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 重人更重於事

《春秋》究竟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經典？有認為是歷史，有認為是政治經典。孔子刪訂《春秋》，藉評論歷史事件和人物功過，書寫他的政治思想，故是「亦經亦史」。

無可置疑的是，《春秋》乃至補充、解釋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是編年史，按年記載發生的事。

到司馬遷撰寫《史記》，開創了一個新體裁，即紀傳體，不以事件為主，而以人物為主。先是朝代和皇帝的本紀12篇，然後是歷史重要人物的世家30篇，最後是列傳70篇，都是講人物的行事和風格，故名紀傳體。由於太史公影響力實在太大，故二十四史中，最輝煌的朝代歷史，例如前、後《漢書》、《新唐書》、《宋史》、《明史》等都沿用《史記》的紀傳體──本紀和列傳有時簡稱為紀和傳。此外，亦有史書用編年體，以《資治通鑑》最著名。

中國歷史學家錢穆以《中國歷史人物》為題的演講，收入《國史新論》一書中。他比較中、西方史書，指出：「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西方歷史以記述大事──例如戰爭──為主，人物只是附於大事而論功過。打個比喻，事件是牡丹，人物是綠葉。由《史記》開創的紀傳體卻相反，以人物的言行、道德、人格、功業為主，事件為副。

三不朽

錢穆還帶點埋怨的口吻道：「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這違反了中國的史書傳統，卻經常受忽視。岔開一筆，現時中學生沒興趣讀歷史，「重事不重人」未嘗不是原因之一。重事，歷史便離不開一治一亂的循環、國家之間的戰爭……且是年代久遠的事件，對十多歲的少年有何趣味可言？

若然教楚、漢相爭，講《史記》漢高祖和項羽本紀，講項羽、張良、韓信、蕭何等英雄鬥智鬥力，學生可能聽得趣味盎然。何以現今中學生最熟悉的中國歷史是三國？皆因受《三國演義》的英雄豪傑吸引也！

另一個中國歷史「重人更重於事」的原因可能是：歷史既然是人的故事，當然是記載那些名留青史的不朽人物。

怎樣才算不朽？《左傳》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只要做到其中一項，就足以不朽。立德為三不朽之首，是以《史記》的列傳以伯夷為首篇。伯夷有什麼霸業？沒有。伯夷是長子，叔齊為第三子。王位本要傳長子，即伯夷，但他的父王卻屬意傳給叔齊。叔齊要按祖宗規矩讓給伯夷。《史記》記載：「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結果王位傳了給二子。這便是立德。

到周滅商，伯夷、叔齊是商朝遺民，「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孔子推崇周朝，主張復興周朝的文治禮教。若周不滅商，何來周文？商朝紂王不是腐朽暴虐，失去民心，怎會給周滅掉？以現今的觀點看，伯夷、叔齊為了忠於一個腐朽暴虐的政權而「不食周粟」，何義之有？可是，孔子卻讚揚伯夷、叔齊說：「古之賢人也。」（《論語．述而》），兩人「求仁而得仁」。換句話說，司馬遷遵照了孔子的意思，因伯夷、叔齊立德而將他們放在列傳之首。

道德精神

《史記》第二篇列傳是《管晏列傳》。管是管仲，初跟齊國公子糾，糾死，管仲沒有像伯夷、叔齊為了忠心而殉公子糾，反而相助導致公子糾死亡的齊桓公，助齊稱霸。這是私德有虧，孔子仍然讚頌管仲，蓋管仲立大功於華夏也！

列傳第三篇是《老子韓非列傳》。兩人無德、無功，但其立言（思想和主張），影響後世至巨。老子的思想至今仍影響國人，是中國文化的瑰寶。韓非的法家主張，二千多年來均為歷朝採用，至今依然，堪稱不朽。

中國歷史「重人更重於事」，皆因名留青史的人物都灌注了三不朽精神。正如錢穆所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傳統讀書人讀歷史，不只要知道歷代發生什麼事，何以一治一亂？還要傳承錢穆所說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