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對着不少困難,但這些困難都是有因由的,不是體制和戰略性質。例如最大的困難是房地產泡沫與土地經濟造成的地方債務危機和金融的壓力,主要是在2008年後信貸過度擴張,政府不恰當的政策造成。其中對私有的內房企業放縱不管,讓它們一方面過度建設,另一方面過度借貸,其中有大量內地資金非法逃離國內。這都是政府施政不當,對私營企業缺乏相應的監管,而不是中央對私營經濟的打壓。
經濟困難時期,私營企業不少暴露出管理和監管的問題。中國不少私營企業貪贓枉法,還是用着前資本主義封建和家族的管理文化與行為,對企業與僱員僅視之為攫取私利的工具。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成政治口號,卻沒有用法制道德將之規範,學資本主義只學了少數人暴利,並把財富非法轉移海外。過往20多年的大貪腐,除貪官污吏外,更主要是部分私營企業的問題。官商勾結,不只是官,還有商。內地長期只懲治收賄者,少有追究賄賂者,正反映出法不上資本的陋病。當前經濟困難,特別是內房企業的巨債,不是甚麼國進民退的政治化理由。民退之中不少是不但市場競爭加劇下經營不善,且是為避政府追稅反貪而主動離場。
市場經濟的主力是社會消費,但消費來自大眾消費,不是豪強消費。消費與收入掛鈎,就業和收入遞增是消費的推動力。因此,在經濟困難時還要求少數人先富起來,讓社會收入分配更進一步不公平,顯然會打擊就業、打擊大眾消費,最後是打擊經濟增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困難時用福利主義來保障普羅大眾,提升經濟增長能力,重心是改善社會的收入分配,使大眾消費可以維持,才可推動大眾生產。
中央政府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正是要糾正之前分配不公帶來的經濟泡沫化和今天的困難。內地大學的教授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對抗人民為中心,便是為要先富起來的群體對抗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反思近期的經濟困難,只反映他們的無知和政治之偏頗既得利益者。
中共歷來都有在經濟政策上的衝動造成困難,歷來都是經濟調整來克服。今次的泡沫自2008年前後而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調整不易。但經濟底子比前雄厚,調整的效果應更為顯著,只要不走上盲目市場化歪路,調整仍可以在幾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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