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於二十大發表報告，重新定義「中國式現代化」，更在參加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表示，要牢牢把握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
何謂現代化？
當今學界對現代化的研究理論多不勝數。有不少聲音表示，現代化乃是西方社會諸國獨有的歷史經驗，若要在非西方的地區國家實踐「現代化」，則必須將西方選舉民主主導的政治體制、基本主義為（甚至是唯一）基礎的經濟邏輯，以及其所象徵着的文化民族多元理論，全盤地重新複製，方能成為「現代大國」。也有聲音認定，現代化的基礎乃是要去西方化、恢復一種純粹的文化自信，必須在弘揚自身文化之時，同時將「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徹底去蕪存菁，方能產出一個現代社會。「現代化」，就好比「良政善治」一般，在一百個人眼中可能存有着多達十個不同定義，正正印證了我們主觀觀點與角度對自身社會觀與研究方法論的直接關聯。
一、現代化即是「有序的全面發展」
今天在此提出的論點很簡單──無論是中是西，放諸四海，現代化的衡量標準，應當是「有序的全面發展」。有序的全面發展，須反映當地社會具體實況的方針與政策，否則只會淪為空中樓閣。反之，若要實行有序的全面發展，管治者必須兼聽則明，不應陷入盲目的二元對立或過度自信迷思陷阱之中，忽略自身漏洞弱點、更被情緒化而片面的自負所綑綁，導致社會整體停滯不前。不問因由地崇拜某種意識形態或文化──姑勿論該意識形態內部本身是否成立合理──皆是不可取、不可為的。唯有通過實事求是的反覆拷問、反思、修改、批判，方能落實真正的現代化。
這裏的「全面發展」，指的遠不止於單純的經濟發展或純增長，而是在於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改善、文化價值觀是否完善而動態兼容、法律制度是否同時穩定與公平、管治體制能否有效地反映（或起碼不壓抑）民意及民眾利益，從而實踐全面性的綜合國力提升。至於「有序」，則是一個甚為關鍵的指標──綜觀世界歷史，並不缺乏政權通過高壓管治手腕及資源剝削過程，取得一時三刻的經濟成果；又或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排斥性、壓榨性組織，將他國及他處人民轉化成自身的奴隸，為其所用，並導致其順利成為獨攬一方的世界霸權。這些行為所帶來的惡劣後果，對整體世界秩序及當地社會秩序──尤其是對於被欺壓及排斥的弱勢一方而言──正意味着這些所謂「發展」，並不足以讓這些社會走入現代。秩序是一種約束，也是一種對發展的要求。
二、「有序的全面發展」的三大扼要
一味追求量、則只會忽略整體社會運作、發展成果的分布、人民生活空間與公義方面的迷思。反之，只重質不重量的發展觀，則只會將發展的前提──也即是，經濟底蘊及本身所包含的整體生產力──徹底摧毀及阻礙，長遠削弱人民改善自身生活的資源與能力。
在此前提下，「有序全面發展」又有何特徵？第一，一個現代經濟必須具備增長及昇華的雙重特徵。一個負增長，又或是失去驅動引擎的經濟，即便在部分財富分配方面上變得更為平等，也不能被視為正在積極發展──因為經濟大小定奪該國在國際社會裏面的相對地位，也同時反映了已被釋放的潛能，揭示着該社會的前進潛能與空間。同時，該經濟也必須「昇華」──必須盡量地確保所有公民皆具備享受增長盈利的權利與能力，而不應只有一小撮權貴或精英，得以享用從本身優越基礎上所建立與獲取的成果。社會要進步，首先需要賦予最為缺乏機會者，平等參與在社會及經濟建構過程之中的權利。
資本主義固然有其缺陷，卻是綜觀全球各地近數百年以來，最能在短時間內釋放人民生產動力、捍衞人民生產後享受利潤的應得安全感，以及驅動創新及進步的經濟範式與制度邏輯。美國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固然其帝國侵略及軍事實力「功不可沒」，但也絕對離不開其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對吸引人才、匯聚資源與金融、通過創造性破壞驅動科技創新等的龐大作用。當然，一旦資本主義淪為財團龍頭壟斷的工具，這只會本末倒置地將普遍基層生產力及安全感摧殘。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非市場機制（包括政府及公民社會）作出相應調整制衡，以確保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皆能參與在這個「現代」之中，並從中得益。但資本主義極致的禍害，並不能被當成否定資本主義整體的理據。
第二，一個現代社會的管治模式必須同時體制化並具備長遠可測性。我並不認為「選舉民主」是落實現代化的唯一，甚至並不認為是永恒最佳辦法。這是因為若執行及落實不善，配以動盪複雜的社會環境與充斥利益集團的金錢政治下，選舉民主只會淪為財閥民主，而並非真正的以民為主。但反之，若一個政治制度沒有制衡、沒有能持之以恒去監管着挑選、篩選、繼任、執行的原則、沒有適度的平衡與逆向思維，即便是多麼出色的決定者，皆有可能會因種種內因外患，而失去理智主導政策的能力。長遠而言，沒有適當平衡及內部反駁的管治者，則只會墮入受局部而片面的主觀意志所主宰的困局，導致難以估計或理解的政策決定。現代化乃是將政權政策的實質決定權從（一，或數）個人手上轉移至普遍老百姓手中。須知道，這並不一定是以西方現存的選舉民主所落實。具備良好制衡及透明管治原則的賢能主導政權，也可以滿足這一點。比方說，新加坡政府的賢能體制大抵能持續地將民眾利益及聲音轉化成管治團隊的關鍵行為指標，通過黨內提拔、重視基層經驗、強調廣泛的國際歷練接觸、自小在未來領袖中培育其公民意識等，確保管治團隊融會貫通地把民眾利益納入體制以內。
但無論是選舉民主還是賢能威權，需要的乃是一個制度，即便沒有了特定個體，仍能持續經營下去。多厲害的個人，也只能執政短短數十年。唯有歷久不衰的制度，才能將管治延續數百年。
第三，一個現代社會運作模式的宗旨在於其將偶然變成必然、將例外轉化成恒常的「沉澱」過程。這也是為何有不少西方哲學家及社會領袖，認定現代社會必須摒棄主觀色彩濃厚的思維論述、或是情感為主導的行為模式、又或是宗教及其他所謂的「迷信」，以迎接客觀理性、科學科技為主導的現代認知論。現代社會本質上與科技密不可分──密不可分的程度，遠超過近代（現代前，premodern）兩者之間的關係。科技與科學嘗試就着我們所有的經驗體驗，提出能梳理並融會貫通的解說，透過反覆檢驗、應用、提想，從而迫使我們生活趨向恒常化。工業革命，讓英美等地迎來現代。五四運動，讓我國近代歷史上看見現代化的曙光，通過「賽」先生與「德」先生，將偶然、或然、毫無人情或倫理可言的帝王制度推翻，打倒封建對人民所施以的枷鎖。以上三大特徵，能夠足夠地涵蓋各種各樣的現代化模式，而並不止於「中國模式」或「北歐模式」、「美國模式」或「英國模式」。若要真正地為「現代化」下一個不偏不倚的定義，我們不能以任何特定地方或社會的模式作唯一標準：閉門造車，只會導致理論及現實層面上的車毀人亡。
三、有序的全面發展觀，必須反映具體社會實況
有序的全面發展，需要我們貼近社會實況與現實，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遺忘歷史教訓。若要推動真正發展，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局限與可行性、尊重多元而不同價值觀，以及堅拒將現代化等同於管治一切的迷思。
第一，我們必須要政治現實局限與可行性。欲速則不達。只單純提出一個「現代社會」的定義，但對如何實踐及落實此定義一竅不通，到頭來只會導致極端悲劇的發生。綜觀中外，有不少歷史上的領導人及政治家，嘗試將社會改造成自身心目中的「理想國」，卻在改造過程中忽略人性、罔顧資源問題、拒絕正視特定社會政治環境所設下的限制及前提，甚至將人民視為落成目標的純粹工具，將人民去人化、去尊嚴化、去異議化，到頭來令人民難以認同所謂的「最終目的」，眾叛親離；甚至導致社會出現根本動盪、人民陷入無窮無盡的意識形態漩渦及相互消極爭鬥之中，生靈塗炭。現代化需要現實的執行者，而不是漠視一切的空想者。現代化是一個手段，更是一個目標──若為了在短時間內促成現代化，而忽略內在所蘊含的風險、代價，則只會陷現代化於不義，令現代化變成論證權貴及當權者玩弄民眾的藉口。我們必須慎防水土不服、文化牴觸、不符地理實體現實、有違經濟心理邏輯的「極端烏托邦思潮」（extreme utopianism），美其名是「現代化」，實際上卻淪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清洗主義的工具與藉口，破壞不同地方與人民應有的自主自決權。
第二，我們也必須對內對外尊重不同社會的文化與價值觀。一處鄉村一處例──不同的社群及共同體，皆締造出不同的政治氛圍及共同思想。一個在香港成長的人，價值觀與在莫斯科成長的，肯定有一定差異──哪怕未必是龐大的分歧，卻也有不少在細節上的根本衝突，可以調和，但難以徹底化解。這也是為何盲目將一套與本身現存的社會氛圍、文化價值觀、經濟模式，以及人性基本牴觸的思想套用在一個特定社會中，哪怕該模式在別處甚為成功，本質上根本不可行。一個相對尊重集體秩序及群體權益的社會，未必適合一個將個人權益置於整體利益以上的政治體制；就正如一個將隱私及自由選擇權視為道德生活基礎的社會，並不適合一個以強勢政府做主導的現代化套路。這些區別區分之間，不同人民之間，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群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皆有長短，各有千秋。若因一時三刻的成敗得失而將不同的價值觀全盤否定、妖魔化，反映的是一種狹窄，更對自身模式進步空間設下不必要的障礙。
第三，現代化絕不是一切。管治良好與否的唯一標準，應當是人民的福祉是否有效地獲得當權者所聆聽、尊重，及融入管治過程之中。現代化（既全面有序發展）是執行良政的其中一個工具，卻並非唯一一個工具。生活在一個尚未現代化的社會中的人民，大有可能比在現代化的貧窮人口來得快樂。同時，盲目追求表面上的現代化，而忽視對傳統文化、歷史價值觀等保育；又或是將現代化等同於凌駕一切的「時代任務」，只會令執政者與施政者失去分寸、失去對整體大局的研判。一個沒有個人、沒有個體福祉的群體社會，難以稱得上是一個大眾的「家」，又何來國家之說？固然個人必須在實踐群體利益上有所犧牲，但盲目追求群體目的而忽略個人聲音、尊嚴、內在價值、地位，這則絕對違反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理論化）社會契約。
套用在中國情況來說，我們不應懷着盲目崇拜的精神，認為凡是外國的，都是好的。反之，我們應當將外國能夠套用在中國具體情況的，而又不會導致整體社會失序失衡的，以良性有機的手段轉移過來，從而推動符合中國實況的現代化。同時，我們也不應以「這在中國難以實踐」這論述，來否定西方諸國在現代化層面上通過種種思想及科技層面上的創新、體制上的完善及開放，而所取得的成就。
四、取長補短的必要性：要防「水土不服」，更要防盲目「例外主義」
以上論證了我們不能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但我認為固然要提防「水土不服」的「崇洋」，但更要提防盲目的「例外主義」，也即是一種認為「凡是中國做的便是對的，凡是西方做的便是錯的」的極端二元對立思維。在商業誘因所煽動的愛國主義，社交媒體所鼓吹的圍爐取暖、迴音牆效應，以及日益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局勢下，不難看見各種各樣的自媒體或輿論分子，為了吸引眼球，又或是實踐更為「高層次」的個人目標，不斷地發表類似以上的「凡是……、凡是……」言論。當中的理據不外乎就是，「西方快要崩潰，中國將會勝利」（言下之意，中西之間便必然是一個零和遊戲）、「這是西方的，我們不要相信、都是騙人的」（這與西方部分極端媒體渲染中國「一切都是假的」又有何異？），又或是一些缺乏實際證據但讓我們確實自我感覺良好的「壯舉報告」。這些言論一來能振奮人心，二來也是維繫着一種「資訊」共同體的最佳做法。而說句公道話，這種讓人自我感覺良好的言論，絕非我國輿論圈獨有的生態──有不少美國的保守主義媒體，常自認必須執行美國「昭昭天命」，將教條式的「民主」與「自由」發揚光大，抑惡揚善；這是任何一個成熟社會必然出現的輿論現象。
但過度的抑惡揚善，只會導致盲目的「例外主義」，讓我們認為國家的一切一切，都是例外的好、都是完美無缺、毋須改進，也毋須變改，甚至導致我們忽略真正需要處理的內在問題、將應當提出而落實的深層次改革排擠在輿論以外，同時塑造一種錯誤的誤解，令外界認定中國必然是「清一色」的。過於泛濫的歌頌背誦，讓我們忽視需要解決的問題、並間接構成寒蟬效應，消除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有益的建設性聲音。
同時，這種「例外主義」若管理不善，更有可能演變成一種「否定主義」，驅使我們將源自外國，又或者在這連番批判中被定型為「疑似外國」的一切，包括好的、正確的、有效的，都一一踢走。這種全盤否定的思維，正是一種另類的歷史虛無主義，讓我們失去對唯物辯證的基本尊重，而淪為日新月異的唯心辯證者。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們要全面充分掌握對方的強與弱，方能與對方進行有分寸的競爭與合作，達成競合關係。
無論是市場經濟作為主導資源分配與科技創新，還是雙軌並行地培育軟硬實力以爭取國際社會了解及認知，抑或將西方部分文化與價值觀融入中國本身文化之中，締造出獨有而有別於西方諸國的新世代現代中國文化，這些都是中西融合統一所帶來的良性趨勢，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迎來的種種成就。引入源自於西方的構思，將其加以改良並重組，同時發展出一套能讓外資及外國朋友們在中國市場中獲利，同時也能讓國人走出去，在外提升自身技能，這是務實主義的最佳體現，也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根基所在。若單純因為某些東西本身是由西方所推崇及採納的，便對其加以不問情由的批判及「原罪」定型，豈不是讓我們淪為受別國政策方針主宰的被動者？唯有反採取主動，將外來的與在地結合，推陳出新，方能讓國家持續發展進步。
本人深信，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愈來愈大。只要制度性而深入的改革開放不停，現代化的步伐，相信也不會停。
「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
鄧小平當年就着改革開放所提出來的思想，其實也同樣能套用在現代化的討論之中。
我們必須慎防以為「外國月亮特別圓」的崇洋思維，但更要提防「外國月亮有毒的」的盲目否定思想。當前經濟與國際形勢不容樂觀，面臨種種發展障礙與挑戰，我們必須放下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執着，讓證據與事實作為衡量現代化的最主要標準。實事求是，取長補短，方為現代化的金科玉律。這一點，在中國如是，放在全球各地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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