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全球關注神舟23號，而BBC卻以〈首位香港太空人被寄望激發民族主義浪潮〉為題──這種說法本身帶着後現代荒誕色彩：畢竟英國改革黨上月在地方選舉大勝，正是受惠於被激發的民族主義浪潮，把自身處境的文化焦慮與政治撕裂困擾，投射到別人的故事之上，既是偏差，也是一種心理折射。
況且指稱在上位者「寄望激發民族主義」，跟中國近期外交強勢此客觀事實不符，沒需要再推高民眾情緒。真要以政治誅心，倒不如說今年6月對香港人而言其實有點微妙：就算七年前未必有共同記憶，卻仍是個共同座標。如今每當談起由治及興、「十五五」規劃、香港未來，人們總會有意無意回望那場改變了城市軌跡的浪潮。
7年過去，香港人move on了嗎？也許這個問題本身就問錯了。這段日子，有人離開，有人回流；有人北上，有人旅居；有人仍在懷念過去，也有人努力適應未來。香港當然變了。只是直到今天，我們似乎仍未完全回答同一問題：究竟香港人想成為怎樣的人？
畢竟香港社會真正放不下的，未必是某場運動、某種立場，甚至不是某段歷史，而是那個想像中的理想自我──2019年底，我曾經嘗試為此提出一個概念，稱之為：集體苦戀（Collective Love Struggle）。而所謂「集體苦戀」，實際融合了香港人三層政治心理。
首先是深層、跨世代的「自控」範疇──當年標榜「和理非」的中產階層，與自稱「勇武」的年輕抗爭者之間，存在一種典型苦戀關係：不認同卻不譴責，明知有問題卻不願切割。這種心態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卻是一種情感依附。許多人既擔心下一代走得太遠，又害怕一旦劃清界線便失去道德正當性。於是明明想制止，卻選擇沉默；明明感到不安，卻說服自己繼續理解。結果是暴力不斷升級，社會持續撕裂，最終塑造了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
與此相對的，則是心理上的「外控」範疇──集體苦戀的英文譯法：Collective Love Struggle，本身便是一個意象，作為開放型城市，香港人的情緒長期受外部世界牽動。一方面渴望國際認同，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英殖歷史形成的文化依戀。許多人並非單純追求西方價值，而是在追逐一種被認可、被欣賞、被理解的身份想像。
可惜這種心理狀態，後來往往被簡化成「媚外」二字，欠缺細緻在地的語言轉換（近例就是官員要同時說「太空人或航天員」）。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香港人愈來愈依賴外部世界或官腔論述來定義自己，便愈容易失去自我敍事能力。結果不論哪一方，都只能被動回應別人的政治語言，而無法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治語言。直到今天，這種狀況其實仍未完全改變。
留意在自控與外控之間，還有一層更隱蔽的「內控」──那正是Collective Love Struggle縮寫CLS的另一重含義，即今天大家熟悉的網絡語言：Comment、Like、Share。表面上，這些工具讓不同世代得以互相連結；實際上，它們亦逐漸成為塑造集體情緒的重要機制。
老一輩透過讚好與轉發表達支持，卻未必真正理解內容；年輕一代則透過流量確認立場，逐漸把演算法推薦當成現實世界。結果微博與Facebook形成兩個互不重疊的藍黃宇宙，各自擁有自己的情緒、自己的現實、自己的真理。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看見了全貌，實際上看見的只是平台希望你看見的部分。
心水清的讀者，自然亦看得出CLS同時也是香港人熟悉的一句粗口。這或許正正說明了2019年的最終心理狀態──自控失衡、內控失守、外控失據──最後不論立場如何，誰對誰錯，整個社會都走向同一結果：失控。也就人人心裏都喊了一句CLS。
然後呢？然後七年過去。
首位香港太空人升空，也許正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隱喻：抬頭仰望的人，總容易把目光放得很遠。神舟飛得很高，高得足以令有些人感到驕傲，也高得足以令另一些人感到疏離。但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天上看見了什麼。而是低頭時，看見自己是誰。說到底，集體苦戀從來不是苦戀別人，而是苦戀一個想像中的自己。
特區三十而立之前的最後gap year，香港正制定五年規劃，那不單純是政治任務，而是邁向集體成熟和自愛的一種成長、乃至責任。或許我們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某種立場，也不是某段回憶，而是那個早已不存在，卻一直令人念念不忘的理想自我。如是者，舉杯邀明月，在回憶、現實、理想的影像中，那究竟是三人，抑或從來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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