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皎然上人 唐代 韋應物
文華里是上環一條小徑支路，南北走向，自海旁的干諾道中至文咸東街，經過德輔道中及永樂街，共長四百米，北段自干諾道中到德輔道中那段是車路，而南段自德輔道中到文咸東街，是車不能駛過的行人路，這行人段的文華里，兩旁盡是刻章製印的排檔，也因其服務質性被稱為「圖章街」。
印章雕刻技藝早在二零一四年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傳統手工藝類別。早於二零零五年西泠印社社員鄧昌成寫了一篇《香港篆刻發展史》，詳列香港篆刻家及其師承；在二零一六年一家機構組織了大學同學就市區重建對周邊行業影響研究，向文華里的商戶作調查訪問，紀錄了其歷史發展，出版了一本《餘印．餘章》的小冊子；此外，由一位大專生撰寫的文章──《夕陽下的文華里》，亦獲大學校園評為得獎作品，記載了這段集中印章雕刻店舖的文華里，篆刻技藝有幸地未被淹沒於時代激流中。
早在一九二零年，這裏聚集不少從事圖章雕刻的藝匠，主要是與中環商貿及上環進出口運輸業務有一定關係，商貿契約憑據需雙方確認，公文往來簽名以外印章是重要證明。香港最早的印社「藝一印社」於一九四九年更在商業核心地區的同文街開業，不少名家在此掛單；目前文華里有二十四家圖章排檔，按調查訪問的口述歷史，早年在附近設有圖章工會，向需要的店主及藝匠提供食宿，到了農曆三月二十八日師傅誕，他們多參與聯絡感情，分享業務訊息。
傳統上稱印章雕刻為篆刻，源於兩千年前的戰國、漢朝年代，由傳世及出土文物得知，當時的印章質地多以金屬為主，有金、銀、銅及鐵質地，其中以銅質居多，由工匠鑄造，亦有鑿刻的急就章，印章的功用是身份認證，由官方職位至私人名字皆有，出土的更可確定墓葬主人身份，輔證歷史；大部分的印章包括早年以古籀文、大小篆文及以繆篆、鳥蟲文入印。玉質印章較為罕有，全依靠雕刻方式完成，以作身份識別，官式用途為主。
以石為印材自元代開始，明代劉績《霏雪錄》裏指將石料引入印材由元代畫家王冕開始：「以花乳石刻印者自山農（王冕）始也」；花乳石是製硯材料，較硬，而以石質溫潤細膩的青田石原是製造婦女飾物的原料，經文徵明長子文彭發現而引用成印章雕刻的材料，令篆刻普及化，成為明清朝代文人藝術演繹的另一方式，開啟詩文或吉祥語入印的閒章。
更由於金石學自清乾隆一朝興盛，古代璽印成官宦、士大夫時尚蒐藏，自始以後，不少集古印譜流傳，包括《漢銅印叢》、《十鍾山房印存》、《十六金符齋印存》、《飛鴻堂印譜》及當時名家印集之《二金蝶堂印譜》等等，林林總總，也因如此，好此道的文人雅士、賣藝以換取五斗米的藝匠們得以分享古璽印的風格及當代大師的特色，臨摹學習，從而創作，令篆刻藝術迎來前所未有的高潮。
清晚期由丁敬等多位篆刻家在浙江杭州成立的「西泠印社」，是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悠久、影響最廣的團體，譽為天下第一名社，成為推廣篆刻藝術的中流砥柱，並推動中國篆刻藝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港的文化底蘊不能與內地尤其是歷史深厚的地區比較，但在篆刻藝術推廣上也不遑多讓，文華里其中一家商戶，早年辦了「篆刻工作坊」活動，目的在與大眾分享印藝特色及雕刻技巧，吸引坊眾及年輕人參與，而本地幾家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設有篆刻課程，亦有不少公私教授（如多年前的易越石）篆刻技術；自二零一七年開始，西泠印社更與集古齋創辦了「西泠學堂」，這是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項目，篆刻藝術是其中一個主要課目，培訓不少印藝人才。
文華里的商戶，除篆刻外，亦兼營單據卡片印刷、原子印等幫補日漸高昂的生活開銷，亦有應客戶要求各種字體設計英文印章；有批評這裏的藝匠圖章雕刻有技術無藝術，其實藝術創新是有客觀創新的標準，不以職業定高低，齊白石、吳昌碩不是實證嗎？況且不少商戶藝匠除了承傳父輩技藝、或受教香港「五老」名家（馮康侯、鄧爾雅、羅叔重、陳語山、盧鼎公）外，亦有從大學進修，不應只從其商業上的考量而否定其藝術水平；在二零一一年渣打銀行發行百元新鈔上傳統與科技的設計（十五疊文的渣打銀行印章）來自文華里一家商戶藝匠，不是一個證明嗎？
「茂苑文華地」是唐代韋應物《寄皎然上人》詩中的一句，寓意文化昌盛，儘管古今的境況不一，借來形容上環的文華里及本地各機構積極推動篆刻藝術也是相符的。小徑支路的文華里，方寸之地不忘初衷，是承傳中華文化又一支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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