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距離美國大選只剩下半個月左右的時間，CNN把這場風險極高的政治拚搏稱為A World Election世界選舉，並不過分，其結果確實會影響全球各個區域的重大事態。中國毫無疑問是外部世界最關注這場大選結果的國家之一，我們皆知美國最近兩屆政府──儘管是由特朗普和拜登兩組天差地別的團隊構成──都明確界定中國是它長期面臨的頭號威脅。
不過，在中國內地的主流媒體上卻看不到對美國大選的密集評論，這種沉默寡言意味深長，它與前不久普京揚言他希望賀錦麗勝選形成鮮明對照。普京的公開表達堪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實乃弄巧成拙。全世界都知道普京最希望特朗普得勝，美國因此更加警惕俄羅斯對美國大選的干涉，全面加強反干涉的情報操作。
史上三度發揮決定性作用
首先須說明，本博文的「勝出者」是複數不是單數，至少是指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兩位，後續評論裏還要檢視這兩位身旁的資深官員和顧問，即美國行政當局的決策團隊。大多數旁觀者也許覺得美國政治制度裏的副總統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然而從二十世紀的美國政治史來看，副總統在特殊關頭可能一下子變得頭等重要。在我的研習視野裏，至少有三個案例值得回顧，因為它們對今天和明天的美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局勢舉足輕重，尤其是對亞太包括中國。
第一個案例是1945年4月12日發生的事件，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因為戰爭，連續四任武裝部隊統帥）的總統小羅斯福腦溢血去世。他的去世並不特別令平時關注美國高層的人意外，雙腿殘疾的他多年來就是靠輪椅行動。然而這是一個非常時刻，不僅對美國本身意涵重大，對那時的亞洲主要交戰國──首推日本和中國，外加菲律賓──更是命運攸關。歐洲大戰的結局基本上已經明朗，納粹德國苟延殘喘。但在亞洲，日本帝國上下還是自信能夠憑着獨一無二的精神道德神力，以「一億玉碎」的超級覺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億戰死，抗擊美帝），阻止美國軍隊攻佔日本列島。美國政界和軍方也已經測算，如果日本真是全民動員（實際上當時日本沒有一億國民，只有7000多萬）拚死抗擊，美軍的死傷會高達不能承受的數量。
正在亞洲前線的美軍記者報道：總司令去世「這條消息引發了一片震驚、悲傷，以及對未來戰爭走向的憂慮」。接任的杜魯門從1933年起就是副總統，但他默默無聞，公眾對他沒有很多認識，更沒有信任。
假如他決定不向日本列島全面開戰，日本帝國就不會滅亡，被它佔領已久的中國東北和台灣、朝鮮半島等，甚至香港和東南亞幾個島國，也還會繼續在東京的掌控之下。然而繼任的總統杜魯門膽氣堅挺，行使最高統帥的權力下令血戰日本列島，最後甚至動用原子彈，徹底擊潰日本解放了亞洲。
受惠美反恐 華獲發展機遇
第二個案例是2000年當選、4年後連任的小布殊身旁的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老布殊對於自己的牛仔兒子就任美國最高統帥不放心，國際局勢動盪不安，兒子從來沒有處理過這類生死存亡的大事，老布殊於是請他的老友切尼出馬扶持兒子。切尼在最重大最難拍板的對外政策上為小布殊掌舵，在引起劇烈爭議的關頭比如反恐戰爭該打不該打，為小布殊當局的政策解釋辯護。切尼因此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副總統，有電影描述這些精采故事。
與我們最有關聯的是，美國政界和戰略圈原先已經愈來愈傾向於把中國作為蘇聯解體以後、美國的頭號假想敵國，即將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由於911恐怖襲擊，切尼輔助小布殊對美國的大戰略作出及時調整，把恐怖主義列為美國的頭號威脅，而把中國列為美國反恐大戰略的合作方。此一戰略轉折，讓中國獲得15年的和平發展機遇。
第三個案例是奧巴馬兩任期間的副總統拜登。拜登在外交事務領域裏經歷豐富，曾長期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奧巴馬選擇低調謙和善於談判的拜登作副總統，本意是要扭轉美國的對外政策，不再繼續小布殊任期的單邊主義和悍然用武的衝動。在與外部世界加強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新政策時代，拜登參與了很多具體操作，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建立了與中國最高層的友好關係，他經常誇耀他是中國領導人的老朋友。然而，擔任副總統八年的經歷，卻令拜登轉變成一半的國際事務現實主義者。在奧巴馬的第二任期，他們團隊愈來愈不相信美國與中國政府能夠在最關鍵的領域裏合作前景光明。拜登帶着這樣的經驗，在當選總統後制定的大政策，就把強化競爭而非深化合作，作為應對中國的外交戰略的基調，延續至今。
以上三個案例提醒我們，美國副總統至少在下述情況下能夠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原總統突然去世而接任為新總統，總統缺乏國際事務經驗必須依靠資深的二把手作決策，任職副總統後參加大選得勝成為總統。這三種情況在目前和近期的美國皆有可能出現：無論是賀錦麗還是特朗普得勝，泛濫的槍支暴力都有可能把總統擊傷擊斃，導致副總統接位；特朗普高齡，也許4年未做完就不行了，或者他的官司結案迫使他下台；賀錦麗的外交經驗太少，要高度依靠副手沃爾茲（Tim Walz），而沃爾茲是和中國交流經歷非常扎實的人；萬斯（JD Vance）才39歲，特朗普選他作副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忠實接班人，不管是再過4年還是8年之後，出馬競選總統。所以我們討論美國大選勝出者對中國的影響，必須把總統和副總統作綜合的考量。
敗選一方隨時全方位抗爭
中立的觀察界已經感覺到，本屆美國大選可能出現幾種戲劇性的演化：雙方選票數過於接近，票數稍微少一點的那方拒絕立馬接受自己敗選的結果，或是向最高法院上訴判決，或是要求重新點票。
最高法院或是達不成判決結果，或是判決結果不被某一方接受，於是不得不把爭端移交到眾議院去投票。所有這些變故都會拖延大選結果合乎程序的最終確認，這樣的話，也許不得不臨時安排一位代理總統（眾議院議長）坐鎮白宮。
更糟糕的是，被裁決敗選的一方拒絕認輸，號召民眾抗爭，抗爭的方式並不限於街頭鬧事，還包括在多個區、縣、州發起法律訴訟，指控本地選舉過程有技術誤差或舞弊作假。特朗普及其鐵桿支持者在2020年1月已經這麼做過，至今也沒有把他本人修理得怎麼樣，他的支持者再大幹一場又何妨？這是美國制度賦予他們的機會。
英語世界早就有智者之言：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中絕不要說「絕不」）！當今的美國政治已經進入物理學中chaotic theory混沌理論所描述的狀態。毛主席教導我們：「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此乃普遍規律，東西方一樣。不過毛從來沒有細說，大亂的代價有多大？這才是我們做研究的專業人員必須估算的。在選舉前，我們試圖比較若是賀錦麗團隊勝出，與若是特朗普團隊勝出，對中國的影響有哪些異同，代價多大？博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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