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手李玟（Coco Lee）早前去世之時，對於李玟最印象深刻的，是她為2020年《木蘭》所演唱的Reflection普通話版本《自己》，也包括她當年在《我是歌手》上令人敬佩的表演。即便Coco給予外界與他人的，永遠是一種堅毅不屈的外表形象，但她的人生起伏甚大，更在近年患上抑鬱症。我們暫時無法得知為何這顆晚空上的巨星會隕落在48歲之齡，卻只見坊間就着其精神健康的評論與猜測接踵而來。有一種論述，我認為尤其可圈可點。這種說法指Coco患上的乃是「陽光抑鬱症」（smiling depression），也就是「即便」某病人實際抑鬱，「但卻」依然對外表現得容光煥發、形象正向，間接呼應着坊間一種普遍存有的疑問：「怎麼這麼樂天樂觀的人，卻依然會有抑鬱的呢？」當然，年紀相對大的，也許能記得包括「哥哥」張國榮在內，人生極為成功而最終因抑鬱而終的不少香港「傳奇」──「哥哥」在舞台上魅力四射，最終卻在文華東方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精采的人生。
這種「即便─但卻」的對立說法，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事實根據性：須知道，抑鬱症乃一種心理層面的疾病，影響的是一個人的心理素質、精神狀況、對自身的評價，以及對世界的觀感。一個人對外呈現出來的表面開不開心、完不完整，此乃是一個「呈現」層面的問題。兩者根本沒有必然的掛鈎──有很多人性格外向，表面上喜歡與人社交，實際上卻是嚴重內部抑鬱。同時，有很多人對外表現得非常自暴自棄、自怨自艾，到頭來卻並沒有患上抑鬱症。「陽光抑鬱症」不是異類，而是抑鬱病呈現形式的一種。所以根本不存在這種「即便─但卻」之說。
精神疾病能將白日變成白夜，將精采的人生化成只留一個外殼的空虛，將思緒萬千者蹂躪折磨成黑紙一張。抑鬱病，不是純粹的「不開心」或「生無可戀」。若純粹以為解決抑鬱病的方法乃是叫人「看開點」，不要那麼「執着」，那這種說法頂多是一種砍腳趾避沙蟲的逃避與曲解說法。每七位香港人，就會有一位在人生中經歷常見的心理疾病。必須以正視聽。循序漸進的小修小補確實讓我們在去污名化、提高社會對精神病認知等層面上有所進步，但步伐速度遠遠不足。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性改革。
一、 資源不足固然是問題 但更大問題卻是公私營之間的互動
早前香港發生令人髮指的謀殺案，兩名女子因而遇害。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後隨即宣布，將會加強包括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望能填補現存不足。我認為政府班子迅速的反應非常合適，也給予了民間與公營機構鮮明而不可忽視的訊號─精神健康乃重中之重，與「身體」或「非精神」健康同樣重要，不能只看表象而忽略內在問題。
香港現時的精神健康系統明顯存有資源層面上的不足，也間接構成了不少被排除在制度以外的受害人與病人，以及他們家人與親密友人，難以獲得政府的支援。但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解構「資源」此一概念。究竟現時欠缺資源，為什麼？
截至今年5月31日，只有精神科醫務社工達到編制所需要的257名，而衞生署與社署的臨床心理學家職位依然存有分別約莫28%與11%的空缺。我們的公營醫療制度依然在鬧資源與人才荒。問題並不純粹止於衞生部門，也牽涉到教育局，我們也同時欠缺集中為學校裏的孩童與青少年提供心理輔導的教育心理學家。
箇中最顯然反映出來的，乃是公營單位的人手問題。如香港心理健康衞生會總幹事程志剛所言，中心一名個案經理要處理60到70宗個案，當中包含不少包括在疫情期間因不能面對面見面而所間接構成的長期樽頸。而要解決人手不足，除了要增加及鞏固在精神醫療教育方面的培訓、創造誘因去鼓勵更多人投身於精神健康中的各職業行業，更應當通過引入外來專才，包括對少數族裔、基層人士心理與文化具備專業人文認知（specialised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及敏感度（sensitivity）的心理與精神科（兩者之間有區別）人才，從而方能解決需求與供應之間的不對稱。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醫生、護士、配藥師，也包括社區鄰里的關懷員、照顧高危精神健康人士的輔導員與社工，以及能進行廣泛公眾面向培訓的社區教育員。
但與此同時，地區與地區、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精神健康病人，對政府的依賴及自然需求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說，相對於中產或中上層產家庭與人士，勞動及夾心階層更難以負擔起昂貴的私人醫生與諮詢，更需要全方位的政府支援，讓其能在日常的勞碌之中抽身及花精神去尋求幫助。正如去年年末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跨界合作 提升全民精神健康》報告所言，政府有必要投放更多財政與物質資源，去構建及完善可持之以恒的基層醫療配套，並在政府─社福界層面上的合作，鞏固對前線及中層員工的支援與培訓，讓他們可在合理的條件下補足公營機構的現存不足。
這也牽涉到資源分配問題的另一核心癥結所在──香港是一個物質與財富非常充沛的社會。我們的問題並非「餅」不夠大，而是能造「大餅」者與需要「餅」者之間存有着鮮明的社群、階級，以至於價值觀分歧。政府的角色必然是要調和這些不同的持份者，確保資源能最有效地分布與再分配。正因如此，公私營精神服務者之間需要更大的融合與有機協作。第一，醫管局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應當落實更為詳細的醫社合作，讓中心能為一部分等候覆診病人提供心理輔導與評估，從而進行另類的「分流」，為醫管局提供關鍵的近況更新諮詢。第二，政府也應當建立與中小型精神輔導非牟利機構更緊密聯繫的合作平台，就着病發率較高的社群進行「公私營分工」，擴大服務者團隊範圍，培訓他們去提供部分護理強度較低的輔導（包括低強度治療與透過積極監察而可落實的自助治療）。第三，現時有不少熱心民間人士在協助推動政府改善普遍精神健康層面上不遺餘力，包括前律政司司長及現任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資深大律師。政府應當加強與民間關鍵持份者的對話與交流，強化現有體制及政策。
二、 精神健康並非性格問題，有必要改善社會教育與認知水平
我絕非是說精神病人不能「自助」。但自助的模式與方法，並非是當你每天每夜起床頭痛欲裂的時候，跟自己說「我今天是可以的」；又或是在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時，跟自己說「我是可以和平待人的」那麼簡單；又或是在生死邊緣徘徊時，跟自己說「我還有很多朋友，我不能死。」這些自我調劑與紓緩的論述，針對真正患上精神病而病況嚴重的病人，頂多只能發揮膚淺性的作用。原因很簡單：因為精神疾病，往往皆具備一定程度的生理成因，包括產前損傷（prenatal damage）、感染、毒素（toxin）等的外在性因素，又或是包括基因及遺傳在內的內在性因素。
精神病，是一個需要生理（藥物）、心理（輔導）、社會（氛圍）多管齊下去化解的多重性問題。現時香港以至於華人文化圈，普遍對精神健康的多重性與繁瑣性依然有所忽視。藥物與輔導相對而言較為容易理解，但社會氛圍、文化，以至於整體大眾認知層面上，我們又需要怎麼樣的改革呢？有不少人依然錯誤地認為絕大多數精神病人乃主動地擁抱着及接受他們自身的「污點」。這些人士會進一步地標榜精神病人必須為自身的「人格缺陷」負上主體責任，甚至會說「我們那個年代，哪有那麼多精神病人？現在物質豐裕了，才會有人喜歡拿各種精神病來說事」。
此一無知說法，一來罔顧了醫學進步下，我們對精神病根源擁有了更佳知識，才知曉其並非如「傳統智慧」所言般簡單。二來，也是干犯了將一小撮極為少數的「被過度診斷」（overdiagnosed）（尤其是在醫療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受「大藥物生產商」（Big Pharma）影響的英美等地，確實存在的現象）者視為能代表所有精神病人的不當概化（inappropriate generalisation）謬誤。三來，將精神健康的責任推卸在個人身上，到頭來只會令需要幫助及重新拾起能動性（agency）的病人與社會大眾愈走愈遠，因而被邊緣化而排斥。
我們必須破除社會上依然普遍存有的精神病「道德化」（moralisation）與「個人責任化」（individual responsibilisation）。我們不會輕易地責怪他人染上肺癆或流感，那為何社會大眾依然對精神病人持有雙重標準？同時，面對精神健康危機，社會大眾更不能袖手旁觀──一個精神亞健康的社會，怨氣怒火只會愈燒愈盛，最終為社會帶來不可抹滅或扭轉的昂貴代價。我們必須承擔起作為社會一部分的「群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正視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種種。
當然，針對我此一觀點，有一種可能對某些人來說相對可靠的反駁。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與研究精神病史作家柏特（Roy Porter）曾提出，所謂的「精神病」乃是資本主義與現代化所發展出來的「產物」，社會透過「精神病」此一標籤，將具邊緣性格人士標籤化，從而將「瘋狂者」排斥在社會權力架構以外。魯迅的《狂人日記》也是在間接拷問着我們，究竟看見「仁義道德」幾個字字裏行間寫着「喫人」的狂人，是瘋狂，還是看到他身邊村人看不見的赤裸事實？我們必須慎防精神病變成權貴與政治菁英者排擠異己，令人噤聲的可能性。
面對此一指控，我倒會這樣說：人類社會本質便是會對行為異於主流者進行排斥與歧視，這與我們貼與不貼「精神病」此一特定標籤沒有直接關係。正因這種排斥成風的陋習非常可惡，我們更需要釐清事實，彰顯出精神病患並不應因他們具體情況而被視為需要負上道德責任這一點；反之，我們甚至要主力批判毫無科學根據的「額外標籤化」，強調精神病人也能康復，也能「療癒」的這一點事實，從而降低社會對他們的不必要戒心與不合理厭惡。最後，我對特區政府與香港市民有信心，相信我們在整體社會知識水平發展上，有更為進步的空間與可能性。
三、重塑社會鄰里關係，重建跨代與家庭互信
說到最後，我們也不得不提到精神病的社會性成因與根源。誠然，過去這十年走來，港人的壓力燃點有增無減。201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令多少家庭因子女父母政見不合而支離破碎、令多少朋友因立場迥異而反目成仇、令多少港人在路被砸、店被燒的情況下每天都過着提心吊膽的日子？及後隨即而來的，卻是3年的新冠疫情。
我們每天都在口罩與消毒之間徘徊與生活──儘管在政府與市民共同有效應對疫情下，除了第五波以外，我們一直比世界各地在抗疫方面來得遠為優勝，但當中所付出的精神健康代價，又應當如何衡量呢？最後，如今香港重開以後，依然面對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以及整體不容樂觀的宏觀經濟狀況。我們需要的，並非什麼追究責任，卻是香港精神的一種重新塑造，從而方能凝聚民心，重建跨代與家庭互信。
但這一點，談何容易？社會學家布特南（Robert Putnam）著有兩本書。一是2000年出版的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二為2015出版的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揭露了在電視與個人電子用品繁衍、放任資本主義崛起、財政與機遇不平等的社會趨勢下，美國社會正變得更極端個人化、破碎化、因而失去整體社會倫理與相互協助認知的兼容性。一個人去打保齡，乃美國社會現況（個人偏好獨自從事娛樂活動，而不是三五成群地去消閒）的一種濃縮借代。
而此一現象，在香港而言又何嘗不是新常態？政見不合者，拒絕與對方往來。因種種風波與錯誤而被邊緣化的年輕人，看不見在現有體制內參與在共建自身家園的可能性，甚至因這些障礙與排斥而產生出更為深層次對社會的不信任，長遠而言對去激進化於事無補。即便政府班子在凝聚民心上明顯透過「共創明Teen」等計劃，嘗試促進跨代融合與合作，但香港社會傷疤依然需時及需要更多的關懷與包容去療癒。
政府需要去強化鄰里與社區關係，重新塑造讓普遍港人感受到歸屬感與存在感的共同家園。同時，促進社會復和，修補現存的撕裂與對立，依然是讓香港放下過去，迎接未來的首要條件。我寄望我們的家長能更細心而虛心去聆聽子女的訴求，而子女也毋須將意見存異的家長視為必須「打倒」的對象。我們更要將精神健康維持及改善，視為一個根本的主體公民責任。
身為過來人，身為家人，身為友人，我們的政府有責任做得更好。
因為身為香港人，這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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