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一元論

中國文化是一元論文化，意思是，「萬有」的世界，最終溯始追源為「一」。《莊子．天下篇》云：「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源）於一。」學問，道德，政治，信仰……等等之本源只有一個。一元論的宗教就是一神教，只有一個真神，其他宗教的神都並非真神；一元論政治就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儒、道兩家都主張一元論。道家顧名思義以「道」為本源；儒家亦講「道」，陸象山說得最簡明：「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宇宙萬物、所有事（行為）都離不開「道」，離開了「道」便沒有事（行為）可言。
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此「道」指做人的守則，是成聖成賢的方法。孔子的創見是以「仁」闡釋「道」，落實到個人道德，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落實到政治是仁治。
漢朝獨尊儒術後，其他思想，無論本土或外來、乃至宗教，都非托庇於儒家不可。用河流作比喻，儒家是主流，其他都是支流；儒家是表，其他是裏。管治之「道」，是儒表法裏，儒家是外，其他是內。士大夫處世之「道」，是外儒內道。
佛家衝擊儒家最大，即被視為異端。歷史上發生了幾次滅佛，韓愈、程子猛烈闢佛，以下是其差異：
儒教與佛教的首先一個差異就是倫理在各自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 我們知道，儒家或儒教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很高或強烈的倫理訴求。 這樣一種訴求在早期主要是針對精英階層的，其形成於春秋戰國的儒家創始期，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創始性人物加以規定，對於道德生活有著很高的要求，以後漢唐時期基本上是遵循的這項傳統。 至宋代，儒家的這種倫理訴求進一步向平民或大眾層面下移，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各種各樣的家法族規的廣泛出現，這使得宋代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某種類似猶太 和基督宗教平台的性質，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倫理也具有宗教倫理的意義。 關於儒教與猶太教、基督教的相似性，哲學系楊教授指出：「在西方文獻中，儒學常被當作宗教來看待，這種觀念一部分來自基督教傳統的影響，系統性和道德價值的強制性主導了基督教傳統 的宗教功能，在中國社會，儒學的道德價值毫無疑問地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並被廣泛接受。西方學者採用功能主義的視角，將儒學視為宗教，這樣就給無神信仰體系處理生活的 終極意義一個正式宗教的地位，因為儒學的確發展成了一個帶有終極道德意義的體系。從上述任何一個觀點來看，將儒學當作宗教來對待都能站得住腳。」無論如何，佛教顯然與儒教有所區別。 嚴格地說，佛教並不是一個以倫理或道德生活為主旨的宗教，這可以說佛教與儒教之間的最本質的區別，而這是由入世或出世的基本面向所決定的。 由此，佛教對於倫理的要求是比較寬鬆的。
儒教與佛教的第二個差異體現在對於功利的態度上。 我們知道，在儒家的理論或思想傳統中，道德原則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這裡的“以為上”，即我們今日所說是第一位的。 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這裡的“以為質”的“質”，即 本末之本，體用之體。 孔子也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這裡的義又具有唯一性。 相較之下，唯功利的目的或訴求始終是被拒斥的。 例如孔子說：“見利思義。”（《論語·憲問》）“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這樣一種重義輕利的原則可以說是貫穿一部儒學或儒教歷史的始終。 然而佛教有所不同。 佛教有十分明顯的功利主義特徵，這是因為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始終要面臨如何擴大信眾的問題，簡言之，佛教在吸引信眾方面，基本上是採取的一種功利 主義的策略。 這樣一個問題早在印度早期佛教部派分裂後就產生了。 在大乘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特別是在其傳入中國以後，這一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儒教與佛教的區別。 佛教有著分裂和雙重的特性，精英也即僧團與僧眾的要求甚至可以判若天壤，而儒教則是一以貫之的，這既包括上下或空間（社會）的一以貫之，也包括前後或時間（歷史 ）的一以貫之。
利瑪竇把天主教傳入中國時也要聲稱：「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他穿漢服，說漢語，「用儒文傳西學」，才得到士大夫接受。伊斯蘭經義傳入中國時，其學者不單熟習儒家經典，且自稱為「回儒」。清代藍煦《天方正學．自序》云：「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伊斯蘭學者「原儒語以明其義」，「遵循先聖先王之教」，才避免了像佛教般遭排斥。
中國特色的一元論有個好處，只要肯披上儒家的外衣，不與儒家為敵，便可以跟中國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