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早年探訪母校,到中大號稱「香港第二景」的新亞書院合一亭,看看亭前水池的水天一色。
合一亭於2003年12月 建造,當年興建合一亭,為了紀念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及其天人合一論。錢穆著作等身,多所創見。何以特別標榜天人合一論呢?
錢穆卒於1990年8月30日。同年較早前,九十多歲的錢穆發表〈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根據錢夫人在後記中披露,此文是錢穆口述,她筆錄,尚未定稿,錢穆已驟然離世。前一年,錢穆旅港,忽然靈光一閃:「我現在才澈悟到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我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這一個觀念上。」這觀念便是天人合一。
錢穆在文中稱: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有了這個觀念,中國「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而且「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嚮往之宗主。」唯有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可取而代之為「宗主」。這一直是新儒家追求的理想。
中國崛起,不單要在政治、經濟、軍事追上西方,更要在文化上與西方文化分庭抗禮,乃至補西方文化的不足。內地不少學者如季羨林皆附和錢穆的看法。
天意難測
天人合一,小學生每個字都懂,含意卻相當艱深,皆因天有不同的意思,古今往往混為一談。簡要言之,天可分為「大自然的天」、「形而上的天」和「人格化的天」。「大自然的天」即按照物理定律運行的宇宙。天氣好,禾稻豐收。天降暴雨或天旱便歉收。禍福由天,在農業社會,人人敬畏此天。
《易經》描述了「大自然的天」的運行秩序,由乾、坤開始,至既濟(完成)、未濟(未完成)為終,即物極必反,禍福循環不息,而且宇宙秩序與人間秩序相應。西漢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提出「天人感應說」,天有春夏秋冬,人間有生養殺藏,「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云云。
「人格化的天」類似古希臘神話的宙斯、《舊約》中耶和華那樣的神,跟人類一樣有喜怒愛惡。西方宗教的神是創世者,中國沒有。神主宰人間禍福,「人格化的天」亦然。耶和華會插手人間事,行神蹟,打救其信徒。
中國人認為「人格化的天」卻不會,正如孟子《萬章上》所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的「行與事」,就是種種天象異象(旱災、水災、瘟疫、六月飛霜等等),顯示其意向(即所謂「天意」),但不會如耶和華般直接「告訴」人類,故有「天意難測」之說。
「人格化的天」通常警告作惡多端的壞人:多行不義必自斃。此謂之「天意難違」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可是,天雖「人格化」,感知到人的苦樂,然而,天只是主宰者,不言不動,若壞人不理會「天意」,執意作惡,天亦沒辦法,此謂之「天意弄人」。商朝信奉「人格化的天」,事事皆占卜,問過「天意」才實行。
「形而上的天」較難以理解。形而上的意思是,超越人類的經驗和感知。「形而上的天」有法則,即所謂「天道」或「天命」。《詩經》中的天、帝大多指「人格化的天」,但在歌頌周朝君主的詩中,卻說及「形而上的天」。《詩經.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即非人格化。周宣王重臣尹吉甫讚美宣王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用現今的話說,人類並非神創造,而是大自然演化而成(天生烝民)。則便是法則,這個天「有物」也「有則」。《論語.八佾》篇,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違反了天道,違反了法則,祈禱求恕也沒用,因為此天並非「人格化的天」也!
截然二分
錢穆的天人合一論,一時指「人格化的天」,一時指「形而上的天」,不易分解得清楚,也許像季羨林在〈「天人合一」新解〉文中云:「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天人合一,即主張人「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正如中國現代思想家牟宗三所言,人要認知物理世界和人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必然要跟認知對象截然二分,如何能合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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