。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被拖入西方霸權體系時，尚不明就裡的日本被德國卑斯麥一席話喚醒：“方今世界各國，皆謂以親睦禮儀相交，此全係表面文章，而背地則強弱相淩，大小相侮。彼所謂公法以保全列國權利為常典，實則當大國爭利而于己有利時並不要求執行公法，而若於己不利，即翻臉示以兵威。”
就連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衰落時也一再被西方羞辱、打壓。從本質上講，俄羅斯這次出擊是對冷戰後西方所有行徑的清算。只不過它選擇的目標是西方支援的烏克蘭罷了。戰爭爆發後，西方攻擊俄羅斯違背聯合國憲章。可是俄國做的一切西方不久前都做過：剛統一的德國率先承認波黑獨立，拉開了肢解南斯拉夫的序幕；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美國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法國發動利比亞戰爭等都是先例。
只不過西方有話語權，俄羅斯沒有。比如2019年烏克蘭出台《國語法》，所有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自治機構以及部分公共生活領域不能使用俄語，必須使用烏克蘭語。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文化滅絕”的帽子早就扣上了。但對烏克蘭，西方卻一語不發。一個缺乏公正的體系自然戰爭頻發。深諳國際關係實質的俄羅斯自然也就直接用西方的方式給予回應。
第四，在現行國際體系下，一個國家的安全是最高國家利益和戰略，但是每一個國家對安全的追求往往是零和遊戲。北約東擴是為了自己的安全最大化，結果就是俄羅斯為了自身安全而選擇出兵烏克蘭。雖然核大國之間不會直接發生戰爭，但核武器並不能確保一個國家的外部安全，正如核武器也沒有避免蘇聯的解體。這也說明，如果不對現行國際秩序進行重大改革，每個成員都很難獲得持久的安全感。
回顧歷史，西方主導下的世界無法消除戰爭，也無法帶來持久的和平。能做到持久和平的反而是中國主導下的東亞秩序。中國這種文明，注重穩定，穩定就需要和平與秩序。
最後，俄羅斯解決問題的方式對中國有一些啟示：
一是俄羅斯不是現行體系的受益者。它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和加入世貿組織都未能獲得有效發展。所以它在採取行動時完全不考慮對現行體系的衝擊。就是顛覆這個體系俄羅斯也沒覺得有什麼可惜的。中國則不同。中國雖然對現行體系也有不滿，但它畢竟是在當下這個體系下發展起來的，也是這個體系的重要受益者。
二是經濟實力使得中國擁有更多解決問題的辦法。面對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或者衝突，中國一向用外交和經濟手段。這既是因為這種手段也是西方常用的，成本低，接受度高，另一方面也是中華文明特性使然。這和軍事手段帶來的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完全不同。而且戰爭一向是開始容易，結束難。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十年後就計畫結束，結果又用了十年才完成，而且撤離的倉皇無序震驚世界。
假如俄羅斯擁有中國這樣的經濟實力，烏克蘭早就心甘情願跟著它跑了。嫌貧愛富是人性，也是國家本性。坦率講，全球只有兩個世界：富國和窮國。富國有能力和條件決定一切，窮國只能接受。烏克蘭戰爭如果能使全球反思西方秩序的結構性弊端，進而參照中國文明的優點進行改革，生靈塗炭的悲劇才有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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