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臨絕種之詩人

「詩人窮也好，老也好，他的精神永遠都很年輕。」 ──詩人黃燦然

商業社會金錢掛帥、弱肉強食，詩人像熊貓一樣瀕臨絕種；但正因為稀少、美麗、可愛，所以同樣彌足珍貴，應受保護。很難得早已「名成利就」的導演許鞍華，會拍一套講這些稀有「人種」的紀錄片《詩》。

許鞍華訪問黃燦然

順著紀錄片的鏡頭，在城市的角落或小巷追探香港詩的痕跡，《詩》表面上在談論香港詩人的故事，其實電影本身也未嘗不是一首「詩」。
「這次拍《詩》，對我來說特別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因為他們（黃燦然/廖偉棠）令我覺得，一個人要能保持自己原始的性格和真實的感受，這是最重要的。」許鞍華和黃燦然在書卷的包圍中坐下來，談詩，也談經歷。「黃燦然本身就是一首敍事詩。」許鞍華笑說。
如果你住得香港夠久，電影很多內容像是輕描淡寫，但卻能深深觸動你。像黃燦然一句「餘生只想做詩人」；像淮遠在片中誦讀其詩作：《天堂無霧—悼戴天》，短短兩句，卻黯然詮釋着當下。「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
前幾年，在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年過古稀的許鞍華已明志想拍關於香港詩人的故事，但紀錄片加詩人都難從商業市場考慮，一直膠着。沒想到天降疫情，在世界停頓之壞時刻，卻為許鞍華造就了機會。被迫慢下腳步的許鞍華，反思自己最想拍的題材，仍是腦裏縈迴了數十年的香港詩。「在我這個年紀，這隨時是我最後一部電影。」新詩在香港從非主流，許鞍華偏偏對這個題材情有獨鍾，這個心願源於那個從青年時期就寫詩、讀詩的自己。
電影和詩，一個主流一個小眾，彷彿處境不同，其實兩者也有着共有的狀態──例如時刻都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掙扎擺蕩。「精神上，你會覺得詩才是最重要的，但問題是詩賺不了錢。」自言在香港生活得被迫要「經濟流亡」到深圳的黃燦然道。「不只是賺不了錢，而且是虧本的，所以我要有一份正職來養活詩，寫一些評論、寫一些專欄，總之做甚麼都是經濟上的考慮，為了讓詩可以生存下來。」
為了在香港難以容身的「詩」，黃燦然離城而居也堅持創作，許鞍華過了數十年仍想將它拍成電影，「詩」顯然具有它的獨特魅力。
詩人一般被認為清高、不貪圖榮華富貴。正如《詩》內，詩人黃燦然並不富有，甚至看來有點窮。許鞍華問他想不想發達，他說不想；問他有沒有被佔過便宜，他說沒錢，怎佔他便宜？這也說出道理，詩人若一心想發達、沾滿銅臭，沒一顆詩人的心，怎寫出好詩？清高亦有代價，他說曾在報社工作25年，最後也要「經濟逃難」，「逃」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內地。
片中另一詩人廖偉棠，移居台灣，有兒女，比較理性，看來生活比黃燦然好些。這段拍得比較隱晦，沒清晰說他移民的全部原因，但相信並非「經濟逃難」。
詩人難做，文學非賺錢的藝術。看《詩》給我很大的感受，經常出鏡做訪問的許鞍華，她大學念文學、讀詩，她沒成為詩人或文學家，卻當了導演，亦拍過文學改編作品，包括張愛玲《傾城之戀》、《第一爐香》；甚至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等，某程度上用電影走出了她的文學路，終「名成利就」。成名導演與薄有名氣的香港詩人站在一起，有很大對比。
識貨之人仍然是有的。唐玄宗有詩《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曰：「……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說鳳鳥不來，你（孔子）嘆息命運不好；麒麟被傷，你哀怨理想難以實現。現在你端正坐在堂屋前兩柱間，受人祭奠，正是你夢寐以求的。帝王言外之意，若在他治下，便不會懷才不遇。
有更多識貨之人，瀕危的詩人才不會絕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