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和不遇

人生世,總在遇和不遇之間。作為退休理科教師,我們遇到同好者一起寫博文,同一議題,可各抒己見,有時會遇到教過的學生、共事的老師、久違的上司,什麼樣的熟人、朋友,什麼樣的男人、女人,全不由我們做主,卻決定我們的電腦瀏覽器博文和瀏覽的博客以前在學校工作,如果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某一天早上醒來,我們會感謝命運,讓自己在那些重要的時刻遇到了合適的人,可能是同事的幫助,勤奮的學生如果某日諸事不利,那麼,會遇到倒楣的事情,忘記帶教具,忘記這,忘記那。生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佔據人一生大部分時光的,是他的職業生涯,平時人們常講的遇和不遇,也多指工作和職業中的遭際。退休後遇到的,多是舊同學,興趣相似的羣組,在談天說地之際,偶有佳作,不想輕易忘記,乃存之於小方塊中,給遇和不遇的博客觀賞,如此而已!

2025年8月25日 星期一

「信達雅」準則

符合翻譯「信達雅」準則 清末和製漢語至今流行

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清朝被迫開放與西洋通商,大量洋貨湧入,西學漸興,正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所言:「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不單只新思想、新學問需創製新詞,新事物亦需要新名稱。當時香港和內地已有不少漢譯詞,可惜清代的守舊士大夫,對西學不屑一顧,創製新詞較慢。反觀日本在1853年被美國的黑船強行打開門戶後,迅即吸收西洋學問,且日本早有荷蘭傳入的蘭學,翻譯了不少西方著作,譯出不少「和製漢語」新詞,符合「信」(faithfulness)、「達」(expressiveness)及「雅」(elegance)準則,至今仍流行。

當時,不少清代官員學生,往日本留學或遊歷,將這些「和製漢語」帶入中國;及後,銀行、金庫、國債、議員、協會、主任、幹事、憲兵、工兵、軍曹、圖書館、運動會、體操、物理、衛生、解剖、統計、博士、教授、反射、化妝、郵船、保險……等詞,在中國大行其道,後世甚至不知其為「和製漢語」哩!

有接受有排斥

「和製漢語」既有得到國人接受的,亦有遭到排斥的。由清末至民國初年,漢譯詞與日譯詞之爭,不可謂不激烈。反對使用日譯詞者,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最著名。他曾寫道:「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明白)。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據說,張之洞曾規定「凡奏疏公牘有用新詞者,輒以筆抹之,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

反對派雖然頑固,但不是全無道理的。歷史學家、國粹主義者鄧實(18771951)道:「今之滅人國也,不過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無聲無臭,不戰而已堙(堵塞、泯滅)人國、圮(毀坏)人種矣,此歐美列強所以多滅國之新法也。」此謂之:滅人國,先滅其語及文化也!

另一方面,有識之士則主張擇善而用之。留日學生彭文祖認為:支那、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經濟、第三者等「和製漢語」,中國人用之是「瞎眼盲從」,但他卻主張以「辯護士」代替「大律師」!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逃亡至日本,其政治文章使用不少「和製漢語」:主權、個人、無政府黨、國民、重視、代表、活用、意志、專制主義、文明等等,但他跟彭文祖一樣反對以「經濟」解作社會物質生產和理財,而主張代以「資生」或「計學」。他更考據了「革命」的古義,指它不能準確相應英文的Revolution,而主張代以「變革」。

嚴復曾主持「編訂名詞館」,翻譯了《天演論》、邏輯、烏託(托)邦等流行至今的名詞,但官品、部勒、名學、天直、民直……等都失敗了。群學亦敵不過日譯的社會學。王國維亦批評「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如譯Space〈空間〉為『宇』、Time〈時間〉為『宙』是已……以『宇宙』表Space Time,是舉其部分而遺其全體〈自概念上論〉也」。

意譯完勝音譯

文學家林紓則認為,新詞如中國古已有之則可用,如「進步」出自《陸象山文集》,「頑固」出自《南史》,「請願」出自《漢書》等等;沒有出處的新詞,寧用音譯也不用「和製漢語」,如他譯week為威克,當然也失敗了!

1903年,留日中國學生出版《新爾雅》。1911年《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出版。兩書收錄了當時流行的人文及自然科學新詞,日譯詞佔了大多數,正如Dr. Johnson在名著《英語字典》序中所言:語文之盛衰生滅「如星球之運轉、潮汐之漲退,非人力可阻擋者」。

漢譯詞不敵「和製漢語」,至少有三個原因:一來,日譯先於漢譯,有先行者之利;二來,日譯詞是漢字,國人可順手取用,省卻自行翻譯的工夫;三來,國人翻譯多採音譯,而日本人熟讀中國古書,意譯既達且雅,遠勝現今內地之直譯和硬譯。

加減情節勝原著

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翻譯外文著作蔚然成風。無論質與量,均以嚴復和林紓(18521924)成就最高。林紓字琴南,古文甚佳。1897年,林紓喪母、喪妻,情緒低落,好友建議與他合譯法國小仲馬的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甫出版即成為暢銷書,洛陽紙貴。

林紓由1897年起,至1924年逝世期間,27年間翻譯了200多部外文著作,多為法國、美國及英國作家的長篇小說,還有俄國、希臘、日本、德國、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地作家的著作。林紓的譯作幾乎部部風行,他的書房戲稱為「造幣廠」,稿費收入不菲也。

林紓不懂外語,率由他的好友選書口述,林紓「聽其朗誦西文,譯為華語」。翻譯家魏易(18801930)選了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得林紓讚賞:「近年譯書四十餘種,此為第一。」林譯的小說頗多譯錯、譯漏、被他嫌其累贅而刪掉的片段。他亦喜歡增補原著,以及在原文加插自己的意思和意見。雖經口述者大力反對,林紓依然故我,不改插嘴作風,僅加上「太史氏曰」的按語而己!

林紓所譯的同代英國小說家中,以哈葛德(Rider Haggard18561925)的小說最多,達25部,獨沒有譯出哈葛德代表作《所羅門王的寶藏》,當為憾事!反而哈葛德的《迦因小傳》(Joan Haste),只是二流小說,文字生硬,且已有中譯本面世,但不是全部譯出。林紓聽從魏易建議,重譯全書,出版後相當轟動和暢銷。

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文中嘗言,他少年時已迷上林譯的西洋小說,由是決定學習外語。錢鍾書將《迦因小傳》跟原著對照後下結論:「寧可讀林紓的譯本,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將《西遊記》譯為英文的英國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亦稱讚林紓的狄更斯譯本「有去蕪存菁之妙。」今之學生要寫簡明精煉的中文,不妨讀一點林紓譯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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