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據說話」──用誰家的數據?

在當今的訊息泛濫時代，凡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士討論大多數重要問題，若是觀點不一致引發爭執，馬上就會有人說：「大家別爭了，讓數據來說話！」 數據成了判別對錯、整合意見、乃至制定政策的剛性標準。尤其是對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數據更是立論的基石，如果自己缺乏數據就只能Shut up住嘴！

也就是因為每日與各種來路的統計數據打交道，經年累月下來（至少是從1990年尾開始），我逐漸萌生出一種冷靜的覺悟或者說是獨立反思的態度：但凡遇到關於中國的重要事務或特別敏感的問題，絕不可只依賴一種數據作判斷分析，而要盡力尋找多種來源的數據，特別是非官方的數據，比如來自國際上的獨立智庫、大學研究中心、私立銀行、投資基金、非政府組織，等等。

經濟一遇波動 數據常被質疑

這並不是說它們的數據我們就能完全信賴用作決策的依據，但是，只要它們不屬於一個統合系統裏面的分支或下屬，而是互不管轄，它們收集和整理的數據就不至於犯下同等的偏差錯誤。比較不一樣的偏差錯誤，也是客觀中立的研究人員發現真相的一條途徑。

我在2011年春在香港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大量依賴國際上多家機構的數據，對中國官富民窮、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分析，今年夏季又被海內外廣泛引用。逾13年並不過時，因為當初立論的數據來源多樣，被反覆驗證客觀有效。

全世界的包括中國內地實事求是的研究者們都分享了一個經驗：自從1978年以來，儘管中國的統計系統在專業訓練和技術手段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多年前香港科技大學就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層職員，借助於美國福特基金會的部分贊助，在北京和香港舉辦過一系列技術培訓項目）；然而，一遇上中國宏觀經濟發生明顯的波動起伏，北京發布的統計數據就會被國內外研究界質疑。我記憶中最突出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90至1991年度，由於1989年夏天的那場巨大政治風波，國際上的制裁、國內民營企業界的惶恐不安──當時有權威人士發話：「要讓私營業主傾家蕩產！」──內地經濟狀況一片秋風秋雨愁煞人。但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卻表現得挺光亮。

第二次是1997至1998年度，突然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拖累了多個此前高速度發展的經濟體。因為北京的發展戰略嚴重依賴出口拉動，周邊東南亞市場的大幅度萎縮，也禍及了中國的宏觀經濟。然而，中國那年發表的統計數字卻表示GDP增長了7.8%！由此激起國際經濟學界的強烈反應，以匹茲堡大學畢生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Thomas Rawski為代表，他們用該年度耗電量等為間接指標，證明中國的統計數據水份過多。那場國際經濟學術界的大討論留下了長期的影響，後來一遇上對中國經濟增長幅度的疑慮，人們就會聯繫到1998年的爭議。

第三次就是目前的這兩三年，雖然官方機構繼續發布關於中國GDP增長的正能量鼓勁數據，我們周圍的經濟研究者和管理者卻極少照單全收它們。

民企努力出海 外省遠洋捕撈

我請教了很多位有經驗也有相應責任的人士：給定你們不接受官方的樂觀數據，中國內地又不像西方國家，有眾多獨立於政府的智庫、金融機構和投資基金測算經濟實情、發布更接地氣的數據，你們又如何獲取自己覺得更可靠的經濟訊息、作出更清醒的判斷和決定呢？他們的回答通常都是聚焦在如下幾項：看看本地的民營企業家目前在忙什麼；他們的資本運作過去佔了中國內地投資總額的大約七成，近兩年卻極少看到他們繼續在內地作有規模的投資，而是努力設法出海，不管是以什麼樣的名義「潤」。

再看看比較好的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這兩年大約是四成左右能找到適合他們專業的工作，月工資接近於他們的合理期待。與這條訊息密切相關的是青年就業率，既包括高校畢業生也包括無高校學位的非在讀生。剛公布的官方數據，2024年8月全國16歲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升到18. 8%；這是修飾過的數據，只要每周工作一個小時就不算失業。

還看看各省市的財政狀況，如果經濟整體運行良好，大多數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的稅收就比較充足。而這兩年全國只有極少數該級別的政府稅收良好，大多數愈來愈依靠非稅收來源維繫日常運轉，就是加碼對企業或個人的罰款和沒收。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最近該省有關部門發公告，不允許外省警察來到浙江省內對企業主罰款沒收甚至拘留拉走，變相綁架勒索，這叫「遠洋捕撈」，至少兩年前就有了。

更直觀的是看看各地區爛尾樓項目的已處理和未處理的比例、縣城或縣級以上城市主要街道上的商店開展或關閉的比例、中上檔次的餐館和酒吧的客流量和人均消費額、主要節慶日期間的禮品銷售額，等等。所有這些直觀的場景和狀況，在最近兩年都顯得不景氣。

我經常向這些人士請教所獲得的訊息，與我本人在內地經濟發展水平屬於上等或中上等的城市裏的觀察基本一致。於是，我最近讀到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成為我分析中期（3至6年）中國大陸經濟走勢的依據之一，因為我必須依據客觀的面上數據來作研判，而不能僅僅依靠個人在地的觀察。這份報告的作者Logan Wright是Rhodium Group的中國市場研究部門主管，同時是「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 CSIS資深研究員，曾經多年在北京工作。他的研究報告標題有點刺激意味：China's Economy Has Peaked: Can Beijing Redefine Its Goals?它於9月初轉發後就受到經濟學界和國際戰略界的重視。

該報告測算中國大陸的GDP在2022年其實是-0.3%至-0.8%的負增長，而不是官方統計數字的3%增長。在2023年是1.5%至2%的增長，而不是官方統計數據的5.2%增長。他的那套數據把依據官方數據算出的2022和2023兩年的中國GDP總量，減少了1.1萬億至1.2萬億美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它超過了2023年日本（500.2億美元，全球軍費排名第10位）和南韓（479億美元，全球排名第11位）軍事開支的總和。換言之，這筆錢若是花費在台灣海峽和東海的軍事衝突中，能派上大用場。

必須實事求是 忌只聽一家言

但這位美國研究員並不是一直唱衰中國經濟的別有用心者，他的報告也指出，中國大陸GDP在2000年只佔全球的3.6%，到了2021年佔全球的18.3%，那段時期表現確實光亮。只是2022年起開始下滑，2023年佔全球GDP的16.9%；2024年所佔的比例會繼續下滑。他考察的是長時段的實體經濟，不是股票市場的隨時漲落。

我們對此未必照單全收，但更不應該拒之於牆外禁止公眾參閱。比如，把國際上的多家數據 與內地歷年最牛的數據比較很有啟發：〈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為美國的2.5倍〉（中國新聞網2008年5月2日）；〈中國經濟20年後達美國兩倍〉（商務部網站，2011年3月25日）；〈中國經濟規模最慢到2025年會超過美國〉（國際金融報，2015年4月20日）；〈2049年我國GDP將為美國的2倍〉（金十數據，2021年6月21日）。

國際經濟學界對中國大陸近中期經濟發展和體量的測算，還有其他幾套頗具影響的數據。依據這些不同的數據，研究界、政界和戰略界對大國之間綜合力量的比較，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些不僅僅關係到你我家庭的民生，同時關係到國際競爭和戰略衝突。這才是最令吾輩焦慮的方面，必須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作開放式的探討，不可只聽一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