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香港

過去不少人想移民英國，很多人都說出原因：在香港生活，縱然有可觀的收入，但因為供樓、子女學業、事業晉升、急速步伐等因素，因此作出移民選擇。再加上持BNO簽證五年後可以成為英國公民，過去幾年有不少人已移民英國。不過經過早前的高峰期，亦有人回流香港，25歲黃裕舜博士（Dr. Brian） 有以下的體驗。

我為何選擇回香港──因為香港，所以香港

7月1日，我在倫敦希斯路機場登上回港的航班，正式告別英倫。求學8年後，我終於回家了。

7月中旬，我將會入職香港大學哲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一職，集中研究及教授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學、社會認知學等範疇。

「為何選擇回到香港？」答案有幾。

第一，我選擇回來香港，是因為亞洲是世界的未來，而香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都會依然──是亞洲的重點樞紐城市。作為七大洲中最大人口的板塊，亞洲在2040之時將會佔全球生產總值的超過一半。半世紀後，中國與印度──世上兩大人口最多國家──將會在經濟規模上超越美國，成為世上第一和第二大國。歐洲諸國之中，也許只有德法能勉強躋身十強。同時，擁有龐大年輕人口的東盟大國（包括印尼與泰國），正享受着急速工業化與高科技化所帶來的經濟紅利，並在醫療、電子、運輸科技等領域上推陳出新，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以日本與南韓所主導的東北亞，即便面臨人口衰老，卻無阻這兩國在尖端科技水平上的一日千里。

即便美歐在未來數十年依然會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亞洲的崛起不容我們忽視，同時也未必可以單純的「東」對「西」之間的抗衡、「中」或「印」取代「美」與「日」等簡單論述作歸納與概括。擁有包括中國、印尼、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國家在內的亞洲，充滿着有機張力與多元活力。

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一直以來以優良的普通法傳統與高度開放的經濟自由作為資金投資來往東北亞與東南亞，以至於東亞整體與歐美等地之間的橋樑與匯聚地。同時，我們高度發展的城市建設、低稅制、出眾的生活水平（從一望無際的海灘到繁盛非常的鬧市，只需不到十分鐘），讓這個擁有一個中型國家規模人口的特別行政區能吸引不少頂尖人才、資金、企業在這裏扎根。

對學者而言，若要充實地研究亞洲，把亞洲諸國的眾多人民連結起來，身處亞洲經濟第一大國中的香港，自然是一個不二之選。

當然，以上這些優勢，不是讓我們自負自滿的理由。曾幾何時，香港的願景是要成為亞洲的世界城市。時至今日，卻似乎連我們在中國內的定位也搞不清、說不出來。

姑勿論這理想層面上的退步與萎縮的具體緣故，香港絕對需要思考其如何能以不同方式與制度去貢獻於亞洲，落實我們作為一個增值中心（而不單純是「橋樑」），一個能讓國際友人接觸亞洲（而不單單是中國）的充分潛能。

比方說，對東亞與北亞的日韓俄而言，我們必須發揮文化創新、共融交流的特色，建立豐富的藝術與文化保育研究空間與平台，借鑑並將他們的軟實力更全面地融入這座城市的音樂、行為藝術、戲劇等眾多領域。對東南亞的東盟十國來說，香港則有必要成為他們培訓及教育專業人才、促進制度性創新、吸納資金去推動基建設施設備，以及初創招攬資深投資者與風險投資的「一條龍」增值站，並確保人民幣國際化能在可控可防的情況下為他們提供另類的結算資金，不再依賴佔據霸權的美元。

最後，我們也必須放眼長年與中國疏遠（除巴基斯坦與孟加拉以外）的南亞次大陸多國，在這人口接近18億的區域中招商引資，建立深遠的貿易金融合作關係，並同時在觀感與輿論層面上化解中印這兩大國之間的部分矛盾與干戈。我相信亞洲的未來，更相信香港可以是亞洲未來的一個關鍵引擎。

第二，我選擇回來香港，是因為中國是我的國家，而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路上擔任着攸關的角色。身處外國接近十年的經歷，讓我痛快而徹底地感受到，「獨在異鄉為異客」的事實。哪怕你是多麼的「西化」、多麼的自以為像「洋人」，只要你長着華人的面孔、留着炎黃子孫的血、持有着「移民」或「留學生」的身份認證、不願意唾罵或排斥這養育你多年的14億人口命運共同體，你都不能完全地融入外國當地。也正因如此，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在這十年內不減反增。

當然，我不會就這一點責怪任何人：種族優越感與排他性，不是一個英美歐等地獨有的現象。香港這裏對來自印度、非洲、中東等地的種族歧視，也急需我們正視。但這些現實也間接印證了，做人不能「忘本忘宗」，誤以為置身一個一個「後種族」與「後國家」年代。太天真了。

西方世界裏面有不少思想、創新、體制、文化值得我們學習──但我們總不能單純地為學習而學習，為模仿而模仿，卻忽略了切實可行地回饋自身家園與改進國家的義務。同時，我們也必須要承認，中國現況存有着不少隱憂──尤其是在複雜詭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面臨着不少敵對聲音與力量的明槍暗箭，同時也必須解決人口老化、經濟發展不平衡、需求側信心不足、外資在脫鈎與「去風險化」的壓力下對中國的質疑與排斥、科技發展被外國勢力「卡脖子」，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的燃眉之急。

可是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固然有義務去指出國家的不足與眾多問題，去認知及理解到國家的政府、人民這一路走來的成就，更有義務去「共度時艱」，不能只停留在訴說與提出質疑這水平，更應當「落手落腳」地去解決問題。而確實解決問題需要仔細的調查與分析，以及與不同持份者──包括官員、體制、民間、商界──良性合作，從而方能找出前路。不在中國國土內，又怎能全面而理性地推動制度性與文化上的改良？

而在國家大局中，香港的角色，又是什麼？

這裏倒要問一句：從海外選擇回流中國，在香港落戶的「海歸」金融與商界朋友們，為何想來香港？從內地選擇移民到香港的專才與優才，又為何想來香港？為何甚至東盟與遠至中東，皆有不少朋友表示有興趣及想法來香港成立辦公室、創業，甚至入籍香港？答案其實很簡單。以上這些人才都是對香港生活方式、方便性與深受國際熏陶的城市情有獨鍾。因為香港乃中國最開放的城市。而請記住，這不是一個空泛口號。這是一個應有願景，更是一種至善的堅持。當年的改革開放讓國家步出意識形態走到極端機制的陰霾，從「左右鬥爭」邁向「務實管治」的中介發展階段，並逐漸步向能建立能讓我們文化自信的「制度化」高端發展階段。香港，依然是國家往外走的扼要。

香港是國家的一塊寶地，也是讓港人貢獻國家的最佳平台與空間。

我希望香港能將來自世界各地、來自於全球南北東西方的良好體制、價值觀、概念與構思「引進來」，糅合着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根基與中國立國以來的政治邏輯與倫理，創造出能符合世上不同地域與文明的治理哲學，從而讓多元的管治中學會能「走出去」。也寄望香港一眾精英能致力地促進中國與東盟及中東之間的互動關係，建立雙方在經貿以外以上，更深層次的金融、文化、人與人、藝術、旅遊、價值觀對接，同時強化香港在中歐與中美之間所發揮的二軌外交角色。在這些願景當前，我希望能與所有尊重及支持香港獨特性的同路人合作，在這風雨飄搖的年代中為公共輿論帶來一點新氣象。

第三，我選擇回來香港，是因為從一個學術研究角度來說，站在這片中國最貼近西方與國際社會的土壤上，賦予了我去探索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地緣政治這三大板塊交匯處的空間，讓我能將借鑑中西哲學之間的互通與區別，從而去專研對人類未來走勢舉足輕重的關鍵議題與問題。相對於很多很多走在我之前的學界前輩（當中有不少都是我的啟蒙老師與導師，政見與立場也許南轅北轍，卻都是深愛着香港與港大的），我學術年資絕對算不上是什麼。正因如此，我很期待也很希望能透過在港大執教哲學與學生與同僚的友善辯證與討論之中，學習及參透「學術」與「教學」的真正奧義。

在這去全球化及民粹撕裂的年代中，歷史悠久的港大依然能秉持着將中西文化與價值觀交融及糅合起來，摸索出具備香港特色的國際教育路，讓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們能以一個持平而平衡的方式去接觸中國，絲毫都不容易。更況且，從父母那代算起來，我也算是一個「港大二代」吧。能加入這個大家庭，是我的榮幸。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也好，從內地到香港的學生們也好，由外國專門到港修讀港大的年輕學人也好，我相信他們──更相信他們能為這座城市、這個世界，尋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能參與在他們成長旅程之中，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

我深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我們必須在恰當的崗位，以應有的尊嚴與必須的責任感，去發揮我們的作用，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從政又好，營商也好，也必須符合我們最終的「內在意識」與「外在能力」。對於筆者而言，只要能產出有素質的研究、提出有建設性的社會倡議，讓我曾從諸多良師益友中學到的學習方法與人生觀也能傳播至學生，我便已心滿意足。唯有知道自己本份本位為何，方能從一而終。未來還有很長的路，還需要各路朋友與同行者的包容與支持。

「為何要回香港？」

身在海外，常聽到有人說，「香港已死」。年長對年輕的，額外加上一句，「賺夠錢，就好快點移民，唔好返來。」確實，讓港人移民別國別處的動機原因，比比皆是。長年進展緩慢的貧富懸殊、難以負擔的房屋土地、普遍市民對不少菁英權貴失去信心、政治二元對立下撕裂、社會普遍邁向極端民粹、嚴重的精神健康危機、移民潮、倫常慘案。市民難以適應社會新氛圍與結構性動盪。青年人看不到復和曙光，基層人士等不到產業多元化。亞太區內與內地其他城市正在不同範疇上追上香港。

在部分人眼中，特區在國家中的特殊定位更似乎有所動搖而模糊……這些都是香港必須面對的真正憂患與風險，我們並不能以簡單的反「抹黑指控」與「說好故事」等去應對或解決。香港問題很多、樽頸更多，看不到的危機甚多。

但我不相信香港因而「已死」。此一蓋棺定論，對不起那些默默耕耘，嘗試推動民間智慧與社區公共參與的智庫與非牟利組織朋友們。對不起那些在體制內進行精準調研，不偏不倚，嘗試擺脫與清除不必要的阻力，從而將社會改革落實的政治人物與專業人士。對不起對香港市場經濟秩序與法治抱有厚望，望能以自己財力與物資去回饋社會的商人與企業。對不起那些相信中國與香港未來潛力的內地在港同胞與在港成家立室的外國友人。

也對不起那些熱愛着香港，從兩蚊乘車優惠、港鐵可加可減到北部都會區發展皆抱有自身看法與意見，在「一國」之下擁抱「兩制」的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最後，當然也對不起香港人骨子裏那種不屈不撓的DNA──宣稱我們「已死」，將香港描繪成「南深圳」的朋友們，未免太低估了香港適應時代變遷的靈活彈性，以及高估「深圳模式」的可複製性。

我一向相信在這風高浪急的時局下，移民與否乃個人選擇，也是一個別人不應當過問過多的抉擇。我眾多朋友之中，有選擇離開的、有選擇留在這裏，也有選擇回來的。

但恕我直言，離開這裏的人，卻會隨着距離，對這裏的認知變得單一化而片面，或是受到國際社會與外部偏激輿論對這裏的故意渲染，更最終失去在這裏通過社會參與而實踐改革的可能性。另一邊廂，讓這個社會能放下過去的鬥爭矛盾、有機地往前走、往前看，需要的不是盲目的自信樂觀「阿Q主義」，不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消極主義，更不是一種阿諛奉承的故步自封。需要的，卻是大家一齊去走的群眾務實主義。

反正一個人的價值並非取決於其對自己的自信或判斷，而是其能否貢獻於一個超越個體邊界的群體，去共建一個能供來自不同階層與背景、不同政見與立場、不同故事與價值觀的共同家園。務實而客觀地進諫議政、持之以恒地建立信任、收窄不同持份者之間的距離，從而緩慢地推進改變……這從來都是一個不容易被社會大眾接受的行動模式，卻有時是唯一的可行前進辦法。

在能動的空間去「動」，將「可動」的範疇逐漸擴大，這種改革模式，哪怕是多麼的微不足道，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讓市民重新產生對這裏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獲得感與安全感，能落實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即便一時做不到，卻也毋須洩氣。

疫情第五波之時，我去了山頂一趟。在攝氏十度左右的寒風下，平常門庭若市的獅子亭卻變得寂靜一片。當時香港市面氣壓跌到幾乎不能再低。醫院外排隊等候急症室求診的人數不斷直線上升。身邊有不少朋友家中的老人也因染疫而離世，或是重病。「去或留？」不再是一個虛構的問題，而是一個踏實的主觀拷問，在腦海中徘徊不散。

日落了。眼前映入眼簾的景色，卻是那麼的美麗動人。從左到右，我看見隱約承載着老香港情懷的西營盤街市與唐樓、璀璨而不倒地屹立上環與中環的高樓大廈、在半山上的大宅與別墅中伴隨着難以插針的綠林。維港充滿着洋灑貨船與遊艇、在大霧中似乎可隱約看見那一艘充滿着下班的打工族。尖沙咀的鐘樓旁邊是香港最為海納百川之處：重慶大廈連接着香港與我們在亞非拉的友人，以行動來論證我們的國際化程度。金鐘太古廣場上的酒店群中，明顯比平常少了不少外國旅客，也染上了一種唏噓的黯淡，但黯淡中卻依然滲着一股知性優雅。灣仔與銅鑼灣一帶的商廈，隔着燈光閃耀的會展中心，與啟德郵輪碼頭對望……再遠一點的，便是天后、炮台山與北角，那裏有不少這裏數十載以來落地生根的同胞。這就是香港。這就是我們的家。

還是那一句。要我離開香港，我捨不得。

我相信香港的光輝歲月，依然在我們前方。因為看見香港，所以相信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