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5年6月9日 星期一

兩大哲學家劃分社會二元 自由民主社會最開放

1937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一名三代已同化的猶太哲學家移民至紐西蘭,著書抨擊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根源:烏托邦主義和歷史主義。他就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他在1945年發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今年是該書出版80周年。

卡爾波普爾並不是政治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等,才是政治哲學家,探討各種政治制度、政治的公義……等等問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並未討論這些政治哲學問題,卡爾波普爾只是將人類社會分為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兩大類。

最早提出這個分類的不是卡爾波普爾,而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他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1931)書中指出,不同社會有不同的道德。個人甫出生就活在社會中,受社會化的制約。原始部落屬封閉社會,人們使用共同語言,服從共同的權威(包括酋長、族長、政府官員和最高領導人),信仰同一宗教,奉行共同的習俗及禮節,遵守共同的行為規範和道德價值。這些價值和規範一旦固化為不成文的傳統和成文的法律,就不容許個人逾越,違者輕則千夫所指和杯葛,重則受刑罰甚至被放逐。柏格森寫道:「封閉社會的成員緊密團結在一起,不理會非我族類的人,隨時發動戰爭,攻擊或防衛外人。」

人類由封閉走向開放

柏格森指出,封閉社會的道德是封閉道德。其特點是集體的利益比個人的權利優先,個人須承擔對集體(家庭、宗族、故鄉和國家)的義務和責任,甚至為集體犧牲自己。身為法國人,柏格森認為開放社會跟封閉社會剛剛相反。開放社會建基於法國大革命標榜的理想:自由、平等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式博愛。開放社會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存在,尊重個人的私隱和自主性,容許個人有自己的思想、價值及生活方式,乃至批判及挑戰傳統及規範。

和封閉道德不同,開放道德強調個人的「抱負」,而不是對社會的義務。開放道德的基礎是理性和科學,而非傳統和迷信。封閉道德為了社會的需要而壓抑個人的七情六欲,開放道德則尊重個人的欲求。封閉道德不是普世的,開放道德卻是普世的。

讀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話,都會發覺卡爾波普爾對開放社會的描述,跟柏格森大同小異。要強調的是,兩人皆同意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並不是黑白二分、非此即彼的。封閉社會既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開放社會亦非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樣的二分法絕不科學。何況,世上從來沒有百分百封閉的社會,也沒有完全開放的社會。雖然兩人都認為,西方及人類社會是由封閉走向開放,而自由民主社會(Liberal democracy)是到目前為止最開放的社會。

可是,歷史發展不時前進三步、後退兩步。古希臘社會——尤其是雅典——重視理性、科學和民主,已具備開放社會的雛形,但中世紀社會充滿迷信、獨斷、教條主義,乃是退步。這些年興起的右翼,可算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嗎?

AI或帶來「抽象社會」

卡爾波普爾在書中還提出一個思想實驗,發人深省。試想像在未來社會,所有企業只需一個人經營;人不跟他人見面,只須靠信件或電報溝通;出門坐密封、看不到外在世界的汽車(自動駕駛的新能源車?);人工授精繁殖後代……卡爾波普爾稱之為「抽象社會」(Abstract society)。今時今日,隨着AI和機械人時代來臨,誰敢保證不會出現這樣的社會?

卡爾波普爾認為,開放社會去到極致,就可能墮落為「抽象社會」。個人在其中完全「自由」,不用理會任何傳統和威權,卻孤立、疏離,欠缺親情、友情、愛情及其他人文關懷。此所以封閉道德並未在開放社會完全消失。柏格森甚至懷疑封閉道德會否永遠消失!

無他,人需要歸屬感人需要人際關係的溫暖以驅除孤寂;人害怕完全自由帶來的責任感,人需要一個「偉大」的理想才覺得人生有意義,而不懼怕死亡。也許這才是人類的「原罪」!

開放社會兩個敵人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書中指柏拉圖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倒不算錯。柏拉圖是雅典的貴族,青少年時參加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停停打打歷時廿多年,生靈塗炭,結果兩敗俱傷,斯巴達慘勝。

柏拉圖經歷雅典戰敗,三十僭主戰後奪權的暴政,他最尊敬的蘇格拉底被判有罪,服毒自殺。跟現今不少「特朗普粉」一樣,柏拉圖認為雅典的民主制度行不通,無法衛國及善治。他由是提出:斯巴達式軍人專政才是理想體制,只需由哲學家代替軍人即可。

他亦指黑格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可是,希特拉和墨索里尼乃至其支持者,從來沒有以黑格爾的哲學為本。正如叔本華說的,黑格爾的哲學是個「龐大的神話」(colossal mystification)。

最早同時亦是最精采的描述開放社會的是:伯里克利葬禮演說(Pericles's Funeral Oration),載於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雅典最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在戰爭爆發後首年年底發表:

「我們國策不因襲鄰邦的法律,與其說我們是效仿者,不如說我們是他邦的模範。這就是民主,不是少數人管治,而是多數人管治。當私人產生糾紛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得到公正的對待。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個人的所長,而不是他所屬的黨團得享名譽。一個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務大眾,那麼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貧困,便不會成為他的絆腳石。

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的。在個人喜好方面,我們不會因為別人有其所好而嫉妒。儘管無害,我們不會表現出令人不快的歧視。同時,我們在生活中相處融洽,在公共生活中,我們必須誠惶誠恐,戒除我們的過犯。我們遵從在職官員及法律,尤其遵守那些保護弱者的法律,以及明確羞辱叛亂者的不成文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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