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愛國德肓

由民國開始，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做個好人、好公民及全面發展的人，故須學習「德智體群美」，是謂五育。內地則以「勞」育代替「群」育，實質分別不大。

五育中，德育排第一。正如民國教育家蔡元培所言：「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這亦是傳統儒家的教育目標，《論語．里仁》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德育是最難定下目標和量度的。智育可以看考試成績，體育有數據，群育或勞育乃至美育都可以有一定指標，量度學生的進度。德育卻沒有。一個在學校事事循規蹈矩、從沒行差踏錯的學生，誰敢保證他/她日後一定是個好人和好公民？

人心難測。模範學生可能是屈從權威，害怕懲罰，為了討好師長獲得獎勵，而做個好學生，內心並非真正向善，踏入社會後才露出真面目。要知道人的德性和價值觀受多方面影響。小時受父母、親人影響，在學校受師長和同學影響，成長後受朋友、工作、同事影響，更受個人際遇及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左右。

當然，人不只是被動的「近朱則赤、近墨即黑」。人有理性，會反思，有自由意志。人既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可以利慾熏心，一念地獄。

安貧難樂道

在現代社會推行德育，遠較傳統社會為艱難。傳統社會是相對靜態的社會，變遷較慢，價值觀不如現代社會變化之速。在傳統社會，生為農民、手工匠，要一朝發達，絕不容易，於是，抱着知足常樂、勤懇節儉的信念，即可心安理得過一生。在現代社會，青年如此，可能被指欠缺上進心和大志。節儉，不肯消費，更違背政府呼籲。安貧難樂道。股市飛升，誰可以忍得住不沾手？忍得住，見朋友一朝獲厚利，會否後悔錯過良機呢？英國道德哲學家Alasdair MacIntyre（1929－）說得好，在傳統社會，「實然」（is）和「應然」（ought）大多相應及得到社會支持【註】。何謂「實然」和「應然」相應？最簡單解釋，就是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什麼人，應有什麼德行，是傳統定下來的。父應慈，子應孝，只須服從及實踐，便是個好人。為官清廉、公正、不枉法，即獲民眾稱譽為好官。

「實然」和「應然」相應，善惡便有清晰標準。你是國民，便應忠君愛國。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清晰界定了何謂愛國。天主教的《要理問答》劈頭便問：「人為什麼生在世上？」答：為了尊崇上主在萬有之上，守衪的誡命，祈求死後永生。兩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人生目標都是「修齊治平」，道德價值是仁義、誠、敬、孝等等。這亦是「實然」和「應然」相應。

進入現代社會，個人獲得「解放」，社會不再支持「實然」和「應然」相應，而交給個人自由選擇。現代人孩提時已事事問為什麼和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行善？行善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愛國？愛國有什麼好處？如此一問，行善、愛國便不再是義之所在的人生目標，而只是工具。當然，不是所有人均如此，但有不少人或多數人如此，傳統道德價值便有淪喪的危險。

今人求快樂

何況，無論資本主義或什麼其他主義，只要行的是市場經濟，社會便只講效益（或稱利益）、專業守則（professional ethics），而不重視道德（morality）。社會只鼓勵、讚賞成功人士，乃至只要一個人是名人，事業有成，或富可敵國、權傾天下，無論他人格有何缺點——#MeToo女人例外——都可無視乃至原諒。好人好事僅獲5分鐘注意，道德已靠邊站。看黑白粵語片，父母被問到希望子女成長後怎樣？大多數答：希望子女做個好人。如今，大多數父母答：希望子女活得開開心心，做個快樂人。現代人追求俗世的快樂，多於蔡元培說的「養成人格」矣！

我反對復古。人無法回到過去。滿街都是堯舜，只是迷思和空話。無論多崇高的道德價值，一旦脫離現實，縱使憑強權可行之一時，也無法行之久遠。

愛國教育須拿捏分寸

愛爾蘭裔美國歷史學者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在其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提出一個問題：人類保護家人、保衛家鄉，可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個人性命，在所不惜。一來，保衛家鄉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二來，家人和他有血緣關係，感倩深厚，家鄉是他成長的地方，他身份認同之所在。

國家若只是想像的共同體，現代國家且是個多種族、多文化的共同體。大多數國民都是陌生人，沒有感情紐帶，何以愛國者會視之為同胞，以他們的成就為榮，以他們的劣行為恥呢？遇上外敵入侵，願意為保土衛國而死傷呢？

由此觀之，愛國是非常強烈、激動的情緒，不如此愛國者怎會必要時願意為陌生人和一個概念而自我犧牲呢？激情難以持久，故必須保持一個環境，既可令愛國熱情不減，又不流於過分狂熱。二十世紀的歷史讓人類認識到，狂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帶來的禍害有多嚴重。愛國教育必須準確拿捏箇中分寸。

這不等於說，愛國是不理性的。不少愛國者視愛國為義務或道德責任。他們的國家認同，如同對家人和家鄉的認同一般強烈。這類愛國者以貢獻國家為人生目標，在個人利益和幸福之上。

中國思想家陳獨秀在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發表《我之愛國主義》。他認為，為國捐軀不是唯一愛國之途。改革國民性更重要、更迫切，因這關乎國家的體面和國民形象。他指出，國民有11個通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豬），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百多年來根治了多少？

註：參看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