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之皇

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小姐就7．21元朗襲擊事件製作專題報道時為車牌查冊，去年被裁定兩項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罪成，罰款6000元，她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李運騰法官頒下判辭，駁回其上訴，他稱不否定上訴人「本着良好動機索取資料」，但並非辯護理由，而採訪及報道均與「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若要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擴大新聞工作者查車輛資料的權利，唯有透過諮詢及立法解決。

蔡小姐對裁決感失望，她需與法律團隊商討會否上訴至終審法院。運輸署表示認同原審裁判官的定罪裁決，會繼續沿用現行做法處理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申請，亦會不時檢視相關安排。

對於上訴方陳辭指《基本法》及《人權法》均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加上公眾在不同情况下需合理地獲取車輛登記冊的資料，法庭須廣義解讀「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所指含意；法官在判辭中同意，政府應提高施政透明度，惟「便利資訊流通」及「促進新聞自由」不屬運輸署長的責權範圍，也不屬運輸及物流局收集市民個人資料的目的，反之保障市民私隱是局方的必要考慮。

蔡小姐在庭外表示對裁決感到失望，她相信新聞業界亦然，不過她說，「可以好大聲咁講，我無悔無愧，我問心無愧」，即使再作決定，「相信會毫不猶豫地做番當初做嘅事」。她又指法庭裁決將查冊用途「收到好窄」，憂慮新聞業以外的行業在查冊時或墮入法網。有傳媒學者認為，除非政府主動提出修例，否則擴大查冊用途有難度；有立法會議員則指擴大範圍有助營商，不排除日後在議會提出議案討論。作為新聞界前線人員，蔡小姐無悔無愧，問心無愧；乃至被迫離開媒體行業，多少有些唏噓！

不久前，一篇題為《那些記者們，為啥都轉行了》的文章，在網上引發熱評無數。文章講述那一批在汶川地震中不顧生死、勇往直前的媒體記者們，卻大多在與現實的博弈中敗下陣來，十幾年間先後離開媒體行業，留下或惋惜或傷感的陣陣唏噓。

其實，記者離職潮是近幾年媒體行業呈現的常態現象。我身邊就有不少優秀同行做出了這樣的選擇，有的是因為夢想褪色，有的感嘆壓力太大，有的嚮往更有前景的行業。個中感受，五味雜陳。

人們總喜歡為媒體記者賦予「社會航船瞭望者」的職業光環，期待他們揭露黑暗，伸張正義，為公眾利益代言。重大社會事件一旦發生，輿論場就會發出強烈拷問──難道沒有記者去挖掘真相嗎？但在平時，卻很少有人真正關注記者們所面臨的職業困境和生存窘況。

現實當中，並沒有太多「無冕之皇」的童話。在流量為皇的時代，很多時候在新聞現場衝鋒陷陣採寫回來的稿件，遠遠不如博主們東拉西扯、摘編整合的文章關注度高。職業的焦慮感和無力感長期困擾着記者群體，一位前同事曾說過，入行十幾年來，她時常被催稿、選題荒、突發事件爆發等夢境驚醒，很少能睡一個安穩覺。

事實上，選擇留守的固然值得尊敬，轉身離去的也應該得到尊重，這兩者本質上並無道德高下之分。如果沒有言行合一的信念，繼續堅守的未必對得起「記者」這一名號，而只要願意推動社會公平，不當記者也同樣可以身體力行。

今年初「豐縣事件」沸反盈天之時，兩個已經轉行在賣啤酒和茶葉的前記者，按捺不住採訪衝動，放下生意衝進大山，歷盡千辛萬苦，寫出一篇精彩的調查報道，在輿論集體失語的當時，為社會公眾撕開了揭露真相的口子。

唯有真相不可辜負，也許這就是每個現在的、或是曾經的媒體人，最希望堅守的職業底線。十一月八日，又一個記者節來臨。不管是依然奔走在新聞現場的，還是已經改變人生航向的，在追求真相的路上，我們依然是同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