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主義

所有民族都分開我族和非我族類，中國周朝已有華夷之辨，以文化分，歷代均如是。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得最清楚：「漢人與胡人之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1920－1969），早在民國時代已經認為：中國沒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中國有的是文化主義（Culturalism）；其特徵：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在其文化，只要統治者接受華夏文化，士大夫和百姓就不大計較由漢族抑或外族統治。

中國有很長時間國土分裂，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元、清……等等，都是夷狄政權，都尊重儒家，符合韓愈在《原道》中所說：「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是，為什麼文化主義盛行兩千多年，到二十世紀才給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所取代？

華夷雜處

原因之一，中國古代已經華夷雜處，互相通婚。孟子說，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都曾是華夏之君。要用血統、種族區分華夷，根本不可能。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母親是戎人，卻姓姬，與周室同姓，顯然她的祖先曾經嫁給周族。晉文公至少有部分戎血統，卻當了尊王攘夷的霸主，沒有異議。

另一方面，夷變夏、夏變夷的事多到數不清。比如周室先祖「棄」，原本屬夏，後來子孫遷居到戎狄之地，商朝人視之為戎。商朝末年，周族一支南遷到春秋的吳國所在地，即被視為南蠻。當然，推翻商朝後，周室家族全部都是華夏。

《尚書》有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不分華夷，那人怎能逆天意呢？中國的文化主義，在孔、孟著作中已經確立。戰國初期，秦被視為西戎，卻能吸收華夏的精英（如商鞅、李斯等）為秦謀富強，完成統一大業，文化主義應記一功。

華夏是農耕民族，軍事上不及遊牧民族的戎狄。遊牧民族擅騎射，馬又善戰。一旦中原漢族衰弱，就給夷狄入侵，建立政權。歷史上，儒和士大夫都是文學侍從之臣，或在政府做官，或投靠權貴，才可保家族生存，子孫繁衍。文化主義提供了理由，讓儒和士大夫階層可以心安理得為夷狄侍從。

另一方面，文化主義又跟儒家「忠君」的價值矛盾。為夷狄當官，是為不忠，死了也留下污名，家族蒙羞。南宋末年的留夢炎是個好例子；他在南宋中舉為狀元，曾位至丞相，投降給忽必烈，獲重用，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忽必烈派他勸文天祥投降，他給文天祥怒斥。有宋朝舊臣十人求忽必烈特赦文天祥為道士，夢炎堅決反對，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

書法家趙孟頫生於1254年，是宋太祖十一世孫。《宋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於1271年建立元朝，徵召趙孟頫，「世祖顧之喜」。當時的右丞相葉李提醒忽必烈，趙孟頫是「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忽必烈反而問趙孟頫，究竟留夢炎賢，還是葉李賢？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趙孟頫因留夢炎是他的「父執」輩而推薦留，忽必烈反而按儒家的道德標準，指葉李身為布衣，竟敢上書宋君，批評時政，「是賢於夢炎也。」讀史至此，不禁慨嘆，趙孟頫飽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各行其志

忽必烈接着對趙孟頫說：「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趙孟頫遵旨，「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稱善。」皇元，指元朝。這首詩算不算譏諷留夢炎？抑或趙孟頫夫子自道「且將忠直報皇元」？

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曾在南宋當官。三兄弟均抗元，天祥被俘，誓死不降，南宋滅亡後，文璧為保存家族，開城降元。及後將家族遷往廣東，獲忽必烈徵召，無奈在元朝當官。文天祥就義前，告訴弟弟：「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文璧保護家族屬「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大義覺迷錄

儒家跟夷狄對外族的態度，最大分別是儒家不主張揚威耀武，《論語．季氏》，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華夏不侵夷狄，不掠其地其民，並非出自善意，而是「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是以中國歷朝，以元、清胡族統治時版圖最大；李唐有胡人血統，次之。漢武帝軍功顯赫，卻沒有像乾隆般以「十全武功」為傲，反而死前兩年下《輪台罪己詔》，後悔對匈奴和西域用兵太甚，虛耗國力。

金元之交尚有一位理學家郝經（1223－1275），在忽必烈還是藩王時，已毛遂自薦，跟忽必烈說：「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後來，忽必烈「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宋史》）於此可見，宋代遺臣及士大夫的氣節遠不如明代！忽必烈頗了解儒家文化，懂得利用文化主義合理化其政權。

雍正六年，秀才曾靜派門徒游說岳飛二十一代後人岳鍾琪將軍起兵造反，岳鍾琪假意答應，密告雍正，曾靜成階下囚。雍正沒殺他，要曾靜悔過，著《歸仁錄》，讚頌清帝。雍正把此案所有檔案，曾靜的口供和《歸仁錄》，編輯成《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各級官吏人手一冊；曾靜則巡迴宣傳此書。

《大義覺迷錄》是清朝雍正帝親自頒行的一部在全國發行的官方宣傳資料，收錄了曾靜一案的上諭、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描述了曾靜從反對雍正到擁護雍正這一「大義覺迷」的過程。利用第三人稱的角色為切入題材，是研究滿清的重要史料。乾隆帝即位後，認為該書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原因是書中鉅細靡遺地對傳聞中的指控一一辯解，反而引起人們過度的討論易使傳聞弄假成真，因此迅速禁絕該書。

《大義覺迷錄》正是以文化主義合理化滿清的統治。其中，「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說法跟郝經如出一轍。雍正狡辯：「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其聖德乎！」誰當皇帝不重要，有聖德的，不管是華是夷，都可當皇帝。雍正甚至說到滿清於明朝有恩：「前明之亡國，亡於流寇李自成之手。」滿清入關，殺李自成，厚葬崇禎，「此本朝之為明報怨雪恥，大有造於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