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住在香港

梁振英於2012年上任行政長官後，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便成為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可惜經過10年努力，仍然未見曙光，即使上任特首林鄭月娥甫上任即推動「土地大辯論」，卸任前又提出「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但社會對不同方案依然嚴重分歧，例如釋放粉嶺高爾夫球場僅9公頃土地興建1.2萬伙計劃，也因環境諮詢委員會未能達成共識而被拖延，搬遷棕地作業上樓等研究也停滯不前，故相信李家超上場亦難實行「以結果為目標」。

香港屬彈丸之地，增加土地供應的不同方案，都遇上來自不同持份者在制度內和制度外的阻力，實際上所有土地開發方案均有環境破壞、歷史保育、原有居民或營運者的利益要協調處理，加上內地鄰居比從前更敢於表達立場，抗議香港把一些厭惡性的公共設施規劃在接壤深圳的邊界，本港土地供應前景可謂內憂外患，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那麼，特區政府除了繼續在原有探討框架內不斷兜兜轉轉外，是否可以另闢蹊徑，嘗試以框架以外的方法來應對呢？

老化是解決土地問題契機

香港的發展達到一個瓶頸是不爭的事實，過去兩年人口下降，我們或應順應港人移居外地的大潮，順水推舟，思考如何讓香港人更安心地選擇移居到香港以外的地方，理順機制。與此同時，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如果把有關問題和土地短缺連結起來，或許是解開死結的契機。

根據政府對未來50年的人口推算，再過15年，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外，本港65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將較現在增加接近一倍至244萬人，此後一直維持在250萬人以上；85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增加更加快速，27年後將由現時約20萬人增加至超過80萬人，此後一直維持在差不多水平。如果綜合政府推算和人口趨勢，超高齡社會15年後起將維持40至50年以上。

政府同時預計外傭人數持續上升，外籍家庭傭工的流入由2019年的327100人增加差不多一倍至2069年的642200人；換言之，隨着人口老化，不單止長者數目大增，連要離鄉別井來港服務的外傭也倍數上升。

如果我們仍然堅持讓接近250萬長者留在香港生活，將要面對醫療和照顧資源缺口不斷擴大的問題；醫療服務需求和長者人口直接相關聯，特別是長者生命的最後十年，無論如何發展基層醫療「治未病」，都只可以推遲服務需求，85歲以上老人家增長3倍，必然大大加重醫護人手的壓力。

疏忽照顧及虐老料惡化

然而，在長者人口大幅增加的同時，勞動人口卻持續下降，而且西方更積極招徠香港移民，這樣的趨勢肯定會在未來延續。筆者對未來本港醫生、護士、不同的輔助醫療專業人士和一般照顧者的供應，非常不樂觀，長者輪候醫療和照顧問題將愈趨嚴峻，未來幾十年疏忽照顧、虐老和其他關連問題恐怕會每況愈下。

事實上，年過65歲的長者大部分不再工作，不單如此，不少行業和機構的退休年齡早於65歲，55歲後開始退休生活的大有人在，他們退休後沒有必要留在香港住在昂貴而狹小的物業，只要條件合適，很多人願意選擇移居外地享受退休。

很多香港人選擇移居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當中不乏退休移民。自從英國推出BNO 5+1移居方案後，筆者聽說不少教師用提早退休的心態提出有關申請。另一方面，很多草根階層退休後北上置業，打算在內地終老，但部分因為醫療需要而回流，時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2020年曾在網誌中提及有約9萬個年過65歲長者居於內地【註1】，近年情況可能不同，較多中產人士在退休後定居內地，他們對內地情況甚為熟悉，當地港人樓盤質素也有別回歸前後，一般的公共服務進步了許多。

對於港人移居外地特別是中國內地，港府當下的政策是傾向無為而治的，一方面可能因應香港部分人展現的仇中情緒；另一方面是早期移居內地的港人遇到的困難，政府並無有效應對方法。然而，因應人口老化和土地短缺的問題迫在眉睫，筆者認為港府與其放任無為，不如積極推動，讓相對較為不熟悉內地的港人，得到適當支援，以擴大退休選項，和同時釋放香港的居住容量，提升留在本地的港人生活質素。

長者財產被房產綑綁

很多長者在港擁有自置自住居所，根據立法會研究【註2】，2019年逾60歲持有物業的長者就有536000人，佔所有自置物業戶主的41%，隨着退休長者人口倍升，長者擁有自置自住物業的數字不難翻倍，比例隨時超越60%。這些物業為長者帶來可觀的財富增值，對沒有工作收入的老人家而言，居於自置物業帶來一份無可比擬的安全感，但當中很多人退休儲備不高，即使生活節儉，也要面對諸多超出計劃的風險，例如物業維修開支，在悠長的二三十年退休歲月裏，樓齡超過50年，物業老化速度可能超乎預期，維修費用以數十萬元計，連同其他突如其來的醫療和護理開支，長者到某階段便會捉襟見肘，可是因為在港居住需要，長者無法為相關物業套現，以至坐擁數百萬資產卻徬徨無助。

如果在香港以外有適合退休移居的地方，長者就能夠把價值幾百萬或逾千萬元的單位變現，再以部分金錢購置相關地區更寬敞的物業，帶來一筆退休儲備，生活便可更充實，亦可繼續享受自置物業的安全感。事實上，內地人工較低，長者可僱用當地人提供照顧服務而又不必提供住宿，有助提高退休生活質素。

無論是加拿大抑或英國的城鎮，又或內地的二三線城市，都有硬件滿足香港長者的需要。長者移居外地，不難以一、二百萬元內的成本置業，這比本港最狹小的單位便宜得多。

房屋以外的土地問題

外地一般比香港有更多康樂活動空間，對於身體健康活力十足的長者而言，一旦離開職場，都會使用本港的公園、郊野空間、康樂設施和圖書館等，他們更需要公共空間作為其社交場所，同時離開狹窄的居所，這意味着當長者人口大幅增加，對公共空間的需求更大。目前政府提供的康體設施，假日的山野早已有人滿之患，即使能落實《香港2030+》建議的休閒用地比例，由平均每人2.5平方米增至每人3.5平方米，但由於未來的退休人士可能更健康和活躍，期望也更高，這個比例肯定不足夠。公共空間缺乏，可能衍生更多黃牛黨，炒賣康體設施活動更猖獗，無論是否長者，都要花更多氣力爭奪公共空間，令留在香港的長者生活質素更形惡化。

輸入外地勞工是解決長者照顧問題的其中一個方向，惟如今土地短缺，新增外勞將帶來土地需求，形成惡性循環。目前一到假日，外傭佔用街道、公園、郊野公園作為放假聚集的地點，港府預測未來外傭數目倍增至接近70萬，這70萬外傭假日勢必迫爆公共空間，這不單止外傭難享受放假時光，港人的公共空間也將被擠壓殆盡，並非理想的狀態。

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腦退化症病人上升。有研究指出，本港腦退化症病人會在20年內從現在的10萬人，增加至30萬人【註3】，如何在擠迫而人手缺乏的城市，照顧那麼大批腦退化病人，恐怕是莫大的挑戰。探索新的選項，讓較多長者在腦退化症出現前在全新而又較適合的環境定居，或許可緩解部分壓力。

人口老化和長者人口大幅增加是社會面對的深層次問題，香港是國際都會，住屋租金、醫療和護理費用、以致衣食住行都很昂貴，在物價水平相若的先進大都會，長者退休後大抵都有必要移居至遠離城市的地區生活，讓一般長者能運用其積蓄和政府福利，度過較優裕的退休生活。香港的情況較獨特，不過若任由未來超過300萬長者和外傭，在長達40至50年的時間內於寸金尺土的彈丸之地終老或服侍長者，可能是很愚蠢的計劃。

註1：香港居民在廣東省養老連結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25102020.html

註2：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立法會參考連結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for-hong-kong-20210301-c.pdf

註3：立法會十八題：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政策連結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6/01/P20220601003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