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外,皇帝都喜歡不時出巡,一來,為了視察民情,查考各地基礎建設。二來,為了威懾「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吏和百姓,彰顯皇帝威嚴。大哲學家黑格爾看到拿破崙策馬進城,禁不住崇敬他說:「世界精神」在馬上安穩地步出了耶拿城。庶民豈不更存敬畏之心? 三來,組織一次盛大出巡,可以考驗下屬組織能力,安排是否妥貼?
此外,皇帝出巡,也是一種方法穩定朝局。首先我們要知道皇帝能出巡,或者說是敢出巡的,都是手中權利穩定,威望也甚高,同時朝堂的官員們也都很穩定,民間也都繁榮昌盛,可以說這麽說能出巡的皇帝要嗎就是開國皇帝,要嗎就是盛世皇帝,要嗎就是朝堂政治環境很穩定的皇帝也就是實權皇帝,如果這三樣都不是的皇帝,歷史還真的沒有哪個敢出巡的,其實不敢出巡的原因很明顯,你連自己都軍政大權都掌控不了,官員們都蠢蠢欲動的,民間也是怨聲載道的,請問誰敢出巡啊?保不齊還沒出都城,皇位就被占了,甚至都可能直接被殺了。
所以我們要先明確一點,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出巡的,只要敢出巡的皇帝,那麽他所處的環境絕對是他自己控制得到的。
自從秦漢以「儒表法裏」治國,皇帝掌握生殺大權,跟士大夫政府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為敵。皇帝不能不依靠士大夫管治龐大的帝國和以千萬計的百姓。士大夫亦需要皇帝提攜,才有黃金屋、顏如玉和家族興旺。可是,士大夫遵孔孟之教誨,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德治才是王道,不能事事唯帝令是從。皇帝要幹違反仁義道德之事,士大夫不能不反對,與皇帝為敵。
歷朝皇帝「巡狩」,士大夫輕則上疏勸諫,重則群起抨擊,大多基於兩個理由。其一是,「巡狩」威懾官吏和百姓。威懾官吏,涉及士大切身利益。威懾百姓,屬於擾民,且是霸道,不合王道。王道是《論語.季氏》中孔子說的:「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對遠人也要「修文德」吸引他們前來,對本國百姓怎可以威懾呢?要長治久安,必須行王道,令百姓心悅誠服,而非以霸道威懾他們!
其次,士大夫認為皇帝應身為百姓表率,要民淳樸,自己先淳樸,要民勤儉,自己先勤儉。「巡狩」會令皇帝變得驕奢,逸樂成癮。「巡狩」鋪張浪費又擾民,飽讀聖賢書的士大夫怎能不反對呢?
以乾隆六次南巡為例,平均每次南巡花上115天,少者數十天,多者逾150天,小規模南巡,隨行已多達3000至3500人,大規模南巡,多達五六千人。試想想,招待如此龐大隊伍,且不能有絲毫過失——得失皇帝是何等大罪——需花多少時間和人力物力?地方官吏怎能不疏於管治?
有學者估算,乾隆六次南巡,總共花費大約2000萬両白銀,平均每次330多萬両,約佔庫存(即財政儲備)白銀盈餘的百分之五至十。
這算不算浪費?
士大夫認為:任何不花費在改善百姓生活和福利上的支出,都是浪費。古今無別。
乾隆六度南巡,均去江南。他去煙柳繁華之地是為了享樂嗎?為了觀賞與北方截然不同的江南景色嗎?當時,不少士大夫都以這些理由反對他再三南巡,以致乾隆不得不憤言:「南巡之舉,豈僅為山水觀覽之娛?」
康熙曾一而再地巡視江南,動機和乾隆大同小異。相同之處是,江南是反抗滿清最激烈地區。1645年(順治二年)4月,10萬清兵圍攻揚州,史可法僅有逾萬兵,卻堅決不降,拚死抵抗了40多天,終於不敵。史可法被殺。滿族軍隊屠殺人民和燒城,5月20至29日,整個揚州城差不多燒成灰燼,後世估計死者達八九十萬,史稱「揚州十日」。
同年5月,清兵破南京,隨即由降將李成棟率軍攻佔嘉定。他曾是李闖的手下,不改流寇的殘忍嗜殺性格,破城後,全軍大肆姦淫搶掠,燒毀民居,加上滿清頒布剃髮令:「留髮不留頭」,刺激起民眾怒火,兩度反攻,收復嘉定,惜兩度被李成棟回師擊敗。5至8月間,不是滿族軍隊屠殺漢人燒城,就是降清的漢人軍隊屠城。這3次屠城,估計死傷達20萬,史稱「嘉定三屠」。
多番屠城,「草木盡毀……積屍成丘……炊煙斷絕」。滿清興文字獄箝制言論,嘉定和揚州屠城,無人敢提,可是血腥記憶不易消滅。
康熙巡視江南,既為安撫民心,亦為震懾當地人民。江南在明末已是商貿昌盛地區,尤其是揚州,安徽商人取代明代山西和陝西商人,壟斷了兩淮鹽業,加上漕運發達,貨暢其流,江南地區稅收佔全國稅收四成以上。其安定繁榮,名副其實關乎國運興衰。
乾隆六次出巡江南,已不用安撫民心,惟仍須震懾當地豪門富商。富人擁有龐大財富,始終是皇權的心腹大患。乾隆最終失敗了,他死後,清帝均不再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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