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七哀詩〉

 　　戰亂不分中外古今，都帶給老百姓無比的苦難。我們崇尚和平，但總有一些人、一些國家因私下的利益而挑起禍端，令人髮指。近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的衝突越演越烈，控制加薩走廊的哈瑪斯向以色列發射多枚火箭彈，以色列則迅速封鎖200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薩走廊，並以空襲回應。在空襲中，多座高樓被夷為平地，平民百姓死傷無數。

記得王粲（公元177-217）的〈七哀詩〉，寫的就是邊地的荒涼和人民為戰爭所苦，深刻反映了漢末動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強烈傾訴了詩人對社會現狀的哀思，讓人們反思戰亂造成的死亡之悲與流離之痛。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東漢初平元年（公元190）春，獻帝（劉協）被董卓挾持由洛陽遷都長安，三年，司徒王允刺殺董卓。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乘機作亂，率兵攻陷長安，縱兵掠殺，吏民死者萬餘人。王粲避難遠走荊州，將途中的所見所感，寫成本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全詩分三解，首六句為第一解，寫離開長安遠赴荊州的情狀。「西京亂無象」，「西京」，指長安，「亂無象」，語出《左傳》「國亂無象」，意謂「亂」到了極點；「豺虎方遘患」說明原因。「豺虎」，用以比喻李傕、郭汜等人。他們圍攻長安，殺人無數。「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交代避難的去向。「復棄」的「復」，反映作者不忍的複雜情感，他於初平元年（公元190）從洛陽遷長安，此時又從長安遠去荊州；一個「復」字包含了兩次因動亂的流離。「中國」，原指全國之地，借指中原地區。作者要忍棄現有的居住地，「委身」（寄身）前往荊州，由於荊州文化相對中原落後，所以以「荊蠻」稱之。作者是相對幸運的，至少他還有避難的盤川，他的親友沒有錢或其他原因，只能作為送別者。「對我悲」與「相追攀」那種依依之情，飽含對當時動亂情景與親戚朋友身處險境的憂慮和悲哀。

　　詩的第二解由「出門無所見」以下八句，寫路上的所見所聞。「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戰亂中城廓荒頹、百業蕭條、人民流離，都應是觸目所能看見的，但作者卻說「無所見」，而他看見的，是令人怵目驚心的白骨蔽野。這兩句已有很大的迫力，而更令讀者透不過氣的，是「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那位飢餓的婦人將在抱的嬰孩拋棄在草叢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顧聞」，說明婦人拋棄嬰孩之後的猶豫和不忍，離開時頻頻回顧。

　　這時，嬰孩感到母親離開，大聲號泣。古往今來，太多的例子可以證明母愛的偉大，母親寧願身死，也要保護子女周全。然而，作者看到的那位婦人，竟是「揮涕獨不還」，不錯，婦人是哀傷的，否則她不會「揮涕」，但她沒有回去，只自言自語地說：「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母親在逃難的路上拋下嬰孩，不在大宅門口，而在草叢間，放在大宅門口的嬰孩還有被有錢人收養的一線生機，放在野外的草叢間，或則餓死，或則被災民烹食，或則被野獸噉食。嬰孩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婦人是應該知道的，但她卻在求生的本能下拋下孩子。人情中最難割捨的慈母棄子竟就在作者眼前發生，那麼，在死亡相繼的戰亂中，尚有什麼慘酷的事情不會發生？作者將這典型的例子寫下，控訴戰亂帶給百姓的苦難是如斯深重！

　　詩的最後六句是第三解。「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承上起下，作者不忍再聽下去，於是驅馬離去。「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寫作者登上霸陵的高處，回過頭，遠望即將離別的長安。他可能在想，此一去，可能再無回來之日。霸陵，是西漢初期漢文帝劉恆（前202-前157）的陵墓，文帝在位期間，與民休息，使國家走向繁榮昌盛。作者站在霸陵高處，回望長安，必有一種撫今追昔之情，面對現實的亂局，追思文帝的盛世。

　　作者會想，葬在九泉之下的文帝，如果見到現在國家兵荒馬亂、人民流亡的情景，必定會喟然傷心的。當然，文帝已死，已無所謂「喟然傷心肝」了，而真正傷心的，是作者本人。「悟彼下泉人」的「下泉人」，也可解為寫〈下泉〉詩的詩人。〈下泉〉，是《詩經˙曹風》的篇名，《毛詩˙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如此，王粲登臨霸陵高處興感抒懷，感悟〈下泉〉詩人的思治心情，想到文帝，想到獻帝，能不喟然心傷？

　　總而言之，〈七哀詩〉語言樸實，感情深厚，虛處概括有力，實處形象鮮明，具有強大的感染力。整首詩，意味深長，含情婉曲，耐人咀嚼。我每讀〈七哀詩〉，想到世間疾苦，都情動不已，盼戰爭不再，以巴衝突早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